从德性到规范：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的伦理思考

From virtue to norms：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red doctor spirit for medical students

摘要

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是两种迥异的伦理价值倾向，两者共同存在于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实践之中，彰显了红医精神的不同伦理面向。从伦理学视角看，新时代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存在德育理念上的心与理相悖离、德育过程上的本与末相分离、道德实践上的知与行相脱节等不良倾向，带来了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割裂和分离，弱化了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要以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相统一的伦理依据，坚持心与理相统一的德育理念，建构本与末相统一的德育模式，开展知与行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消解红医精神教育的伦理困境。

Abstract

Virtue ethics and normative ethics represent two distinct ethical value orientations， both of which are coexist within the education practice of red doctor spirit for medical students，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t ethical tendencies regarding red doctor spirit.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undesirable tendencies exist in the education of red doctor spirit for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such a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heart and reason in moral education concepts， the separation of essence and sacrifice in the moral education process，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moral practice. These have led to the fragmentation and segregation of virtue ethics and normative ethics， weak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 regarding red doctor spirit for medical students. Therefore， the education of red doctor spirit for medical students should follow the ethical basis of the unity of virtue ethics and normative ethics， uphold the moral education concept unifying heart and reason， construct a moral education model integrating essence and sacrifice， and carry out moral practice combin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reby resolving the ethical dilemma of the education of red doctor spirit.

关键词

德性 / 规范 / 医学生 / 红医精神

Key words

virtue / norm / medical students / red doctor spirit

红医精神是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红色精神。红医精神以“红色”“医德”为基本特征，既蕴含了“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革命道德；也体现了“医者仁心，救死扶伤”医德精神。从人类伦理发展史看，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伦理思想，前者以“灵魂合乎德性”“止于至善”“完美德性”为核心观点，主张以内在的自我修养、道德教化等方式培养人的德性，代表人物有柏拉图、孔子、孟子、麦金泰尔等；后者以“如何评价人的道德”“道德如何实现”“如何规范人的行为”等为伦理思想，主张以外在的道德原则、行为准则、道德舆论等规范人的行为，代表人物有霍布斯、休谟、密尔、罗尔斯、荀子等。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相互交织、冲突等，推动了伦理体系的创新发展，也为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提供了伦理分析框架。为此，可以以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辩证关系为出发点，考察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的伦理冲突、道德困境和消解路径。

1　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红医精神的两种伦理价值倾向

俞世伟等^［1］从人性论的视角总结了孔子、孟子、荀子、麦金泰尔、罗尔斯等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总结了德性伦理和价值伦理的特征：德性伦理着眼于个体的仁、义、礼、智、信等“善”的道德禀赋，旨在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自律修身等提升道德境界、解决社会伦理问题，能够为个体提供崇高的、普遍的道德品质范式；规范伦理着眼于个体“恶”的道德禀赋，旨在通过外在的道德规范、行为约束等，塑造人的道德心理、习惯等，能够为人类提供清晰可见的道德原则和伦理标准。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高校德育，为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提供了两种迥异的伦理价值倾向。

1.1　红医精神的德性伦理倾向

红医精神是以传统医学德性伦理为重要前提的，与革命斗争、服务群众等密切相关的医学伦理思想。从德性伦理视角看，红医精神产生于20世纪革命战争时期，1933年毛泽东提出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1938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为战争服务……为全体抗战军民服务”^［2］的红医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出了“面向工农兵、政治立场坚定、与群众路线结合的红色医疗队伍”的指导思想。在持续的实践中，红医精神的内涵有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以政治坚定、忠诚于党、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爱岗敬业等伦理取向的新时代红医精神。显然，红医精神蕴含了革命道德和医学伦理双重属性，如白求恩、林巧稚、吴孟超、彭龙伯等医生，既体现了革命者的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等，也彰显了医者的敬畏生命、医乃仁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等。

为此，可以从革命道德和医学伦理两个维度，分析红医精神的德性伦理属性。首先，红医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指导，体现了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伦理要求，“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情感。”^［3］。其次，红医精神以救死扶伤、救治患者等为职业要求，体现了大爱无疆、悬壶济世、敬畏生命的医德伦理要求。例如，《国语·晋语》中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伤寒杂病论》中的“医乃仁术”，《后汉书》中的“悬壶济世”等，都论述了医者的医德要求和伦理属性。在医疗卫生战线上，无数医护人员默默无闻地救治病人，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这些彰显了大爱无疆、悬壶济世的医德伦理思想。

