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信任与流动人口创业

Inter-Regional Trust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摘要

支持流动人口创业既是稳就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激发经济活力的主要抓手之一。利用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及200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信任环境调查数据，探讨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省份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地区间信任主要通过增强社会认同、扩展社会网络、推动信息传播等方式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异质性讨论发现，地区间信任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电子政务及数字经济发展更好、集体主义文化和包容性更强的地区作用更大，即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均表现为补充作用。据此提出重视非正式制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多措并举提升城市包容性，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团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Abstract

Amidst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multiple unexpected factors， demand in China’s labor market has declined， creating a relatively challenging employment landscape. Under the policy dir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employment-first policy orientation and treating stable employment as a key indicator of the economy operating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stabilizing employment has become a top government priority.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not only solves their own employment issues and increases personal income levels but also creates additional job opportunities， promotes urban development， and drives economic growth， making it one of the critical measur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abilize employment” and “ensure employmen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from 2011 to 2017，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ter-regional trus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ffectively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includ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controlling for omitted variables， adjusting sample sizes， and validating with other micro-level datasets. Furthermor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ter-regional trust primarily facilitates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by enhancing social identity， expanding social networks， and promoting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reby uncover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dditional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inter-regional trus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levels， better e-government and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onger collectivist and inclusive cultures， suggesting that it complements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Moreover， as an informal social capital， inter-regional trus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survival-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low-income group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reefold First， it enriche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ter-regional trust on microeconomic behaviors. Existing literature primari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ter-regional trust on macroeconomic outcomes such as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ountries or provinc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rporate behaviors， with less attention to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individual micro-level behaviors， which this paper extends. Second， unlike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or region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regional trust on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ust between destination and origin provinces， thereby supplementing the literature on trust and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Finally，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factors such a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redit constraints， clan culture， and social networks affect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on inter-regional trust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are relatively scar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inter-regional trust in promot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It offers potential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support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with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lleviating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地区间信任 / 流动人口创业 / 稳就业 / 非正式制度 / 社会网络 / 社会认同 / 信息传播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trust /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 informal institution / social network / social identity /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一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流动人口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占比接近1/31

1 参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

。从乡村到城市，从“外地人”到“新市民”，人口跨区域活动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流动人口创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激发增长潜力，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各类资金资源统筹支持力度，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2

2 参见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3163.htm。

政策指引下，稳就业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情形下，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成为政府“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能够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个体收入水平^[1]，还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2]。2023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创业需求，支持其创办投资少、风险小的创业项目”3

3 参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26/content_5753299.htm。

。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4

4 参见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686.htm。

。因此，聚焦并支持流动人口创业，对缓解就业压力、提升经济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影响流动人口创业的因素众多，除自身知识技能和财富储备外，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尤为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创业者的外部环境，而信任是其中的关键外部影响因素之一。本质上，任何商业行为都包含信任因素，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落后都可用缺乏互信来解释^[3]。信任是指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或一群主体执行特定行为的概率评估^[4]，既表现为特定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于群体之间。群际信任主要表现为不同种族、地区及文化群体之间的信任，会对群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5]。本文将探讨地区间信任这一典型群际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地区间信任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间的信任能显著提高国际贸易与投资规模^[6]，加强国际研发合作^[7]，促进风险投资公司对初创企业的投资^[4]。但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等制度存在差异，对国家间信任的研究难以克服遗漏变量问题^[8]。相较而言，中国各省份执行相同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同时地区间信任程度存在不对称性^[9]，为研究该类群际信任的经济作用提供了天然条件。基于此，已有研究认为地区间信任扩大了省际贸易量^[10]，促进了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11]，提高了企业异地并购的频率和规模^[8]。然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宏观经济结果或企业主体行为的影响，鲜少关注地区间信任与流动人口创业的关系。与本地群体创业不同，初来乍到的流动人口创业面临“新创劣势”与“外来劣势”并存的窘境，能否获得当地群体的信任至关重要。地区间信任不仅使本地人以更包容的态度对待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流动人口，减少排斥和歧视，增强社会认同，还能帮助流动人口获取本地社会网络，促进信息分享和传播。因此，本文从流入地省份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视角出发，探讨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归纳为三点。首先，现有文献主要探讨地区间信任对国家或省份间贸易和投资等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以及与企业主体行为的关系，鲜少关注其对微观个体行为的作用。本文聚焦流动人口创业，补充地区间信任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相关研究。其次，不同于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社会信任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对于外来流动人口而言，流入地的外部环境对创业决策至关重要。本文从流入地省份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视角出发，探讨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拓展信任影响创业决策的研究视角。最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户籍制度、信贷约束、宗族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但关注地区间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的文献较少，本文为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新的政策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宏观层面，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经济、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例如，有学者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表明，户籍制度及其公共服务政策显著增加了流动人口选择自我雇佣的概率^[1]。同样基于该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包容性^[12]、宗族文化^[13]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有正向效应。还有学者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表明，流入地与乡籍地之间的经济和制度差距越大，流动人口异地创业的可能性越高^[14]。在微观个体层面，已有研究主要聚焦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禀赋等因素。有学者运用2009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MIC）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创业过程中面临更大信贷约束，创业成功率更低^[15]。同样利用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提供创业资本和提高企业家能力两条路径激发流动人口创业^[16]。

