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攻击规范信念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Impact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Roles of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摘要

探究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以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采用父母冲突问卷、攻击规范信念问卷、情绪调节策略问卷、攻击行为问卷对山东省468名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究父母冲突、攻击规范信念、情绪调节策略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能够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β=0.633，P<0.001）；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冲突与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在攻击行为总分和身体攻击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两条路径占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愤怒维度上，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显著高于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在敌意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显著高于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

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terparental conflict influences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is critical for reducing the behavior. Using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this study surveyed 468 adolesc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with questionnaires 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o explore their relationships， aiming to reducing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terparental conflict can predict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β=0.633， P<0.001）. Both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cted as mediators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For the total aggressive behavior score and the physical aggression dimens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However， for the anger dimens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Conversely， for the hostility dimens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青少年 / 父母冲突 / 攻击规范信念 / 情绪调节策略 / 攻击行为

Key words

adolescent / interparental conflict /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 aggressive behavior

攻击行为（aggression）是对他人产生伤害的身体或言语行为，是有意伤害他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认可的行为^［1］。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校园欺凌行为受到更多关注，攻击行为给青少年带来身体伤害的同时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1⁃2］。与之前的人生阶段相比，青少年时期的攻击性更为严重^［3］，如果不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加以合理控制，可能会导致他们未来产生违法行为。因此，探究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系统观点认为家庭是由相互依赖的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有组织的整体^［4］，家庭关系会影响亲子关系质量，例如，夫妻关系不和会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5］。父母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是夫妻之间由于分歧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争辩，甚至身体攻击行为，往往通过冲突发生的频率、强度或冲突是否得到解决等特征来界定^［6］。家庭环境中父母产生冲突的频率、强度等会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并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相关，甚至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7］。父母冲突越多，父母对子女各种行为的容忍度降低，表现出更多的不耐烦，子女反抗行为也会增多^［8］。不仅如此，紧张的家庭关系会削弱青少年心理韧性的保护功能，致使他们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时采取消极心态应对，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9］。因此，父母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是影响个体做出攻击行为的重要环境诱因。

针对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学者们已进行过诸多探讨，父母冲突可以通过情绪、认知等方式影响攻击行为^［10］。现有研究大多从认知或情绪等单一视角进行探讨。根据一般攻击模型理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挫折、诱因）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内部状态（认知、情绪、生理唤醒），从而导致个体做出攻击行为^［11］。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从认知和情绪两条路径出发，探究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就认知路径而言，攻击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可评价个体对攻击行为的可接受性，分为一般攻击规范信念（个体对攻击行为的一般看法）和报复攻击规范信念（个体在挑衅性情境中的攻击信念）^［12］。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攻击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可以通过偶然强化进行直接学习或观察学习^［13］。长期处于父母冲突的家庭环境中，频繁的父母冲突作为认知经验储存在个体记忆中，会潜移默化习得其中的攻击行为模式，并内化为稳定的攻击图式。个体在面对外界信息时会采用以往认知经验对其进行加工，将攻击行为视作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手段，更容易做出攻击行为。就情绪路径而言，情绪调节策略（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是个体进行情绪调节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Gross^［14］根据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不同阶段，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认知重评价和表达抑制。前者是在情绪产生之后，个体通过改变情绪或对事件相关的认知调节情绪；后者是在情绪发生之前，个体通过抑制行为反应达到情绪调节的目的，但还会产生焦虑、不安全感、恐惧等负性情绪^［16］，这些负性情绪的出现导致个体出现情绪调节的动机。由于个体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并不能很好地缓解负性情绪，因此，攻击行为是个体宣泄负性情绪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一般攻击模型理论，综合考察家庭、认知和情绪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从家庭视角为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有效干预提供基础经验，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为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父母冲突、攻击规范信念、情绪调节策略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有直接预测作用；H2：攻击规范信念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3：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4：在攻击行为不同维度上，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路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选取山东省某学校共500名中学生为被试，共回收问卷490份，回收率98%，剔除少填、错填等无效问卷，得到468份，有效率为95%。其中，男生179名（38.2%），女生289名（61.8%）；初中一年级学生95名（20.3%），初中二年级学生86名（18.4%），初中三年级学生71名（15.2%），高中一年级学生97名（20.7%），高中二年级学生119名（25.4%）。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冲突问卷（CPIC）

