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格局及驱动因子识别研究

Spatial Pattern of Hierarchical Medical Facility Accessibil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Its Driv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Yuncheng City， Shanxi Province

摘要

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是关系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应用成本栅格法和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以乡镇为最小研究单元，从市内和跨市就医两方面出发，对运城市层级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全面评价。结果表明，运城市层级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匀，市内表现为多核心模式，且15分钟内基层及上层医疗设施分别覆盖32.56%和25.11%的人口。跨市就医可达性以各区县主城区为高值中心。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与跨市就医可达性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别，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子分别是老年人口比例因子和经济水平因子。研究结果对中部地区城市的医疗服务公平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facilities is a crucial factor related to urban public safety and social stability. This study took Yuncheng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township as the smallest research unit. It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hierarchical medical facilities in Yuncheng City with the cost grid method and an improved two-step mobile search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intracity and cross-city healthcare seek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to hierarchical medical facilities in Yuncheng City was uneven. Within the city， it exhibited a multi-core pattern， with 32.56% and 25.11% of the population covered by primary and upper-level medical facilities within 15 min， respectively. As for cross-city healthcare seeking， the main urban areas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were the high-value centers of accessibilit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l facility accessibility differed between intracity and cross-city healthcare seeking， with the elderly population ratio and economic level serving as the decisive factors， respective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quitabl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in cit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可达性 / 层级医疗 / 跨市医疗 / 医疗设施 / 运城市

Key words

accessibility / hierarchical medical care / cross-city medical care / medical facilities / Yuncheng City

医疗设施是直接关乎人民福祉的重要公共服务资源。目前，我国医疗资源区域布局不平衡、不充分，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优质医疗资源需要，出现了规模化的跨市就医现象。这极大增加了患者集中流入地区医疗设施的供给压力，同时加剧了患者流出地区医疗设施的闲置，影响区域医疗设施供需平衡，给我国医疗设施的区域均衡布局带来了复杂的挑战。提高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水平是系统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统筹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重要举措^［1⁃2］。运城市是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城市之一，在分级诊疗的背景下，揭示运城市域内及同省跨市医疗设施的供需关系，可为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优化医疗设施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医疗设施的可达性对患者就医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空间地理距离是影响患者就医选择的关键因素，患者更倾向于选择居住地附近的医院^［3⁃5］。国外关于医疗设施可达性研究的重点在理解和改善人们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和公平性^［6⁃9］、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均衡性等方面。此外，国外研究还从公平性、效率性和可达性等角度，探讨了跨区域就医行为对患者流入/流出地医疗卫生系统的影响^［10］。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和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服务利用不平衡等问题^{［11⁃12］}，研究认为医疗设施的地理分布与人口密度、交通网络密度密切相关^{［13⁃15］}。跨区域就医行为在健康地理学中备受关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疾病、健康水平和卫生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16⁃17］}。

分层医疗设施的可达性研究在改善公共健康和优化医疗资源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内外的研究也已取得一定进展^{［18⁃19］}。然而，研究尚存以下不足：（1）在研究尺度上，既有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以区县作为最小研究单元^［20］；（2）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分层医疗设施可达性水平的测度仍较欠缺探讨，特别是随着患者需求的多样化，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的评估尚有待探索。鉴于此，本文以乡镇为最小研究单元，分析运城市居民就医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采用成本栅格法和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从市内和同省跨市两方面测度医疗设施可达性，识别医疗设施高可达性集聚区域和薄弱地区，构建指标体系分析其影响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优化运城市医疗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医疗服务均衡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运城市（110°15'~112°04'E，34°35'~35°49'N）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全市辖1区、2县级市、10县，总面积为14 182 km²。运城市地势东高西低，境内地形比较复杂，相对高差达2 163.2 m，平原面积占总面积的58.2%，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41.8%。2023年末，运城市常住人口为470.56万人，主要集中于西侧运城盆地。运城市上层医疗机构包括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共433个，其中三级医院8个，占全省三级医院总量的12%；基层医疗机构包括诊所及乡镇卫生院，共2 217个（图1）。

