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内涵与互动——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技艺考

Origins， Connotation， and Interaction： Study on the Making Techniques of Bow and Arrow for Frontier Ethnic Groups in the Qing Dynasty

摘要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远程武器的杰出代表。在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制造弓、箭的技艺与边疆民族文化相融合，被“因地制宜”与“敬天重土”自然社会双重法则打上深深的烙印。根据自然环境、制作方式与用途差异，可将清代边疆民族弓箭传统制作技艺分为东北部游耕区、新疆与内蒙古游牧区、西南山区以对其内涵加以剖析。为维护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清代边疆民族与清朝政府产生了复杂互动，边疆民族为中央军队提供制弓箭原材料，并通过进京采买与清朝政府配给方式得到武器装备驻守边疆。此外，在民族迁徙、政策干预与文化互动影响下，边疆各民族弓箭制作呈现工序精细化、样式多元化趋势。

Abstract

Bows and arrows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long-range weapons in ancient warfare. In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echnique of manufacturing bows and arrows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ure of frontier ethnic groups， which was deeply imprinted with the dual laws of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respecting heaven and earth” of natural societ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production methods， and uses， the regions of the traditional bow and arrow making techniqu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for analyzing their connotations，which were the Northeast nomadic region，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nomadic region and the Southwest mountainous reg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there was a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rontier ethnic groups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frontier ethnic groups provided the central army with raw materials for making bows and arrows， and obtained weapons and equipment to garrison the frontier areas through procurement in Beijing and distribution by the imperial court. In add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migration，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production of bows and arrows by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frontier areas gradually tended to refined in processes and diversified in styles.

关键词

清代边疆民族 / 弓箭制作技艺 / 源流 / 内涵 / 互动

Key words

frontier minor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 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bows and arrows / origins / connotation / interaction

弓箭，作为冷兵器时代一种远程打击武器，在狩猎与作战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弓箭对边疆民族而言，在文化、功能、制作技艺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意义，而这些边疆民族之间、各边疆民族与清朝政府之间在弓箭原材料获取、弓箭制作技艺以及实战等活动中又产生了怎样的关联、交融与嬗变，相互之间如何影响？明确这些问题，将对当前边疆民族弓箭传统制作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当前，有关清代弓箭制作技艺的研究较为分散与割裂，主要包括清代边疆民族狩猎用弓箭形制^［1］、满族弓箭的制作与管理^［2］、军用弓箭的种类与形制^［3］或结合战例反思清代弓箭制作技艺^［4］等主题，多为有关某一民族或某种用途的静态研究，尚未对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技艺进行整体脉络梳理，较少关注到民族交流过程中技术层面的影响，对于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技艺动态变迁及其特点、原因的剖析是本研究试图突破之处。

1 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技艺源流

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在延续中发展、交流与融合。清代满、蒙、汉等主要民族深入交流，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不断巩固与发展。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技艺的变迁影响因素复杂，不同的地形、气候、资源、风俗、信仰等对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可从自然背景与文化源流两方面，对清代边疆民族制作技艺起源展开分析。