采用池丽萍和辛自强^［17］修订的《父母冲突儿童感知量表》。量表共40个项目，由3个子量表组成，分别测量被试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强度、频率、解决以及其对父母冲突做出的自我归因、对冲突带来的威胁认知和对自己应对冲突的效能感评价。将冲突强度、频率和冲突解决归类为父母冲突分量表^［18］。量表采用4点评分（1=完全符合，4=完全不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冲突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

1.2.2 攻击规范信念问卷（NOBAG）

该量表由Guerra和Huesmann编制，吴晓燕^［19］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共20个项目，包含报复攻击信念和一般攻击信念2个维度。量表采用4点评分（1=非常错误，4=非常正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攻击行为的认可和接受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7。

1.2.3 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

由王力等^［20］在Gross和John情绪调节量表基础上，针对我国青少年修订而成。量表共包括14个项目，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1.2.4 攻击行为问卷（AQ）

采用刘俊升等^［21］在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基础上修订的青少年中文版。量表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4个维度，共29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性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1.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 SPSS 20.0 和 MPLUS 8.0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将性别、年级、生源地、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使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采用Mplus 8.0中结构方程模型对总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并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计算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对收集的量表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计算和检验，检验结果得出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2.21%（<40%），初步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能解释变量间的大部分变异，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2］。

2.2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为了考察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各维度的关系，分别以攻击行为总分、身体攻击、愤怒、言语攻击、敌意作为因变量，父母冲突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父母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β=0.63，P<0.001）、身体攻击（β=0.18，P<0.001）、言语攻击（β=0.27，P<0.001），敌意（β=0.15，P<0.001），但不能预测言语攻击（β=0.03，P>0.05）。

2.3 中介效应检验

以上分析发现父母冲突显著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内部机制，结合对攻击行为有显著影响的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综合考察这三个变量对攻击行为影响的路径关系。回归分析表明，父母冲突对言语攻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因此在分维度建构模型时，不考虑言语攻击维度。

2.3.1 假设模型的拟合指标

采用MPLUS 8.0统计软件对假设的模型进行拟合，假设模型1（图1）为父母冲突预测攻击行为，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并行中介变量；假设模型2（图2）为父母冲突预测身体攻击，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并行中介变量；假设模型3（图3）为父母冲突预测愤怒，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并行中介变量；假设模型4（图4）为父母冲突预测敌意，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并行中介变量，模型拟合指标见表2。

2.3.2 中介效应模型间接效应分析

本研究拟采用Bootstrap法对假设模型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模拟研究发现，与其他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因此，Bootstrap法是目前理想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由图1、2、4可知，模型中的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直接路径系数不显著，并行中介路径系数显著。由图3可见，模型中父母冲突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直接路径系数显著，并行中介路径系数显著。MPLUS 8.0还给出了中介效应模型的特定间接效应的估计值，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路径分析效应分解原理，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总效应之和为0.178。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为43.3%，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为56.7%，即父母冲突作用于青少年攻击行为有43.3%是通过攻击规范信念变量引起的，56.7%是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变量引起的。情绪调节策略路径的间接效应估计值与攻击规范信念的间接效应估计值路径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置信区间包含0。在身体攻击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46%，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54%，情绪调节策略的间接效应估计值与攻击规范信念的间接效应估计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置信区间包含0；在愤怒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19.9%，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37.9%，情绪调节策略的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高于攻击规范信念间接效应估计值，置信区间不包含0；在敌意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68.9%，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31.2%，攻击规范信念的间接效应估计值显著高于情绪调节策略间接效应估计值，置信区间不包含0。

3 讨论

3.1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证实了家庭系统理论中家庭环境的重要性，这与已有发现相一致。家庭是个体成长发展的直接环境，父母冲突作为一种不良的环境刺激直接影响个体行为^［23］。子女与父母的接触最直接、最频繁，子女会无意识地模仿父母的行为，父母成为子女学习的“榜样”，使子女潜移默化习得非适应性的人际交往方式，最终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人际适应^［24］。因此，在成长环境中，青少年面对的父母冲突越多，日常生活中做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面对高父母冲突的青少年可能还需要时刻注意家庭氛围，避免过度卷入使其将生活的重点放在家庭关系上，精神过度紧张。产生较多负性情绪的个体其幸福感也会处在较低水平，幸福感的降低会增加攻击行为发生的概率。

