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研究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Cross-lagged Analysis

摘要

利用纵向追踪设计考察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动态关系，采用极简版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和亲社会行为量表，对1 033名中学生进行为期6个月的三次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在三次测查间呈显著正相关；T1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显著正向预测T2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T2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显著正向预测T3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结果表明，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是双向影响关系。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a longitudinal tracking design to examin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simplified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scale and a 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three follow-up surveys over six months among 1 03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during the three surveys.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t time point T1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prosocial behavior at time point T2， and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t time point T2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prosocial behavior at time point T3. The findings suggested a bidirectional influence between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积极青少年发展 / 亲社会行为 / 青少年 / 交叉滞后分析

Key words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 prosocial behavior / adolescents / cross-lagged analysis

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且对他人及社会有益的行为^［1］。它在青少年的社交、情感和学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对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3］。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备受关注，青春期是发展亲社会行为的关键期^［4］，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在青少年群体中研究这一现象。多项研究揭示了亲社会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如减轻抑郁和压力^［5］、增加幸福感^［6⁃7］。强调亲社会行为发展可以作为预防反社会行为的措施，能够推动建设公正、和谐社会^［8⁃9］。

青少年的发展被描述为一个成长和能力提升的过程，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和理解青少年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仍然普遍存在^［10］。特别是对青少年阶段的研究采用了缺陷视角，侧重于研究青少年的危险和问题行为^［11］。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少年的福祉和心理健康被定义为是否存在消极和有问题的结果，如焦虑、抑郁和冒险行为^［12］。1980年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和2000年积极心理学的出现，以及发展科学家对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传统模式的不同见解，均促进了积极青少年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的兴起^{［13⁃14］}。积极青少年发展的“5C”模型将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特征操作化为5个指标：能力、品格、联结、自信和关爱，简称为“5C”^［15］。积极青少年发展强调青少年的力量和优势^［16］，将青少年视为“需要开发的资源”，而不是“需要治愈的病人”^［11］。积极青少年发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关系发展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青少年有发展的潜能，如果他们在资产丰富的环境中成长，青少年的个体优势与发展资产相一致时可以促进积极青少年发展^［13］。这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青少年更有可能表现出较高的正面发展结果^［13］。正面发展结果包括对自我、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其中亲社会行为作为积极青少年的发展目标之一受到重视^［17］。此外，根据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发展资产（如家庭、学校、社区）可以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成果^［13］。中国学者李安阳等^［18］通过横断研究发现，家长作为发展资产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Kaur等^［19］采用横断研究，考察家庭、学校、社区资产在解释马来西亚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发展资产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Pastorelli等^［20］通过收集来自8个国家、11个青少年文化群体的纵向数据发现，在大多数文化群体中，来自家庭的积极发展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后期的亲社会行为。Case等^［21］通过为期9个月的积极青少年发展实验，提高了研究中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

Lerner的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了发展中的青少年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当青少年的优势与发展资产相一致时，带来的积极发展可以通过“5C”来实现。当青少年表现出“5C”时，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对自我、家庭和社会的贡献者^［15］，并进一步影响青少年自身的优势与发展资产，以此循环往复。积极青少年发展并不总是单向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进积极青少年发展。例如Fritz等^［22］通过干预发现，参与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联结。然而，以往研究仅关注积极青少年发展对亲社会行为的单向影响，整合“5C”模型探讨亲社会行为对积极青少年发展影响的研究有待加强。此外，以往研究的对象大多选取西方青少年，较少有对中国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以中国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6个月的三次追踪研究，考察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

因此，本研究假设积极青少年发展并不总是单向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也能够促进积极青少年发展。具体假设如图1所示：（1）T1积极青少年发展能显著正向预测T2亲社会行为；（2）T2积极青少年发展能显著正向预测T3亲社会行为；（3）T1亲社会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T2积极青少年发展；（4）T2亲社会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T3积极青少年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被试来自贵州省、辽宁省中学，按照方便抽样的原则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抽样。于2022年12月开始第一轮施测（T1），每间隔三个月追踪一次，共施测三次。第一次测查（T1）获取1 407个有效样本，第二次测查（T2）和第三次测查（T3）分别获得了1 369个与1 308个有效样本。将三次数据进行配对整合，得到有效样本为1 033名学生。其中男生477人，女生554人，2人性别缺失。在第一次施测时，被试年龄在12~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6.35±1.21）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极简版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

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采用黄柳玥等^［23］修订的极简版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包括能力、信心、品格、关爱和人际5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其中一个条目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其实现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积极青少年量表在三次测查中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5、0.84、0.86。

1.2.2 亲社会行为量表

亲社会行为量表采用寇彧等^［24］修订的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包括公开性、匿名性、利他性、依从性、情绪性、紧急性6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 5点计分（1=极其不符，5=极其符合），总分越高，亲社会倾向越高。本研究中亲社会行为量表在三次测查中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3、0.93、0.94。

1.3 数据分析

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原始数据，使用SPSS 25.0和Mplus 8.3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使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三次测量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分别整合三次测查时间点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三次测查中，经因子分析后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分别有9个、8个、7个，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22.66%、27.51%、31.62%，均小于统计学上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分析

三次测查中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积极青少年发展三次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亲社会行为三次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同时，积极青少年发展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得分在一年中的同时性正相关和继时性正相关均显著。

2.3 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交叉滞后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交叉滞后模型对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采用独特信息法将积极青少年发展和外化问题行为分别进行项目打包^［25］。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排除其潜在影响。结果显示，模型各项指标较为良好：χ²/df =2.94，P<0.001，CFI=0.91，TLI=0.90，SRMR=0.04，RMSEA=0.05。由交叉滞后模型（图2）可以看出，积极青少年发展和亲社会行为在三个时间点上的自回归系数在0.54~0.63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进一步控制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自回归。交叉滞后结果显示，前测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够显著预测后测的亲社会行为（P<0.001），T1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够显著预测T2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P<0.001），T2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够显著预测T3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P<0.001）。T1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预测T2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0.05），T2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预测T3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0.01）。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为期6个月的三次追踪设计，考察了积极青少年发展和亲社会行为在青少年阶段的动态相互作用。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积极青少年发展和亲社会行为在三次施测中呈显著的同时性和继时性正相关，该结果与以往关于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间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21］，说明随时间变化，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即T1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够显著促进T2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T2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够显著促进T3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这一结论也与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一致^{［18， 21， 26］}。积极青少年发展与青少年适应性发展结果相联系^［27］。许多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理论将亲社会属性解释为积极青少年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28］。积极青少年发展也被用于创建青少年干预方案，能够有效改善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21］。

此外，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即T1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促进T2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T2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促进T3时间点的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有助于青少年了解并接受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这种行为将给青少年带来积极的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28］。总体而言，积极青少年发展并不总是单向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进积极青少年发展。进一步验证了Lerner的关系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了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双向影响。

综上，本研究通过交叉滞后分析，揭示了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跨时间点的双向预测关系。学校、家庭等应加强积极青少年发展的培养，重点关注青少年在天赋、优势等方面的正向潜力，提升青少年采取行动能力、亲社会属性以及青少年积极发展程度，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自身的力量，促进其积极发展。

4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自评式问卷，测验结果较为主观。未来可以从教师和家长等群体中获得更客观的数据。其次，本研究进行了间隔三个月的三次测量，对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趋势捕捉不足。未来可以选择较长的间隔时间进行观测研究。最后，研究只涉及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两个变量，缺少内在机制探讨，未来可以从中介或调节机制中研究促进或影响积极青少年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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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阳明心理教育思想及其应用研究”(CXJJB2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