事实上，信任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8]。已有研究表明，国家或地区内部高水平的信任有助于提升投资效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9]。同时，信任还对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对企业而言，地区社会信任能够影响股权结构，具体表现为地区外群体的社会信任降低企业股权集中度，而地区内群体的社会信任则提高企业股权集中度^[17]。在个体行为方面，有学者实证发现，个体普遍信任会使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增加^[18]，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19]。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信任半径的拓展能促使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20]。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地区间信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利用Eurobarometer的信任度调查数据，有学者开创性地将地区间信任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发现较高的国家间信任可以显著提高贸易与投资规模^[6]。同样基于该数据，已有研究发现国家间信任会影响风险投资公司决策，使其倾向于投资更值得信任国家的初创企业^[4]。在国际研发合作中，来自互相信任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并倾向于选择信任度较高国家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7]。不少学者利用200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中的信任环境问卷数据探讨了地区间信任的经济作用。例如，地区间信任能有效提升省际贸易水平，加强两地的经济合作^[10]；有助于企业集团在异地设立子公司，促进其异地发展^[11]；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异地并购的频率和规模，推动资本跨区域流动^[8]。但总体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地区间信任对宏观经济后果或企业主体的影响，忽略了其对流动人口等微观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作用。因此，地区间信任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值得深入研究。

（二） 理论分析

信任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不仅基于对个体的判断，还与个体所属“组织”相关，该“组织”的整体形象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其内部成员的信任程度。因此，信任既表现为特定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同时也存在于群体之间。群际信任是指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行为或意向作出积极预期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信任主要是针对外部群体成员^[21]。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社会分类将自己置于特定群体中，对所属群体形成认同，进而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22]。社会分类会影响信任方的认知过程，使其基于先前观念信任特定群体成员，导致对不同外部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

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源远流长，区域文化丰富多样，地域群体差异显著，产生了多元的群际信任关系。省份作为重要的群体标识之一，省份间信任是一种典型的群际信任关系^[8]。当流动人口离开乡籍地进入其他省份时，通常会面临“人生地不熟”的窘境，缺乏与流入地人群的接触往来，尚未建立起基于特定社会联系、多次人际交往的特殊信任^[5]。在互动较少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信任主要源于其所属“组织”，即表现为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这种地区间信任不仅能降低流动人口的创业门槛，还能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从而显著影响其创业决策。

首先，社会认同是指“个体关于自己归属某个社会群体的知识以及因其群体成员身份而拥有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强调个人倾向于认同自身所处社会环境中的群体，并对个体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移民对自我形象及东道国社会环境的认同会影响其经济决策和劳动力市场表现^[23]。社会认同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认知过程，促进创业意图形成。流入地省份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意味着本地群体以更包容的态度对待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流动人口，减少排斥和歧视，弱化彼此的身份特征。因此，地区间信任有助于降低外来流动人口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促使其积极融入本地社会，增强社会认同，提升创业的可能性。

