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红医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卫生文化的价值内核与思想精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红医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于发挥红医精神内核作用，体现时代价值，要为健康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文化滋养和启示。《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计划（2021—2024年）》提出的五项行动中，分别聚焦于新时代学习教育、制度约束、内部管理、监督惩戒、营造环境等，对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如何传承发扬历史文化基因、如何形成内化于心的道德自觉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讨。德性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三大基本理论之一，以行动者为中心，关注“成为什么样的人”而非行为规范
［2］。这一视角为解析红医精神与当代廉医品格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理论工具。这一理论工具聚焦的问题是：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二者如何形成有机统一的价值体系，二者结合有何必要性。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基于德性伦理学视角，构建“双螺旋价值解码”理论框架，旨在揭示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的深层互动机制。
1 作为主体道德价值的德性伦理学
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论、价值论和目的论的思考。关系中的“人”是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被B.威廉斯建议为伦理学的初始问题
［3］。包含两个方面：我应当做什么和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行为规范和行为者品质的双重性。人类活动的实践性，让人们从行为的三个要素：行为者、行为、后果进行道德思考最直接。伦理学从善恶应然的价值视角探讨这三个要素，由此产生了德性论（也称美德伦理学）、道义论、后果论这三个基本伦理学理论。德性伦理学是以行动者为中心，关心的是做人，从道德主体的内在状态获得规范性的来源。基于道德思考要素不同，三个理论各自的价值论和正确行动的理论各有不同。在此，笔者不做对比分析，仅援引德性伦理学作为探讨红医与廉医互动逻辑的理论基础。德性伦理学有不同的理论形式，这里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为理论考察对象。
在道德实践中，判断某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直接涉及被评价对象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规则，也不关注行动结果的好坏，而是将行为者归结为某一种人格类型。德性“aretê”，英文中对应的词是“virtue”
［4］，反之则是“vice”（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德性就是那些使其拥有者受益的品格特征
［5］。恰当的德性就是“中道”，即在两种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作为德性论发源地的古希腊，人们心目中有四项主要德性，分别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亚里士多德主张，城邦是人类生活中的德性能得到真正而又充分展现的唯一政治形式，他寻求的是最好城邦的最好公民的理性之声
［4］。他认为，德性是这样一些品质，拥有它们会使一个人达到人类最高的善——“eudaimonia”，对译为英语的“well-being”——至善，缺少它们则会妨碍他趋向于“至善”这个终极目的。因而德性是本身就值得追求的价值。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框架中，正确行动的标准难以得到彻底的说明，但并不妨碍德性论有其独特的价值，那就是：德性论更贴近人类的道德心理和经验，更重视态度和动机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
［6］210。
当代德性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罗琳莎•赫斯特豪斯把德性论的正确行动原则写为：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一个有德性的人会做该行为。即“德性”是通过德性行为来呈现和被理解的，而德性行为，则可还原为有德性品格品质的人的行为。对一种行为特性的把握，德性论要求人们回溯到行为者本体
［2］。
2 廉医品格的德性论根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廉”在从名词到形容词、动词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中华传统德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指向清正廉明，品行端正
［7-8］。晋代杨泉提出了为医者仁、智、廉的三个品格：“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9］这一论述将“廉洁”作为医者的核心品格之一，奠定了“廉医”的价值基础。
对医学实践而言，德性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德性的高尚或卑劣，比医疗干预行为更重要。”
［10］它既关乎德性，更关乎医者与患者福祉。医药领域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主阵地，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权益。医务人员如何守住患者权益，更是医学初心问题，核心要点是坚守医者主体的品格，即做一个道德人、至善者。