1.2　红医精神的规范伦理倾向

从伦理学视角看，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是医德伦理建设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体现于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之中，所以，既要从德性伦理视角考察红医精神，也要从规范伦理视角研究红医精神。红医精神的规范伦理首先表现为红医精神所内含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从整体上看，红医精神体现了国家后果主义（state consequentialism）的伦理观，将国家利益作为评价行为活动的道德标尺，红医精神的规范伦理建设经历了长期的革命道德实践和医学伦理探索。例如，1927年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军医处、卫生队等，推动了红色医疗卫生队伍的制度化发展。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成立时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1932年朱德在红军卫生学校演讲时提出，红色医生要遵循“艰苦奋斗、舍己救人、救死扶伤”^［4］的道德原则。同时，在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还制定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要》《暂行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政策法规，明确了红医精神的伦理准则、道德原则、行为规范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红色医疗卫生队伍要坚持“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为全体抗战军民服务”^［5］的指导方针，同时，党中央还推动中国医科大学建设，明确了红色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原则、标准和要求等。这些推动了红医精神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的发展。此外，红医精神还体现了道德义务论的理念，即在面临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医护工作者要将道德义务作为行为准则，自觉履行作为医护工作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例如，《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从医德行为规范、医德考核标准及办法、医德监督管理办法、道德失范处罚办法等方面，明确了医护工作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还明确规定，对医护人员违反职业伦理规范、给单位或患者带来损失等行为，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党纪政纪处分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提出，“不收受企业回扣”“不参与欺诈骗保”“不实施过度诊疗”等伦理要求，这些推动了红医精神的伦理规范建设。

2　德性与规范割裂：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的现实伦理困境

从伦理学视角看，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存在德育理念上的心与理相悖离、德育过程上舍与本相分离、道德实践上的知与行相脱节等不良倾向，带来了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割裂和分离，弱化了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的有效性。

2.1　德育理念上的心与理相悖离

在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心与理是两个相互独立且对立的概念范畴，前者多指内在的、个体的、主观的道德观念、价值信仰、人生信条等，多属于德性伦理的范畴；后者多指外在的、客观的、普遍的原则、规范、规律等，多属于规范伦理的范畴。从伦理学视角看，心与理应当是和谐的、统一的，王阳明就提出“心即理”，然而，在功利主义伦理学（utilitarianism）、个人主义价值观等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人们多将实际功效、利益大小等作为伦理标准，追求人生中“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从而形成了个人价值至上、个人利益优先的“从医悖论”。这些深刻影响了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产生了心与理相悖离的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首先，有些医学生内心深处装着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科技至上等伦理观和价值观，默认了少劳多获、投机取巧等道德失范行为。例如，在前沿科技影响下，有些医学生过于推崇基因技术、胚胎技术、AI技术、智慧医疗等，反而忽视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6］。其次，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有些教育者深受人体解剖学、病理生物学、诊断学、医学影像学等学科教学影响，将红医精神教育等同于理论教育和知识教学，形成“重结果，轻过程”“重道理，轻心理”的现象。例如，有些教育者过度推崇人体胚胎、精准医疗、智慧医院、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反而忽视了医学活动的伦理性、人文性等，忽视了学生的道德良心、道德情感、道德观念等，难以将伦理原理内化为医学生的道德信念，从而产生了心与理相悖离的伦理困境。

2.2　德育过程中的舍本逐末之嫌

从伦理学视角看，红医精神教育是以医学生为主体、以道德内化为主要方式、以“知、情、意、信、行”为重要内容的德育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德性修养为本，道德约束为末；学生为本，教师为末；内容为本，形式为末，然而，在专业思维、分科教学和就业导向等因素影响下，红医精神教育产生了舍本逐末、重本轻末、本末倒置的不良倾向。

首先，在德性修养和道德约束上有重末轻本之嫌。教育者过于强调红医精神教育的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公私之辨等知识或理论功能，或是将红医精神视为医德规范、从医准则等，反而忽视了红医精神的时代性、创新性和伦理性等，不能以红医精神解释人工智能觉醒、异种器官移植、基因编辑技术等医学前沿问题，弱化了红医精神的德性养成功能。

