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医文化生成逻辑、内在特质与医务工作者传承路径探析

Analysis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ance paths for medical workers of red doctor culture

摘要

红医文化生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两个结合”指导下对党领导下的医学文化的科学构建。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奠定其文化性质“魂脉”基石；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筑牢其发展道路“根脉”根基；群众的卫生运动夯实其文化价值实践基础。红医文化的内在特质由四个维度构成：方向维度，即鲜明的政治性本色；价值维度，即崇高的人民性立场；实践维度，即卓越的职业素养追求；精神维度，即高尚的精神品质风貌，四者辩证统一，共同构筑了红色医学文化的特质范式。医务工作者传承红医文化，要以“继承”为基础，对红医文化的根本原则、核心特质与实践智慧予以“守正”；以“创新”为归宿，赋予红医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二者辩证统一，旨在让诞生于战火中的红医文化，在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Abstract

The red doctor culture emerged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nd represents a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cultu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ing to the “two integrations”. Among them， the Marxist thought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lays the “soul” foundation for its cultural nature，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strengthens the “root” found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consolidate the practical basis of its cultural value.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d doctor culture consist of four dimensions and four aspects. These include the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 in the direction dimension， the lofty people-oriented stance in the value dimension， the pursuit of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qualities i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and the noble spiritual quality and appearance i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These four approaches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jointly 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istic paradigm of red medical culture. Medical workers inheriting the red medical culture should take “transmission” as the basis，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wisdom of the red doctor spirit. They should also hold “innova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endowing the red doctor spirit with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s， expressive forms， and practical patterns， thereby activating its vitality and enhancing its influence and appeal. These two aspects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aiming to enable the red doctor spirit， which was born in the war， to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s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cause.

关键词

红医文化 / 生成逻辑 / 内在特质 / 传承

Key words

red doctor culture / generative logic /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 / inheritance

0　引言

红医文化是新时代培育卫生健康战线医务工作者职业精神的宝贵文化资源，新时代卫生健康战线医务工作者是红医文化传承的主要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44这一论断强调了文化主体性对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从学理上看，文化主体性是对文化价值的一种判断，这一判断建立在对文化思想、文化特质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因而，就红医文化的传承而言，有学者指出，对红医文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以及弘扬路径等展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2］，应是当前学术界红医文化研究的重点。基于此，在学界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将从文化理论角度进一步探究红医文化的生成逻辑、内在特质及其在医务工作者群体中的传承路径。

1　红医文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人类思想观念表现形态的文化，其本质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3］。因此，对文化生成逻辑的理解，需将其置于“人的意识、处境与行动之间的三角互动”^［4］21框架下加以把握。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然而，在近代中国遭遇民族危机与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其主体性遭受了挫折，被不断弱化。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危机，如何在革命与战争环境中建设兼具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医学文化，以重塑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主体性进而适应革命战争与人民健康需求，成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卫生文化建设的核心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45这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是文化创新与创造的根本路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医疗卫生领域致力于红色医学文化的构建，其生成逻辑正体现为“两个结合”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奠定其文化性质“魂脉”基石，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筑牢其发展道路“根脉”根基，群众的卫生运动夯实其文化价值实践基础。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奠定红医文化性质“魂脉”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5］这一重要指示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科学阐释了文化的来源、地位及其社会功能。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7］这一辩证观点既坚持了文化的唯物论基础，又肯定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为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及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8］178。这一观点揭示了文化的阶级属性，为党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9］。这些论述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这些原理运用于人民卫生事业，坚持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坚持“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10］644的方针，培养红色医疗卫生骨干，塑造了具有鲜明政治导向和独特精神特质的红色医疗卫生文化，这些思想与成果阐明了红医文化的性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2　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筑牢其发展道路“根脉”根基

