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手段，但人源性供体严重短缺导致许多患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gistry System，COTRS）2023年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已登记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已超过14万人，但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不到2万例，大量患者因为等不到匹配的器官遗憾离世
［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统计，全球每年约有20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仅约10%的患者能够等到合适的移植器官
［2］，器官短缺成为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异种移植作为一项前沿医疗技术，为解决人类移植器官短缺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早期的异种移植多以非人灵长类动物为器官供体，经过不断的失败，异种移植技术在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3］。目前，猪被视作最合适的异种器官供源，尽管研究者培育出了基因编辑猪来避免猪器官植入人体后发生严重排斥反应和感染，但仍存在很多风险，距离临床常规应用仍需持续推进。同时，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不仅涉及复杂的科学问题，更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伦理问题，对于引导该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是将动物源性的活细胞、组织、器官以移植、接种或注射的方式植入人体内的过程
［2］。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飞速发展，异种移植研究领域迎来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2022年1月，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心移植至人类患者的手术顺利实施，患者术后存活2个月，该手术为异种心脏移植技术积累了关键临床数据。2024年3月，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肾移植至患者体内的手术圆满完成。2025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全球首个基因编辑猪肾移植的临床试验，将该领域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也在异种移植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24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顺利将一只多基因编辑猪的全肝以辅助的方式移植到一位脑死亡者体内，这是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肝脏移植手术。2025年1月，由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窦科峰院士领衔的团队成功将基因编辑猪的肝脏原位植入脑死亡者体内，首次实现基因编辑猪肝脏对人体肝脏的完全替代，标志着中国异种器官移植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些进展为解决全球器官短缺危机带来希望，同时，由于异种移植临床研究涉及复杂伦理问题从而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如何在追求医学突破的同时，确保研究符合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深入探讨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伦理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对于引导该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主要伦理问题
尽管异种细胞移植已经取得长足进步
［4］，但异种器官移植仍旧困难重重，截至目前的研究都没有能力为治疗的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充足的数据。
1.1 风险评估问题
1.1.1 免疫排斥反应
免疫排斥反应是异种移植面临的首要风险。由于生理和伦理的原因，猪被认为是异种器官供体最佳的选择，但在人和猪之间仍存在着生理上的不相容性
［5］。由于猪与人之间的物种差异大，猪器官移植进入人体后会引起人体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即使采用基因编辑技术降低排斥风险，仍可能出现未知的免疫反应，可能导致移植器官功能丧失，甚至危及生命。另外，迟发性排斥发生在临床移植后的几周、几个月或几年内，也可能导致移植器官的坏死。例如，美国53岁肾衰竭患者托瓦娜・洛尼于2024年11月接受经基因改造的猪肾移植130天后，因免疫排斥，被迫于2025年4月摘除猪肾
［6］。当前，人们对这种免疫抑制所知有限，难以准确评估异种移植的风险与受益问题。
1.1.2 跨物种感染风险
跨物种感染是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中另一个重大风险。不同动物体内存在独特的微生物群，某些对动物本身无害的病毒，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异种移植临床观察周期较短（现有案例最长仅130天），难以评估病毒潜伏多年后引发疾病的可能性。尽管目前尚未明确跨物种病毒感染人体后的具体病理机制与临床转归，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一旦发生跨物种传播
［7］，极可能引发新型大规模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毁灭性冲击。仅凭个人愿意承担这些风险而将这种风险可能性强加给公众是不合理的。正如《赫尔辛基宣言》所强调的核心伦理准则：“医学研究的终极使命是守护人类健康，任何可能威胁全人类整体安全的研究，都必须让位于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医学研究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需在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筑牢伦理底线，确保科学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福祉。如何在患者生命权与健康权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评估异种移植长期的风险与受益成为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最主要的伦理问题。
1.2 动物伦理问题
在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中，动物实验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动物实验，可深入研究免疫排斥反应机制、评估移植器官功能、测试新的治疗方案以及探索手术操作方法等，为临床应用提供重要依据。然而，动物实验应遵循动物伦理原则。目前，为满足异种移植研究需求，大量实验动物被用于研究，部分实验可能给动物带来极大的痛苦与伤害。例如，为了人类利益而通过科技手段不断“打磨”猪的基因，并且对基因编辑猪的选择、照护、饲养的唯一目的就是摘取它们的器官；另外，在饲养基因编辑猪的过程中，为确保移植器官的质量，动物往往被限制在特定环境中，接受各种医疗干预。这对动物的生存空间、行动自由、心理状态等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1.3 知情同意的特殊性问题