其次，在师生关系上有本末倒置之嫌。有些教育者并未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以教师为中心、话语独白、以理服人的德育方式，无法触及学生的思想灵魂，也无法改变学生的道德信仰，导致学生对《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等医德规范“口服心不服”“理服情不服”。此外，在德育方式上有重末轻本之嫌。有些教育者以理论灌输、机械背诵、考试评价等方式开展红医精神教育，割裂了红医精神与患者隐私权保护、人工智能偏见、人体胚胎等医学前沿科技的内在联系，弱化了红医精神与医学生的人格、心理、情感、生活和实践的丰富联系，产生了德性伦理教育和规范伦理教育的割裂。

2.3　道德实践上的知与行相脱节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重要范畴，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统一于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心学大师王阳明就提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即，道德良知与道德实践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真正的道德良知需要在道德实践中磨炼和检验。然而，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常常出现知而不行、知行不一、知行相悖等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于现实世界的道德实践之中，也体现于虚拟世界的道德实践之中。

首先，医学院校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实践教育重视不够，产生了知行不一、知而不行等问题。例如，教育者较为重视红医知识讲解、医德医风教学等，反而忽视了红医精神的道德情感培育、道德习惯养成等，带来了红医精神教育的知行相悖问题。

其次，红医精神教育实践活动较少，难以将政治坚定、无私奉献、服务人民、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等红医精神内化为医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等。有的医学院校的红医精神教育仅停留于知识教学和道德认知层面，没有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医德实践情境。

此外，在商业泛滥、娱乐至上、点击率至上等因素影响下，大数据、用户画像、算法技术等会扭曲红医精神的思想内涵、呈现方式等。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平台的算法推送可能曲解红色精神，带来红医精神碎片化、庸俗化、边缘化等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体、算法技术、人工智能广泛普及的数智化时代，有些医学生往往会被圈层化的智能推送信息所吸引，陷入智能化所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

3　德性与规范统一：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的伦理取向选择

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要坚持德性与规范相统一的伦理原则，消除心与理、本与末、知与行在学校德育层面的相互割裂和背离。

3.1　坚持心与理相统一的德育理念

《礼记·大学》中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齐家”。显然，道德良心是道德修养和红医精神教育的根本，只有当医学生从灵魂深处认同无私奉献、对党忠诚、悬壶济世、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等道德观和价值观之后，才能实现红医精神教育的心与理相统一。所以，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要坚持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并重的基本原则，将道德良心培养和伦理规范教育结合起来，消除红医精神教育中心与理的背离问题。

首先，培养医学生正确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等，净化医学生的思想灵魂和内心世界，消除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对医学生的负面影响。王阳明就提出，“心即理”，心与理应当是一致的、和谐的，需要通过内心体悟和道德实践解决心与理的二元对立问题^［7］。所以，应当将红医精神教育与慎独慎行、格物致知、三省吾身等德行修养思想结合起来，融入医学生的理想教育、“三观”教育、道德修养等方面，增强医学生对无私奉献、爱岗敬业、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等伦理观念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例如，可以用数智技术，沉浸式再现红色医生的人生理想、从医历程、医者仁心等。还可以利用视频生成技术、人工智能模型等技术，生成红医精神的短视频、图文、课件等，以声情并茂、情景结合的方式影响和塑造医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价值信仰等。

其次，树立德性修养和道德约束相结合的红医精神教育理念。个体的道德习惯养成是涉及知、情、意、信、行等复杂心理过程，如果仅仅将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停留于道德认知层面，往往会产生心与理相悖离的德育问题。为此，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要以系统化、动态化的思维审视个体的道德心理活动和道德习惯养成，坚持红医德性修养和红医道德规范相结合的伦理原则，统筹兼顾心与理、内与外、意与情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流行病实践”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可以系统讲解苏区在防疫抗疫实践中总结的“预防第一”的疫病防控理念、革命时期红色医生的从医原则、道德准则等。还可以采用一些数智技术，讲述红色医生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忠诚于党的医德医风，以真实的红医案例、生动的红医故事等，强化医学生对红医精神的心理认同^［8］。

3.2　建构本与末相统一的德育模式

从学校德育视角看，德性与规范、内化与外化、内容与形式、教师与学生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所以，在红医精神教育中，要坚持重“本”而不轻“末”、抓“大”而不放“小”、抓“源”不放“流”，实现德性伦理教育和规范伦理教育的有机融合。