运城市自2016年被确立为全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试点城市之后，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基本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基层诊疗量明显上升。2023年，运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7.91人，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床位数7.10张，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6人/千人、3.20张/千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由于居民对基层医院和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的计算方法不同。

2.1.1 成本栅格法

由于基层医院的床位数获取难度较大，本研究利用成本栅格法对市域内医疗可达性进行测度。不同地表类型具有不同的通勤方式和出行速度，参照OSM，道路图层数据为各类型道路的通行速度赋值（表1），并需要区分有道路和无道路的情况^［21］。为了尽可能提高计算精度，选定栅格大小为1 km×1 km，设定时间成本数值的参考为平均出行1 km大约所需要的分钟数，公式为

C_{\mathrm{t}}=\frac{\mathrm{1}}{v}\times \mathrm{60}，（1）

其中，C_t为时间成本，v为各类空间对象的设定速度。

通过ArcGIS的成本距离工具进行计算，栅格点a前往医疗卫生设施b的最短路径所通过的全部栅格属性值的加和即为最短时间成本^［22］。具体计算公式为

T_{ab}=\mathrm{m}\mathrm{i}\mathrm{n}{{\sum }_{i=\mathrm{1}}^{n}C}_{\mathrm{t}i}，（2）

\mathrm{其中},C_ti 为由a前往b所途经的n个栅格的时间成本属性值，加和计算是该路径方案的总时间成本，最短时间成本T_{ab}需取各方案的最小值。

2.1.2 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

两步移动搜索法以供给点和需求点为基础，在一定的距离阈值范围内移动搜索两次，最后将所有供需比相加得到需求点的可达性。两步移动搜索法充分考虑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规模对可达性的影响，目前已成为卫生服务领域空间可达性测量的主要研究方法。它的基本思想分为两步。

第一步，以医疗供应点j为中心，以距离阈值d₀为半径，确定供应点j的搜索域，搜寻落在搜索域内的需求点k的集合，计算出每个医院的供需比R_j

R_j=\frac{S_j}{{\sum }_{k\in \{d_{ij}\le d_{\mathrm{0}}\}}G(d_{ij})P_k}，（3）

其中：S_j表示j点的总供给，本文采用床位数进行衡量；d_{ij}为居民点i和医疗卫生设施j之间的距离；P_k是搜索范围内点k的需求量，可以用人口数量衡量；R_j为点j的供需比，即该供应点的服务能力；G(d_{ij})是考虑空间摩擦问题的高斯衰减函数，其具体形式可表示为

G\left(d_{ij}\right)=\frac{{\mathrm{e}}^{-\frac{\mathrm{1}}{\mathrm{2}}\times {\left(\frac{d_y}{d_{\mathrm{0}}}\right)}^{\mathrm{2}}}-{\mathrm{e}}^{-\frac{\mathrm{1}}{\mathrm{2}}}}{\mathrm{1}-{\mathrm{e}}^{-\frac{\mathrm{1}}{\mathrm{2}}}}。（4）

第二步，对每个居民点i搜索所有在服务阈值d₀范围内医疗卫生设施，将所有医院的供需比R_j 相加即得到居民点i的可达性A_i^F

A_i^F={\sum }_{j\in \{d_y\le d_{\mathrm{0}}\}}{R}_j={\sum }_{j\in \{d_{ij}\le d_{\mathrm{0}}\}}\left[\frac{S_j}{{\sum }_{j\in \{d_{ij}\le d_{\mathrm{0}}\}}{P}_k}\right]，（5）

其中：A_i^F表示需求点i的就医可达性；R_j为就医出行阈值范围内医疗卫生设施j计算得到的供需比，即服务能力；d_{ij}是需求点i与供应点j之间的距离；P_k是搜索范围内点k的总人数，计算得到的A_i^F越大，表明位置i的可达性越好。

