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体验回避与可协商命运观的作用

The Effect of Campus Exclu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otiable Fate

摘要

采用校园排斥问卷、自杀意念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及可协商命运观量表，对593名高中生进行测试，考察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并探讨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及可协商命运观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47，P0.01），体验回避在校园排斥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23，P0.01）；可协商命运观在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β=-0.12， P0.05），在低可协商命运观下，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更强（β=0.47，P0.001），而在高可协商命运观下，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减弱（β=0.24，P=0.03）。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mpus exclu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and to underst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otiable fate， 593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Adolescent Campus Exclusion Questionnaire，Adolescent Suicidal Ideation Scale，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Second Edition） and Negotiable Fate Scale.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campus exclus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suicidal ideation （β=0.47，P0.001），experiential avoida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pus exclu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β=0.23，P0.001）；the negotiable fate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direct effect of campus exclu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β=-0.12，P0.001）， namely，campus exclusion had strong predictive effect on suicidal ideation under the low level of negotiable fate （β=0.47，P0.001），however，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campus exclu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weakened under the high level of negotiable fate （β=0.24，P0.01）．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高中生 / 校园排斥 / 自杀意念 / 体验回避 / 可协商命运观

Key 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 campus exclusion / suicidal ideation / experiential avoidance / the view of negotiable fate

自杀意念是指个体在思想中形成了关于死亡的想法，但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威胁自身安全的过程^［1］。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其自杀意念检出率达18.2%^［2］。高中生面临着学业成绩、人际关系等压力性事件，更易产生自杀意念。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早期认知阶段，对自杀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因此，有必要探讨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发生机制及影响因素。学校作为高中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地，校园人际关系对其有重要的影响。个人⁃情感⁃认知⁃执行模型指出，自杀意念的产生是环境因素、个人应对方式、认知反应等综合作用的结果^［4］。即当个体遭受校园排斥、欺凌等情况时，会由于应对方式与认知反应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当个体采取攻击、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时，可能会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而积极的认知反应能有效缓解环境因素对行为结果的影响，促使个体认为当前的命运是可协商的，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以积极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本研究拟考察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过程，及体验回避和可协商命运观的作用机制，以期为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防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校园排斥指个体在学校中遭受他人的忽视或拒绝，难以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人际交往，最终导致个体关系需求与归属需求受挫的过程^［5］。一方面，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表明，当个体的关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归属感受挫的体验，同时觉得自己会成为他人的负担，增强自我累赘感知，而归属感受挫与自我累赘感知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先决条件^［6］。另一方面，个体在遭受排斥后，孤独体验增强，易产生各类消极情绪。因此，提出假设H1：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体验回避是指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以吸烟、酗酒、压抑等回避的方式应对现状，努力逃避不愉快体验的过程^［7］。一方面，体验回避模型指出，当个体遭受校园排斥后，缺乏同伴的接纳与认可，为了避免不良人际关系带来的痛苦体验，个体往往会采取回避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而导致体验回避^［8］。另一方面，若个体长期压抑情绪、逃避现实，反而会出现情绪抑制的矛盾效应，导致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水平提升^［9］。研究表明，长期遭受社会排斥的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提高，更倾向于采取回避的方式应对人际问题^［10］。同时，体验回避与个体非适应性行为密切相关，是自杀意念产生的重要原因^［11］。因此，提出假设H2：体验回避在校园排斥与高中生自杀意念间起中介作用。

校园排斥可能通过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影响高中生的自杀意念，但并非所有遭受过校园排斥的高中生都会产生自杀意念，即校园排斥与自杀意念之间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调节。可协商命运观是指个体即使意识到当前的处境会阻碍目标的实现，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为命运是可协商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获得命运的眷顾^［12］。拓展建构理论表明，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高的个体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效能感，能以理性的方式应对困境，使得个体获得更多的控制感^［13］。研究表明，可协商命运观作为一种积极的保护因子，有利于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降低自杀意念的产生风险，维持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4］。因此，提出假设H3：可协商命运观在校园排斥与高中生自杀意念间起调节作用，即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越高，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越弱。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以高中生为被试，探讨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和可协商命运观的调节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3所高中共发放问卷650份，收回有效问卷593份，回收率为91.2%。其中包含男生266人（44.9%），女生327人（55.1%）；高中一年级（高一）学生203人（34.2%），高中二年级（高二）学生196人（33.1%），高中三年级（高三）学生194人（32.7%）；独生子女228人（38.4%），非独生子女365人（61.6%）；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7.36±0.88）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校园排斥问卷