其次，信任不仅是社会网络的结果，也是其前提条件。对于陌生群体而言，基于信任基础，人们更有可能构建社会网络。此外，信任还能鼓励个人在没有即时物质奖励的情况下合作，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社会网络^[24]。对于外来流动人口而言，他们远居他乡，以亲缘、血缘为纽带的乡籍地社会网络通常难以延伸至流入地省份，使得流动人口异地创业面临当地社会网络狭窄、可获得外部资源相对较少的困境。流动人口在与本地群体缺乏社会往来的情形下，彼此间尚未建立起特殊信任。因此，较高的地区间信任有助于促进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群体的交流互动，逐步建立起新的本地社会网络，从而提高创业所需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

再者，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信任是影响信息传递和交流的关键因素。信息的有效流动不仅有助于创业者挖掘创业机会，还能提高投资者精确识别投资机会的能力，为创业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持。一方面，被他人高度信任的个体更能包容不同意见，并愿意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19]，便于获取丰富的创业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基于信任的个人关系使创业者能够获得关于其商业创意的反馈信息，进而推动经营业务创新完善，提升创业成功概率。创业机会的产生源自信息的较大不对称性，拥有独特信息且能够认清其潜在价值的群体开展创业活动的概率更大。本地人口长期生活于此，信息获取渠道丰富，相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具有信息优势。地区间信任可以促进本地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分享，推动信息传播，便于流动人口获取创业所需的有效信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地区间信任可以通过增强社会认同、扩展社会网络和推动信息传播等方式促进流动人口创业。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地区间信任数据来源于200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开展的信任环境调查。该调查共向15 000多家企业发出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 000余份，样本涵盖不同所有制企业及多个行业，超过90%的受访对象为董事长、总经理、厂长和党委书记，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问卷中关于信任环境的调查问题为“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5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按顺序排列）”。信任度的具体计算方法为：根据总样本中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的比例确定第一信任度，依次类推确定第二至第五信任度。在此基础上，对第一至第五信任度分别赋予 5、4、3、2、1 的权重，构造综合信用度指数。该指数可以刻画中国各省份信任水平的差异，近年来已被许多学者研究使用^[11]。该调查包含地区间信任数据，其中，i省份对j省份的地区间信任是由i省份企业经理人对j省份企业的信任程度排序得出的^[8]。鉴于信任的稳定性较强，短期内变化较小^[9]，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将该数据作为地区间信任的衡量指标。因每个省份仅对5个地区（包括本省份）进行信任排序，部分省份间因缺少数据无法计算地区间信任，本文在剔除本省对本省的信任后，共获得456个地区间信任数据5

5 理论上，省份间有930（31×30）个配对组合，应该形成930个地区间信任指数，但囿于数据限制无法获得全部省份之间的信任。后文将缺失值替换为0进行稳健性检验。

。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内容涵盖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多个方面。该调查以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本文选取2011—2017年CMDS数据，删除流动范围为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样本，清理数据后与地区间信任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51 865个。

创业通常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主要为自己及家庭成员创造就业机会，旨在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但难以发展成规模型企业；机会型创业则以发展壮大企业为目的，更具潜力和成长性。2011—2017年CMDS就业模块均对受访者就业身份进行调查，选项包含“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其他”四种类型。参照已有学者的做法^[12]，将雇主及自营劳动者视为创业，赋值1；雇员及其他情况赋值0。

借鉴已有研究，将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纳入控制范围，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月收入等。此外，创业者的创业不仅受到个人及家庭内部因素影响，还受所在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流入地省份特征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外贸依存度等。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二） 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模型设计如下：

Pr(EN{T}_{mijt}=\mathrm{1})={\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TR{U}_{ijt}+{\beta }_{\mathrm{2}}X+YEA+LIV+ORI+{\epsilon }_{ijt}（1）