当居民获取三级医院医疗服务时，其可达性表示为居民获取本省三级医院机构可达性之和

A_{i\_h}={\sum }_{j\in j\_h}\left\{\frac{R_j}{{\sum }_k{P}_k{G}_{\left(d_{ij}\right)}}\right\}{G}_{\left(d_{ij}\right)}，（6）

其中：A_{i\_h}表示i点居民在时间和空间距离下获取三级医院医疗服务的可达性值；j\_h表示全山西省内的三级医院。考虑到居民跨市就医受时空成本影响较小，居民就医采取的交通方式主要为驾车，所以可达性计算无距离阈值限制。

2.1.3 地理探测器

本研究主要借助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方法研究运城市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模型为^［23］

q=\mathrm{1}-\frac{{\sum }_{h=\mathrm{1}}^L{N}_h{\sigma }_{h^{\mathrm{2}}}}{N{\sigma }^{\mathrm{2}}}=\mathrm{1}-\frac{S_{\mathrm{S}\mathrm{W}}}{S_{\mathrm{S}\mathrm{T}}}，（7）

其中：q值表示某探测因子对医疗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的影响力大小，h=1，2，…，L为因子的分类数；N_h 和N分别为因子的类h和全运城市的样本数；σ_h 和σ分别为因子的类h和全运城市医疗设施可达性指数的方差；S_SW和S_ST分别为类内方差之和以及全运城市总方差。q的值阈为［0，1］，q值越大表明该因子对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的影响力越大。

2.2 数据来源

医疗设施数据基于高德地图POI分类中医疗保健服务类型，提取医疗卫生资源POI并清洗数据，共得到2 690项POI数据。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高德地图POI数据类型分类，结合各医疗机构服务范围和科室设置，将医疗卫生资源POI数据分为两层级四类型（表2）。居民点人口数据来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山西省三级医院数据来自“好大夫在线”平台（https：//www.haodf.com，2024年3月21日）^［24］，共67个，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年公布的数量基本一致^［25］。运城市的各级道路数据则基于OSM官网（www.openstreetmap.org）的数据修正拓扑关系并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及《高速铁路设计规范》赋值不同等级公路及铁路速度。其余统计数据均来自202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2023年《运城市统计年鉴》。

3 运城市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结果

3.1 市内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评估

运城市总体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较低，与《“健康山西2030”规划纲要》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建设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在15分钟医疗服务圈内，基层资源覆盖范围为市域面积的32.56%，上层资源为25.11%；30分钟医疗服务圈内，二者服务比重分别为32.57%、25.31%。虽然医疗卫生资源服务面积有所扩大，但仍不足市域面积1/3，意味着大部分地区获取医疗卫生服务不便利（表3）。

运城市基层医疗设施可达性呈多核心空间分布格局（图2）。盐湖区姚孟街道、大渠街道、北城街道、西城街道、南城街道，河津市城区街道、柴家乡、赵家庄乡、僧楼镇，永济市栲栳镇、蒲州镇、城西街道、城北街道，夏县西部水头镇、禹王乡、裴介镇、尉郭乡等地区可达性较高。这些地区经济水平较高，聚集了较多基层医疗设施，卫生院和诊所分布广泛且发展成熟。同时，这些地区地形平坦，海拔均在450 m以下，出行便利，可达性高。闻喜县后宫乡、石门乡、河底镇、裴社乡、芮城县与永济市交界处的风陵渡镇、阳城镇、大王镇有较多基层医疗设施聚集，但该地区人口密集、医疗服务需求更高，其可达性并不高。绛县东南部的大交镇、磨里镇、卫庄镇、夏县东南部的祁家河乡、泗交镇、垣曲县历山镇、解峪乡、毛家湾镇、平陆县圣人涧镇、三门镇、坡底乡、曹川镇可达性水平最低。这些地区基层医疗设施供给偏少，诊所和卫生院分布稀疏，再加上地形起伏交通不便，可达性水平最低。

