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唐至清末为例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enggong District， Kunming：From Tang to End of Qing Dynasty

摘要

呈贡区是云南省昆明市的新城区，城市化发展迅速，乡村社会不断发生重要转型。以呈贡区的历史文献分析与考证为基础数据源，结合GIS核密度分析，研究历史时期呈贡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总结呈贡区乡村聚落演化过程中的各种作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历史期间呈贡区的乡村聚落分布空间结构在历史原有的乡村聚落分布基础上扩展，各个朝代的乡村聚落分布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继承性；（2）核密度分析直观展示整体聚落分布的疏密程度和格局变化，识别“冷、热”区；（3）地形因素、军屯移民和灾荒流民、滇池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建是驱动呈贡区历史时期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

Abstract

In Kunming， the ca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urbaniz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ural society has been undergoing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oftware provides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during certain periods in history.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Chenggong， the process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district was summarized through analyzing various factors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henggong district from Tang dynasty to end of Qing was expanded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each dynasty presented a certain historical inheritance； that （2）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visually displayed the density level and pattern changes of the overall rural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identified "cold and hot" areas； that （3） topography， immigration of military settlements and famine refuge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Dianchi area were the main factors for driving the change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henggong district in this perio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乡村聚落 / 时空演化 / GIS / 呈贡区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s /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 GIS / Chenggong district

乡村聚落是农村居民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反映人地关系、人口分布、社会结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关系的重要社会单位。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状况是一定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农村居民居住活动在其分布地区的反映^［1］。西方学者对乡村聚落的研究始于19世纪，目前国外乡村聚落研究受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研究范式逐渐向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型，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更加注重人文、社会、经济、生态等因素对聚落演变的影响以及聚落空间结构特征^［2⁃3］。国内学者对乡村聚落也开展了大量学术研究，包括乡村聚落区位条件、规模大小、类型、聚落空间重构及演变过程等。其中邢谷锐等^［4］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类型分为主动型、 被动型和消极型。李伯华^［5］在对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中发现，农业生产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对居民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农村人居环境空间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周国华等^［6］建立了乡村聚落“三轮”驱动体系，包括基础因素、新型因素和突变因素，认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通常经历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席建超等^［7］采用参与式乡村评价（PRA）、GIS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尺度探讨 苟各庄村典型旅游村近25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认为在该村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是基础，市场需求的发展是动力，政府调控维持了村庄规模稳定。代婷婷等^［8］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地势、交通、水系与城市经济和人口指向性。张佰林等^［9］研究了历史时期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认为人地关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时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

目前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利用景观分析方法，广泛使用RS和GIS，但主要集中于景观设计、景观恢复和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10⁃11］}。乡村聚落格局演变从宏观时间尺度研究的文献较为少见^［12］。乡村聚落的空间发展与演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13］。当前乡村地区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新的机遇^［14］。昆明市呈贡区乡村聚落形成的历史悠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呈贡区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定量分析和直观展示历史时期呈贡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变化，探究其形成与演化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从而把握呈贡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的关键所在。同时，为了解现今呈贡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探索乡村聚落未来的演变方向和发展趋势，以建构聚落调控与发展对策体系，促进城乡聚落有序发展^［15］。并且可以为昆明市未来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需重点保存和建设哪些历史村落提供借鉴，也对丰富长时间序列的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呈贡区是昆明市政府驻地（24°42′~25°00′N， 102°45′~103°00′E），处于滇中高原滇池盆地偏东，总面积456 km²，西濒滇池，西南与晋宁区相连，地势西高东低。“呈贡”系彝语“扯过”的音译，“扯”为稻谷，“过”为海湾，意即盛产稻谷的海湾。呈贡区大渔乡龙潭山“昆明人”遗址证明了呈贡区在三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居住^［16］。呈贡县于2011年撤县设区^［17］。呈贡区的主要河流自北向南依次为马料河、洛龙河、捞鱼河、梁王河和南冲河（图1）。这些河流在历史上对区域乡村聚落的形成与演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促进了乡村聚落的集聚和扩展，也成为影响呈贡区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的核心自然因素。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最邻近指数法

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可反映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18］。本文选用最邻近指数来判断研究区域不同时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模式，计算公式为