1.1 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自然背景

边疆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清代边疆民族，一般而言，是除汉、满等 中原主体民族之外，人口比例较低且大多分布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这些民族集中居住于清朝政府统辖的边疆地区，如东北的鄂伦春族、北部的蒙古族、新疆的锡伯族、西南的苗族、藏族、彝族等，不同的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生活习性。就少数民族自然环境与活动特点而言，可分为东北定居式少数民族、北方游牧式少数民族、西北干旱区少数民族、西南山区少数民族与高寒地区少数民族。射箭属于各少数民族日常体育活动的一部分，被广泛用于狩猎、战争乃至于祭祀等活动，其本身体现了各民族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与游牧、农耕、渔猎等活动密切相关^［5］。边疆地区广袤的森林、草原与河谷地带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边疆民族天然的狩猎场所，制作弓箭所用原材料可就地取之，依时令节律活动，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利用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弓箭作为用于生产、生活、作战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其制作材料与运动目的各有所异。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各具特色的物产资源。久居云南的怒族、独龙族的弓箭主要材料是竹木、牛骨，注重射箭准确性培养；而位于北部边疆的蒙古族弓箭是由羊角及畜皮制成，讲求力量和意志的锤炼。这些都根植于滇西多竹的生态环境与内蒙古丰茂的广阔草原，怒族人就地取材，“覆竹为屋，编竹为垣……人精为竹器”^［6］，蒙古族人“有顽羊角弓（角面连靶通长三尺）”^［7］，顽羊本身就是蒙古族人的猎物之一，其拉距较大，射程也很远，对于远距离击杀猎物以及在战争中远程杀伤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边疆民族为适应狩猎生活，通常就地取材制作能够有效命中并击杀目标的弓箭。东北平原的索伦人 为适应常年捕杀野兽的打猎生活，发明了“索伦长鈚箭”。康熙年间，俄罗斯来华使臣所著《从莫斯科到中国三年旅行记》中有这样一幅插图：画中所反映主人公左手持弓和长矛，右手提貂，背挂箭囊，画作名称为“黑龙江上游的捕貂人”^［8］，这也是清代东北索伦人1

1 索伦族人，其主体即今鄂温克族先民，也包含了达斡尔族与鄂伦春族先民。

在黑龙江流域狩猎的真实写照。索伦箭因性能出众，成为官兵出征时的常用箭种之一2

2 曹连明：《索伦纰箭与索伦部》，《紫禁城》1989年第5期。

，“箭铁宽肩较鈚箭窄且长，铁信又短者，为索伦长鈚箭，可射熊、公野猪，插于随身撒袋之上，出征亦用”3

3 （清）清高宗敕编：《御制增订清文鉴》卷九，清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

。熊与野猪的皮较厚实，不易穿透，采用锐利的铁簇，细而长的箭配合大弓能够达到较高的射击速度。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鸟枪凭借其更强的杀伤力，逐渐取代了长鈚箭。

总的来看，清代边疆民族弓箭的选材，体现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共性，也是其自然资源丰富与其生产活动中狩猎需用远程武器的反映。在此背景下，制作弓箭所用材质与制作样式因区域不同而形态各异，也因使用目的与作用对象而有所区分。

1.2 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文化源流

清代少数民族的射箭文化，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传说与信仰以及生产生活需求，故根据前述分区情况，将少数民族弓箭文化的源流分五个区域：东北定居区、北方游牧区、西北干旱区、西南山区以及高寒地区。

首先，东北地区桦树、榆树、落叶松等植物资源以及马鹿、驼鹿等动物资源极其丰富，东北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民族信奉的以“万物有灵”理论为基础的萨满教，于东北各族长期狩猎过程中逐渐形成，史载：“布特哈由屯，索伦也，生有胆力，善用强弓大箭，尝射鹿，洞胸，矢横双树间，鹿奔而矢不折。”4

4 （清）西清纂：《（嘉庆）黑龙江外记》卷七，清光绪广雅书局刻本。

此外，鹿因对地苔的啃食以及温顺的性情，成为当地人的交通工具，驯鹿习惯被延续下来，而弓之选材，大多以鹿筋、鹿骨为对象。

第二，游牧于长城以北的蒙古族常常选择水草丰茂的有河流流经的自然草场为生产与生活的中心。清代以来，在蒙古高原出现过的所有游牧民族都曾信仰萨满教，有的至今仍在信仰^［9］。绰尔斯部落祖先故事、杜尔布特部落祖先故事等都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崇敬神树的思想，当地人民的狩猎活动并非以狩猎为生，而是较为节制，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生态平衡，往往只进行小规模、小范围捕猎。

第三，西北干旱区少数民族，以锡伯族为典型代表，锡伯族的弓箭文化在清代属于军事性文化，辽宁地区的锡伯族在这一时期纷纷迁入新疆，负起戍守防卫的重任，其弓箭制作锐利精良，在清代平定准格尔叛乱、抵御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如彝族，善于骑马射箭，长期以来秉持林人共生的生态理念，崇拜树神、山神、花神、林神等，结合善作漆器之特长，常在富有弹性的木枝做成的弓上涂有彩漆^［10］。苗族人擅用毒，常将树毒与蛇毒混合，将二者涂于箭镞之上。雍正年间，施行改土归流政策，黔东南苗族人奋起反抗，云贵总督鄂尔泰率部镇压，史载“缴弓弩四千三百余，毒矢三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万”^［11］。