运城市上层医疗设施可达性亦呈多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西侧地区可达性水平高、东南侧可达性水平低，各乡镇之间可达性差异较大。受较高经济水平、平坦地形和便捷交通的影响，在盐湖区姚孟街道、大渠街道、北城街道、西城街道、南城街道、安邑街道，永济市城西街道、城北街道、城东街道，临猗县猗氏镇、牛杜镇、楚侯乡形成了高可达性大核心地区。在河津市城区街道、赵家庄乡、柴家乡，万荣县南张乡、高村乡、解店乡，稷山县稷峰镇、蔡村乡、翟店镇则形成了一个高可达性小核心地区。两处核心地区医疗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相对较高，且可达性向外围呈距离衰减性。在闻喜县与夏县交界处的桐城镇、胡张乡形成了可达性较高的次核心地区。这里上层医疗设施较为丰富，交通便捷，与低人口密度相比，上层医疗设施供给能力相对较强。平陆县三门镇、坡底乡、曹川镇、夏县东南部的泗交镇、南大里乡、祁家河乡、垣曲县历山镇、毛家湾镇、蒲掌乡、英言乡、解峪乡、绛县南樊镇、大交镇、磨里镇、卫庄镇可达性水平偏低，上层医疗设施供给能力较差。其原因是：首先，中条山横亘平陆县、夏县及垣曲县，三县地形复杂、地势高峻，交通出行受到地势影响，实际通行速度较低，在时间阈值范围内需求点居民所能到达的上层医疗设施较少，降低了上层医疗设施的服务范围；其次，平陆县、夏县东南部地区、垣曲县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上层医疗设施分布稀疏且部分地区没有上层医疗设施，医疗资源服务能力不足，导致该地区可达性偏低。

3.2 跨市医疗卫生设施可达性评估

以山西省域内全部三级医疗资源作为跨市就医服务的供给点，以运城市151个乡镇为需求点（各乡镇的人口数量为需求量），利用Arcgis10.8构建20 km×20 km的渔网，运用两步移动搜索法来计算跨市就医的可达性。由于三级医院分布较散且距离较远，选择驾车出行的人口占比较高。本研究利用自然间断法，将驾车出行至三级医院的可达性划分为不可达、低可达、中低可达、中可达、中高可达与高可达六个等级，其空间格局及可达等级占比情况如图3所示。

运城市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均以各区县主城区为高值中心，沿路网形成多核心空间分布格局，如图3所示。盐湖区姚孟街道、大渠街道、北城街道、西城街道、安邑街道、南城街道，芮城县中西部风陵渡镇、阳城镇、大王镇、永乐镇、闻喜县中西部郭家庄镇、神柏乡、桐城镇、东镇镇，河津市赵家庄乡、城区街道、柴家乡以及平陆县中部地区的部官乡、圣人涧镇可达性最高。闻喜县与夏县交界处地区的石门乡、裴社乡，垣曲县北部历山镇、蒲掌乡，夏县西南部地区祁家河乡、泗交镇可达性最低。

盐湖区作为运城市行政中心，其可达性较高。主要由于盐湖区辖区姚孟街道、大渠街道、北城街道、西城街道、安邑街道、南城街道分布了运城市人民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运城市中医医院及运城市妇幼保健院四家三甲医院，居民获取医疗服务较便捷。此外，盐湖区路网密集，交通便利，有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工具，居民更容易跨市就医。闻喜西站位于闻喜县郭家庄镇，周围乡镇居民乘坐高铁较为便利，铁路出行相较于公路出行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因此跨市就医可达性较高。河津市经济较发达，2023年经济总量跃居运城市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且周围三级医院数量较多，路网密集，出行便捷，跨市就医可达性较高。芮城县与平陆县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特定专业医疗资源不足，居民可能会选择到其他城市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夏县与垣曲县地形坡度大，盘山公路多，交通网络不完善，且垣曲县历山镇、毛家河镇，夏县泗交镇、祁家河乡、石门乡居民数量较少，就医需求较低。

