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信念对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Belief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摘要

为探索社会流动信念对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以及自我控制与学校适应在其关系中的作用，采用社会流动信念问卷、自我控制量表、大学生适应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对332名相对贫困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1）社会流动信念对高职贫困生积极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 （2）社会流动信念不仅直接影响高职贫困生积极心理资本，还通过学校适应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高职贫困生积极心理资本；（3）自我控制调节着社会流动信念对学校适应的影响，表现为社会流动信念能更有效地促进贫困高职生中高自我控制者的学校适应。因此，在高职贫困生中存在着“社会流动信念⁃学校适应⁃积极心理资本”这一部分中介模型，自我控制对该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

Abstract

To reveal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belief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and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and college adapta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332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social mobility belief questionnaire， self-control scale，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scal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ocial mobility belief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that （2） social mobility belief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but also partially mediated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them through college adaptation； that （3） self-control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beliefs on college adjustment， resulted in that social mobility beliefs were able more effectively to promote the college adaptation of needy students with high in self-control. Conclusively， there was a mediation path of "social mobility beliefs-college adaption-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and self-control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model.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贫困高职生 / 社会流动信念 / 学校适应 / 积极心理资本

Key words

needy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 / social mobility belief / college adaptation /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提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学校毕业生”。而我国高职（专科）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1］。高职教育让许多贫困家庭子女通过学习职业技能，更好融入国家发展与建设，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然而调查发现，低收入家庭高职生的学校适应及学习适应、身心适应均低于普通收入家庭^［2］。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校认同的双重不利因素影响，贫困高职生可能更容易对未来发展丧失信心和希望，表现更少的积极心理状态。

积极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积极心理状态，由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心理韧性四种 子成分构成。积极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积极工作态度和工作创新行为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当职业发展或人际关系的压力增大时，积极心理资本还能降低工作倦怠。因此，投资和开发积极心理资本是促进职业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积极心理资本对适应与发展等后果变量的影响，对其前因变量的研究较少。

社会流动信念是个体对自己未来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可能性的预期，是影响贫困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内生动力^［3］。处在低社会阶层的个体虽然对财富和地位充满渴求，但是对贫富分化的认知却降低了其向上流动的预期^［4］。由于社会流动信念可为个体提供一种调控其态度与行为的思维方式：较高的社会流动信念会使个体对自身未来的地位产生一种控制感，并赋予生活意义，产生积极的希望和信念；当个体认为自己未来有可能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时，由社会地位低下产生的负面情绪就可以得到缓解^［5］。基于此，提出假设1：社会流动信念会促进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发展。

学校适应是在校生对学校的学习环境、气氛、条件和学习节奏等的适应，同时包括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七个方面，其对大学生生活质量、积极情绪和自我价值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绪和心理困扰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6］。良好的学校适应会提升学校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进而增加学习投入，利于个体获得社会支持来提升学校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使个体对自身能力与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从而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会表现得更乐观和坚韧。因此，学校适应性很可能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形成增益螺旋，来促进积极心理资本的发展。社会流动信念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者学习坚持性分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相信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改变者更容易坚持学习^［7］；相信教育可以改变未来命运者更愿意坚持努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8］。另外，社会流动信念也是青少年危险行为的良好预测指标：社会流动信念高的青少年更少出现吸烟酗酒、拘留、打架、滥交等问题行为^［9］；会有更强的自控感、在校学习时间也更长^［10］；更愿意在学习上付出更多努力和坚持，表现出更好的学习适应性^［7，11］。基于此，提出假设2：学校适应在高职贫困生社会流动信念与积极心理资本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是个体根据目标与任务的要求对自己认知、情绪和行为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已有研究发现，高自我控制者更善于达成积极目标，避免消极行为结果^［12］，如表现出学习成绩更好、生活适应更强、人际功能更佳。追踪研究还发现，儿童2岁时的自我控制对其5年后的学校适应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表现为更好的学业成绩、社交果敢、挫折耐受和任务定向以及更低的学习问题^［13］。因此，自我控制是影响学生学校 适应的另一重要因素，并且可能与社会流动信念交互影响学生的学校适应。理想信念与行为执行力是影响学生适应与积极发展的两种不可或缺的因素。高社会流动信念有助于个体建立理想和坚定理想实现的信念，高自我控制有助于个体坚守目标和实现目标，故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控制是个体成长中的“两翼”。对贫困高职生而言，对未来工作与生活存有积极的期待和信心当然重要，但缺乏踏实能干的行为执行力也不利于个体适应与发展。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3：自我控制在社会流动信念与学校适应之间起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图1所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假设，即存在着“社会流动信念⁃学校适应⁃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模型，自我控制对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湖南省的四所高职院校中，利用“心理健康教育”公共课课堂时间，由教师进行网络问卷测试，共收回有效问卷1 592份。将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评分低分约20%者（10分评分不高于3分者），定义为相对贫困生，共得到贫困生332人，其中男生153人（占比46.08%），被试年龄在17~20岁之间，M=18.24，SD=0.76，贫困生中农村家庭学生241人，占贫困生的72.59%。

