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的纵向关系——相对剥夺感与愤怒反刍的作用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in Senior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nger Rumination

摘要

采用多维侵害量表、相对剥夺感问卷、愤怒冗思量表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320名高中生进行间隔6个月的追踪研究。基于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社会生态⁃素质压力和愤怒反刍的多系统模型等理论，探讨同伴侵害与抑郁的纵向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同伴侵害（T1）对抑郁（T2）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愤怒反刍（T2）在同伴侵害（T1）与抑郁（T2）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且相对剥夺感（T2）与愤怒反刍（T2）在同伴侵害（T1）和抑郁（T2）的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同伴侵害可以通过愤怒反刍和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间接影响高中生抑郁。

Abstract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nger rumination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of depress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social ecology-quality pressure and multiple systems model of angry rumination in the paper. 320 senior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the Anger Rumination Scale and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through the longitudinal design of two follow-up surveys in six months for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eer victimization （T1）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T2）； that （2） anger rumination （T2）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T1） and depression （T2），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2） and anger rumination （T2）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er aggression （T1） and depressive mood （T2）. Therefore， peer victimization indirectly affec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through not only anger rumination， but also mediating chain from relative deprivation to anger rumina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同伴侵害 / 相对剥夺感 / 愤怒反刍 / 抑郁 / 高中生

Key words

peer victimization / a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anger rumination / depression / senior school student

抑郁是个体面临不良情境与事件时的消极反应，体现为非特定时期的悲伤、苦闷等消极情绪^［1］。高中生正值青春期，心理不成熟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导致自尊心脆弱且较为敏感，易陷入人际关系、角色冲突等困扰，是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高发阶段^［2］。近期的研究也显示，高中生抑郁检出率高达28%，位居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之首^［3］。抑郁不仅导致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受挫，学业成绩下滑，程度严重时还将引发自伤、自杀等威胁生命的风险行为^［4］。在影响高中生抑郁情绪的众多因素中，消极人际关系（同伴侵害、校园欺凌）是阻碍其社会适应发展的重要校园风险变量，也是影响情绪适应问题的重要外界诱因。横断研究也发现，同伴侵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形成^［5］，纵向研究还证实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产生是由同伴侵害的长期性、累积性的消极影响而致^［6］。因此，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设计，探讨同伴侵害对高中生抑郁长期影响的内部机制，即相对剥夺感与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同伴侵害是指个体遭受来自同伴身体、言语或关系的伤害经历^［7］。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指出，低质量的人际关系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8］。压力性人际体验减弱个体积极自我认知与良好自我调节功能，导致出现消极自我评价、低水平自我效能感，使个体产生一系列负面情绪^［9］。同伴侵害作为青少年时期的典型压力性人际关系，会触发青少年在交往中获得的敌意预期，促使其对同伴行为产生消极偏差认知，难以与同伴建立联结，更可能出现退缩行为及消极情绪。近期的研究也证实，同伴侵害与抑郁之间有纵向预测关系^［10］。因此，提出假设H1：同伴侵害对抑郁有长期的预测作用。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通过与参照对象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感知到自己处在消极的处境，引发愤怒、不满等不良情绪的主观体验^［11］。相对剥夺理论指出，遭受同伴侵害者作为弱势群体经常体验到自己的基本权利被他人剥夺，此种消极感知对受侵害者的心理及行为的适应性造成损害^［12］。以往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13］。前者是诱发后者的重要风险变量。受同伴侵害时，个体往往出现低自我评价而形成自卑感，使其与他人进行比较后时常出现“我不如他人”的感受，这种长期的上行比较容易促生相对剥夺感^［14］。相对剥夺感体验的增加容易引发挫败感与沮丧情绪，渐渐出现抑郁症状^［15］。综上分析，遭受同伴侵害的高中生，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成为抑郁情绪出现的“催化剂”，因此，提出假设H2：相对剥夺感在同伴侵害与抑郁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社会生态⁃素质压力模型指出，压力性生活事件引发个体认知偏差，使其更多采用偏激的认知模式对外界环境进行解读，导致强烈情绪反应^［16］。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负面信息（同伴侵害）会使其产生紧张、压力，在外界因素影响下重新进行编码，改变原有认知，诱发个体愤怒情绪^［17］。因此，在同伴侵害的影响下，愤怒反刍更可能成为引发高中生抑郁的认知易感因素。愤怒反刍的多系统模型指出，愤怒反刍会维持个体的愤怒情绪体验，并放大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18］，同时与愤怒反刍相关的大脑区域（扣带回、海马体和杏仁核）也关联着个体的抑郁情绪^［19］。由此推断，愤怒反刍可能是影响抑郁产生的前因变量。国内针对 2 582名初中生的研究已证实，愤怒反刍在受欺凌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20］。因此，提出假设H3：愤怒反刍可能在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依据脱离损伤假说理论观点，受侵害者在经历伤害刺激后，易陷入消极参照信息而反复思考受伤害事件^［21］，将压抑情绪状态转化为愤怒情绪，进而产生剥夺感。实证研究也表明，相对剥夺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愤怒反刍^［22］。由于相对剥夺增加损耗个体的内在心理资源，出现认知偏差并启动关于愤怒情境（同伴侵害）的自动思维，激发了其愤怒情绪。作为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愤怒反刍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受侵害者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行为，造成习得性无助及更多的抑郁情绪^［23］。综上，提出假设H4：相对剥夺感与愤怒反刍在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间也可能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应激⁃认知易感模型、社会生态⁃素质压力模型、愤怒反刍的多系统模型以及脱离损伤假说等理论，探讨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的纵向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与愤怒反刍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高中生抑郁的防范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辽宁省某高中在读学生进行间隔6个月的两次追踪测量。在第一测量时，共有480名学生参与，回收有效问卷460份，有效回收率为95.83%。其中，男生206人，女生254人；独生子女209人，非独生子女251人；留守学生141人，非留守学生319人；农村学生346人，城镇学生113人，平均年龄为（16.03±0.91）岁。第二次测量时，由于学生出现生病、转学等因素，共有380名学生参与，流失率为17.39%，剔除无效问卷，剩余有效问卷共320份，有效回收率为84.21%。其中，男生147人，女生173人；独生子女160人，非独生子女160人；留守学生96人，非留守学生224人；农村学生239人，城镇学生81人，平均年龄为（16.90±0.91）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多维同伴侵害量表