通过对比运城市不同层级医疗设施可达性差异发现，随着医疗服务等级提升，可达性空间差异加剧。市域内基层医疗设施数量丰富，且空间分布均衡，从而基层医疗设施可达性整体分布均匀，高可达性地区沿路网离散分布，区域间差异较小，大部分地区居民能够以较少的时空成本获取基层医疗服务。由于上层医疗设施仅在县级以上行政区的城市建成区分布，因此上层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差异大于基层医疗设施，其主要表现为多核心格局，高可达性地区在各区、县、城市建成区集聚分布。跨市三级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差异最大，其“核心⁃边缘”特征突出，同时形成以盐湖区为主核心、各区、县建成区为次核心的多核心空间结构，各区、县医疗设施可达性差异以城市行政等级为基础进一步扩大，相比市域内上层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城乡差异，跨市三级医疗设施表现为市辖区与非市辖区存在较大差异。

4 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影响因素

综合本研究及前人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市内及跨市医疗设施的可达性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从区位、资源、经济和人口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反映区域的地理优势、周边环境、经济水平以及居民的医疗需求程度，并分析市内和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具体指标的选取见表4。

4.1 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影响因素

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影响机制探测结果见表5。除路网密度（X3）因子外，其余因子均对市域内医疗设施可达性有显著影响。其解释强度依次为老年人口比例（X9）>人口密度（X8）>医院密度（X4）>平均高程（X2）>中心位势（X1）>经济水平（X6）>工业繁荣度（X7）>医院服务能力（X5）>青少年人口比例（X10）。整体上，人口特征和区位特征是影响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经济特征和资源特征的解释力有限。

老年人口比例（X9）和人口密度（X8）为显著特征因子，其解释力分别为0.924和0.881，这表明居民点的人口结构对市域内医疗可达水平的影响较大。医院密度（X4）对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有显著的影响。医院密度越高，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时间和成本越低，医疗设施的可达性越高。平均高程（X2）和中心位势（X1）解释力中等，路网密度（X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市域内医疗设施的综合可达水平主要受居民地理位置的影响，道路分布形态对市域内医疗设施的影响力一般。经济水平（X6）和工业繁荣度（X7）解释力分别为0.500和0.484，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对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医院服务能力（X5）以及青少年人口比例（X10）的解释力较差，影响作用有限。

4.2 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影响机制

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影响机制探测结果见表6。除平均高程（X2）及青少年人口比例（X10）因子，其余因子对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均产生显著差异。其解释强度依次为经济水平（X6）>人口密度（X8）>路网密度（X3）>工业繁荣度（X7）>医院密度（X4）>中心位势（X1）>老年人口比例（X9）>医院服务能力（X5）。综合来看，经济特征对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影响最大。区位特征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口特征中，人口密度对医疗设施可达性影响较大，老年人口的比例对于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影响作用一般。资源特征的影响作用较小。