采用张野等^［5］编制的《青少年遭受校园排斥问卷》。问卷共17个条目，包含了被中伤、被拒绝、被忽视和被差别对待4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从未，5=总是），得分越高，表明个体遭受的校园排斥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4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在0.70~0.81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效度拟合较好，各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²/df=4.80， CFI=0.90，TLI=0.87，IFI=0.91，NFI=0.88，RMSEA=0.08）。

1.2.2 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王学志等^［15］修订的《自杀意念量表》。量表共14个条目，包含了积极自杀意念和消极自杀意念2个维度，其中积极自杀意念维度为反向计分题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从未，5=总是），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杀意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2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7和0.94；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量表效度指标拟合较好，各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²/df=4.68，CFI=0.95，TLI=0.94，IFI=0.95，NFI=0.94，RMSEA=0.08）。

1.2.3 接纳与行动问卷

采用曹静等^［16］修订的《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问卷共7个条目，单维结构。采用Likert 7点计分的方式（1=从未，7=总是）。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体验回避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效度拟合较好，各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²/df=3.59，CFI=0.98，TLI=0.97，IFI=0.99，NFI=0.98，RMSEA=0.07）。

1.2.4 可协商命运观量表

采用常宝瑞等^［14］修订的《可协商命运观量表》。量表共6个条目，单维结构。采用Likert 6点计分的方式（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量表效度拟合较好，各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²/df=1.87，CFI=0.99，TLI=0.98，IFI=0.99，NFI=0.99，RMSEA=0.04）。

1.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6.0和Amos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进行各主变量的相关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2 000次，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在未进行因子旋转的情况下，44个条目中共有7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0.4%，未达到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差异比较结果见表1，男女生在校园排斥与可协商命运观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校园排斥水平高于女生，而女生的可协商命运观水平高于男生。年级差异比较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在校园排斥、自杀意念与体验回避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续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高三学生的校园排斥水平、体验回避水平显著高于高一、高二学生。高三、高二学生的自杀意念水平显著高于高一学生。

2.3 校园排斥、自杀意念、体验回避及可协商命运观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校园排斥与自杀意念、体验回避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体验回避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可协商命运观与校园排斥、体验回避和自杀意念均呈显著负相关，具体结果见表2。

2.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控制年级（以高三年级为参照对其他两年级进行亚变量编码）的条件下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具体分为以下4个步骤。首先，将研究中的各题项标准化；其次，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再次，对因素负荷进行由大到小的排序，将负荷值最大的指标相乘构建交互项^［17］；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较好，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²/df=5.39，CFI=0.97，TLI=0.94，IFI=0.96，NFI=0.95，RFI=0.92，RMSEA=0.08）。

控制检验结果表明，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_{校园排斥→自杀意念}=0.47，P0.01），其95%置信区间为［0.09，0.39］；校园排斥对体验回避的预测作用显著（β_{校园排斥→体验回避}=0.53，P0.01），其95%置信区间为［0.45，0.60］；体验回避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_{体验回避→自杀意念}=0.49，P0.01），其95%置信区间为［0.37，0.61］；校园排斥通过体验回避对自杀意念的间接效应为0.23，其95%置信区间为［0.20，0.32］，置信区间内不含0，即体验回避在校园排斥和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可协商命运观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_{可协商命运观→自杀意念}=-0.37，P0.01），其95%置信区间为［-0.51，-0.21］；校园排斥和可协商命运观的交互项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_{校园排斥×可协商命运观→自杀意念}=-0.12，P0.05），其95%置信区间为［-0.29，-0.01］，即可协商命运观显著调节了校园排斥与自杀意念的关系。结果如图1所示。

为进一步分析可协商命运观的调节作用，将其分为高分组（M+1SD）与低分组（M-1SD），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当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低时，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极显著（β=0.47，P0.001），当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高时，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减弱（β=0.24，P=0.03）。