其中，EN{T}_{mijt}为虚拟变量，表示在t年乡籍地为j省份的受访者m在流入地i省份是否创业，创业取1，否则取0；TR{U}_{ijt}衡量的是流入地省份i对乡籍地省份j的信任程度；X表示个体、家庭及流入地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的设置^[6]，引入了年份固定效应YEA、乡籍地省份固定效应OR{I}_{}和流入地省份固定效应LI{V}_{}，{\epsilon }_{ijt}为随机误差项。具体而言，年份固定效应可控制随时间趋势变化的因素影响，乡籍地和流入地省份固定效应可吸收省份层面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可以看出，在地区间信任方面，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文化多样性等因素，地区间信任表现出明显差异，最大值为55.60，而最小值仅为0.20。在匹配后的251 865个有效样本中，选择创业的比率为40.50%。在创业样本中，77.90%为自营劳动者（生存型创业），其余为雇主（机会型创业），占比22.10%，表明流动人口创业以生存型为主。此外，在所有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4.8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22年，男性占比59.67%，接近80%的个体为已婚状态。从家庭特征看，家庭人口规模的平均值为2.92人，月均收入的对数均值为8.58。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地区间信任影响流动人口创业的边际效应结果见表3。

第（1）列结果显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地区间信任的系数为0.002，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流入地省份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能够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加入个体及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后，地区间信任的系数为0.001，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控制流入地省份特征变量后，地区间信任的影响系数仍为0.001，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其能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具体而言，地区间信任每提高1个单位，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将上升0.1%。控制变量方面，个体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规模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创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本文将回归模型更换为二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3第（4）列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的系数为0.00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其促进流动人口创业的基础结论保持稳健。

（二） 稳健性检验6

6 篇幅所限，结果留存备索。

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尽管Probit回归结果显示地区间信任能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异地创业，但跨区域创业活动也可能增强地区间信任。其次，地区间信任可能受到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再者，地区间信任的测量误差可能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因此，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地区间信任与流动人口创业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分析，故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1 工具变量回归

基因距离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这种差异是长期历史因素影响下缓慢形成的，无法直接对当前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符合工具变量方法的外生性条件。同时，已有研究发现，基因距离每增加1个标准差，地区间信任水平会下降1.8个标准差，表明基因距离对地区间信任存在显著负向效应^[6]。此外，基于中国背景的研究也证实，不同省份间的基因距离同样会显著降低省份间信任^[5]，满足相关性条件。本文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基因数据，并参考已有研究的计算方法^[25]，得到地区间基因距离。地区间方言距离同样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不会对当前流动人口创业产生直接影响，并且方言距离对社会信任形成存在显著负向效应^[26]，满足相关性条件。因此，本文将方言距离也作为地区间信任的工具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8]，地区间方言距离用各省会城市间的方言距离衡量。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与表3基准结果保持一致，从而降低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与Probit的边际效应结果相比，工具变量回归系数更大。这一变化并非由于弱工具变量所致（两个工具变量的Wald 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弱工具变量原假设）。可能的原因是，真实效应在Probit回归中被测量误差掩盖，或者工具变量捕捉到了地区间的一些其他文化联系。

2 控制遗漏变量

首先，地形平坦地区交通更为发达，经济往来便捷，有利于开展创业活动，因而流入地的地理条件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创业。本文采用地形起伏度（GEO）作为地理环境的替代指标，以控制地理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地形起伏度越大，越不利于创业。回归结果保持稳健。其次，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明清时期商帮所倡导的诚信、义利、协作等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商帮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使得商帮文化区的商业氛围更为浓厚，可能激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因此，本文将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如徽州商帮、龙游商帮、广东商帮等）所在省份视为商帮文化区，赋值1，其余省份赋值0，构建虚拟变量（SBC），以控制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在控制文化因素后，地区间信任的系数为0.001，在5%的水平下显著，结果保持稳健。再者，考虑到当前某些省份在历史上隶属于同一行政区7

7 例如，康熙初年将湖广省分为湖南和湖北两省，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陕西省分为陕西和甘肃两省。