第五，高寒地区少数民族，以藏族为代表，狩猎的生活方式，竹木茂盛、盛产大麻的自然条件、军事战争的需求催生了对弓箭的宗教信仰^［12］，藏族把弓箭当作神物敬畏，“平时将弓箭置于家中最显要之处，不敢亵渎；使用时更为敬重，需要煨桑祈福，在拉萨的色拉寺等寺院中至今仍供奉着弓箭”^［13］。射箭是明代五世达赖喇嘛规定藏族男子必须学会的“九术”之一，是其所“必修”。

弓箭对于清代边疆民族生产、生活与保卫家园的意义非同凡响。大多数边疆民族将弓箭与其信仰结合在一起，推上了崇高的地位，这既是人征服并改造自然构想的体现，也暗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边疆民族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大自然之“馈赠”，他们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自然资源，实现长久且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望。应维持生计与护卫族群之需，弓箭制作与使用也被边疆民族通过教育的方式传承下来。

2 清代边疆民族弓箭传统制作技艺

受自然环境背景与文化风俗信仰等方面影响，边疆民族传统弓箭制造技法各不相同，根据清代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分布状况，结合弓箭制作文化的起源、发展及演变，对照各自特征与异同点，为研究方便，将清代边疆民族弓箭传统制作技艺的研究区域划分为三部分：东北部游耕区、内蒙古与新疆游牧区、西南山区。

2.1 清代东北部游耕区民族弓箭制作技艺

东北一带历来以游耕为生，顾名思义，即游牧与耕作并行。东北平原广袤，物产丰饶，飞禽走兽种类繁多。不同民族的狩猎习惯各异，表现为捕捉野兽、捕鱼、捕鸟等不同形式，东北边陲少数民族主要活动于广阔的三江平原并依托于此开展狩猎活动。

活跃于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其所用弓的弓身以桦木、榆木、稠李子树为原材料，刮削上弦而成^［14］，以胶黏合两层木弓片，并在握柄和系弦处以兽骨加固，用鹿筋作弦。达斡尔族的制箭材质根据作战、狩猎与体育比赛的不同加以区分。用于作战及狩猎的箭，箭头装配铁制或骨制的箭镞，将雕翎或鹰羽置于箭尾，以保持箭在飞行中的平衡，用于射箭体育比赛的箭为带有木制䪁头的箭。相类似的，鄂伦春族切削松木制成箭杆，箭杆前端装置铁箭头，后端扎上四根羽毛翎以保持平稳飞行。

活动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以水曲梨制弓，在修整成形之后，弯曲系上用鱼鳔或者鹿筋制作弓弦。 19世纪中叶前，赫哲族通过“冬捕貉易货”获取生产生活用品，猎取的主要对象包括貂、狐、水獭、猞猁、松鼠、黄鼬等，弓箭是赫哲族狩猎的重要工具，赫哲族所用狩猎弓包括单层弓与较为复杂的双层弓。制成单层弓的原材料为色木槭，双层弓的弓身以松木与黑桦木内外复合，中间夹上狍、鹿筋，再使用细鳞鱼皮熬胶粘在一起，使其坚固且韧性强，弓弦用狍、鹿筋或鹿皮制成，箭身主体为“阿木拉刻”木，箭镞为铁簇，坚硬且砺刃^［15］。对于赫哲族人来说，狩猎活动的重要性仅次于捕鱼，而在鱼类产品商品化前，狩猎所得之物对于赫哲族的经济收入而言更是至关重要。