3 讨论

3.1 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年级差异

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高中生自杀意念水平存在年级差异，高三年级最高，高二年级次之，高一年级最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根据一般压力理论，人际关系是个体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压力源，个体为了缓解他人排斥所带来的孤独感与累赘感，会产生自杀的想法^［18］。相较于高一、高二年级，高三年级面临的身心压力更重，受制于青春期的影响，其不愿向他人求助，而自己又缺乏相应的情绪调节能力，更易产生自杀意念。随着自杀意念的多次出现，可能会出现自伤、自杀等极端行为。因此，要提高对高三年级心理健康水平的关注度，在注重其学业的同时适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3.2 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校园排斥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自杀意念，即个体遭受的校园排斥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自杀意念，验证了假设H1，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Chen等^［19］从4种基本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有过被排斥经历的个体在测验的过程中增加了“死亡”和“我”的内隐关联，即被排斥者在想象的压力下生命意义感降低，自杀想法增多，而自我肯定训练可以有效增强自我价值，降低被排斥后的自杀想法。此外，认知加工模型的观点表明，个体在认知加工的过程中，存在危险评估系统，该系统对外界的刺激存在评估阈限，当外界刺激的影响在个体承受范围内，系统会自动忽视其对自身的影响；而当外界刺激的影响超过了评估阈限值，个体为逃避现实带来的痛苦体验，便会采取一些非适应性的自我保护措施^［20］。高中生正处于归属感的迫切需求期，若长期遭受他人排斥，挫败感与羞耻感增强，自我贬低行为增多，容易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研究表明，过高的压力知觉会引发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一系列情绪的联结，易促使个体产生自杀的念头^［21］。根据自杀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的观点，当个体产生自杀意念时，若外界不及时加以干预，便会发展到自杀实施阶段，即产生自杀行为^［22］。

3.3 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体验回避在校园排斥与高中生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55，即校园排斥不仅对高中生自杀意念存在直接影响，也能通过体验回避对其产生影响，验证了假设H2，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魏华等^［23］基于体验回避模型的视角，探讨了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关系，结果表明，个体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会直接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但也取决于个体的应对方式。当个体以积极的方式应对，更能调动内部的心理资源，促使问题合理解决；当个体以压抑、回避的方式应对，更有可能会产生自杀念头。以往关于体验回避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自伤行为，认为自伤是回避的具体行为表现，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体验回避模型的适用范围，表明体验回避与自杀意念也存在相应关联。此外，体验回避与认知融合密切相关，当个体长期遭到他人排斥时，更易产生归因偏差，不断从自身寻找原因，对自己产生更多的负面评价，进而对自我价值产生更多威胁^［24］。为避免自我价值受损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个体不得不采取逃避的方式，不敢直面生活中的困境，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体验回避的应对方式。而体验回避只是一种短期的自我调节策略，自身的一些内外体验本不存在好坏之分，个体为逃避其带来的消极感受，强制性地压抑自己不想要的体验，反而会从侧面提升其强度与出现频率，造成自身功能的失调。当个体认知资源不足且缺乏调节策略时，体验回避的消极影响会重新出现，当达到个体无法应对的程度，便会产生自杀意念^［25］。

3.4 可协商命运观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可协商命运观在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当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低时，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更强，验证了假设H3，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王芳等^［26］较早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可协商命运观的研究，发现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即使面临着艰难的处境，也不愿向现实屈服，既承认已有环境的限制，也注重自身能动性发挥，努力以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此外，拓展建构理论表明，可协商命运观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能有效缓解负性刺激对个体的消极影响，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自杀意念的产生风险^［27］。当个体遭受他人排斥时，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高的个体，可以保持理性思维，积极建构心理资源来应对外界刺激。此外，自杀逃避理论表明，个体之所以会产生自杀意念，是认为自己缺乏对当前处境的控制感，认为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只有通过自杀的方式逃避痛苦^［28］。而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高的个体，面对他人排斥时有更多的效能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应对人际问题，对现实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感，自杀意念的产生风险相应较小。本研究首次将可协商命运观的调节作用置于校园排斥的背景下，验证了可协商命运观对被排斥个体的保护作用，同时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3.5 研究启示

结合研究结果可知，高中生自杀意念的产生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应综合家庭、学校、自身等各方面因素，制定较为全面的干预方案。从校园排斥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角度来看，高中生正处于学习的紧张期，面临着考试、升学等压力。大部分的高中生在学习上投入的认知资源较多，而忽视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应注重友谊的建立与维持，在与朋友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有利于发现自身在人际交往中的不足。同时，家长应该注重对孩子尊重、宽恕、感恩等积极品质的塑造，有利于在校期间人际关系的培养。从体验回避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角度看，可以通过对体验回避的干预，缓和校园排斥带来的消极影响。学校应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开展相应的校园讲座，鼓励学生直面困难，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逆境，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减少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从可协商命运观的调节角度看，高中生自身要注重认知方式的转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积极的观念，相信事在人为，在已有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努力扭转局面。

3.6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在取样上相对局限，未来可以扩大样本量，增强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本研究仅为横断面的研究，对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相对不足，未来可以采用纵向追踪的方式，进一步探究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机制；最后，本研究只探讨了校园现实排斥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由于其独特的匿名性与开放性，网络排斥作为一种新的欺凌方式逐渐兴起，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网络排斥与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4 结论

（1） 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也通过体验回避对其间接产生影响。

（2） 可协商命运观可以显著调节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可协商命运观较低水平时，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在可协商命运观水平较高时，校园排斥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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