，这些地区间的信任可能更大，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因此，本文构建当前省份在明清时期是否属于同一行政区的虚拟变量（SPR），以控制历史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最后，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创业机会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地区差距越大，流动人口创业越难，因此，为控制地区间发展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经济差距和制度距离衡量地区差距^[14]。具体地，经济差距(ECO)为流动人口流入地省份人均GDP与乡籍地省份人均GDP差值的绝对值取对数；制度距离(SYS)为流入地省份GDP/政府预算与乡籍地省份GDP/政府预算的差值。估计结果显示，地区间信任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创业，表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

3 调整样本量大小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为成年人。结合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将样本年龄区间限制为18~60岁，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结论依然稳健。第二，直辖市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地区身份特征较为明显，受到流动人口青睐，可能会影响地区间信任的作用。因此，本文剔除流入地为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大直辖市的样本。地区间信任的边际效应为0.00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流动人口创业。第三，考虑到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大部分流动人口聚集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剔除省外流动人口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8

8 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对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常住人口中户籍登记在省外的数据梳理得到。

，估计结果表明结论依然稳健。第四，由于部分跨省流动人口并非因经济因素流动，会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因而本文剔除流动原因为随迁、婚嫁、投亲、上学等样本，仅保留旨在务工和经商的个体。回归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的促进作用在5%的水平下显著。第五，由于数据有限，对于每个省份而言，除了5个最值得信赖的省份外，无法观察到其他地区间信任，匹配时会导致样本量缺失。因此，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10]，将缺失的地区间信任值赋0。地区间信任系数为0.00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基础结果一致。

4 更换其他微观数据

考虑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商贸往来增加可能会使地区间信任发生变化，影响估计结果。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选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估计。通过保留跨省流动样本，并利用乡籍地省份和流入地省份信息与地区间信任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2 318个。与前文一样，将就业身份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视为创业，赋值1，“雇员”及“家庭帮工”则赋值0。在控制个体家庭特征及省份特征的情况下，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具有促进作用，与基准结论保持一致。

（三） 机制分析

1 增强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所处社会环境及群体的认同会影响其行为决策。外来人口流入到新省份后，易产生“陌生感”和“孤独感”，甚至可能遭受本地人的排斥和歧视，难以形成社会认同。地区间信任能增强包容性，弱化身份差异，促使其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进而提升创业可能性。由于CMDS并未在每个调查年度都涉及社会认同问题，本文选取2013、2014和2017年数据进行验证。具体如下：根据2013年CMDS中“您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哪里的人”的回答，将选择“是本地人”或“是新本地人”的样本视为形成较好社会认同，赋值1，其余为0；根据2014年CMDS中“您认为自己是不是本地人”的回答，将选择“是本地人”的样本视为形成较好社会认同，赋值1，其余为0；在2017年CMDS社会融合模块中，依据“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的认同程度，将选择“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的样本视为形成较好社会认同，赋值1，其余为0。本文采用以下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Pr(ID{E}_{mijt}=\mathrm{1})={\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TR{U}_{ijt}+{\beta }_{\mathrm{2}}X+YEA+LIV+ORI+{\epsilon }_{ijt}（2）

Pr(EN{T}_{mijt}=\mathrm{1})={\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ID{E}_{mijt}+{\beta }_{\mathrm{2}}X+YEA+LIV+ORI+{\epsilon }_{ijt}（3）

其中，ID{E}_{mijt}表示在t年乡籍地为j省份的受访者m在流入地i省份是否认同自己是本地人。回归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影响系数为0.009，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社会认同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系数为0.019，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增强社会认同来实现。

2 扩展社会网络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6]。除了基于亲缘、地缘联系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外，融入流入地本地群体也是流动人口获得社会网络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初来乍到的流动人口，其异地创业不仅需要乡籍地社会网络的支持，还需要积极扩展本地社会网络，获取本地资源。地区间信任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群体建立互动关系，扩展社会网络，进而促进创业。为了验证此机制，本文基于2013、2014和2017年CMDS社会融合模块，根据“您的邻居主要是谁”以及“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属）”的问题构建流动人口本地社会网络变量（NET）。若邻居主要为本地人，则赋值1，否则为0。同样采用式（2）（3）进行估计，并将ID{E}_{mijt}替换为NE{T}_{mijt}。回归结果如表4第（3）（4）列所示，地区间信任系数为0.00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流动人口的本地社会网络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的系数为0.017，在1%的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表明，地区间信任可以通过扩展本地社会网络的方式促进创业。此外，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交通费和通讯费支出衡量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SOC），支出越大，社会网络越丰富。回归结果如表4第（5）（6）列所示，地区间信任显著提高了交通和通信支出，进一步验证了其对于流动人口扩展社会网络的积极作用9