“廉医”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推进，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保障。《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从行为层面提出了九个“不”，是对从业期间廉洁行为规范的要求。依照德性论，主体的“德性”是通过德性行为来体现的。从“中道”出发，将九项准则与德目加以对应梳理（见
表1）。节制、诚实、审慎、正直、保密、无私、公正、友善、坚韧这些德目构成了当代廉医的德性品格。其中诚实、审慎、保密、公正、友善是医学伦理基本原则之下的规则对应的德目，而节制、正直、无私、坚韧是廉洁从业特有的德目。从古希腊荷马开始就有各种不同的德目表。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个主要德性。琳达·扎格则波斯基认为“德性是一种优秀；德性是一个人的深层特性；这些在历史上的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以大量的德性名目表现出来的性质，事实上就是德性。”
［11］廉医的德性是从医者与患者利害关系着眼的，医者必须主动处理好与患者的利益关系，处理好医者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从而树立廉洁从医的德性形象，稳定行业形象。
3 红医精神的德性论解读
红医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医疗实践的结晶，其德性内涵具有独特的层次结构。张珊
［12］认为，红医精神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德性观、西方传统德性伦理和儒家德性伦理，是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其中行为者动机的“至善”和“献身”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红医精神萌芽于井冈山时期，发展于中央苏区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3］，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建校之初，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指示贺诚（后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首任校长）“要注意，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并题词“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
［14］。在第二年2月的开学典礼上，朱德同志从政治立场、人民情怀、工作精神、医疗技术等方面发表了主旨报告。该校师生后来跟随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完成了抗战时期的卫生服务及根据地卫生学校的创办
［15］，经历了生死考验，信念洗礼，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基因。
从政治立场—人民情怀—工作精神—医疗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意义上可以说，红医精神深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6］的濡养，其中伟大建党精神给了红医精神的精神之源和逻辑起点，苏区精神成为孕育红医精神的先进性土壤，长征精神让红医精神得到革命性升华，抗击“非典”精神、伟大抗疫精神是红医精神的时代性诠释，科学家精神以其高阶术业要求指明了红医在医疗技术层面的努力方向，而医者精神以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人格高度，提出了红医精神的当代德性传承及德性要求。上述精神谱系中所体现的优秀德性都为红医精神的传承提供了营养。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传承脉络，本文尝试系统地构建德目分析框架，总结如下：伟大建党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坚定信念、担当、英勇、忠诚、人民至上等，苏区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坚定信念、务实、为民、清廉、坚韧、奉献等，长征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坚定信念、利他、人民至上、实事求是、纪律性、团结、奋斗等，抗战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爱国、气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坚定信念等，抗击“非典”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团结协作、互助、勇敢、乐观等，伟大抗疫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人道、团结、利他、专业等，医者精神体现的德目包括人道、奉献、大爱等。其中坚定信念、忠诚、气节、纪律性显示了政治品格；爱国、为民、人道、大爱、显示了家国情怀及人民中心的人道主义；勇敢、英勇、担当、奋斗、百折不挠、利他、奉献、坚忍不拔、乐观、甘为人梯显示出了与品格匹配的高阶职业要素；务实、实事求是、求是、敬业、专业显示出了与品格匹配的专业素养；团结、仁爱、互助、协作、协同显示出了处理人伦关系的品格要素。而苏区精神中显示出特有的清廉、坚韧，与廉医的品格高度契合。
如果说廉医是人格基础，是个人追求，主要是处理好经济利益与道义的关系，那么红医则兼具政治信仰与人道关怀，形成了独特的德性谱系，是家国情怀，处理的是生命利益与道义的关系。
4 双螺旋价值解码：红医与廉医的德性互动机制