1.2 测量工具

1.2.1 社会流动信念

首先利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acArthur量表，给被试一个10等级的阶梯，等级越高代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请被试评价自己当前处于阶梯中的位置。研究表明，该方法能有效测量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14］。同时让被试预估自己未来20年后所处的位置。社会流动信念的强度由未来所处的阶梯层数减去目前所处的阶梯层数的差值进行评判^［10］，分值越大，表明积极社会流动信念越强。

1.2.2 学校适应

采用方晓义等^［6］编制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该量表共60个题项，问卷包含人际关系、学习、校园生活、择业、情绪、自我适应和满意度共七个子维度。问卷采用五点评分（1表示不同意，2表示不太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同意），总分越高表示学校适应越强。本研究中贫困生样本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在0.70~0.83之间，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 McDonald ω系数为0.94。

1.2.3 自我控制

采用由Tangney编制，谭树华等^［15］翻译的《特质自我控制量表》，该量表中有13个条目，采用5点记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比较不符合，3表示说不清，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其中包含反向计分题9个，总分越高表示自我控制越强。本研究中贫困生样本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1， McDonald ω系数为0.81。

1.2.4 积极心理资本

采用张阔等^［16］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该量表共26个项目，包括自我效能、 心理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量表采用七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4表示说不清楚，7表示完全符合）。四个维度的总分作为被试积极心理资本的得分，总分越高表示积极心理资本越多。本次调查中贫困生样本在该问卷上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92，McDonald ω系数为0.93，四个分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和McDonald ω在 0.75~0.86之间。

1.3 问卷施测和数据处理

委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安排课堂时间进行问卷测试。采用SPSS 2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运用 SPSS中的多元回归和宏程序 PROCESS V3.2中的模型进行检验。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所有问卷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3个，且最大的因子解释 变异量为26.48%，小于40%，表明本研究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

2 结果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最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表1）显示：社会流动信念对学校适应与积极心理资本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自我控制对学校适应与积极心理资本也均有显著的正相关（P<0.01）。

2.2 学校适应性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中，由于性别、年龄都与积极心理资本相关，在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时，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随后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SPSS中采用插件PROCESS V3.2中的模型４，检验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社会流动信念对积极心理资本的总效应显著，β=0.26，P<0.01，其置信区间95%IC=［0.16， 0.37］。加入学校适应后，社会流动信念对积极心理资本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β=0.07，P=0.01，95%IC=［0.02， 0.13］；学校适应的中介效应显著， β=0.19，P<0.01，95% IC=［0.10， 0.28］。这表明学校适应在社会流动信念与 积极心理资本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3.07%。

2.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17］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对已标准化处理的变量采用多层回归模型，分别对回归方程1、2和3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方程1检验自我控制对社会流动信念与积极心理资本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交互项的效应值不显著，β=-0.08，t=-1.74，P=0.08。方程2检验自我控制在社会流动信念与学校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交互项的效应值显著，β=-0.11，t=-2.70，P=0.01。方程3同时检验自我控制在中介模型直接路径与后半段路径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交互项的效应值均不显著，β=0.02， t=0.84， P=0.40和β=-0.03， t=-1.05， P=0.30。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可判断自我控制仅对“社会流动信念⁃学校适应⁃积极心理资本”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路径起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该模型，在SPSS中采用插件PROCESS V3.2中的模型7进行检验，并设定Bootstrap样本为5 000。其中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社会流动信念为自变量，学校适应为中介变量，自我控制为调节变量，积极心理资本为因变量。标准回归模型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社会流动信念与自我控制对学校适应的交互效应显著， β=-0.10，P<0.01，95% IC=［-0.17，-0.03］，表明所假设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假设成立。

为揭示自我控制如何调节社会流动信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按照平均值M及其上下1个标准差SD将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控制均分成高、中、低三组，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如图3所示。在高自我控制组中，社会流动信念对学校适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斜率相对最大， β_simple=0.26，95%IC=［0.16，0.37］；在中等自我控制组中，社会流动信念对学校适应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斜率相对高自我控制组有降低， β_simple= 0.16，95%IC=［0.08，0.24］；在低自我控制组中，社会流动信念对学校适应的作用不显著， β_simple=0.07，95%IC=［-0.05，0.18］。这表明，社会流动信念对中、高自我控制学生群体的学校适应性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且高自我控制群体的积极影响更显著，但对低自我控制群体学校适应的影响则不显著。

