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内府舆图》地理要素绘制特征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Elements in the Neifu Yutu of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Xinjiang as an Example

摘要

《内府舆图》是清朝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后，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前后历经三次实地测量而绘制完成。它首次将新疆地区完整且较为准确地展现出来。该图详细绘制了新疆地区的山川、河流、湖泊、城镇、驿站、卡伦、谕旨碑等，为了解和研究新疆地区的地图提供了宝贵资料。运用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以清乾隆时期西域的大致范围为研究区，以《内府舆图》所载部分地名为研究对象，对地图要素进行配准、量化、与现今地图比勘，探讨乾隆舆图在新疆地区的绘制精度。研究表明：（1）整体看，《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图在乾隆年间三次实测而形成，在实测路线两侧的误差随相隔距离而增加；（2）《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地理要素主要集中分布于天山南北麓，且测绘精度较高，而阿尔泰山脉、昆仑山脉地区地名稀疏且误差较明显。

Abstract

The mapping of Neifu Yutu was completed within 1757 （the 21st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to 1772 （the 37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after pacification of the Junggar and recovery of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ree times of on-site surveying. It showed the complete Xinjiang region to the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at relative accuracy. The atlas drew mountains， rivers， lakes， towns， courier stations， Kaluns and steles of imperial edict in Xinjiang in detail，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map of Xinjiang. The accuracy of the map drawing of the Neifu Yutu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some place names in Xinjiang region listed in it by using methods like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through image registr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the map element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current map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overall， the map of Xinjiang region in the Neifu Yutu was completed through three times of on-site surveying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the error increased with the distance of both side from the surveying routes； that（2）in the Neifu Yutu， the geographical elements of Xinjiang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i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uracy of the region was high， however， the geographical names in Altai Mountains and Kunlun Mountains regions were less and the mapping error was high.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内府舆图》 / 新疆地区 / 绘制精度

Key words

Neifu Yutu / Xinjiang region / mapping accuracy

乾隆《内府舆图》因其内容丰富，图幅范围广阔，同时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测绘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当时精度最高，质量最好的全国性地图，甚至被李约瑟评价为“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好”。翁文灏^［1］通过比较康熙《皇舆全览图》与《内府舆图》的绘制范围，认为《内府舆图》中除关内各省部分地名有所变更外，大部分与康熙《皇舆全览图》相同。韩昭庆等^［2］利用ArcGIS的方法，对康熙《皇舆全览图》与《内府舆图》中广西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内府舆图》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所用坐标系一致，且在广西地区河流重合度极高，但《内府舆图》坐标系较康熙《皇舆全览图》偏北、偏东，且内容更为丰富。杨丽婷^［3］通过对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全图》及《内府舆图》中东北地区的分析比较，判定《内府舆图》的图面内容主要参考了雍正《皇舆全图》，但并非完全相同，《内府舆图》中增加了部分河流和聚落，同时也缺少了部分地名。本研究通过ArcGIS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内府舆图》中六种地理要素进行分析，浅析《内府舆图》的精度。ArcGIS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GIS平台，具备强大的地图制作、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和空间信息整合能力，在地理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此外，ArcGIS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相结合，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如在生物学、生态学、社会科学等领域，ArcGIS与遥感技术、数理统计等相结合，共同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近年来，ArcGIS在地理历史、科学技术史等领域受到重视。

1 乾隆内府舆图地名要素分析

1.1 自然景观地名

根据乾隆《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所绘制的山脉、河流、湖泊自然要素汇总整理相关地名见表1-3。

1.2 人文景观地名

根据乾隆《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所绘制的卡伦、嘉扪、聚落人文要素汇总整理相关地名见表4-5。

2 乾隆《内府舆图》地理要素绘制分析

2.1 人文地理要素绘制分析

2.1.1 乾隆《内府舆图》中的卡伦和驿站

卡伦，由满语karun音译而来，原指设立于要隘之地的军事哨所^［4］，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便已出现^［5］，亦称喀伦、卡路等。卡伦类型多样，包括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撤卡伦等。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领土完整，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置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6］，其中之一便是在边疆地区设立卡伦。据《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丙戌朔……由塔尔巴噶台……等处，可入俄罗斯之要路，俱安设卡伦。”1