关于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分别是“严重影响说”（不论何种程度的父母冲突都会对子女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和“有限影响说”（父母冲突甚至是婚姻破裂只会给子女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有限的）^［18］。本研究证实了前者观点，即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的发展的影响是相对稳定、不会立刻消退的，这是由于青少年内化形成的行为方式无法在短期内减弱或者消失。

3.2 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冲突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证实了父母冲突不仅能直接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还通过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两条并列的路径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证实了一般攻击模型理论中认知和情绪的重要性，两者都是攻击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感知到的威胁通过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两条路径影响个体做出攻击行为^［25］；同时，也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也可以通过认知和情绪双路径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26］。因此，认知和情绪都是家庭影响青少年做出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

3.2.1 攻击规范信念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攻击规范信念在父母冲突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生活在父母冲突频发的家庭中，青少年很有可能目睹冲突行为。目睹暴力冲突并不总是与个体不愉快的后果有关，反而会形成对暴力、攻击行为的积极评价。从社会学习理论角度来看，认知是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外界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个体通过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进行推理和归因，并获得作为未来行为指南的脚本、图式和规范性信念。具体来讲，子女通过不断观看父母冲突并且将相关信息编码储存在记忆中，形成认知偏差，强化不良认知信念——攻击规范信念，这种认知加工是一种自动化的加工，较少受到意识控制^［28］。攻击规范信念通过持续暴露在敌对或消极的家庭互动中被具体化，形成稳定的认知图式。因此，高攻击规范信念水平的青少年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时，启动自动化认知加工，可能将攻击行为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29］，从而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同时，攻击行为也可能是威胁情境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他们除了认为自己会做出攻击行为，同时也认为别人会做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实施攻击行为后内疚感更少，使攻击行为合理化，并将更多的负面意图归咎于他人。综上，父母冲突与攻击规范信念显著相关，因此，攻击规范信念是父母冲突和攻击性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之一。

3.2.2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冲突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家庭功能和家庭氛围会影响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30］。父母之间的冲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表现和情感交流，父母冲突破坏了家庭关系，形成一种消极氛围。同时，父母冲突是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结果，无法对青少年的情绪做出及时反应，无法促使他们形成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当青少年面临巨大的情绪压力，且缺少父母的情感交流时，他们产生的愤怒等负性情绪无法及时得到缓解，削弱自身情绪调节能力，提高实施攻击行为的概率。

另一方面，从情绪调节理论的角度来看，处在负性情绪之下的个体，会出现情绪调节的动机，个体无法通过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缓解负性情绪。在面临父母冲突时，个体可能会选择通过攻击（如暴力宣泄）、冒险等宣泄负性情绪^［31］；也可能无法调节负性情绪而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提高。简言之，个体在无法调节负性情绪时，可能会使用攻击行为调节情绪。因此，情绪调节策略是父母冲突影响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

3.2.3 路径差异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攻击行为总分和身体攻击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两条路径占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愤怒维度上，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显著高于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在敌意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显著高于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在攻击行为总分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占比与情绪调节策略路径占比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同等重要。可能是因为在愤怒维度上，情绪调节策略更重要，在敌意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更重要。因此，在将各个维度加和之后，在攻击行为总分上两条路径的重要性相互抵消，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同样重要。

身体攻击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动手、肢体冲突）实现的，属于行为上的攻击。一般攻击模型理论认为，个体做出某种具体的行为是外部环境与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内部状态的结果，内部状态包括认知、情绪和生理唤醒。因此个体做出某种行为与认知和情绪相关，这两条路径同时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两条路径同等重要。

愤怒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愤怒情绪状态。在愤怒维度上父母冲突对攻击行为（愤怒）影响的心理机制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关联性更强，青少年面对愤怒情绪不能进行有效调节，由于情绪失调增强愤怒情绪状态。因此在愤怒维度上，情绪调节策略路径更重要。

敌意是指在进行人际交往时形成的自动化的敌对想法，是一种敌意偏差。在敌意维度上父母冲突对攻击行为（敌意）影响心理机制与攻击规范信念关联性更强，高攻击规范信念的青少年更容易将外界模糊情境认为是敌意，影响信息加工过程。因此在敌意维度上，攻击规范信念路径更重要。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成功验证研究假设，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1）研究主要采用横向设计，尽管控制了同源数据偏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但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影响数据准确性的重要因素，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采取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提高结果的准确性；（2）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研究只对中介效应的路径差异进行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探究父母冲突对于不同性别青少年的攻击行为的影响路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研究未考虑家庭结构对研究结果的重要影响，父母冲突是父母双方产生的争执，离异、单亲等家庭结构对于攻击行为的产生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将家庭结构作为预测模型的控制变量进行研究。