R=(r/d)=\mathrm{2}\sqrt[]{D}\times r，

式中，R为最邻近点指数，r为村落之间实际最邻近距离，d为村落之间理论最邻近距离，D为点密度。当R=1，即r=d时，说明村落随机分布；当R1，即rd时，说明村落趋于均匀分布；当R1，即rd时，说明村落呈现集聚分布^［19］。d的计算方法为

d=\frac{\mathrm{1}}{\mathrm{2}\sqrt[]{n/A}}=\frac{\mathrm{1}}{\mathrm{2}\sqrt[]{D}}，

式中，A为研究区域面积，即呈贡区面积，n为研究区域内村落的数量。

2.1.2 核密度估计法

是一种用于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在空间点模式的分析中被广泛运用^［20］。假定x₁，x₂，…，x_n 为独立同分布f的n个样本点，设其概率密度函数为f，则在点x处的核密度估计为

f_h\left(x\right)=\frac{\mathrm{1}}{L}{\sum }_{\mathit{i}=\mathrm{1}}^n{K}_h\left(x-x_{\mathit{i}}\right)=\frac{\mathrm{1}}{Lh}{\sum }_{i=\mathrm{1}}^n(\frac{\left(x-x_{\mathit{i}}\right)}{L})，

其中，K为核函数（非负、积分为1，符合概率密度性质，并且均值为0）， h0，称作带宽或窗口，是一个平滑参数，带宽h的确定对研究结论有重要的影响。带宽h取值较大，可以反映研究区域样本点的整体分布特征；取值较小，可以反映研究区域样本点局部分布特征。\left(x-x_i\right)表示估计点到样本点的距离^［21］。

2.2 数据来源

首先是《呈贡县地名志》^［17］，详细记载了呈贡区1986年的所有自然村、居民点155条，通过该地名志资料可以直接获得呈贡区各历史时期的乡村名称以及建村时间。考虑到由于清代以后乡村聚落数量增加较少，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已经基本稳定，本文对乡村聚落历史格局的探讨截至清代。其次是通过查找中国 大百科全书数据库、云南数字方志馆以及实地调研等方式搜集与呈贡区乡村聚落有关的历史资料文献，并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得到了所有居民点的建村时间、地貌类型，以及坐标点位数据（使用百度地图API获取），并建立了呈贡区乡村聚落数据库进行筛选，排除近现代形成的村落，最终确定137个乡村聚落作为研究数据，并按照乡村聚落形成的时间差异，将其划分为唐代前、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除此以外还有 2022—2023年期间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数据，以及呈贡区政府部门公开的有关数据资料。

因为本文用ArcGis软件对呈贡区各历史时期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进行分析，所有聚落地名、聚落位置均以现今地名和坐标为准。同时由于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多变，但是形成的聚落位置基本稳定，因此在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聚落演化分析时均以现代行政区划名称描述。为增强数据的可靠性，对关键数据点（如聚落位置和历史时期）进行了交叉验证。此外，利用现代GIS技术与历史地图进行对照，确认地理位置的准确性，对数据解读存在争议的部分，咨询历史学和地理学领域的专家，以解决历史文献解读的差异。

3 历史时期呈贡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变迁过程分析

3.1 聚落数量的演化过程

对历史时期聚落格局演变的研究可以反映土地开发和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22］。历史时期，呈贡区的村落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不同历史时期村落增加的数量存在差异。直至宋代，呈贡区的村落数量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元代和明代大量的军屯移民使得村落的数量增长迅速。元代村落数量的增加尤为明显，村落数量增加了1.13倍；明代村落数量增长率也达到82.81%。至清代村落数量增加趋缓，村落格局基本定型（表1）。在唐代，云南省主要是非汉族统治的边疆地区，政治和文化上与中原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时期 云南省由于其边疆地位和较弱的中央政府控制力，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主要经济活动为农业，但缺乏系统的开发政策和大规模的移民支持。因此，村落数量的增长受限于自然人口增长和有限的农业扩展，且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导致聚落增长十分缓慢。宋代开始注意到云南省的战略位置和资源价值，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有所增加，特别是沿主要交通要道的地区。然而，这种开发主要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对偏远地区的影响仍然有限。村落数量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依然缓慢，反映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控制和推动的局限性。元代为了巩固对云南省的控制，大量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被迁移至此，进行屯田和军事防御，使得该时期村落数量激增。大规模屯垦和移民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也明显提高了人口密度，从而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农业技术的引入，使得村落数量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是云南省聚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代继承并扩大了元代的屯田政策，特别是在军事重镇和边防地区，继续巩固中央集权，促进了地方包容，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合。明代政府对云南省的开发更加系统和有力，促进了聚落的进一步扩张和繁荣^［23］。村落数量加速增长，不仅体现了中央政策的有效性，也反映了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深刻变迁。清代由于前期的大规模移民和开发，云南省的聚落已较为成熟和稳定。政府在清中期以后开始减少对边疆地区的军事压力和屯田政策，转而更多关注社会管理和文化认同。村落数量的加速因而减缓，聚落格局开始定型，主要表现为现有聚落的逐渐扩张和完善。