首先，在红医精神教育中，既要重视医德修养、道德人格培养等，也要重视红医知识教学、医德伦理规范教育等。例如，可以将红医精神融入人体解剖学、医学免疫学、卫生法学、医患沟通与技巧、临床实习等教学活动；还可以利用红医精神分析人体胚胎、基因技术、手术机器人、精准医疗等前沿医学问题，潜移默化地影响医学生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价值信仰等，强化医学生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的心理、情感和价值认同。还要建构以社会主义道德、主流价值观为核心的算法推荐机制，屏蔽哗众取宠、标题党的“伪红医精神”；可以为红医精神传播提供推送叠加规则，提高红医精神作品的推荐权重，让医学生深刻理解红医精神的内涵、医德医风的要求、从医者的行为准则等。

其次，要坚持以教育者为主导、医学生为主体的红医精神教育模式。教育者要以平等、开放、对话的心态开展教育活动，充分尊重医学生的道德体验、道德自觉、道德情感等，将红医精神教育转化为师生对话、情感沟通和思想交流的平台。例如，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就“红医精神的实践方式”“医者仁心的道德要求”“悬壶济世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提高医学生对红医精神的理解、体会、领悟和认同等。

此外，从伦理学视角看，德性伦理教育和规范伦理教育之间并非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和融合的。所以，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教育者要坚持柔性化、隐性化的德育方式，以榜样示范、人格魅力、情感交流、文化熏陶等方式，强化医学生对红医精神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还要讲好红医精神的道德内涵、伦理属性、时代价值等，阐明红医精神与医疗机构廉洁教育、医务人员医德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教育工作者可以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为出发点，讲述红医精神的政治伦理属性，让医学生对“基因编辑婴儿”“药物临床试验”“不实施过度诊疗”等道德规范有清晰认知与理解。

3.3　开展知与行相统一的道德实践

从学校德育视角看，不管是德性修养还是道德约束，最终都需要在道德实践中检验，并最终体现为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为此，要坚持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相统一的原则，将红医精神教育贯穿于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

首先，要开展知、情、意、信、行相统一的红医精神教育。《礼记·大学》中有“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显然，“意”是“知”与“行”的中间环节和桥梁纽带。如果红医精神教育仅仅停留于知道、理解、认同等层面，没有融入医学生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那么就无法内化为医学生的道德意志和道德定力。所以，要将德性修养和道德约束结合起来，将“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融入红医精神教育，开展知行合一的红医精神教育实践活动，用无私奉献、政治坚定、求真务实、救死扶伤等破除医学生的“心中贼”。例如，可以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超高清视频、数字展厅等数智技术，沉浸式再现红色医院旧址、红医博物馆、红医故事等，培养学生的红医精神。

其次，要在丰富多样的道德实践中培养医学生知行合一的道德能力。医学院校可以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融入学生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党建工作、临床实习实训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红医精神教育体系^［9］。还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红医精神教育实践，将红医精神融入走访革命旧址、临床实习、医疗调查、健康义诊、无偿献血等活动，在实践、经历和体验中培养医学生的道德意志和定力。例如，可以开展“社区义诊送健康，真情服务暖人心”的慢性病医防融合服务，让医学生为居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做心电图、健康咨询等诊疗服务。还可以利用算法推荐技术、人工智能模型、虚拟现实技术等，为医学生提供风趣幽默、贴近生活、真实感人的红医文化短视频、微课程等，强化医学生对红医精神的认同。

4　结语

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是伦理体系中两种迥异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倾向，德性伦理多表现为以道德体验和德性修养为主的德育方式，规范伦理多表现为以知识灌输和道德约束为主的德育方式，两者相互交织、碰撞和融合，共存于职业伦理、环境伦理、婚姻伦理等领域，共同推动着伦理思想的发展和伦理体系的完善。在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中，产生了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相悖的德育倾向，弱化了红医精神教育的有效性。为此，应从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医学生红医精神教育，弥合红医精神教育中割裂的德育理念，建构德性与规范相统一的红医精神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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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4年河南省医学教育研究项目：“基于数字思政的医学高校思政课‘三育一体’教学模式研究”(WJLX202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