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依恋对民族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ultural Identity

摘要

为探讨民族地区大学生文化依恋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文化认同在两者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采用文化依恋量表、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51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大学生具有中等程度的文化依恋、积极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认同、较高的幸福感体验；（2）文化依恋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文化认同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3）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主流文化认同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4）主流文化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在依恋回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说明双文化认同状态是影响文化依恋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重要内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理解民族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为提升该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重要参考。

Abstract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m， a survey of 519 college students in ethnic regio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Cultural Attachment Style scale， Chinese Multiethnic Adolescent Cultur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Index of Well-be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had medium degree of cultural attachment， positive ethnic cultural and domina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high happiness； that （2） cultural attachmen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cultural ident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hat （3）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attachment anxiety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dominant cultural identit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hat （4） dominant cultur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voidance， attachment anxie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thnic culture and dominant culture played a chain-mediated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atus of bi-cultural identity was an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attachment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wa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thnic region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大学生 / 文化依恋 / 主观幸福感 / 文化认同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 cultural attachment / subjective well-being / cultural identity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处中华民族大家庭，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是将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牢固纽带。在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文化依恋是个体与文化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结^［1］，中华文化依恋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这个“共同内群体”认同基础上形成的^［2］，这也是提升民族地区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一般意义上讲，文化依恋（cultural attachment）是在亲子依恋基础上拓展出来的概念。Hong等^［3］认为文化依恋的本质类似于亲子依恋，是个体与文化、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表现为个体对文化的信赖感和归属感，以及个体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对母体文化的留恋。这种“情感联结”在国家认同中，又表现为对国旗、货币等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的自豪感^［4］。因此，文化依恋首先是对一个文化群体的依恋，文化群体是指共同缔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具有相同理想、信念、风俗习惯、行为风格等的团体^［5］，对文化群体的依恋与个体的身份归属有关系，可能表现为民族、地域和国家的依恋形态。其次，文化依恋对象具有抽象性，从文化群体中获得的安全感也是以抽象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6］。再次，文化依恋过程具有多元性和动态性^［7］。有学者在原有的成人依恋理论、地方依恋理论、群体依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依恋的理论基础，将依恋分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种类型。依恋回避是指个体对文化群体的不信任与拒绝程度，依恋焦虑是指个体对文化群体抛弃的担忧程度。文化作为依恋对象，对适应策略、歧视知觉、文化适应压力、主观幸福感等均有显著影响^［3］。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指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由一般生活满意度、相对高水平的积极情感和相对低水平的消极情感构成^［8⁃9］。亲子依恋越安全，个体体验到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亲子依恋越不安全，体验到的焦虑、孤独等负面情感越多^{［10⁃11］}。个体的安全依恋水平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安全型依恋个体^［12］；Wei等^［13］的研究也发现，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均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高焦虑和高回避的个体主观幸福感都较低。低焦虑低回避的个体即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Hong等^［3］对57名在新加坡学习的印尼学生对文化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主观幸福感高，即使控制了成人依恋水平，文化依恋还可以对文化适应及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研究文化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方面，Wei等^［13］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自我同情与同理心在成人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发现依恋焦虑通过自我同情与主观幸福感发生联系；同理心在依恋回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Kafetsios等^［11］以老年人和年轻人作为独立样本，发现老年人依恋通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发生联系。Armenta等^［14］以墨西哥裔美国青年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种族依恋与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其中文化价值观是重要的中介变量。显然，文化认同或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在文化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作用。