由呈贡区历史时期村落分布图（图2）可知，唐代呈贡区马金铺、大渔街道附近聚落数量最多。随着时间推进，各区域村落数量都有明显增加，至清末，北部的七甸区域成为呈贡区聚落数量最多的地区。

3.2 聚落空间格局整体演化

3.2.1 核密度带宽h的确定

核密度估计中，带宽h的取值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需要根据研究区域的范围和样本点之间的平均距离确定^［24］。运用ArcGIS邻近距离分析法，计算不同时期新增乡村聚落点和全部乡村聚落点的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见表2。

依据各历史时期新增乡村聚落和总体乡村聚落的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经过不断的尝试后，将各个 历史时期的全部乡村聚落的带宽L确定为2 500，新增乡村聚落的带宽L确定为1 800，以能够比较清楚地表现各个时期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变化情况。

3.2.2 聚落格局总体演化特征

运用ArcGis10.5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聚落点进行最邻近指数的计算（见表3）。由表3可知，呈贡区各个历史时期的乡村聚落分布模式都呈空间集聚分布型，但随着元代和明代乡村数量的大量增加及分布范围的不断扩大，呈贡区乡村聚落的集聚程度逐渐降低，趋于均匀分布（当R1，即rd时，说明村落趋于均匀分布，R值在明代时已经达到0.93，逐渐趋近于1）。

3.3 聚落空间格局的区域差异

通过GIS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了历史时期呈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图略），表明呈贡区历史时期的乡村聚落主要沿着自西向东流经呈贡区的五条河流（马料河、洛龙河、捞鱼河、梁王河、南冲河）分布。汉代梁王河下游的村落较为密集，唐代的乡村聚落开始向梁王河上游分布，聚集核心在大渔村、石城村附近。宋代的乡村聚落进一步扩展，洛龙河中游开始有村庄集聚。元朝末年由于政府对滇池的治理，滇池水位下降，乡村聚落开始在洛龙河上游靠近滇池的地区分布。明代大量军屯移民进入呈贡区，捞鱼河地区的乡村聚落明显增加，乡村聚落明显分散。但由于地形影响，东部山地丘陵地区的乡村聚落仍然较少。

（1）缓慢增加的两河中间地带团状“三核”分布模式。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益州郡谷昌县在今古城地建“呈贡”镇城。这一时期古滇国刚归属中原王朝，当地形成的聚落较少，且增长速度较慢。汉代最初的集聚中心在今马金铺街道化城社区，当时此地名为大吴龙城（元代成为归化县驻地归化城），位于捞鱼河及梁王河之间的河流泥沙淤积岸，土壤较为肥沃，因此这里核密度最高，达到0.70个/km²；次集聚核心在今捞鱼河下游有众多水库的七甸街道，适合发展种植业和渔猎。唐代村落开始增加，两河之间的村落明显增加，并逐渐向河流上游方向集聚，村落集聚形成三核心，核密度新增值在0~0.7个/km²之间变化。乡村聚落增长最快的是今大渔街道，新增核密度为0.57~0.70个/km²，其次是马金铺街道，新增核密度为0.46~0.56个/km²。但这一时期呈贡区的中部、东部、西部极少有乡村聚落分布。