清代，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主要在黑龙江流域活动，受狩猎传统、乾隆时期火枪禁令以及火枪枪声大、受潮失灵等因素影响，鄂温克族在清代前中期长期保持使用弓箭开展狩猎活动的传统，在其狩猎过程中常使用“地箭”，其材质同普通的满族复合弓相同，这类弓箭“由犴或鹿筋作弦，以黑桦和松木作弓背、箭杆，箭杆的一端嵌以铁簇”^［16］。鄂伦春族弓是用自然弯曲的落叶松或臭李子树木制作，弓弦由狍子或獾的皮筋制作^［17］。还有专门用来狩猎的“地箭”，根据一些鄂伦春族老人回忆，“地箭”用鹿筋为弦，松木作弓身，箭头以铁制成，箭杆为松木杆，箭尾装上鸟鸡羽翎^［18］，用之可捕获灰鼠之类的小型野兽。

2.2 清代内蒙古与新疆游牧区少数民族弓箭制作技艺

清代，蒙古族与锡伯族所开展的体育活动与比赛中常用到弓箭。蒙古族比赛用箭的箭镞多为骨制，这一用途的箭以射中标靶为目的，而贯穿深度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故使用前后长度重量等比的箭杆。锡伯族射箭比赛中所用箭矢也为轻箭，分别为硬箭和响箭两种箭头，主要由兽骨制成，材质较铁制重箭轻巧许多。蒙古族弓箭包括木制、牛角制和铁制三种箭杆类型，铁制箭杆专门用于打仗，杀伤力巨大。

蒙古族骑射文化源远流长，弓箭主要用于体育、狩猎与军事等多类活动。射箭类体育活动所用弓箭一般为手工自制，以榆树或柳树枝做弓背，麻绳或皮绳做弓弦，高粱杆做箭杆，箭镞为铁制，呈圆形或三角形。在狩猎与军事活动中，弓箭制作更为精细与考究。弓以鱼鳔、牛角或鹿角黏合而成，弓背用竹木合成，熟牛皮捆绑，弓码为驼骨材质，弓弦由公鹿的脊皮、犍牛的膝筋搓成。箭杆为柳条材质，长约90 cm，箭头为青铜材质，为三棱型、菱型或锥型^［19］。在蒙古民间文学的祝赞词中也能发现有关弓箭制作技艺的记录，如《箭壶祝词》记载：“有绿宝石的宝贝搭口，有坚韧的宝贝皮绳，有金光灿灿的弓背，有竹黄色的骨架，有黑亮亮的弓面，有海螺白的把手，有金银饰件的弓垫，有金丝制的弓弦。”^［20］在清代蒙古族男子的佩饰中，成套的弓箭（包括箭囊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北方游牧民族对弓格外珍惜，为了不让弓因频繁拉伸而歪曲变形或被折断，他们采用当地特有材料，将弓面向射手的一侧用富有弹性的牛角、鹿角或野山羊角进行固定，一切固定好之后用鱼胶黏合。另外，在弓弦取材上，由于北方黄河流域多树棉，其中含有丰富且弹性较好的粗棉纤维，而新疆、内蒙古等地畜牧业发达，故清代皇家弓箭铺多用棉线作为弓弦的主要原材料，处在新疆、内蒙古的锡伯族与蒙古族则利用羊肠^［21］制作弓弦。对于锡伯族与蒙古族而言，放牧生活是他们的日常，羊肠易获取且价格低廉，由于弓的弹力来自弓体，而弓弦需富于刚性，羊肠韧性强、不易绷断的性质正符合此要求。内陆地区的干燥气候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羊肠线因受潮而变形。

锡伯族对于角弓则有着强烈的偏好，将一把弓的制作分为角、杆、胶、丝、漆、筋、骨、皮八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详细的制造流程^［22］（表2）。5

5 马伊立《锡伯族传统弓箭文化研究》，2015年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对于察布查尔县民间制箭艺人陶文新口述之整理。