文化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红医文化的生成并非处于文化真空之中，而是处于近代以来中西医学文化交锋的历史时空，其出场是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主体性危机的积极回应。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主体地位在晚清民初遭遇严重冲击，此种变化，使中医药工作者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遭受重创，也严重影响了党的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对红色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考。中西医学之争，其实质是不能辩证看待中西两种不同的医学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为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西医学客观实际，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学文化合作发展道路。首先，坚持中西医并重。毛泽东从文明互鉴的宏观视野出发，指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都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主张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中医药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指导卫生工作者利用当地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尝试用中西两种办法救治伤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救死扶伤、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医疗精神也成为红医文化的重要精神。其次，积极倡导和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毛泽东强调应“打破宗派主义”，中西医要团结合作，“为改善人民健康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同时要求新医“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作用”^［10］645。这些思想有效化解了中西医相互轻视的现象，推动了中西医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共同合作，救死扶伤。再次，努力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延安时期，根据中西医发展及革命实际需要，党深刻认识到“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是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方面，明确提出“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11］191。这些思想在边区得到贯彻和落实，边区先后成立了延安县中西医研究会，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系统培养具有科学知识的中医药人才，推动中医药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创新。在实践中，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利用中医中药救治伤员，防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中西医共同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保障了革命卫生事业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上思想与举措集中体现了革命时期党对红色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不仅纾解了中医药文化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实践中的困境，团结了中西医药卫生工作者，也为红色医学文化的发展筑牢了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根基。

1.3　群众的卫生运动夯实其文化价值实践基础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中国共产党的红医文化正是基于革命战争的现实需求和人民群众的健康诉求而生成的，其生成逻辑归根结底是广大医务工作者保护军民健康的实践。在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红医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推动人民大众医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4］142强调学校、艺术、卫生等文化工作必须具备群众观点，明确回答了发展人民卫生文化的重要性。面对人民群众“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3］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提出“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14］。李维汉进一步指出，“就群众文教运动说，必须是内容（目的）上为群众，形式（方法）上经过群众的路线”^［4］143。可见，从红医文化的价值实现来看，群众的卫生运动因而成为联结党的卫生文化价值与人民群众卫生现实的核心机制，是红医文化价值践行的核心路径。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广大卫生工作者深入基层，将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与支援抗战紧密结合，把文化学习与卫生教育相融合，推动医疗实践与健康宣传相结合，促进红医文化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群众运动型的卫生文化价值践行模式，丰富了党的卫生文化思想内涵与实践方法，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医学文化水平与健康素养，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红医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2　红医文化的内在特质

文化即“人化”，“人化”客观世界的过程即文化实践，人在文化实践中塑造了反映自身内在特质的文化样态，使文化具有了确证自身的特质。红医文化是革命时期广大医务工作者在革命实践中将党领导下的医学文化的功能与使命、价值立场与宗旨情怀熔铸医疗卫生事业之中所创造出的医学文化精神成果，其内在特质是医务工作者群体特质的投射。从要素构成看，由四个维度构成：方向维度，鲜明的政治性本色；价值维度，崇高的人民性立场；实践维度，卓越的职业素养追求；精神维度，高尚的精神品质风貌。

2.1　鲜明的政治性本色：红医文化的方向引领

红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其根本任务在于引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因而，从其产生起就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指向与阶级属性。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创办卫生学校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15］的办学指示。毛泽东一贯要求医药工作者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医生一定要政治好”^［16］，凸显“红色”所蕴含的阶级归属与政治要求。瞿秋白亦曾明确指出“赤色便是革命的意思”^［17］，进一步明确了“红色”的阶级属性与革命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革命意志在服务军民中始终“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凝练形成了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红医文化精神，即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党性品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政治品格；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斗争品格；技术优良、精益求精的专业品格。这一精神不仅是医疗卫生工作的思想结晶，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意志在医疗领域的体现，展现出红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形态的鲜明特质。

2.2　崇高的人民性立场：红医文化的价值根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中“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理念，也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以人为本理念相结合，在推进医疗卫生事业过程中，确立了红医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明确回答了“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应当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从理论层面明确界定了红医文化的服务对象与价值目标。李富春进一步强调“群众的卫生工作是每一个医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应有的品质”^［11］184，这就将为人民服务上升为红医群体的职业操守与政治责任。革命实践中，不论是土地革命时期极端艰苦条件下的群众卫生运动，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组建巡回医疗队、手术队深入乡村，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抑或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政委员会组织医疗队插入敌区边远乡村灭疫救灾，践行“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10］663，均体现出红医文化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坚持卫生健康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一步强调“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必须一以贯之坚持的基本要求”^［18］，这既是对红医文化人民性立场的传承，也印证了人民性始终是党领导卫生文化建设的底色。