（2）大范围增加的河流中上游及滇池沿岸“四核心”分布模式。宋元时期呈贡区乡村聚落点增长速度加快，空间分布范围区域呈分散态势。宋代新增的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今马金铺、洛羊和洛龙街道，新增核密度值在该区域达到最高，为0.60~0.73个/km²。元代的乡村聚落开始出现分散分布趋势^［25］，集聚的乡村聚落主要位于今大渔、七甸、马金铺街道区域内。元代乡村聚落总体上分布于自西向东流经呈贡区的四条河流中上游地区，新增乡村聚落的核密度值在0.48~0.71个/km²。

（3）迅速增加的多河流沿岸及滇池沿岸带“多核心”空间分布模式。明代是呈贡区乡村聚落增加最多的时期。明代与之前几代的移民最终形成的村落基本奠定了呈贡区乡村聚落的分布格局。明代乡村聚落新增核密度值在0~1.10个/km²之间变化，其中今斗南、洛羊、吴家营街道的乡村聚落增长速度最快，新增核密度分别为0.91~1.10个/km²、0.68~0.90个/km²。东部丘陵山地地区的乡村聚落密度增大，空间分布开始向东部山地地区扩展。今吴家营街道区域开始成为新的村落集聚核心，核密度为0.68个/km²。柏枝营、前卫营、郎家营、缪家营、段家营、刘家营村等都在这一时期形成。明代大渔街道区域仍然是村落的集聚核心区，集聚密度由唐代的0.46~0.56个/km²，扩大到0.89~1.1个/km²。

（4）稳定持续增长的大范围空间分布模式。清代乡村聚落新增核密度值在0~0.99个/km²，呈贡区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继承明代村落分布的基础上仍然继续发展，表现为以七甸街道、马金铺街道和大渔街道三个主要的增长核心，新增核密度分别是0.60~0.79个/km²，0.41~0.79个/km²，0.41~0.99个/km²。其中七甸街道的三家村形成于清代末期。呈贡区西部平原地区的空间集聚范围继续扩展，今大渔街道和斗南街道、洛龙街道集聚核心区的范围扩大连接形成面状的集聚区。清代乡村聚落持续稳定增加，但基本在之前乡村聚落分布的基础上扩展，其分布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呈贡区最早的乡村聚落出现在马金铺街道化古城社区（化古城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最初是由当地豪强宗族修建的一座土城。公元1275年，元代中央政府在此地设立归化县，并于现今化古城一带修筑新城），初具规模的乡村聚落也出现在马金铺街道（元、明马军驻地，名马军铺，后字音演变为今名）。各个时期的乡村聚落分布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都位于滇池沿岸和呈贡区主要河流沿岸，乡村聚落分布密度比较小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山地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

3.4 呈贡区乡村聚落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1）地形因素导致的自然条件差异是呈贡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根本制约因素。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与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地形与地貌特征条件会直接影响聚落的分布演化。在湖滨地区的低缓地带，由于经常受到滇池水上涨的影响，大量农田被淹没，导致耕地和聚落的分布比较散乱。而在一些冲积平原、山麓地带，离滇池稍远，不易受到湖水上涨的影响，分布的居民点较多，但是因为灌溉不便，其分布大多靠近河流沿岸。呈贡区东部的偏远山区由于地势比较高，饮水困难，因此聚落比较稀疏。可以说在近代农业技术开始运用之前，该区域内的乡村聚落发展和农业开垦都比较滞后，与相对地势低平的西部平缓地带相比，这里是聚落发展的空白区。

（2）历史时期的军屯移民和灾荒流民是呈贡区整体聚落空间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在争夺政权及其政权得到相对稳固之后，一般都要派军民戍守边疆。汉武帝在西域和汉宣帝在边境地区开展屯田，是中国军屯历史的开端。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建立南诏国和大理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这不仅使大理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也使云南成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当时南诏的统治疆域远大于今天的云南省，其最繁盛的时期包括了今天的四川省西部、贵州省大部分、云南省全部等。唐代几番对南诏用兵，一些兵败的唐军被俘虏，成为一种特殊的汉民徙滇方式。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云南社会稳定，几乎没有发生战争，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因而当时从中原和四川流入了大量汉民。