9 由于仅有2013年询问了“您家在本地每月的交通、通信费”，故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同时，由于2013年社会融合板块只选取了8个城市的样本进行调查，样本量较少。

。

3 推动信息传播

创业活动既需要在创业决策前挖掘商业机会信息，也离不开创业经营过程中不断搜寻经营相关信息，信息对于流动人口创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地区间信任可促进信息流动和知识交流，加快信息传播，对创业过程中的机会识别和决策至关重要。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传播更迅速和广泛，在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地区，地区间信任有助于流动人口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获取更多创业信息和资源，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为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便利。因此，本文预期在互联网普及率更高的流入地省份，地区间信任的作用更大。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采用流入地省份互联网用户数与常住人口之比衡量互联网普及率，并引入地区间信任与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TPE）进行验证。估计模型如下：

Pr(EN{T}_{mijt}=\mathrm{1})={\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TR{U}_{ijt}+{\beta }_{\mathrm{2}}PU{J}_{it}+{\beta }_{\mathrm{3}}TP{E}_{it}+{\beta }_{\mathrm{4}}X+YEA+LIV+ORI+{\epsilon }_{ijt}（4）

其中，PU{J}_{it}表示流入地i在t年的互联网普及率。本文主要关注交互项系数{\beta }_{\mathrm{3}}，若其显著为正，则符合预期。回归结果如表4第（7）列所示，交互项系数为0.006，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互联网普及程度直接影响了地区间信任的作用。具体而言，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作用将不断增大。以上机制分析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

（四）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正式制度的异质性分析

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能够弥补或替代正式制度的不足。对于流动人口创业而言，即使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合同执行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也不能完全确保交易行为的合规和公正。当双方相互信任时，可以减少争端和合同纠纷，降低交易成本。换言之，较高的地区间信任能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开放分享知识、信息和资源，从而激发创业行为。本文采用流入地省份市场化总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27]，指数越大，市场化水平越高。中位数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第（1）（2）列所示，系数分别为0.004和0.002，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流入地省份，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促进效应更大，表现为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

电子政务水平反映了公众通过网络获取各类政府信息以及与行政主体交流互动的便捷程度，有助于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流动人口需要了解当地各类政策信息和规章制度，以便其作出理性的创业决策。较高的电子政务水平不仅能提高流动人口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降低信息获取成本，还能提升办事效率，减少时间成本，从而扩大地区间信任对创业的促进效应。本文选取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7年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作为政府电子政务水平的衡量指标10

10 由于该指数最早仅可追溯到2013年，为避免匹配导致2011、2012年的样本缺失，本文采用2017年的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代替其他年份。

，该指数包含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网络应对能力等指标，并对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进行了排名。表5第（3）（4）列结果显示，在电子政务水平高较的省份，地区间信任系数为0.004，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电子政务水平较低的省份则无显著促进效应。

数字经济为流动人口创业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提升了潜在创业者的信息识别与获取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创业决策前对商机的发掘，二是创业过程中的信息收集与沟通^[28]。此外，数字经济还能加强社会群体间的互动性，扩展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促进其社会资本积累。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地区间信任的作用更大。参照已有学者的做法^[28]，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2011—2017年省级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用以衡量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中位数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第（5）（6）列所示，系数分别为0.004和0.001，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省份，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符合预期。