采用Mynard和Joseph^［24］编制的量表，共18个项目，由四个维度组成，分别是身体侵害，关系侵害，言语侵害和财产侵害。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代表“没有发生”，“4”代表“经常发生”，个体在各维度所得的总分越高，说明遭受同伴侵害程度越强。在两次测量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9和0.91，结果效度良好（T1：χ²/df=3.61，CFI=0.92，TLI=0.94，RMSEA=0.07；T2：χ²/df=4.29，CFI=0.89，TLI=0.87，RMSEA=0.06）。

1.2.2 相对剥夺感问卷

采用马皑^［25］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共4个项目，由单一维度组成。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6”代表“完全同意”，个体的总分越高，说明相对剥夺感水平越高。在两次测量中，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5和0.77，结果效度良好（T1：χ²/df=4.63，CFI=0.90，TLI=0.98，RMSEA=0.08；T2：χ²/df=4.60，CFI=0.92，TLI=0.97，RMSEA=0.07）。

1.2.3 愤怒冗思量表

采用Sukhodolsky等^［26］编制的愤怒冗思量表。共19个项目，由四个维度组成，分别是事后愤怒、报复想法、愤怒记忆和理解原因。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１”代表“偶尔或无”，“4”代表“持续”，个体在各维度上所得总分越高，说明愤怒反刍水平越高。在两次测量中，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9和0.90，结果效度良好（T1：χ²/df=4.16，CFI=0.91，TLI=0.90，RMSEA=0.08；T2： χ²/df=3.27，CFI=0.92，TLI=0.95，RMSEA=0.06）。

1.2.4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章婕等^［27］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共20个项目，由四个维度组成，分别是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和人际关系。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0”代表“没有或几乎没有”，“3”代表“几乎一直有”，个体在各维度上所得总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明显。在两次测量中，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9和0.90，结构效度良好（T1：χ²/df=5.11，CFI=0.89，TLI=0.88，RMSEA=0.06；T2：χ²/df=3.27，CFI=0.92，TLI=0.95，RMSEA=0.05）。

1.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被试均自愿参加问卷填写，问卷当场发放并收回。采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Amos24.0、Mplus8.3对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单因素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不理想，拟合指数：χ²/df=24.68，CFI=0.50，TLI=0.59，RMSEA=0.25，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2.2 同伴侵害、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抑郁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的方法对同伴侵害、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同伴侵害（T1）、相对剥夺感（T2）、愤怒反刍（T2）与抑郁（T2）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表1。

2.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Mplus8.3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同伴侵害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模型M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较好：χ²/df=2.61，CFI=0.96，TLI=0.95，RMSEA=0.07，SRMR=0.04。其次，在模型“同伴侵害→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抑郁”的基础上，增加“同伴侵害→抑郁”路径，构建竞争模型M₂；在竞争模型M₂上增加“同伴侵害→愤怒反刍”路径，建构竞争模型M₃；在竞争模型M₂上增加了“相对剥夺感→抑郁”路径，构建竞争模型M₄。比较结果见表2。模型M₂和模型M₁之间的Δχ²=11.35，Δdf=2，P<0.01，模型M₃和模型M₁之间的Δχ²=7.93，Δdf=1，P<0.01，模型M₄和模型M₁之间的Δχ²=4.01，Δdf=1，P<0.05。通过与其他竞争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假设模型为相对最佳模型。