元代忽必烈任命了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建立行省，行政中心也从大理迁到了今天的昆明市，这一时期 元代的军民屯田遍及整个云南地区，呈贡区也有很多元代的军民屯田，此时期乡村聚落数量也快速增加。《元史》记载仅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就率领着十万蒙古军和西域回族亲军攻入云南。其后七十多年中，派往云南的回族军（信奉伊斯兰教，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和阿拉伯人等）多达十几次，一次多则数万人，少则上千人。其中除了回族军士和军匠之外，赛典赤·赡思丁（出生于西域，1279年卒于任上，其随员、亲属及其后裔相继落籍云南）、甘麻剌（忽必烈嫡长孙）等回族上层人士也很多。

明代云南的屯垦初现鼎盛。明代在云南的屯垦分为三类：军屯、民屯和商屯。为了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政府组织士兵就地开垦，耕种防御。民屯是一种通过移民或招募流民耕种，为军队提供食物的屯田形式。商屯，又称盐屯，是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储存问题的一种方式。在《云南百科全书》中记载，明初在云南设有20卫、3御、18所，屯田军队约为29万人，仅军屯面积就达130余万亩。移民屯田加快了土地开发，改善了水利交通等基础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云南军屯、民屯和商屯的实施，形成了土地开发的新高潮，云南大面积荒地得到开垦，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小古城，相传为云南梁王屯兵储粮之地；缪家营，明洪武十九年实行军屯，此地首领姓缪得名；郎家营，明洪武十九年实行军屯，此地首领姓郎得名……”^［17］地名志中记载和在实地考察时与当地村民的访谈中，均可以得知呈贡区的村落大多是由元明时期政府为了控制边疆地区屯兵驻扎形成的，或者由于中原地区战乱，地处西南边陲，政治相对稳定且资源丰富的呈贡区成为明清时期移民的重要选择目的地之一。

（3）滇池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建，是呈贡区乡村聚落空间总体格局演化趋向滇池沿岸湖滨低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元代云南行省建立之初，赛典赤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大兴水利，修筑了松华坝、疏通海口河。海口河的疏通使得滇池水位降低了2 m左右（当时正常水位为1 890.0 m），湖水退至今天昆明市的得胜桥和巡津街一带，湖水水面缩小，大片的肥沃良田出露，史书称“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26］。除此之外，他还指挥修浚金汁河、银汁河、马料河、宝象河、海源河、盘龙江。元代在降低滇池水位的同时，还构建了昆明坝区的一个完整灌溉水利工程系统，使昆明滇池周边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呈贡区乡村聚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马料河的疏浚使得元代马料河流域的村落数量得以增加，形成了以斗南、洛羊为中心的一个新的聚集核心。

明代是滇池流域水利建设和农业垦殖加速发展的时期，云南地方官府对滇池水利建设极为重视。滇池虽然在元代的时候进行了海口河（滇池唯一的出湖口，位于西山区海口街道海门村）的疏浚工程，但由于后来年久失修，效益下降，滇池水患经常泛滥，导致大批肥沃的良田被淹没。自1382年（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留镇云南的沐英主持对元代长期荒废的海口河进行泥沙清理、疏浚河道，使得海口河基本恢复赛典赤时期海口河工程的基本功能。明代再次对海口河工程进行大规模整治，史书记载“挖低河床一丈五尺为准”，使得滇池水位在元代的基础上降到大约188 m^［27］。明代位于滇池沿岸的村落数量迅速增加。

1729-1730年，即清代雍正七至八年，清政府对海口河进行了进一步的大规模修整，导致水位再次下降。并且将梗塞在海口河中的牛舌滩、牛舌州和老埂挖掉，使河水直泄。“所有海口河道壅淤处所，悉已疏浚宽深，涸出膏腴田亩甚广，此在省会河道之大宗也”（《昆明市志长编》卷五）。这一次滇池水位再次下降，这也是元明清以来，在修浚海口的水利中第三次提到泄水出田的记载。此次后，滇池水位可能保持到清末^［28］。清代滇池沿岸的村落数量达到一个新的密度值。