4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及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的间接作用，为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做了进一步探索。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面对父母冲突越多，青少年越容易做出攻击行为。攻击规范性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攻击之间起着平行的中介作用，即父母冲突可以通过影响攻击性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父母冲突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存在路径差异。在攻击行为的不同维度中，攻击规范信念和情绪调节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章志光.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2] 洪新伟， 苗灵童， 范航， 等. 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 情绪安全感和学校联结的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3， 39（5）： 726-734.

[3] 纪林芹， 张文新. 儿童攻击发展研究的新进展［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 23（2）： 122-127.

[4] COX M J， PALEY B. Families as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7， 48： 243-267.

[5] SCHOPPE-SULLIVAN S J， SCHERMERHORN A C， CUMMINGS E M.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Evaluation of the parenting process model［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7， 69（5）： 1118-1134.

[6] 池丽萍. 认知评价在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 中介还是缓冲［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21（2）： 30-35.

[7] 苏萍， 张卫， 喻承甫， 等. 父母婚姻冲突、不良同伴交往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科学， 2017， 40（6）： 1392-1398.

[8] GERARD J M， KRISHNAKUMAR A， BUEHLER C. Marital conflict，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youth maladjustment［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 27（7）： 951-975.

[9] 韩梅， 李婷， 梁凤华. 父母冲突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21， 41（3）： 71-76.

[10] 高雯， 王玉红， 方臻， 等. 亲子三角关系和心理韧性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6）： 729-739.

[11] DEWALL C N， ANDERSON C A， BUSHMAN B J. 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Theoretical extensions to violence［J］. Psychology of Violence， 2011， 1（3）： 245-258.

[12] HUESMANN L R， GUERRA N G. Children's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2）： 408-419.

[13] 李永占. 暴力视频游戏接触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J］. 心理科学， 2022， 45（4）： 888-895.

[14] GROSS J 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J］.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3）： 281-291.

[15] BUSHMAN B J， BAUMEISTER R F， PHILLIPS C M. Do people aggress to improve their mood？ Catharsis beliefs， affect regulation opportunity， and aggressive respond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1）： 17-32.

[16] 邹盛奇， 伍新春.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依恋的关系： 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3， 39（6）： 798-807.

[17] 池丽萍， 辛自强. 儿童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修订［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8）： 554-556.

[18] 田微微， 杨晨晨， 孙丽萍， 等. 父母冲突对初中生外显问题行为的影响： 亲子关系和友谊质量的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3）： 532-537.

[19] 吴晓燕. 暴力线索暴露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D］. 宁波： 宁波大学， 2012.

[20] 王力， 陆一萍， 李中权. 情绪调节量表在青少年人群中的试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3）： 236-238.

[21] 刘俊升， 周颖， 顾文瑜. 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在青少年中的初步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4）： 449-451.

[22]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23] XUAN X， CHEN F M， YUAN C Y，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parenting stress and child emotionality［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8， 95： 209-216.

[24] CHAN H C O， CHUI W H. Social bond and self-reported nonviolent and violent delinquency： A study of traditional low risk， at-risk， and adjudicated male Chinese adolescents［J］.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2015， 44（5）： 711-730.

[25] 杨晨晨， 李彩娜， 王振宏， 等. 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的多重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6， 32（2）： 236-245.

[26] 张永欣， 董思唯， 丁倩， 等.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攻击行为： 一个双路径模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1）： 129-133.

[27] FOSHEE V A， BAUMAN K E， LINDER G F. Family violence and the perpetration of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Examining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control processe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9， 61（2）： 331.

[28] ANDERSON C A， BERKOWITZ L， DONNERSTEIN E， et al. The influence of media violence on youth［J］. Psychol Sci Public Interest， 2003， 4（3）： 81-110.

[29] HUESMANN L R. The role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schema in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abitual aggressive behavior［J］. Human Aggression， 1998： 73-109.

[30] FOSCO G M. Capturing the family contex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 family systems model comparison approach［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2， 34（4）：303-308.

[31] 刘宇平， 周冰涛， 杨波. 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J］. 心理学报， 2022， 54（3）： 270-280.

基金资助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风险因素、生成机制及防控策略研究”(L24BSHO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