2.3 清代西南山区民族弓箭制作技艺

在西南地区，清代藏族传统弓所用竹子为“西藏箭竹”，这种竹子主要生长在海拔2 500 m以上的高山松林下，在墨脱、波密、察隅一带多有分布，具有竹壁厚、内孔小、韧性好的特性^［6］。除竹弓外，清代藏族还有木、铁、牛角等材质制成的弓。传统制弓文化受特定地域内制度背景的影响，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在武举制里规定了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射箭位列其中^［23］。由此可见，射艺在当时的地位之高、影响之深。彝弓长约1~1.4 m。彝弓分两种：一为单体弓，弓臂是用单根的韧木或竹材弯曲而成，即“弦木为弧”；二是复合弓，弓臂以野生木、竹、角、筋、丝等制作而成^［24］。弓臂中部多为扁圆，宽3 cm，从中间到两端渐细，弓梢有刻槽，方便安装牛筋弓弦。也有的弓材用上好岩桑木制作而成。绑好牛筋弓弦后，往弓身涂抹黑色或棕色的漆。

清代西南地区，藏族与彝族常使用弓箭。藏族中，以工布藏族居多，工布响箭流行于西藏工布地区，属于响箭的一种，在清代时称为“哨箭”“骲箭”，藏语称“碧秀”，意思是箭支飞行过程中会发出较为尖锐响亮的声音。这类箭的组成部分类似于内地箭，由羽毛、箭杆、箭镞、箭尾组成。不同的是，在箭镞上面会有技巧地掏四到五个小洞，小洞都是有一定斜度且呈心形状。另外，根据所用的不同羽毛分为：秃鹰羽毛、猫头鹰羽毛、山鹰羽毛等；根据箭杆的材料不同分为：松木、竹木、铁等；还有箭尾的装饰材料或制作材料不同分为：金尾箭、银尾箭、铜尾箭、铁尾箭等。彝族的箭全长近半米，箭头多棱形或扁平。有的箭头有倒刺，箭杆多为竹子制作而成，取材方便，中空以利插入箭头。箭杆尾部开槽勒弦，槽口下方用麻丝缠固，以便使射箭时更加平稳有力，最大程度地杀死猎物或杀伤敌军。

3 清代边疆民族弓箭制作区域间互动

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对武器储备的需求、民族间与各民族共御外侮的战争中都用到了大量弓箭。在诸如此类的国家行为与民族互动过程中，中原与边疆在弓箭制作技艺方面产生了频繁的交流与融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总体上，可从清朝政府与边疆民族的互动以及边疆民族间的互动两个层面分析弓箭制作技艺与文化的变化。

3.1 边疆民族与清朝政府以及中原主体民族间的互动

边疆民族居住地附近也是清代官方弓箭所需原材料供应地，如制弓所用桦树皮即从宁古塔获取，“宁古塔将军，隔一年选委官兵，采取桦皮七万二千二百张以备用”6

6 （清）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一十《军器、兵器》，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后奉旨移驻吉林乌拉之后，又从吉林将军处索要，吉林将军每隔一年都会派拨手下官兵采选桦皮三万张送部。其中，内部五千张进上，一万张交武备院，一万五千张交下五旗，每旗三千张备用。上三旗为皇帝亲兵，下五旗的兵由诸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率领，护卫其分封之地。由此看来分配更加明确，且下五旗承担的作战任务相对更为重一些。

世居东北边疆的民族，如鄂温克族，其角弓与铁簇或通过直接赴京城等地采买、或由清朝政府配给制式装备或参战后清朝政府赔补等途径获得，如赔补参加镇压河南天理教起义的1 000名黑龙江驻防八旗官兵（主要是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参战期间损失的官给军械时，就明确规定所有53 100支射失战箭，“唯赏给梅针箭铁，在本地自寻羽毛、鳔胶、箭杆制造”7

7 该记载可见于《黑龙江将军特依顺保为出征河南、陕西官兵赔补折损军械事奏》（嘉庆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卷3854，第13号。

。除铁簇外，清代内地角弓等武器迅速在黑龙江驻防八旗的达斡尔、鄂温克人中间流行开来，成为其从事狩猎生产的主要工具^［25］，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分别赐来朝的鄂温克人博穆博果尔与达斡尔人扈育布禄等以“撒袋、弓、矢、牛角”8

8 两条记载分别可见于《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崇德二年六月壬寅条以及卷三十九崇德二年十一月己丑条。