从元到明清时期，政府逐渐重视对滇池流域河道的疏浚以及滇池流域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得位于滇池东岸的呈贡区拥有成千上万亩肥沃的农田，形成了安定祥和、百姓生活富足的局面。虽然其间因为朝代更迭水利有荒废，但是各时期政府不断进行河道疏浚治理，使得该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因而村落分布也得以不断扩展延伸。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涉及历史时期较长，无法采用常见的景观格局指数、斑块类型水平指数等进行村落格局演变分析^［29］，因而充分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如最邻近距离指数分析和制作可视化的GIS核密度分布图等，使得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呈贡区的乡村聚落演化模式与特征能够得到定量化表达^［30］。基于此，本文对呈贡区 历史时期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驱动机制总结如下。

（1）通过对《呈贡县地名志》中的乡村聚落点位数据进行整理，并结合ArcGIS 10.2生成历史时期的

核密度分析图，直观展示了呈贡区各个历史阶段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密度分析有效揭示了乡村聚落的分布疏密情况，进一步明确了聚落的集聚区与稀疏区，即“热区”和“冷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这种可视化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趋势，还能够揭示聚落发展背后的自然、社会驱动因素。通过该方法，可以深入探讨聚落演化的集聚扩散动态，识别出历史上各时期呈贡区乡村聚落的关键发展区域，从而为后续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规划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2）历史时期滇池东岸乡村聚落最初基本沿河分布，然而由于滇池水患频发，在元代之前滇池湖滨低缓低地极少有聚落分布，元朝末年由于政府对滇池的治理、疏浚了海口河，导致滇池水位迅速下降，出现了大片良田^［33］，乡村聚落开始在洛龙河上游靠近滇池湖岸的地区分布。明代由于大量军屯、商屯等移民进入 呈贡区，捞鱼河地区的乡村聚落明显增加，乡村聚落明显分散。但由于地形影响，东部山地丘陵地区的乡村聚落仍然较少。因此，地形因素导致的自然条件差异是环高原湖泊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历史时期的军屯移民和灾荒流民是聚落空间总体格局演化的外在动力，滇池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建是其内在动力^［34］。

（3）该地区聚落演化具有如下特征：乡村聚落的数量整体呈递增态势，元代和明代乡村聚落递增的数量较大，尤其是明代达到顶峰；各历史时期的乡村聚落总体空间格局呈聚集分布模式，但明清开始有分散的趋势；呈贡区乡村聚落分布的空间结构会在原有的乡村聚落分布基础上扩展，各个朝代的乡村聚落分布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继承性^［35］。历史时期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定居的开始，随着发展进步，人类居住也从单一分散的村落演变为集聚村落^［36］。因此，了解乡村聚落的历史空间演变与传承，对于理解当代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空间与乡村聚落空间“平衡发展”决策提供了基础依据。

（4）环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受多种复合因素的影响，其中地形、水资源的可用性、生态条件、经济活动、文化历史因素以及政策与规划都扮演着关键角色。首先，地形和地理位置对聚落的分布有着决定性作用。由于环高原湖泊通常形成于地质断层，这些湖泊周围的地形往往是半封闭或封闭的，限制了聚落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聚落因此主要沿湖泊周围分布，以利用较平坦的地形和接近水源的优势。水资源的充足与否是决定这些聚落能否存续和繁荣的核心因素。湖泊提供了稳定的水源，支持了农业、生活用水及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于高原地区，水资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其次，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是影响聚落布局的重要考量。高原湖泊的生态系统通常较为敏感，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聚落的规划和发展必须考虑环境保护，以防止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退化。经济活动，尤其是依赖水资源的行业如渔业和旅游业，对聚落的空间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活动往往在湖泊周边集中，促使人口和资源向这些区域聚集，从而形成了以湖泊为中心的聚居模式。再次，政策和规划在形成和调整聚落空间格局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具体目标和措施将直接影响聚落的空间布局和未来发展。

（5）受制于有限的历史资料，研究只对呈贡区历史时期的村落格局进行了相对宏观的研究，分析了呈贡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对各具体历史时期的乡村聚落格局的内部演化未作深入分析与探讨^{［37⁃39］}，对于一些典型乡村发展与转型的案例研究将是未来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 BAŃSKI J， WESOŁOWSKA M. Transformation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land's Lublin Regio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aesthetic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4（2）： 116-126.

[2] YANG R， XU Q， LONG H 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ed reconstruction analysis of China’s ru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413-424.