Berry^［15］认为，文化认同是不同文化共同体成员对所属文化及其他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依附，并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归属与信赖。国内学者把文化认同分为主流文化认同（n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和民族文化认同（ethnic cultural identity）^［16］。其中，主流文化认同反映了公民对国家主体文化和社会规范的选择、认知和情感依附；而民族文化认同则反映了公民对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认知、意识、态度、情感及行为，体现了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情感、规范和目标。已有研究表明，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双文化认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高^［17］。国内学者以藏族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结果也表明，与单一文化认同个体相比，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双认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文化适应压力更小^{［18⁃19］}。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文化依恋的角度来探讨跨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发现文化依恋对文化认同、 压力困扰和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20］。一般来说，与其他文化依恋类型（低焦虑、高回避；高焦虑、低回避以及高焦虑、高回避）相比，安全型文化依恋个体（低回避、低焦虑）的文化适应压力较小，其主观幸福感也较高^［3］。但在不同研究背景下，文化依恋、文化认同、压力困扰和主观幸福感几个变量的关系也不尽相同^{［21⁃22］}。因此，文化依恋可能既具有稳定性，也具有文化背景特异性。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群体共同创造的，各民族要学习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更要学习和创新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各民族同时持有特定的民族认同和共有的中华民族认同（也称国家认同）。从级序性上讲，国家认同优先于各种民族认同形式^［23］，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来探究国内各民族文化依恋特点，文化依恋对文化认同以及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拟以多民族大学生为例，考察在文化适应中 文化依恋对文化认同和主观幸福观的影响，以期为提升民族地区幸福感和民族间的交往交融提供参考，其结果也有助于扩展文化依恋的理论，为提升中国各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实践方案。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进行取样。共完成问卷55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519份，有效率为94.36%。其中男生140人，女生379人；汉族328人，蒙古族178人，其他民族13人；大学一年级学生92人，大学二年级学生226人，大学三年级学生112人，大学四年级学生89人；文史类 学生225人，理工类学生184人，艺术类学生77人，经管类学生33人；样本平均年龄（20.55±3.45）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文化依恋量表

该量表由Hong等^［3］编制，包括20个题目，分为文化依恋焦虑和文化依恋回避2个因子，文化依恋的焦虑维度和回避维度各10题。该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分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个体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水平越高。本次测量中，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0.910，文化依恋焦虑和文化依恋回避两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62和0.878。

1.2.2 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

该问卷由胡发稳等^［16］编制，共34个条目，分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2个分量表，其中主流文化认同包括社会规范、主体文化2个维度，民族文化认同包括民族接纳、族物喜好、民族俗约、宗教信念4个维度，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次测量中，民族文化认同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3，主流文化认同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6。社会规范和主体文化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49和0.901；民族接纳、族物喜好、民族俗约、宗教信念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71、0.893、0.868和0.819。

1.2.3 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Campbell编制，由李靖和赵郁金^［24］修订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共包含9个项目，此量表包括两个部分，即总体情感指数，由8个项目组成，权重为1；生活满意度问卷，1个项目，权重为1.1。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5。

1.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4.0和 Mplus7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5］，结果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共17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能解释的变异为25.83%，没有超过临界值（40%）。

2.2 各变量描述统计

大学生文化依恋、文化认同及主观幸福感现状见表1。由表1可知，从总平均数看，文化依恋回避、文化依恋焦虑与理论中数差异显著［t_{文化依恋回避}（518）=10.938，P<0.001，Cohen’d=1.18；t_{文化依恋焦虑}（518）=15.959，P<0.001，Cohen’d=0.88］，表明大学生文化依恋回避与焦虑处在低水平；主流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均显著高于理论中数［t_{主流文化认同}（518）=37.739，P<0.001，Cohen’d=0.74；t_{民族文化认同}（518）=27.128，P<0.001，Cohen’d=0.69］，表明大学生具有积极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认同；主观幸福感总均值显著高于理论中数［t（518）=17.647，P<0.001，Cohen’d=1.21］，表明大学生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从类别差异特征看，依恋焦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517）=2.410，P=0.016，Cohen’d=1.17］，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且依恋焦虑存在显著的专业类别差异［F（3， 515）=5.300，P<0.001，η_p²=0.30］，其中艺术类显著高于经管类、文史类和理工类大学生，文史类显著高于经管类。主观幸福感也存在专业类别差异［F（3，515）=4.893，P=0.002，η_p²=0.28］，理工类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