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分别代表中国革命医疗传统与新时代廉洁行医的德性要求，本文提出的“双螺旋价值解码”理论框架，是对二者内在联系的创新性阐释。所谓“双螺旋价值”，是指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在医疗事业发展过程中，并非两条平行的价值线索，而是通过历史传承与现代张力，如同DNA双链分子结构一般，双线交织、螺旋上升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医疗事业发展对道德个体的价值诉求。具体而言：
4.1 在历史逻辑上，从“红”为魂、“廉”为体到“红廉互嵌”，体现了价值隐喻传承机制
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呈现出深刻的传承关系。从红医到廉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事业价值理念的历史延续性。
红色军医是为解决中央苏区连年战乱，伤病员多，根据地卫生条件差、疫病流行的情况，创建军医学校、精挑细选招学员、因陋就简搞教学而培养出来的
［15］。肩负时代使命、革命重任。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指出，“中央红色医院不仅要为红军服务，也要为老百姓服务”
［17］，同年中央红色医院明确不得接受患者食物。这种道德价值选择，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人道主义。从建校初期确立的“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准则，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苏区纪律融入医疗实践，本质是“无私奉献”精神在利益面前的具象化，此时的“廉”是红医“人民至上”价值的附属，而非独立德目。以纪律约束为主，既是红医“救死扶伤”的使命体现，也是廉医“公正分配医疗资源”的萌芽，但未形成针对医疗行业的廉洁规范，核心仍是“以红育廉”。1941年，毛泽东同志为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亲笔书写“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将红医的政治忠诚转化为职业操守。这一行为准则，至20世纪80年代被确定为中国医德的基本原则“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这是一种价值传承。1988年原卫生部颁发《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将“廉洁奉公”写入医德规范。“廉洁奉公”作为一项核心医德，其思想源远流长，但正式被写入国家层面的医务人员行为规范，是以1988年为标志性起点。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信仰之旅，红医先辈在生死考验中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政治忠诚，以“救死扶伤”的朴素信念与“为人民服务”的坚定初心，凸显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美好愿望的坚定信念。这份精神遗产，其内核是超越物质条件的崇高职业使命感，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对生命价值的绝对尊重。这份稳定的精神品格，在当代医生面对繁重工作与复杂环境时，依然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导航。红医精神以其纯粹性，为抵制医疗腐败提供了深厚的道德情感根基与价值认同。作为伦理主体的医者，其职业品格、主体德性才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内生动力。红医精神所蕴含的革命情感与德性价值，是廉洁制度得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深层动力——当医生内心真正认同救死扶伤的圣洁，外在的廉洁规定便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职业荣耀的自觉守护，生命至上的信念能更纯粹地转化为医疗实践。
做苍生大医，为民、人道，既是中国传统医者的精诚风范，也是红色军医的人格奉献，更是当下健康中国建设的德性隐喻。这一隐喻不是红医精神的简单延续，而是通过“红医定价值方向，廉医划行为底线”的双螺旋融合，双向赋能实现价值传承。
传承机制的核心在于：红医精神为廉医品格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廉洁行医不仅是一种制度要求，更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内核。
4.2 在理论逻辑上，从“至善”目标层、“中道”基础层到“红廉耦合”，体现了价值核心共生机制
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价值取向和德性要求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红医精神的内核，本质是对“至善”中公共善优先的医疗化诠释。如长征中红军卫校学员宁可挨饿也要优先救治伤员，正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中“城邦公民德性服务公共善”在医疗领域的具象化。从德性伦理看，红医通过“将人民健康利益置于首位”的选择，回答了“为何行医”的根本问题。这种“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为当代廉医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德性基础。
红医精神锚定“至善”的目标层，廉医品格则是对“至善”的解码与落地，是红医价值在当代医疗场景的德性延伸。腐败作为一种伦理行为，行为主体对行为的实施要经过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动机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与个人道德品质密切相关。反腐及医疗反腐实践凸显伦理主体德性缺失问题
［18］。程炼