[3] IGIC M， MITKOVIC P， DINIC-BRANKOVIC M， et al. Spatial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unicipalities of Nis［J］. Facta Universitatis-Series：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2017，15（1）：85-101.

[4] 邢谷锐，徐逸伦，郑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J］.经济地理，2007，27（6）：932-935.

[5] 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35（2）：189-194.

[6] 周国华，贺艳华，唐承丽，等.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J］. 地理学报，2011，66（4）：515-524.

[7] 席建超，赵美风，葛全胜.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地理学报，2011，66（12）：1707-1717.

[8] 代婷婷，许铭，徐雁南.乡村聚落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以安徽黟县为例［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2（5）：155-162.

[9] 张佰林，蔡为民，张凤荣，等.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J］.地理研究，2016， 35（6）：1141-1150.

[10] 陶岸君，赵鹏风，杨文杰.中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的地域分异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2023，42（5）：1267-1284.

[11] 肖亮，苏黎馨，冯长春，等.国外乡村地理关系研究范式进展与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22，41（2）：330-340.

[12] 邵婷，杨尽，向明顺.四川省不同地貌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4（2）：154-163.

[1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6）：6-29.

[14] 陶金，李庚，肖大威，等.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研究发展历程与展望［J］.南方建筑，2024（9）：1-24.

[15] 朱晓翔，朱纪广，乔家君.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进展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6，31（1）：33-41.

[16]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J］.考古学报，1979（4）：423-439.

[17] 呈贡县人民政府.云南省呈贡县地名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6-7.

[18] 李经龙，彭开利.安徽省博物馆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11）：1307-1312.

[19] 储金龙，刘瀚，李久林.古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研究［J］.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8，26（3）：26-34.

[20] 蔡为民，肖婷，毕芳英，等.基于核密度估算的大都市耕地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52-160.

[21] 黄聪，赵小敏，郭熙，等.基于核密度的余江县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6，21（11）：165-174.

[22] 霍仁龙，杨煜达，满志敏.云南省掌鸠河流域近300年来聚落空间演变［J］.地理研究，2016，35（9）：1647-1658.

[23] 刘灵坪.16—20世纪滇池流域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以柴河三角洲为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27（1）：37-46.

[24] 王远飞，何洪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6-71.

[25] 宋晓英，李仁杰，傅学庆，等.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J］.人文地理，2015，30（3）：79-84.

[26] 郑晓云，罗开艳.元初滇池流域水利建设与边疆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3）：30-39.

[27] 于希贤.滇池历史地理初步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9，11（1）：7-15.

[28] 李波.元明清时期滇池水利的修建与昆明城的发展［J］.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28（1）： 25-27.

[29] 张婕， 蒋雪峰， 谢旭斌. 滇西北平坝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以云南省祥云县大仓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9）： 197-207.

[30] 叶家珏. 古徽州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特征研究［D］. 合肥： 安徽建筑大学， 2018.

[31] 罗燚， 甘淑， 袁希平. 山坝乡村聚落时空变化特征分析研究： 以宁洱镇为例［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2（5）： 886-895.

[32] 纪惠文， 查小春. 秦岭东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商洛市丹凤县为例［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2， 38（1）： 32-42.

[33] 唐国莉. 清代滇池东南缘人口、聚落与土地利用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0.

[34] 陆韧， 马琦， 唐国莉. 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35] 任慧子， 曹小曙， 李丹. 传承性视角下乡村聚落历史时空格局特征及演化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27（2）： 87-91.

[36] 鲁西奇. 散村与集村： 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52（4）： 113-130.

[37] 张天新. 重视民间遗产的情感价值：兼评云南宏仁村莫氏老宅的去与留［J］. 北京规划建设， 2020（6）： 176-178.

[38] 王菁. 不凡的村史：读《滇池东岸古彝村：昆明子君人历史与文化》［J］. 今日民族， 2009（3）： 29-31.

[39] 陈新. 昆明滇池卧龙古渔村生态与文化协同保护研究［J］. 艺术管理（中英文）， 2023（2）： 143-15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多元根隐喻认识论下哈尼梯田人地关系的变化、机制和遗产保护研究”(41861030)

“关系、建构与不确定性：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人地关系变化的机制研究”(42161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