等物。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的原始传统弓箭，都没有采用兽角，达斡尔族的“讷莫”（达斡尔语为弓箭之意）以桦木、榆木、稠李子树为料，刮削上弦而成^［14］，鄂温克族的弓为双层木质结构，里层为黑桦木，外层为落叶松，中间夹以犴、鹿筋，用细鳞鱼皮熬成胶粘住，弓弦为鹿皮制成^［26］，都是木质弓，没有用到兽角之类的材料。但是，按常理而言，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长期保持游牧、射猎的习惯，不可能接触不到这些材料，而皇太极之所以“赏赐”牛角，就说明这一物品为皇家所专有，普通族群无法得到。这在康熙二十九年向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之军械禁购咨文中便有所反映：“亦有内地人之盔甲、弓矢、刀枪等军械，不得售卖于外藩蒙古、锡伯、贡貂索伦、达呼尔之法禁。”^［27］内地弓矢明确被列为禁售边疆民族的物品，其中不仅包括索伦人（鄂温克人）与达斡尔人，也包括蒙古人、锡伯人。可见，清弓已成为一种管制性制式武器，而牛角与铁簇需经严格批准或通过统治者许可，方能用来制造弓箭。

除北部边疆之外，清代主体民族与南部边疆民族互动的案例以台湾“生番”为代表，具体体现为台湾土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冲突。清初，因战乱原因，大批汉族人移民至台湾，移民使得台湾岛上本属于当地民族的土地与生活资源受到挤占，本身台湾“生番”一般只会在狩猎活动中运用到弓箭，据《台海使槎录·番俗杂记·捕鹿》记载：“惟知採捕獐鹿……竹弓竹箭虽不甚竞，而射飞逐走，鹿场多荒草，高丈余，一望不知其极。逐鹿因风所向，三面纵火焚烧，前留一面，各番负弓矢、持镖槊，俟其奔逸，围绕擒杀。”^［28］随着汉族人向“生番”领地的涌入，根据光绪《新竹县志初稿·风俗考·番俗》所言，当地民族“内山生番或数十家为一社，或百十家为一社；各社皆有土官、有壮丁。除妇女而外，其壮丁皆备鸟铳，听土官呼召，兼习强弩短刀。凡有出草9

9 出草，即旧时对于台湾生番捕杀入侵者行为的称呼。

及战斗，长于埋伏掩袭，不知步伐止齐之法，出没茂林丰树中”10

10 参见（清）郑鹏云，曾逢辰：《新竹县志初稿》卷五《风俗考·番俗》，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本身性格中含有尚武精神的“生番”人，此时也举起了弓箭短刀。台湾传统弓箭为单体弓，分为木弓和竹弓，木弓往往选择泡桐、月菊，竹弓往往选择刺竹、孟宗竹等，箭支往往选择箭竹作为其原材料。

3.2 边疆民族间的互动与演变

清代前期，青海地区为和硕特汗国所统治，青海蒙古族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人而言，由于深入藏族聚居地，更多地接受了藏族文化。在清朝政府平定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青海地区被直接置于清朝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设西宁府，并派兵驻防。这一时期，蒙古族与藏族在文化层面已经深度融合，青海蒙古族人制作的弓箭兼具蒙、藏特质。乾隆《西宁府新志》载：“所用之矢，皆竹为之，鹏翎镞如锥，长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稍俱短而小，亦有用竹为弓者。”11

11 参见（清）杨应琚：《（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一《武备志》，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以竹制箭，鹏翎为箭镞，弓身为木胎或竹胎，这些特征已兼具蒙、藏特质。此外，那达慕大会虽起源于蒙古族，但在其融入藏区之后，因文化上的融合，发生了诸多内容的变更。带有军事技能竞技色彩的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最初包含那达慕“三项技艺”，即摔跤、赛马与射箭，经过与青海地区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的深度融合，尤其与当地每年五月进行的“祭山神活动”相结合，在河南县赛尔龙乡调查中，一位90岁老人回忆：“每当祭拜山神之后……那时整个部落的人都去，祭山神后就进行赛马和摔跤比赛。”^［29］其中，祭山神活动源于山林的崇拜，教导当地人不能肆意砍伐山林，对山区的生态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山林崇拜导致弓箭制造过程中的原材料无法直接获取，故青海蒙古族那达慕大会只保留了摔跤与赛马两项活动，射箭活动被完全取消。