2.3　卓越的职业素养追求：红医文化的实践支撑

红医文化强调“又红又专”的辩证统一，其中“红”体现红医文化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专”则体现红医文化的实践属性与职业素养能力，二者共同构成红医文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革命时期，在缺医少药、环境恶劣的背景下，红医群体以“专”的追求支撑“红”的使命，通过对精湛医疗技术的钻研与创新，保障医疗卫生工作的有效开展。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革命根据地面临伤病员多、药品缺乏的困境，医务工作者通过强化技术训练提升业务水平，涌现出贺诚、傅连暲等深受军民爱戴的红医楷模；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针对妇婴卫生短板，组建首个妇婴卫生训练班并自编《妇孺婴卫生常识讲话》，白求恩通过组织流动医疗队改进战地救治流程，通过制作药驮子、换药篮创新医疗物资保障方式，通过编写战地医疗教材等举措，推动医疗技术规范化与专业化；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及各野战军战区开办制药厂、医疗器械厂，生产药品、疫苗、血清、中草药、手术器械和针灸用具等，既填补了医疗物资缺口，也体现了红医群体在技术创新与医疗实践中的能力突破。正是依靠这种对卓越职业素养的执着追求，才确保了红医文化“救死扶伤”核心职责的履行，为革命事业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

2.4　高尚的精神品质风貌：红医文化的精神动力

革命时期，医疗卫生工作肩负保护和发展战斗力、劳动力的双重使命，艰苦的工作环境，缺医少药、战火威胁、物资匮乏等成为锤炼红医群体精神品质的“熔炉”，最终形成以“无私奉献”与“艰苦奋斗”为核心的红医群体高尚精神风貌，这一风貌既是红医群体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也是红医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地医务工作者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穿梭于担架之间救护伤员，利用一切时间精心医治安置伤员，以高强度工作践行责任；延安时期，边区涌现出许多白求恩式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知奉献！奉献！永远无私地奉献”的模范医生和模范护士。同时，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边区医务工作者坚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保障了边区各医疗机构的用药水平基本达到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国内水平^［11］206；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医务人员以“前方流血，后方输血”“救治一个伤员，胜过打死十个敌人”等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与前线战士并肩作战，甚至以鲜血和生命守护伤病员。这种高尚的精神品质，帮助红医群体突破了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物质与环境限制，成为红医文化的精神符号，并与政治性、人民性、职业素养形成呼应，为前三种特质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

3　继承与创新：开创医务工作者传承红医文化新路径

文化的传承历来是在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中演进。红医文化的传承就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过程，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红医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逻辑。继承，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对其政治本色、价值立场等内在特质的“守正”；“创新”则是根据时代条件和实践需求，赋予红医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在具体实践中，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交融。红医文化的传承涉及从个人到群体、从社会到国家等多个层次，学者从红医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构建红医文化育人“新模式”，打造红医文化宣传“新形式”，以及推进红色健康旅游“新业态”等方面展开了对红医文化传承路径的探讨。在学界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聚焦医务工作者这一红医文化的主要传承主体，着重从继承与创新的视角，探讨红医文化在医务工作者群体中的传承路径。

3.1　继承红医文化内在特质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创造出的成果。然而，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8］669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论述表明精神创造具有继承性。对红医文化而言，继承是红医文化传承的基础环节，继承不是简单地复制照搬，而是对其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原则、核心特质与实践智慧的“守正”，主要涵盖三个层面。

其一，在政治层面，继承“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性”的价值立场。红医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党对医疗工作的领导是红医文化的“根”和“魂”。革命时期，党非常重视对医疗工作的领导，一切医疗工作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这是医疗工作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根本原则。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继承这一根本原则就要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要从政治层面领会，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特征，体现了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责任担当。革命年代，红医“一切为了工农兵”，人民性是红医文化的价值立场，这是党的性质与宗旨的体现。新时代，继承这一立场，医务工作者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放在首位，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改善人民就医体验，让人民群众共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果。