［6］194认为，德性的要素有三个：一是具有行为学要素。即具有某种品格的人，总是有做某种行动的动机和倾向，而且容易成功完成与品格匹配的行为。二是含有情感要素。对于他人的某种行动，总是持有欣赏、赞同的态度，并引为同道。三是包含理智要素。德性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体现在理性的道德判断中，是行为者相对稳定的精神品格。依据德性伦理学的“中道”原则，廉医品格本质是规避医疗行为“过度逐利（贪婪——节制、无私的反面）”与“消极避责（怯懦——坚韧的反面）”的异化。这种“中道”的实践，正是红医“信仰”“敬业”“无私奉献”价值的当代转化：红医拒绝个人利益优先，在当代具象为廉医“不接受商业提成”“不实施过度诊疗”“不破坏就医公平”等，从信仰层面的无私，转化为行为层面的合规，完成从“红”到“廉”的德性落地。
但从道德主体信仰层面的“红”到行为层面的“廉”并非割裂的，而是德性伦理框架下的双螺旋耦合。红医精神德目谱系中的信仰、仁爱、敬业、专业等德目，显示了医者主体的德性，为廉医提供人格动力，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红医的“政治坚定”为当代廉医品格的“节制”“正直”提供了政治保证，“救死扶伤”的仁爱之心为“无私”“公正”的廉医品格奠定了情感基础，“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为“友善”“坚韧”“诚实”德性注入了实践内涵。“技术优良”的追求为“审慎”“保密”品格提供了专业支撑。廉医德目中的节制、正直、坚韧等，本质是革命传统与当代职业伦理在德性论框架下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最终指向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守护生命尊严、筑牢医患信任。同时，廉医品格的“节制”为红医精神的“奉献”提供了现实边界，使其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具可操作性。这种互补形成了德性内涵的丰富化和具体化。廉医若仅依赖制度惩戒，易陷入被动守规；而红医救死扶伤的信念内核，能让廉洁行为升华为主动德性选择的核心动力是“守护医学初心”而非惧怕监督检查、行业惩罚，这正是德性伦理学“动机优先于行为”的体现。
共生机制的核心在于：红医精神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廉医品格要求“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都指向了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这一共同目标。这种同一性使得红医精神能够自然转化为廉医品格的道德要求。
4.3 在现实逻辑上，从“红色基因正向赋能”“红廉双否反向约束”到“红廉互构”，体现了价值动力平衡机制
德性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好人”，而非仅规范行为。通过前面从红到廉的解码，最终要解决在当下廉医建设的现实土壤中“双螺旋”共塑医疗从业者的完整德性人格、实现价值落地的问题。在当前医药领域腐败集中整治的社会背景下，红医精神与廉医品格的耦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红色医疗实践塑造了“忠诚、奉献、人道”的德性论传统，为当下廉医的成长提供了清白行医、阳光医疗的坚实土壤。双螺旋价值结构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廉洁建设提供了动力平衡机制：红医精神为其提供向上生长的生命力与方向感，廉医建设则为其提供抵御风雨的支撑力与稳定性，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指向生命价值的高地。
这种动力平衡机制的必要性体现在：其一，应对经济利益最大化冲击的需要。处理好经济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伦理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医疗市场化进程中，单纯依靠制度约束难以完全抵御利益诱惑。红医精神的价值引领能够激发医务人员的内在道德自觉，二者结合有助于形成内在动力与外在约束的有机平衡。其二，构建长效机制的需要。廉洁建设需要长效机制而非阶段性集中整治。双螺旋价值结构通过历史传承、理论共生和实践协同，可形成持续的价值支撑体系，使廉洁行医成为医务人员的职业习惯和道德自觉。其三，提升行业形象的需要。医疗腐败事件会严重损害医疗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现实要求重建医患信任关系，红医精神的历史传承能够重塑医疗行业的精神高地，二者结合有助于提升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信力，共同构筑起医疗行业的精神脊梁与道德骨骼。
动力平衡机制的实践路径上，一方面要突出“红色基因正向赋能”。还可通过信息技术VR体验“重走长征医疗路”，先铸牢“人民至上”的红医价值根基，再开展医疗腐败案例警示。进入专项培育的新职工佩戴“红医初心”徽章，对于资深医务人员可开展“红廉实践融合”研修班。另一方面突出“红廉双否反向约束”。最终实现有温度的廉洁与有底线的担当，成为兼具公共价值追求与职业品格操守的至善医者。
5 结语
本文立足于德性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审视了当前医院廉洁文化建设中重制度约束、轻主体德性的局限，并针对红医精神与廉医文化被割裂的研究现状，构建了“双螺旋解码”框架，并剖析了三位一体的解码机制：在历史逻辑中，红医精神以其“人民至上”“无私奉献”的德性基因，为当代廉医品格提供了价值源头，显示出隐喻传承机制；在理论逻辑中，二者在德性论的“至善”目标与“中道”实践中交汇，红医为廉医注入精神动力，廉医的具体规范则使红医精神在当代落地，形成了价值核心的共生机制；在实践逻辑上，则借助红色基因的正向赋能与红廉行为的反向约束，形成了推动医者德性人格完整塑造的价值动态平衡。
2025年度湖北医药学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课题“从红医到廉医的双螺旋文化解码研究——基于美德论视角”(HBYYLJ2511)
2025年度湖北医药学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新时代伦理教育在医廉文化建构中的逻辑与价值”(HBYYLJ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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