2.3 相关与回归分析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依恋回避与主流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及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依恋焦虑与主流文化认同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民族文化认同、主流文化认同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在控制性别和民族的情况下，以大学生文化依恋（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和文化认同（主流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3可知， 文化依恋中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均负向预测了主观幸福感；主流文化认同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民族文化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2.4 路径与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文化依恋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采用路径分析模型进行探索。文化依恋的两个维度——依恋回避（CAS1）和依恋焦虑（CAS2）为预测变量，以民族文化认同（ECI）和主流文化认同（MCI）为中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SWB）为结果变量进行路径模型分析。首先，采用Mplus对饱和的递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主要拟合指标为： χ² =0，df=0，RMSEA=0，CFI=1，TLI=1。为进一步修正模型，以图1的饱和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分别删去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 CAS2→SWB和 ECI→SWB 得到非饱和模型1和2，然后同时删去以上两条不显著路径得到模型3，对三条非饱和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从拟合指数可以看出，模型3在较少的路径下仍能非常好地拟合数据，故以模型3作为修正后的最佳模型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本研究同时使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置信区间Bootstrap法进行路径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为1 000，以此来确定模型中的中介效应统计效力。从图2可以看出，依恋回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总效应为-0.154，其中直接效应为-0.115，Bootstrap 95%置信区间CI为（-0.207，-0.023），不包括0，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为-0.400，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依恋回避→主流文化认同→主观幸福感，效应值为-0.012，Bootstrap 95%置信区间CI为（-0.023， -0.001），不包括0，间接效应模型显著；第二条是依恋回避→民族文化认同→主流文化认同→主观幸福感，效应值为-0.027，Bootstrap 95%置信区间CI为（-0.048，-0.007），不包括0，间接效应显著。结果表明，主流文化认同可单独在依恋回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在依恋回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0.297，其中直接效应为-0.273，Bootstrap 95%置信区间CI为（-0.356， -0.190），不包括0，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为-0.024，只有一条路径：依恋焦虑→主流文化→主观幸福感，其效应值为-0.024，Bootstrap 95%置信区间CI为（-0.041， -0.008），不包括0，间接效应模型显著。说明主流文化认同在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讨论

3.1 一般特征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在文化依恋焦虑上的得分较高，他们更担心自己被文化群体所抛弃。该研究结果可能源于依恋行为本身的性别差异。以往研究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会更依赖依恋对象，因此她们能获得依恋对象的更多鼓励和情感支持，也不担心会被依恋对象抛弃^［26］。因此，与女性相比，男性与依恋对象（父母、文化群体）的接触较少，这可能是他们担忧文化群体会抛弃自己的原因。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依恋焦虑上存在显著的专业类别差异，艺术类显著高于文史类、理工类和经管类大学生，文史类显著高于经管类大学生。以往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表明，成人依恋源于婴儿时期与主要抚养者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27］，因此，依恋焦虑可能不会存在专业方面的差异。但从文化依恋的视角看，文化包括相互联系的共同信仰、价值观和规范。显然，艺术类和文科类大学生由于长期的专业熏陶，有更高的文化情感需求，也更加担忧在文化情境中被他人抛弃，希望被文化所接纳。本研究也表明，在主观幸福感上也存在专业类别差异，理工类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国内相关研究也证实了理工科比文科大学生有更强的主动性人格^［28］，因此，相比文科学生，他们在面对困境时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此外，从专业训练的视角看，文科生偏重思维的灵活性与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对未来社会产生更多的迷茫；而理科生追求逻辑确定性和事实唯一性，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可能更稳定，生活满意度高，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主观幸福感。