其二，在精神层面，继承“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核心特质。这四大特质是红医文化的精神标识，是红医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政治坚定”的鲜明本色，医务工作者就要学习红医“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援疆援藏援外医疗等任务中挺身而出；继承“技术优良”的职业追求，医务工作者就要发扬红医“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继承“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医务工作者就要践行红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怀，甘于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继承“救死扶伤”的医疗职责，医务工作者就要坚守红医“革命人道主义”的职业操守，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这些精神特质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是医务工作者需要代代相传的红医文化精神密码。

其三，在方法层面，继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实践智慧。革命年代的红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工作方法。“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将预防和治疗相结合，有效控制了根据地的传染病；“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模式，充分利用中草药资源，缓解了药品匮乏问题；“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组织群众参与卫生防疫，边区落后卫生面貌得到迅速改观。这些实践智慧对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医务工作者继承“防治结合”方针，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由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继承“中西医结合”模式，能够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继承“群众路线”方法，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健康治理格局。

3.2　创新红医文化时代内涵、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

文化要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根据时代及实践的变化予以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对红医文化而言，创新是红医文化传承的发展环节，创新不是对红医文化内在特质的背离，而是在继承基础上赋予红医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其一，在内容创新层面，将红医文化与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相结合，构建红医文化新时代话语体系。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强调“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与红医文化的核心特质高度契合，是新时代医务工作者传承红医文化的重要遵循。医务工作者应深入挖掘红医文化中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等精神内核，结合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表达。将“政治坚定”具体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素质；将“技术优良”拓展为“精准医疗”“智慧医疗”的技术追求；将“救死扶伤”发展为“敬佑生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将“无私奉献”升华为“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这种内容创新不是对红医文化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红医文化内在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在形式创新层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文化传播方式，丰富红医文化的表现形式。传统的文化传播主要依靠口头讲述、文字记载等形式，影响力有限。新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医务工作者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与现代媒体的作用，创新红医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构建红医叙事新格局，大力宣传红医文化的价值与功用。具体来看，通过开发与红医文化主题相关的App，生动展示红医文化的历史背景、内在特质、典型事迹，新时代楷模等，创设便捷、高效的红医文化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上，从单向传播转向互动传播，如举办“红医文化大家谈”线上与线下交流论坛，鼓励医务工作者分享学习与践行红医文化的心得体会，增强医务工作者对红医文化的情感归属与践行意志。通过红医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提高了红医文化传播效能，有利于医务工作者从红医文化中汲取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积极思想指引。

其三，在实践创新层面，将红医文化与现代医疗卫生实践相结合，创新服务模式。实践是创新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是“物质决定意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红医文化实践创新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是红医文化创新的“物质基础”，红医文化创新不能脱离医疗卫生工作实际，必须立足医疗卫生工作具体的实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对医疗需求的实际存在着差异，因而红医文化的实践创新就要立足这些具体实际创新服务模式。在管理模式上，创新“红医+健康管理”模式，将红医“防治结合”传统与现代健康管理理念相结合，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探索“红医+精益管理”模式，将红医“艰苦奋斗”精神转化为成本控制、效率提升的具体措施；在服务模式上，针对乡村医疗“最后一公里”问题，创新“流动医疗车+村医驻点”服务模式等；针对老龄化社会需求，创新“医养结合”护理理念等。通过这些实践创新有助于医务工作者将红医文化转化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实力量。

4　结语

明晰红医文化的生成逻辑、内在特质是探析医务工作者传承红医文化路径的基础。新时代医务工作者传承红医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以科学继承为基础，对红医文化的根本原则、核心特质与实践智慧予以“守正”；以“创新”为归宿，赋予红医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二者辩证统一，旨在让诞生于战火中的红医文化，在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技术优良、无私奉献”的医疗卫生队伍，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大红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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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四史’教育与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建设研究”(21JDSZKZ03)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一般课题“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陕西红医文化资源在属地医学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研究”(SGH24Y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