知情同意是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必要条件
［8］。由于异种移植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研究者要让患者及其家属充分了解异种移植复杂的信息，知情同意过程面临独特挑战。一方面，异种移植信息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构成主要障碍，包括免疫排斥机制、基因编辑技术原理、跨物种感染风险以及凝血紊乱
［9］等专业内容难以被普通患者理解，且异种移植研究处于探索阶段，迟发性排斥反应等关键信息缺乏确切答案，导致患者及其家属难以作出理性判断；另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压力与外部因素干扰其决策自主性，迫切求生的心态可能使患者产生“治疗误解”而匆忙同意或者因过度恐惧异种移植风险而放弃潜在的治疗机会。此外，家庭、社会等外部因素可能进一步削弱患者的自主决策能力，因为异种移植患者无法知晓其所作出的同意所基于的可能后果和相关情境
［10］。
1.4 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在同种器官供给不足、器官需求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谁能够优先接受异种移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公平性问题
［11］。随着异种移植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异种移植的成本也是影响移植公平性的主要因素。异种移植临床研究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包括科研管理、医疗设备要求、实验动物资源及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能力要求等，从供体动物的严格培育、基因编辑，到移植手术及后续抗排异治疗，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使得异种移植成为一种昂贵的医疗手段，可能造成那些拥有社会地位或更多财富的人在无法获得同种器官移植的前提下获得异种移植优先权。这对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构成挑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哪一类群体能够优先获得移植机会是亟待解决的公平性伦理难题。
1.5 患者的脆弱性及纳入研究合理性的伦理问题
在全球异种移植技术发展与应用场景中，地域差异所带来的核心问题，并非单纯的“研究参与机会公平性”，而是不同地域背景下异种移植受者的脆弱性特征、纳入研究的合理性以及保护措施的适配性。
从技术分布格局来看，异种移植的研发与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因资金投入不足、核心技术储备有限、专业人才匮乏等现实条件制约，不仅难以自主开展相关研究，更可能在“引入外部研究项目”时，面临患者脆弱性被忽视的风险。例如，部分发展中国家医疗体系中，患者对异种移植技术的认知程度较低、自主决策能力较弱，且缺乏独立的第三方伦理监督机制，若仅以“提供研究参与机会”为目标纳入患者，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决策胁迫风险”等问题，导致患者未能充分理解技术风险，进而丧失对自身权益的有效保障，这种情况下，“是否纳入研究”的合理性判断，远比 “是否公平参与”更为关键。
从地域分布来看，城市的患者虽可能更易获取异种移植研究信息，但仍需评估其“认知脆弱性”（如是否因疾病焦虑而高估异种移植的治疗效果）；而偏远地区患者不仅面临信息闭塞问题，更可能因 “医疗资源依赖脆弱性”（如当地缺乏术后监测能力，需长期奔波至中心城市），导致其难以承担研究所需的后续配合成本。若忽视这种差异，简单将不同地域患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可能出现“保护措施一刀切”的问题：例如，针对中心城市患者制定的“术后定期监测方案”，对于偏远地区患者而言可能存在执行难度，反而增加其健康风险与经济负担，这显然不符合“保护患者权益”的核心原则。
1.6 人格同一性和社会伦理观念冲突问题
异种移植是将动物器官、组织或细胞植入人体，可能对人类尊严和人格同一性产生影响，引发社会伦理观念冲突。人格同一性是指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变化中保持自身同一的特性或条件，包含精神的同一性和身体的同一性。它主要关注是什么使得一个人在经历各种生理、心理和环境变化后，仍然被视为同一个个体
［12］。另外，同一性危机是一个人不确定自己最有特点的属性是什么，换句话说，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13］。从传统观念来看，人类身体具有独特的尊严与完整性，异种移植打破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生理界限，可能使部分人认为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在异种移植中，“猪”和“人”显然挑战了现有的认知模式，跨越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界限，从而可能引起公众的反感
［5］。此外，公众认知与接受度是影响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人体接受动物器官后，可能在心理和生理上发生一些变化，尽管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些变化会对人格同一性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公众对此存在担忧。目前，公众对异种移植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一部分公众对异种移植技术寄予厚望，希望其能解决器官短缺问题；而另一部分公众对异种移植技术缺乏了解，对其潜在风险过度担忧，导致对异种移植持排斥态度。如何在尊重人类尊严和缓解社会伦理观念冲突的基础上开展异种移植临床研究，是需要面对的重要伦理问题。
2 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伦理挑战的应对策略
面对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伦理挑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应对策略并付诸实践，为异种移植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1 坚持“严格管理、谨慎发展”原则，强化全流程安全管控
由于异种移植技术能为患者带来解除病痛、延长生命的现实希望，同时又存在免疫排斥、生命伦理等潜在风险，当前没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异种移植会引发严重的跨物种感染，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异种移植是安全的。因此，在管理层面，既不能“严格禁止”，也不宜“放任自流”，要坚持“严格管理、谨慎发展”