1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五十五。

可见，在并未完全平定叛乱之前，清朝政府就已经为防止俄罗斯的入侵做好了设立卡伦的准备，在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阿桂奏言，上年臣驻兵塔尔巴噶台查勘应设卡伦……至伊犁河岸十七处”2

2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七。

，清朝政府便已经开始大规模在天山南北麓增设卡伦以便于管理。图1为《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部分卡伦的分布情况。由图1可知，在对卡伦的位置选择上，偏向于西部及北部，其原因应该更多的是出于对军事方面的考量。图1中对卡伦的绘制，应该为第三次，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这次绘图的主要目的便是绘制科布多、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及卡伦、驿站等^［7］。

嘉扪，满语，译为驿站或台站，最初是清朝为统一新疆而设立的一种军事交通设施，其主要包括军台、营塘和驿站，至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则全部改为驿站^［8］。台站的主要功能包括官文的传递、官物的运输以及对官员的接待^［9］。新疆嘉扪的建立，可追溯至康熙年间，“起于康熙年间用兵西域，大学士甯安奏设哈密、巴里坤军台”3

3 《新疆志稿》第3卷，《新疆邮传志•驿站》。

，而在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大战击败准噶尔军后，清朝便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建立台站，“理藩院、兵部遵谕议西路设驿”4

4 《清圣祖朝实录》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86年。

。清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台站主要分为两种，其一是入疆台站，其二是新疆内部的台站，而入疆台站又可分为北路台站与西路台站；新疆内部的台站又可以大致分为天山附近的台站与南疆台站^［10］。本文仅统计了新疆内部的部分台站，根据刘文鹏^［11］的研究，清朝在新疆地区共设置驿站132处，其中，南疆（喀拉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叶尔羌、和阗及喀什噶尔）共68处。但在《内府舆图》中，天山以南的地区，并未出现一个台站（图2）。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亲下谕旨“自阿克苏至伊犁，安台传事，声息相同，最关重要”5

5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五。

以及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舒赫德在奏折中“由阿克苏至穆素尔岭请设六台……台站人数酌量增添为三大台”6

6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

可知，在南疆设置了台站，《内府舆图》成图时间约在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其中第二次测绘时间为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测绘的范围也主要是包括阿克苏、喀什、莎车等南疆地区^［12］。因此，不存在清朝并未在南疆设立台站的可能，可能的原因是测绘人员并未对南疆进行实地测量。

2.1.2 乾隆《内府舆图》中的城镇

将乾隆《内府舆图》中的城镇数字化后，由图3可见，《内府舆图》中城镇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天山山脉及昆仑山脉附近，其中天山山脉附近的城镇数量较多，为23个，占城镇总数的65%，且多数位于天山山脉两侧地势低平的地区，其测量精度较高。分布在昆仑山脉附近的城镇有11个，占总数的31%，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城镇，诸如阿尔图什（今阿图什市）、哈什哈尔（今喀什市）、巴尔楚克（今巴楚县）等，几乎全部坐落在昆仑山脉当中，这显然不正常。

猜测其原因如下。第一，南疆部分城镇并未进行实地测绘。新疆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尤其南疆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塔里木河水系，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可能对于偏远地区的城镇并未进行实地测绘。加之第二次测绘时间不是很充裕，从测绘人员进入南疆地区算起，只有100余天^［12］，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南疆所有的城镇、卡伦、湖泊、河流、山脉等地理要素全部实测并绘图，有些难以实现。第二，测绘人员能力存疑。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是由传教士主导，中国人辅助并加以学习7

7 朱希祖先生所著《清乾隆内府舆图序》中：“综上观之，康熙地图似全赖西士费隐、雷孝思等九人之功，而费雷二人竟遍历全国始终其事，其功尤巨。然吾国之明天算者，如何国宗、国栋兄弟，亦当预于其事。”

，而《内府舆图》则由中国人主导，传教士辅助；而由何国宗、明安图等领衔的中方测绘队其测绘技术尚不可知，加之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何国宗“坐徇庇，夺官”8