清代新疆锡伯族由辽宁锡伯族迁徙而来，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朝政府为加强伊犁地区防务，抽调盛京的锡伯营官兵驻防伊犁，弓箭用途由原先的狩猎转向御敌。一方面，受清代多位统治者重视，得以发扬光大，尤其清代锡伯族将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其事迹广为清代锡伯族人及后人传颂；另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锡伯族文化中注入了忠君报国理念，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出征缅甸等大大小小的战役中都能看到锡伯族骑兵的身影。因此，在锡伯族聚居地设有专门的弓箭造办处，造办处所制弓箭为长梢弓型，内胎为竹木，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两端安装木质弓梢，有“制胎、切角、粘筋、锉梢、整身、饰体、编弦、造箭、制袋、制扳、制臂”共11道制造流程，230道制作工序，并衍生出一系列严格的锡伯语工艺术语^［30］。清代边疆地区的锡伯族军民一体化程度非常高，自家中男丁出生后便开始习射，当地几乎达到了“村村有箭场，家家有弓箭”的程度。

青海藏族的牛角弓为反曲弓的一种，最初由蒙古短弓演变而来，在清代融合了清弓弓梢长、臂宽的特点^［31］，做弓梢、勒旺把、贴牛角等工艺，皆借鉴自清弓制造技艺。西藏的弓箭制作技艺并未发生较大变动，在乾隆晚年清军远征廓尔喀后，对沙玛尔巴的财产、西藏地区的寺庙、番民所持鸟枪、弓箭等主要武器进行了逐一排查，嘉庆《卫藏通志》载：“向来调派番兵，器械铅火皆令自备，本属不成事体，今已设立额兵三千名，每一千名定以五分鸟枪，三分弓箭，二分刀矛，查抄沙玛尔巴等家产分给，如有不缴，查向来前后藏大小寺庙中收存较多，俱系番民收存所缴……查番民习射者甚多，俱用木弓竹箭，弓力颇劲，尚堪使用，制办亦属省便。”12

12 参见（清）袁昶撰：《嘉庆卫藏通志》卷八《兵志》，清光绪渐西村舍刻本。

可见清代卫藏藏族人所持传统弓箭形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与“器械自备”以及藏区统治的稳定性有很大关系。

4 结语

从清代不同区域少数民族的民族弓箭文化起源、弓箭制作技艺到民族与中原地区以及民族间文化与风俗信仰相互融合的事例中可以发现，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器物及文化也发生了复杂的融合与演变。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清代边疆各少数民族受地方自然环境与民俗文化的双重影响。在弓箭原材料获取与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中都保持了某种不同程度上的禁忌或克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理论（如“万物有灵”）进一步被加强并融入当地居民的思想当中。

（2）清代边疆各少数民族弓箭制作会根据各自需要，如体育竞技、军事活动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对弓箭展开别具特色的制作。而这些实际需求往往多者同时出现，如体育竞技、狩猎活动、军事征伐等，在多因素加持下，弓箭的制作发展演变为不同的类型与样式。

（3）清代边疆各少数民族与清朝政府以及少数民族间的互动对弓箭的用途、弓箭的文化内涵及制作技法等方面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很多弓箭文化内涵最初附着于各民族的主体文化之中，在晚清之后纷纷去掉了其宗教与军事意义。

综上，清代边疆民族在弓箭的制作与使用过程中都持“因地制宜”“敬天重土”的理念，而在受清政府辐射带动与各边疆民族交融互动过程中，无论是弓箭制作的文化内涵还是实际用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明被地区民俗与宗教赋予含义的物品，在区域间互动过程中，与当地自然环境与民俗文化实现二次融合。以弓箭为代表的传统器物，其起源、融合、演变与发展都反映了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向度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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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明清时期黑茶技术变迁与商贸”(KYCX23_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