［14］的原则。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该技术的合理应用与科学发展，清醒认知相关的风险，务必将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另外，鼓励社会各方资本参与研究，但不能被资本所绑架，以免陷入伦理困境。同时，研究者必须审慎评估技术的使用条件，充分考虑研究的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重点关注异种移植的潜在风险，从异种供体培育阶段到器官获取与处理阶段，再到移植手术与术后监测阶段以及风险应急处置阶段全流程进行安全管控，制定针对免疫排斥加剧、严重感染、器官功能衰竭等突发风险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处置措施，建立跨医院、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确保突发风险能够及时有效控制。
2.2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全链条监管框架
针对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特殊性与高风险性，政府层面需将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监管工作的核心抓手，为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合规开展提供明确的制度依据。
中国目前针对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专项法规仍处于空白状态：既无明确的“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审批流程”，也缺乏“供体动物基因改造标准”“术后监测权责划分”“不良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等细分领域的制度规范，导致临床研究机构在开展研究时，常面临“无专项法规可依”的困境。这种制度空白不仅可能引发研究操作的不规范，更会增加受者权益受损、公共卫生风险失控的隐患，与异种移植技术的发展进度严重不匹配。
因此，构建全链条监管框架需从三方面发力：首先，加快制定《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管理条例》《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伦理指引》等专项制度，明确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准入条件，对开展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机构资质、人员配备、技术水平设定严格标准；规范异种移植全流程操作，包括供体动物培育要求、器官获取与运输、移植手术操作、术后监测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每个步骤都有专项条款约束。
其次，需强化国际规范与国内法规的衔接。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长沙召开首届全球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国际研讨会，发布《长沙宣言》
［15］；2018年又对该宣言进行修订
［16］，其核心要求是“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必须在有效监管下开展，无国家层面监管体系则禁止研究”。这一国际共识为中国法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在完善专项法规时，需将《长沙宣言》中“全链条监管”“风险防控优先”的原则纳入国内制度，同时结合中国医疗体系特点，细化“监管责任主体”“跨区域监管协作机制”等内容，确保监管覆盖无死角。
最后，建立法规动态修订机制。随着异种移植技术的发展，需定期评估现有法规的适用性，及时补充新场景下的监管条款（如“异种细胞移植临床研究的特殊要求”），避免制度滞后于技术发展，真正实现“技术发展到哪里，监管就覆盖到哪里”，为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安全、有序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2.3 建立健全伦理审查委员会，强化多层级审查监管复核机制
异种移植临床研究需要在伦理原则的指导下谨慎行事，才能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同时，推动医学研究的进步，为未来器官移植的探索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础。伦理审查委员会作为保障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科学性和伦理合规性的关键机构，其成员构成应多元化，不仅包括医学专家、生命伦理学家，还需涵盖移植外科医生、微生物学家、兽医、法学、非专业人士和社会学家等，通过多元化成员的共同参与，全面、综合地对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进行伦理审查，确保审查结果的客观、公正。同时，制定规范化的审查标准与流程，审查标准应明确规定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在风险与受益评估、知情同意、公平性、动物权益保护、社会伦理影响等方面的具体伦理要求，保障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在伦理框架内有序推进。同时，建立伦理审查结果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应通过公共论坛、社区会议或媒体发布等方式，积极征求公众意见
［17］。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的透明度，还能促进公众教育，增强公众对器官捐赠和医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促进社会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解和接受。
此外，异种移植临床研究需建立多层级审查及监管复核机制，研究机构应对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开展科学性审查及伦理审查。机构初审后报请机构所在地的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专家复核，并报请相关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
2.4 优化知情同意流程，持续动态知情。
研究应实行充分知情、完全自愿、持续保护的动态知情同意原则。
2.4.1 知情告知与自愿同意要求
研究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研究相关的详细信息，包括移植的风险、收益、可能的后果以及使用人体器官和异种器官的差异性等，避免因信息不充分导致的仓促选择。患者及其家属要在全面并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4.2 动态知情与权益保障规范
从公共卫生安全防控角度出发，异种移植需要终身检测其感染风险，接受医学监测与管理，以有效防范潜在的病原体传播风险
［3］。但此类监测措施具有“高度依从性要求”与“一定隐私侵入性”的特点，例如患者需配合终身的医学检查，其人身自由与个人隐私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必须在异种移植前明确告知并获得患者的专项同意，以及需要患者及其家属持续配合，持续动态知情，新风险、受益情况或治疗方案调整需及时告知患者并重新评估其意愿。同时，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未知风险后，应给予其充分的考虑时间。这一过程需要详尽地沟通，确保患者及家属充分理解研究的目的、程序、风险、责任等。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不应受到外界压力或不当影响，他们有权随时撤回同意。