8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三。

，直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才复职，第二次测绘并没有何国宗的参与，而明安图、德保等对测绘技术的掌握程度如何也未知。第三，投影本身的原因。乾隆《内府舆图》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一致，都使用桑逊投影，该投影显著的特点是适合中纬度地区，而离中央经线越远的地方，诸如新疆、西藏等地，其变形程度越大^［13］。故而猜测西部地区城镇的位置偏移可能与投影种类有关。

2.2 自然地理要素绘制分析

2.2.1 乾隆《内府舆图》中的河流

乾隆《内府舆图》中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南部、天山南北麓以及南疆的塔里木河水系（图4）。从图4可知，《内府舆图》中河流整体位置较今天偏西偏南，但整体流向及干支流交汇情况与今天吻合度较高。由于河流属于自然因素中变化较快的地物，因此选取有代表性的塔里木河进行浅析。塔里木河上游主要由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及和田河为主要补充水源，除阿克苏河外，其余三条河流已于不同年份发生断流。中游的渭干河在20世纪50年代也发生断流，下游的孔雀河在1952年后便与塔里木河分离，不再为其补充水源^［14］。

塔里木河作为我国最大的内流河，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南北两河并流一直颇有争议。本文认为，北魏以前南北两河并流，在北魏至清初约1 240年的时间里，南河不断向北或东北方向移动，到清初南河汇入北河，南河消失。在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后的340余年时间里，塔里木河在南北方向上发生摆动，但总体趋势依然是向北。其原因可能与构造运动、气候水文以及人类活动有关^［15］。塔里木河自清代以来的变迁总体趋势是向北的（图5），这与《内府舆图》中所显示的塔里木河的位置及于今天河道对比来看，其准确性较高。而其他新疆境内的河流，诸如乌伦古河等与今天相差较大，可能由并未实测或百余年间自然条件变化所致。

2.2.2 乾隆《内府舆图》中的湖泊

与河流同理，湖泊同属变化较快的自然要素，对湖泊的分析选取其中的代表性湖泊即博斯腾湖（图6-7）。

从图7可见，乾隆年间的博斯腾湖面积较今日大。《博湖县志》中对博斯腾湖面积的记载是1961-1977年面积为980 km²，1978-1984年面积为960 km^2［16］。根据现代研究，博斯腾湖2000-2013年面积共减少191.66 km²，2013-2019年湖泊面积又增加133.13 km^2［17］。由此可知，博斯腾湖的面积是变化的，因此只从面积角度来判断《内府舆图》对其绘制是否精确并不全面。由图7可知，《内府舆图》中博斯腾湖东南部水域位于沙漠中，这是不正常的，而在《内府舆图》中，并未对该沙漠进行绘制。但该沙漠占地约5 600 hm²，应该经较长时间形成，即乾隆年间已形成，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古代交通不便，《内府舆图》对其周边测绘并非完全精准，这便导致博斯腾湖中存在大量沙漠。

综上，除东南部存在沙漠这一因素外，乾隆时期博斯腾湖与现代博斯腾湖面积重叠比例达68%左右。考虑到三百余年间受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湖泊变化是正常的。因此，本文认为博斯腾湖的绘制是比较准确的，其余重叠度较小或无重叠度的湖泊则可能并未进行完全实测。