通过检验同伴侵害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表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29，CFI=0.99，TLI=0.98，RMSEA=0.06，SRMR=0.03。同伴侵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55，P<0.001）。将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加入模型，结果表明同伴侵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28，P<0.001），对相对剥夺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7，P<0.001）对愤怒反刍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5，P<0.05）；相对剥夺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愤怒反刍（β=0.45，P<0.001），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1，P>0.05）；愤怒反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41，P<0.001），如图1所示。

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法抽取1 000样本量，设定95%置信区间对中介效应进行估计与检验，见表3。同伴侵害作用于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28，占总效应52.83%；其中，同伴侵害→愤怒反刍→抑郁占总效应的16.98%，同伴侵害→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抑郁占总效应的18.87%。三条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同伴侵害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又能够通过愤怒反刍，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间接影响抑郁。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同伴侵害对高中生抑郁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此外，同伴侵害通过愤怒反刍，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这两条路径间接影响抑郁。

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6个月后的抑郁水平，支持了研究假设H1，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10］。高中时期是建立人际联结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在重视集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中华文化背景下，高中生有较为强烈的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获得稳定情感支持的需要^［28］，高质量的人际交往增强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满足利于缓解其消极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而同伴侵害使高中生在人际交往和互动中受到伤害，产生强烈的疏离感、挫败感，阻碍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持续受挫的人际关系，累积大量的负面情绪，导致严重缺乏安全感而出现抑郁情绪^［29］，该结果与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观点相契合。因此，家长和教师应协同定期筛查遭受同伴侵害的学生，密切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并给予及时的心理疏导。

本研究在中介检验中发现，除证明同伴侵害对抑郁有预测作用外，还验证了同伴侵害可以通过愤怒反刍间接影响抑郁，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同伴侵害与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H3和H4均得到证实，同伴侵害通过愤怒反刍间接影响抑郁。低质量的同伴关系会引发高中生消极认知（愤怒反刍）。个体反复思考同伴的不良行为与消极态度，在此过程中，反刍又会保持甚至增强消极事件引发的愤怒情绪，产生愤怒反刍，未做出相应反应的个体，促发其抑郁水平产生的概率^［30］。反应方式理论指出，受到侵害的高中生会提高产生愤怒等消极情绪的可能性，并用愤怒的想法和记忆来理解当下的情境，这将进一步加剧愤怒情绪，同时强烈的负性情绪会给个体带来心理或行为的异常变化，进而引起影响身心健康的心理问题^［31］。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剥夺感在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未得到证实，即假设H2未得到支持。首先，个体的情感（相对剥夺感）受个体因素与环境的影响^［32］。相关研究指出，在相对剥夺感较高的情况下，受侵害的个体反叛程度越高，进而直接发泄出内在的不良情绪，可以弱化负情绪水平^［25］。其次，现有研究发现，公平信念对于处于劣势的群体有调节作用^［33］。处于弱势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调节、改变其所处的不利情境。由此推测，对于遭受同伴侵害的高中生而言，虽处于不利处境，如果其内心充满公平信念，并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业和维护人际关系上，造成抑郁情绪未通过相对剥夺感而被直接触发。因此，相对剥夺感可能通过其他认知变量而间接影响高中生抑郁。

本研究还发现，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同伴侵害和高中生抑郁纵向关系间的链式中介作用。遭受同伴侵害的高中生会被他人歧视，在与他人比较后会体验到较高的相对剥夺感，其内心充满愤怒情绪。在这种情绪影响下，高中生将反复思考遭受同伴语言、身体及关系的侵害经历，逐渐形成了愤怒反刍的认知模式^［34］，使自己困于负性经历中而无法自拔。控制理论指出，这种反复思考遭受侵害的经历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将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35］。因此，同伴侵害会通过相对剥夺感来增加愤怒反刍进而引发抑郁症状。

同伴侵害作为校园人际风险变量，对高中生抑郁影响具有长期性。本研究揭示了其形成机制，将利于在实践中为高中生抑郁的防范工作提供指导。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延长追踪时间，更为精准地确立同伴侵害对高中生抑郁的动态影响。实践中，为了缓解同伴侵害对高中生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要从源头上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而且可以配合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认知疗法、合理情绪疗法）标本兼治地防范高中生抑郁的产生。

综上，同伴侵害、相对剥夺感、愤怒反刍和高中生抑郁之间关系密切；同伴侵害对高中生抑郁有纵向预测作用；愤怒反刍在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相对剥夺感和愤怒反刍在同伴侵害与高中生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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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资助项目“多维逆境视角下中学生抑郁倾向精准识别及干预策略研究”(DHA21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