经济水平（X6）是影响医疗设施可达性最大的因子。经济水平不仅能反映居民生活条件的优劣，也能体现医疗资源的服务能力，跨市就医可达性相较于市内就医可达性更依赖经济水平。人口密度（X8）的因子解释力高达0.425，说明区域之间的人口密度差异制约着该地区的医疗供需。路网密度（X3）越高，出行的便利性和效率更高，可达性越好。工业繁荣度（X7）也是直观反映地区经济差异的因子，其影响程度处于中上，说明工业繁荣度对医疗设施的可达水平影响较大。医院密度（X4）是医院空间分布的量化方式之一，其解释力为0.122。中心位势（X1）解释力为0.121，由于基层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广泛且分散，远离城市中心，而且跨市就医超越了行政边界，距离城市中心远近并不重要，所以医疗设施可达性受中心位势影响不大。老年人口比例（X9）因子的解释力为0.087。医疗服务能力（X5）的解释力较弱，说明跨市医院的空间格局与居民点人口需求的匹配程度不高。青少年（X10）作为弱势群体之一，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不可忽视，但其对跨市医疗设施可达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平均高程（X2）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市内和跨市医疗设施的探测结果中，各因子的解释能力差距较大。具体来说，老年人口比例（X9）对市内医疗设施可达性解释力最强，但是在跨市医疗设施的探测结果中表现中等。这是由于老年人受身体健康状况限制，健康服务需求通常长期且频繁，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近的医疗设施。经济特征在两类医疗设施可达性的探测结果中差异较大，特别是经济水平（X6）因子对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有显著影响，但对市内医疗设施的影响较弱。这是由于较高的经济水平为跨市就医的患者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选择，并且使其能够承担相关成本，以获取更适合自己需求的医疗服务。

5 结论与讨论

医疗资源的科学配置是空间公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可达性是测度资源空间布局公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基于POI数据，利用成本栅格法、2SFCA和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从市内就医和跨市就医两方面测度运城市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并从医疗设施层级角度探讨区位特征、资源特征、经济特征和人口特征对医疗设施可达性的影响机制。以下为主要结论。

（1）运城市市内医疗设施层级之间的可达性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层医疗设施的可达性空间结构表现为多核心模式，上层医疗设施各乡镇之间可达性差异较大，西侧可达性水平高、东南侧可达性水平低。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均以各区县主城区为高值中心，盐湖区、河津市、闻喜县可达性较高，夏县、平陆县、芮城县、垣曲县可达性较低。

（2）人口特征和区位特征是影响运城市市内医疗可达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在人口密集以及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地区，医疗设施的需求更大，医疗设施的分布和覆盖也更广。医疗设施在市中心更容易服务于广大人群。对于缺乏私人交通工具的群体，市中心医疗设施的可达性更高。

（3）经济特征是影响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区位特征中的路网密度对跨市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较强。经济水平较高的群体能够承担跨市就医所需的交通成本，且医疗健康意识较强，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质量更高、技术更先进的医疗机构，就医范围更广。路网密度高能够显著减少跨市就诊的时间。

由此提出以下对策。（1）由于经济水平对可达性空间格局影响较大，因此绛县、夏县、垣曲县、平陆县应从优化配置角度出发，以城市建成区带动整体发展，建立一整套区域内帮扶制度，以先发展带动后发展、强发展带动弱发展，加大城乡合作，提升偏远乡镇如大交镇、祁家河乡、历山镇、解峪乡的就医水平。同时，各级政府应招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吸引或通过政策扶持鼓励更多医疗机构、人才向乡镇流入，扩大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医疗服务可达性水平，缓解部分地区医疗资源竞争压力。（2）交通条件改善对缓解居民就医能力差异影响较大，为解决医疗设施可达性两极分化，偏远地区居民就医时间成本高的问题，需加大基础交通网络建设，尤其垣曲县、平陆县多山地地区的路网，应对路网的修建投入更多。政府应对医疗资源投入统一规划、科学分配，建立完备的就医保障体系，从而提升就医公平。 （3）政府应考虑不同社会群体需要，实施“积极性差别对待”，针对平陆县、夏县、万荣县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区县，应从出行便捷角度考虑，营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完善交通规则制定，确保老年人群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医疗服务。（4）应继续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健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机制，指导居民有序就医，改善部分地区医疗资源紧张状况。

受POI数据局限性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尽管考虑了区位、资源、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因素，事实上个人习惯、医疗参保、医疗设施的开放时间、医师能力等因素也影响实际可达性。今后可以考虑居民意愿与医疗设施相关特征等因素，对其影响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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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资助项目“新冠背景下运城市层级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机理与调控”(2022L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