2.2.3 乾隆《内府舆图》中的山脉

新疆最主要的山脉为北部的阿尔泰山脉、中部的天山山脉以及南部的昆仑山脉，其平均海拔分别为2 337 m、4 000 m、7 649 m。《内府舆图》中，阿尔泰山脉主要山峰有12座，占总数的20.6%，天山山脉34座，占比达58.6%，昆仑山脉有12座，占12%。结合图9可知，有一多半的山脉集中分布在天山山脉附近；阿尔泰山脉的绘制有一定误差，误差方向为南方；天山山脉的绘制较为准确；昆仑山脉误差较大，但数量较少。对此，本文认为：其一是阿尔泰山脉应该为第三次绘制（图9），其主要测绘对象为新疆北部地区的山脉、河流、卡伦等，但由于本次测绘组成人员全为中国人，其测绘技术的掌握成熟度未知；其二，天山山脉的绘制较为准确，其原因包括前两次测绘路线都有经过该山脉，而且天山山脉附近分布的城镇也是最多的；其三，昆仑山脉由于海拔高，距离远，古代交通不便，可达性较差，因此绘制数量较小，精度也有所偏差。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乾隆《内府舆图》中自然、人文六种地理要素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乾隆《内府舆图》中地理要素主要集中在天山山脉附近；《内府舆图》中除卡伦，嘉扪、城镇、河流、山脉的绘制都主要集中在天山山脉附近，且精度都较高。而其余地区精度低的可能原因分析如下。第一，新疆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尤其南疆沙漠广布，大型河流众多，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可达性差，因此，并非全部地物都为实测。第二，测绘人员组成不同且时间仓促，前两次测绘当中尚有传教士参与，但应该也只是辅助作用，第三次在测绘北部边疆时全是由中方人员主导，而中方人员对于测绘方法的掌握程度如何已无从知晓；同时前两次测绘的时间仓促，以第一次测绘为例，由东部巴里坤至伊犁并往返，前后共计130余天，行程达到2 800 km，在古代交通不便、测量工具落后等不利情况下，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实地勘测并绘图，其准确程度定会有所影响。第三，《内府舆图》的绘制，并不只是根据实地测量所得，其余诸如宫廷所藏舆图、地方将军或官员所提供的当地地图等都是其制图依据^［18］。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侍郎何国宗、素谙测量……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著何国宗酌量带往。”9

9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五。

其中的“坤舆全图”应该为宫廷所藏舆图。第四，科学测量方法的客观局限性。《内府舆图》的桑逊投影有其自身的缺陷，即离中央经线的距离与其扭曲程度呈正相关，此外，当时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受天气、地形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对测量结果也具有一定影响。

（2）乾隆《内府舆图》中地理要素精度与测绘路线有关。由图9可以看出，三次测绘路线中，三次都经过天山山脉附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天山山脉附近地理要素集中且精度较高；而对于沙漠广布、河流众多的南疆地区，测绘队伍可能并未深入进行勘探。同理北疆亦是如此，尽管第三次测绘有所涉及，但测绘质量未知。因此，研究认为，在三次测绘路线都有所涉及的区域，即天山南北麓，其地理要素精度较高，而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以及地理条件恶劣的塔里木盆地，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并未进行实地测绘，其地理要素精度较低。

参考文献

[1] 翁文灏.重印乾隆内府舆图序［M］//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汪前进，刘若芳，整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2] 韩昭庆，李乐乐.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4）：1-12.

[3] 杨丽婷.清廷三大实测全图东北地区比较研究［J］.历史地理研究，2022，42（2）：103-116.

[4] 朝格.清末民初呼伦贝尔地区卡伦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23.

[5] 广禄，李学智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

[6] 马长泉. 清代卡伦职能简论［J］.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1（2）：76-80.

[7] 靳煜. 乾隆年间三次西域测绘再分析［J］. 西域研究，2016（1）：27-34.

[8] 王志强，姚勇. 清代新疆台站体系及其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J］. 西域研究，2007（4）：29-35.

[9] 刘亚博. 浅析清代的新疆台站体系［J］. 新西部（下旬刊），2011（5）：34.

[10] 刘文鹏. 论清代新疆台站体系的兴衰［J］. 西域研究，2001（4）：29-38.

[11] 刘文鹏 ．清代驿站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靳煜.清乾隆年间西域测绘再考察［J］.历史地理，2014（2）：249-266.

[13] 刘丽群，乔俊军.《皇舆全览图》数学基础的考证与研究［J］.测绘通报，2007（5）：46-48.

[14] 樊自立，艾里西尔·库尔班，徐海量，等. 塔里木河的变迁与罗布泊的演化［J］. 第四纪研究，2009，29（2）：232-240.

[15] 张永雷，陈亚宁，杨玉海，等.塔里木河河道的历史变迁及驱动力分析［J］.干旱区地理，2016，39（3）：582-589.

[16] 博湖县志编纂委员会.博湖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

[17] 彭妍菲，李忠勤，姚晓军，等.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和GEE平台的博斯腾湖面积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1，23（6）：1131-1153.

[18] 郭美兰.乾隆年间西北地区三次绘图始末［J］.满语研究，2013（1）：139-14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资助项目“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清代蒙古高原古地图整理研究”(22VJXG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