2 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异质性分析

在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中国通常被视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大米理论”（rice theory）认为，水稻种植面积占比越高的地区，集体主义文化更强；小麦种植面积占比越高的地区，个人主义倾向更强^[29]。水稻种植较小麦种植，前者更依赖于集体协作，对农民合作程度要求更高，长此以往会形成较强的集体主义文化^[30]。在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地区，人们合作意识强，地区间信任的作用可能性更大。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以1957年各省份水稻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例作为衡量当地集体主义文化强弱的变量，并将比例高于50%的省份定义为强集体主义文化区，其他为弱集体主义文化区。表6第（1）（2）列回归结果显示，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强集体主义文化区。

城市包容性涵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的均等性和公平性^[12]。对于外来流动人口而言，地区间信任可能会因城市包容性不同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决策产生差异性影响。在包容性强的地区，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广，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对所处环境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进而充分发挥地区间信任的正向作用。而在包容性较低的地区，流动人口难以融入，社会认同低，地区间信任的作用可能被弱化。基于此，本文选取李叶妍等^[31]利用CMDS数据测算的中国各省份包容性得分进行分组回归11

11 李叶妍等^［31］基于CMDS 2013和2014年数据构建了城市包容度指标体系，测算了2012和2013年省份包容性得分，本文使用2013年的包容性得分替代其他年份。

，表6第（3）（4）列结果显示，系数分别为0.008和0.003，表明在包容性强的省份，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3 基于创业类型与收入的异质性分析

流动人口不同创业类型对地区间信任的依赖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参照现有文献做法^[12]，本文进一步将创业划分为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探讨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具体而言，剔除雇主样本，将剩余样本中的自营劳动者视为生存型创业，赋值1；雇员与其他赋值0。剔除自营劳动者样本，将剩余样本中的雇主视为机会型创业，赋值1；雇员与其他赋值0。回归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机会型创业的系数接近0，且在统计学意义下并不显著；生存型创业的系数为0.002，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区间信任主要对生存型创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作用则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生存型创业（自营劳动者）通常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甚至可能未进行工商注册，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间信任有助于其获取初步客户，顺利开展经营业务^[19]。相比之下，机会型创业需要进行经营场所租赁、设备购买、工人雇佣等交易行为，并签订正式契约合同，因而更依赖于正式制度的强约束。

此外，本文还从收入视角出发，探讨地区间信任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作用。表7第（3）（4）列回归结果显示，高收入群体的系数接近0且并不显著；低收入群体的系数为0.001，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地区间信任对低收入群体的正向效应显著，从侧面证实了地区间信任主要促进生存型创业的结论。对于低收入流动人口而言，创业旨在为自己及家庭成员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并改善生活。因此，低收入群体创业主要表现为生存型创业，更依赖于地区间信任这种弱社会资本提供的外部支持。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中国区域间非正式制度障碍的实际情况，本文基于2011—2017年CMDS数据，实证探讨地区间信任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一，地区间信任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有效提高创业概率。具体而言，流入地省份对乡籍地省份的信任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将上升0.1%。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地区间信任主要通过提升社会认同、扩展社会网络和推动信息传播等方式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揭示了地区间信任促进流动人口异地创业的深层原因。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地区间信任在市场化程度更高、政府电子政务水平较高及数字经济发展更好、集体主义文化和包容性更强的地区作用更大，表明地区间信任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具有补充作用。第四，地区间信任作为一种弱社会资本，主要对生存型创业和低收入群体创业具有显著作用。在“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把稳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指标”政策指引下，支持流动人口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为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以下政策参考：

第一，重视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通常是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激发流动人口创业需要不断发挥政府治理、市场规则、法律等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同时重视地区间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通过结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激发创业活力。

第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政府电子政务服务水平，通过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和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等方式，为流动人口获取市场和政策信息提供便利，更好发挥地区间信任在推动信息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多措并举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均等性和公平性，鼓励和引导流动人口参与本地组织、社区和文化活动中，提高其社会融入水平，增强社会认同，扩展本地社会网络。

第四，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加强双边互信中的积极作用。政府应倡导并支持设立异地商会、协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借助多元化社会团体加强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了解，提升地区间信任水平，促进流动人口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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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气候风险对居民行为决策的影响——基于消费、创业和移民的视角”(7227311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异地商会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来自流动人口的证据”(JBK2304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