3.2 文化依恋、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文化依恋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且文化依恋中的回避和焦虑得分负向预测了主观幸福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20］。文化依恋回避代表个体对所属文化群体的不信任程度，文化依恋焦虑代表着个体担心被所属文化群体抛弃的程度。文化依恋焦虑或回避得分较高的个体对所属文化群体缺乏信任，尤其害怕寻求帮助时被文化群体拒绝。因此，在威胁情境中，文化群体不能成为他们的“安全基地”，也无法在文化适应时缓解消极情绪，他们常常感觉“孤立无援”，其主观幸福感也低。相反，低回避和低焦虑的文化依恋个体有着积极的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在威胁情境中，文化群体或文化符号会作为“避风港”提供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他们的积极情绪以及文化适应的能力。

除此之外，文化认同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其中，主流文化认同正向预测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已有研究显示，文化认同调节着个体的社会行为并维持着群体边界，代表着个人的身份信息^［29］。中国主流文化认同反映了公民对国家文化主体的认知与情感依附，民族文化认同反映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依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反映着其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而对民族文化认同则反映着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当既认同主流文化，又认同民族文化时，往往有更好的社会适应力、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17］。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文化认同呈正相关。另外，谈到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有必要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国家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它是各民族的“共同内群体”，当各民族成员凸显“共同内群体”身份时，群体边界会模糊，会将原先的外群体看成内群体的“自己人”，并将内群体积极情感延伸到当前形成的上位群体^［2］，因而也减少了文化适应的心理阻力，从而有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即主流文化认同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3.3 文化认同在文化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3.3.1 文化依恋通过主流文化认同影响主观幸福感

文化依恋会通过主流文化认同影响主观幸福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 Ferenczi和Marshall^［30］以欧洲人、南亚人和北美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究文化依恋、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安全型（低回避、低焦虑）文化依恋会通过增加民族文化认同来间接提高主观幸福感。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民族文化定义为原籍国的文化，因此其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本质上相一致，均认为文化依恋要通过主流文化（国家文化）认同影响主观幸福感。已有研究强调文化认同的两个过程：探索和归属，探索是指为获取关于个人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信息而积极的行为和认知尝试，归属是指个体建立对某一文化群体的依恋^［17］。从这一角度讲，文化依恋满足了个体的归属感需求，也为文化认同提供了情感支持，而文化认同的认知过程为个体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相对于民族文化认同而言，主流文化能为大学生提供“共享价值观”，价值观的相似性会减少他们在文化适应过程的冲突，从而提升共同的主观幸福感。

3.3.2 文化依恋通过民族文化⁃主流文化认同的链式中介影响主观幸福感

文化依恋的认知基础是文化认同^［1］，正如本研究的结果，文化依恋会通过民族文化⁃主流文化认同的链式中介影响主观幸福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即人们对自身的民族文化群体与更大的主流文化群体均会形成认同，在他们多重身份信息互不矛盾的条件下，良好的文化适应能更多提升主观幸福感^{［30⁃31］}。“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也认为，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可以整合不同群体的认知表征。在“共同内群体”意识下，各民族群体成员的身份从“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可以转变为“我们”（共同内群体），内群体积极情感也可以延伸至当前新形成的上位群体，进而减少人们在文化适应中的心理阻力，从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由此可见，认同本民族身份和强化“共同内群体”意识是提升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切实有效的方法。在中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产生持续幸福感的重要基础。

4 结论

（1）大学生具有中等程度的文化依恋、积极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认同、较高的幸福感体验。男生在依恋焦虑上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生会更担忧被文化群体抛弃。艺术类大学生在依恋焦虑上显著高于理工类、文史类和经管类大学生，说明艺术类大学生会更期待被文化群体所接纳，担忧被抛弃。理工类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说明理工类大学生有更积极的幸福体验。

（2）文化依恋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文化认同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3）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主流文化认同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

（4）主流文化部分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在依恋回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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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文化依恋的测量及其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的作用机制研究”(19YJA850014)

内蒙古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路径研究”(2022JBZD018)

包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包头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2014⁃yb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