3 讨论

3.1 社会流动信念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信念对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有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假设1。这也与有关研究结果^［18］一致。有研究发现，成长型思维会促进学生的掌握目标取向，对失败积极归因（如努力不够或方法不当）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如增加努力和时间投入），进而促进积极心理资本发展^［19］。成长型思维与 社会流动信念都对未来发展持积极态度与预期：前者认为能力可通过努力和学习获得提升，后者认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个人奋斗得到提升。由于能力提升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具有一致性，故高社会流动信念也属于成长型思维，能间接促进积极心理资本发展，这也与期望效应相符。个体的未来预期会影响其当下心理与行为：个体对未来持积极预期时，在当下会表现较高的积极心理资本；对未来持消极预期时，在当下会表现出较低的积极心理资本。

3.2 社会流动信念影响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的路径：有调节的中介

本研究发现，学校适应在社会流动信念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持消极社会流动信念者会通过不良的学校适应来阻碍积极心理资本的发展；持积极社会流动信念者会通过良好的学校适应来促进积极心理资本的发展。原因是持高社会流动信念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有一个较为积极的预期，这就会使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心怀希望，更加乐观地看待在校园的一些困难，能够在压力环境中更快恢复，表现出良好的学校适应性。具有良好学校适应的高职生更可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同与欢迎，获得更多的积极发展机会（如被推选为学生干部，作为代表参加各种活动等），进而促进积极心理资本的发展。低社会流动信念的学生可能会将注意集中在“学业失败”的消极情绪中长期不能自拔，从而难以发现身边积极的因素，出现自己进入高职就等于错失了“改变命运”机会的偏执想法，觉得高职学历不利于未来发展，陷入自我否定及对学校不认同，遇到困难更加悲观，更难恢复，以致出现学业表现差、人际关系差、行为习惯差等问题^［11］，表现出学校适应不良的状态。而学校适应不良的高职生往往会被视为问题学生，成为需要“特殊关照”乃至被歧视对待的群体。因失去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各种积极发展的机会减少甚至丧失，进而阻碍积极心理资本的发展。

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在社会流动信念与贫困高职生的学校适应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控制能力会产生相互增益效应（“锦上添花”效应）。即社会流动信念对高自我控制贫困高职生学校适应的积极效应最大；对中等自我控制群体的效应量次之；对低自我控制群体的效应量为零。即自我控制能力越高，社会流动信念提升对学校适应的促进效果越好；但当自我控制能力较低时，社会流动信念提升将不能增强学校适应性。这表明，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控制的结合能更有效提升贫困高职生的学校适应性。由于社会流动信念和自我控制在个体适应与积极发展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社会流动信念反映了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利于建立未来导向的积极目标；自我控制反映了个体的目标执行力，利于达成期待的目标。故在高社会流动信念的贫高职生中，低自我控制者只能算眼高手低的“空想者”，因缺乏足够意志力和强健的执行力，往往会言过其实、知行分离，依然不会有良好的学校适应性，难以促进积极心理资本发展。在高社会流动信念的贫高职生中，高自我控制者是具有理想追求的实干者，对未来生活的积极目标期待与脚踏实地的践行能力会促进他们在学校生活中展现出良好的适应性，进而促进积极心理资本发展。

3.3 研究启示

研究表明，处于劣势经济地位的个体对未来预期更加悲观^［20］，更认同社会阶层固化，无望感和消极情绪更多^［5］。另外，学历与学校歧视也会加剧高职生对自我和学校的否定^［11］，从而降低贫困高职生的社会流动信念。为此，高职院校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高职专业特色、定位、发展前景与就业优势宣传，提升学生对高职教育的理性认识。当前社会通常会认为“只有考不上本科者才会去读高职高专”，自动默认高职生的能力和未来前景将不如本科生。这种惯性思维会使高职生对未来发展缺乏信心，对高职教育不认同，进而表现出不适应的心理与行为。尽管高职比本科录取分数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职生就业前景差，因为社会需要才是影响就业的关键。在当前高校专业培养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的背景下，社会高学历追求已造成了理论性人才过剩、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现象。高职生需要理性认识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进而才会相信“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二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活规划等课程，优秀校友经验分享、发展事迹报道等方式，为高职生建立符合自身实际且面向未来的发展预期。未来指向疗法发现，当个体将注意集中在当下不接受的事物时，就会产生抗拒和不适应问题；但将注意力转向未来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时，便找到了价值感和希望感。因此，帮助高职生建立清晰的职业目标、寻找利于目标实现的各种积极因素，能提高其社会流动信念，进而提升学校适应性和积极心理资本。

鉴于贫困高职生社会流动信念与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受到自我控制的调节，单纯提升社会流动信念未必能促进贫困高职生学校适应和积极心理资本发展。为此，在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注意因群体而异。对高自我控制的高职贫困生，通过增强社会流动信念教育能取得较好的教育功效；但对低自我控制的高职贫困生，要同时加强社会流动信念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力培养。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1）提升社会流动信念有利于增加贫困高职生积极心理资本；（2）学校适应在贫困高职生社会流动信念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3）自我控制调节着社会流动信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其中社会流动信念更有利于促进高职贫困生中高自我控制者的学校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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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资助项目“贫困逆境下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机制与家校共育研究”(20A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