2.5 增加密切接触者的告知与教育程序
异种移植的特殊性在于，其风险并非仅作用于患者个体，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同样可能面临潜在风险
［17］，这就要求在知情同意环节中，额外纳入对密切接触者的告知与教育程序。
例如，患者在接受异种移植后，为避免跨物种病原体通过体液、血液或唾液等途径传播，需避免与他人发生亲密接触及相关高风险接触行为。此类行为限制不仅影响患者本人，也会间接作用于其密切接触者。因此，必须将这些行为禁令明确告知密切接触者。一方面，通过清晰传递风险信息，可帮助密切接触者主动规避上述高风险接触行为，最大限度降低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为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密切接触者的正常生活与人身自由，作为权利主体，他们有权知晓自身权利受到限制的具体范围与原因。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对密切接触者的“风险告知”不等于“知情同意”。从伦理层面而言，要求患者接受异种移植需获得第三方（如密切接触者）的知情同意，既不具备可行性，也不符合权利归属原则 ，是否接受异种移植属于患者对自身身体权益的自主决定，他人无权干涉。以临床场景为例，若医疗机构告知拟接受异种移植患者的配偶，术后需长期避免性行为，难道仅因配偶不同意，患者就需放弃移植治疗吗？显然，配偶并无权对患者的治疗决策作出最终决定。
基于此，针对密切接触者的风险管控，应采取“告知+教育”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需向密切接触者完整告知相关风险与行为限制；另一方面，更需通过系统性教育，向密切接触者普及异种移植的技术原理、潜在风险及防护知识，引导其理解行为限制的必要性，进而在患者接受移植后，主动与患者配合，共同避免或限制性行为等可能引发风险的互动行为，形成“患者—密切接触者”协同的风险防控体系。
2.6 加强动物福利保护，遵循3R伦理原则
在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中，动物作为供体来源，其权利必须得到充分考量。根据国家标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的要求，实验动物的饲养、使用和任何伤害性的实验项目应有充分的科学意义和必须实施的理由为前提，禁止无意义滥养、滥用、滥杀实验动物，禁止无意义的重复性实验。
实验动物的使用应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18］。优先使用非动物模型（类器官、3D生物打印技术）验证可行性，减少活体动物使用，通过优化实验设计最小化动物数量，改进技术来减少动物痛苦。动物饲养环境标准符合《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要求。用于异种移植的基因编辑动物需在封闭式SPF（无特定病原体）环境中饲养，避免疾病传播与应激。应制定标准化的动物饲养和实验规范，确保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尊重和善待。严格划定基因改造伦理边界，禁止插入可能增强动物感知能力或引发争议的基因，确保科研活动在尊重生命价值、减少动物痛苦的人道主义框架下有序推进。
2.7 推动全球治理协同，深化公众科学教育
异种移植作为关乎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前沿课题，其安全有序地发展依赖于国际社会协同共治。各国以及国际组织都对异种移植临床研究施加了许多条件，对如何监管异种移植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提出了许多建议
［19］。当前，亟须建立统一的伦理框架与操作准则，规避因标准差异形成的“伦理洼地”，为跨国科研合作筑牢价值共识。通过构建全球异种移植数据库，配套长期追踪评估机制，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安全监测信息互通，为技术迭代与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应强化顶层设计，联合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伦理准则，明确异种移植的适用边界、准入条件及全流程安全保障措施，将技术应用严格纳入合规轨道，确保异种移植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合规开展，实现安全性、有效性与可及性的统一。同时完善跨国监管协同机制，强化技术应用全生命周期评估，有效防范技术滥用风险，为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坚实制度屏障。
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异种移植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对异种移植的认知水平，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制作科普节目、发布科普文章，介绍异种移植的技术原理、发展现状、潜在应用以及面临的伦理挑战等，通过客观、准确的信息传播，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异种移植的理性认知，提升公众接受度，为异种移植临床研究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 未来展望
当前，全球器官衰竭患者数量庞大，器官供需缺口巨大，大量患者在等待供体过程中离世。若基因编辑过的通用型无菌动物器官能成功移植给人类，异种移植有望成为解决人体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为众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生存希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未来，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将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的双重驱动下持续发展。技术上，科学家将进一步优化基因编辑技术，深入研究免疫排斥反应机制，开发更有效的免疫抑制方案，提高异种移植器官的存活率与功能持久性，加强对跨物种病毒感染风险的研究与防控。在临床研究和应用方面，异种移植将从目前的探索性研究逐步向规范化、标准化的临床应用转变。同时，要严格遵循伦理原则，加强伦理审查与监管，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伦理道德与社会利益。
4 结语
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为解决器官短缺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也面临着复杂的伦理挑战。通过建立严格的伦理审查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监管、加强公众参与和国际合作等策略，可以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伦理风险。未来，异种移植临床研究应当在科技创新与伦理约束之间寻求平衡，确保这项技术真正造福人类。只有在充分尊重生命、维护人类尊严的前提下，异种移植才能真正实现其医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也需要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全球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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