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开放与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

Public Data Ope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Technology Market：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city Patent Transfer Data

摘要

以公共数据开放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1年110万余条专利转移数据构建城市间面板数据，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通过消除信息壁垒、打破行政壁垒、削减贸易壁垒实现。在城市互动结构方面，“中心—外围”和“外围—外围”城市组合分别借助“辐射效应”和“互补效应”推动技术流动，缩小城市间创新差距，且对高质量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同时，地理与文化距离会抑制政策效果。据此，应通过制度化手段提升政府透明度并降低交易成本，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布局以缓解空间摩擦，依托公共数据平台促进不同层级城市间的技术协同，推动技术要素高效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

Abstract

Using the public data opening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constructing a panel dataset of over 1.1 million patent transfers between cities from 2007 to 2021，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technology marke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ublic data open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market by mitigating information barriers， breaking down administrative hurdles， and reducing trade obstacles.

In terms of urban interaction structures， technology flows are facilitated through a “radiation effect” in center-periphery city pairs and a “complementarity effect” in periphery-periphery city pairs. These effects help narrow the innovation gap between cities and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high-quality invention patents. However，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stances are found to inhibit the policy’s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asures， strengthen the balanced deploy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alleviate spatial friction， and leverage public data platform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synergy among c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se steps are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foster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makes thre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on the unified national technology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ity technology flows， thereby expand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ata sharing and openness.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data disclosure within jurisdictions， overlooking the spatial attributes of data elements that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Seco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emphasizes barriers to technology flow—such as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and trade barriers—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llustrating how public data opening facilitates cross-regional technology flows by enhancing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promoting cross-region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mitiga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reveals potenti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data sharing may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market， offer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local government practices，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how the effects of public data opening policies propagate through interregional economic linkages.

Third，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echnology flows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cities， identifies differential policy effects across city tiers， and confirms that public data opening promotes orderly technology flows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t also explor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public data opening across different technology attributes， geographical distanc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fering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公共数据开放 / 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 / 专利转移 / 数据要素市场化 / 区域创新协调发展

Key words

public data opening / unified national technology market / patent transfer / market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一 问题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决策。要素市场的合理流动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其中技术交易市场因与技术创新紧密联系而显得尤为突出^［2］。自2020年起，国家陆续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技术交易市场发展的战略部署。这标志着中国技术交易市场已进入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阶段，旨在构建高标准的技术要素市场体系。由于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具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技术要素市场的建设需要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作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特别强调，“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作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首要措施。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不仅推动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为市场创新、资源配置优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研究公共数据资源如何促进技术跨区域流动、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交互与融合，进而赋能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聚焦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其影响力已深度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信息搜寻与验证成本，削减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政府与市场间的摩擦，提升企业决策效率与市场适应性。这种变革优化了资源配置，为资本跨区域流动（如异地并购与投资）提供了便利^［3-4］。同时，信息效率的提升与资源流通的加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助力企业在竞争中维持优势地位^［5-6］。在宏观层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打破区域信息壁垒，减少了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促进经济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合理流动，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整体均衡^［7］。此外，数据开放还激发了城市创新创业活力，通过支持信息产业和吸引高素质人才，增强了城市在技术研发与数字化转型中的竞争力，成为推进城市经济升级的重要引擎^［8］。

还有文献聚焦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技术交易作为技术市场的核心活动，本质是技术知识的流动过程^［9］。专利作为衡量技术知识的主要指标^［10］，被广泛用于评估技术创新的产出与积累。其中，专利转移被视为衡量技术流动的重要形式^［11］，因而成为本文研究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关键切入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方面。专利转移的效果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可从五个核心维度深入分析。一是制度性因素，知识产权保护和政策环境的优化能够降低法律风险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技术流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12］。二是市场结构因素，技术转移办公室等科技中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难题，促进了跨区域、跨行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13］。三是空间与技术因素，地理技术邻近性通过缩短物理距离和技术差距，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与应用^［14］。四是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数字平台的兴起突破了传统时空限制，提升了交易的透明度与效率^［11］。五是经济集聚效应，枢纽经济的形成促进区域间资源、信息和资金的高效流动，推动了技术市场的融合与扩展^［15］。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专利转移的一体化进程。研究表明，专利转移不仅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16］，还有效增强了区域创新能力^［17］，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拉动效应。

尽管现有研究已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广泛探讨了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后果，但其在促进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技术流动的传统影响机制逐步被重塑，数据要素共享的新兴模式对统一技术大市场的整合效应及效率提升作用尚待深入阐释。因此，本文拟从公共数据开放的视角，系统分析其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城际技术流动视角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影响，拓展数据要素共享与开放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多聚焦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辖区内经济活动的影响，忽略数据要素打破地理间隔的空间属性。第二，在理论分析上，重点关注技术流动面临的信息壁垒、行政壁垒与贸易壁垒等问题，从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扩大异地企业投资、缓解市场分割多视角构建公共数据开放赋能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揭示数据要素共享如何为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提供推力的可能路径，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数据开放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另一方面，也为研究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果如何通过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关联传导提供新的视角。第三，聚焦技术要素流动在中心—外围城市间的非均衡分布特征，识别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应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分化特征，并验证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促进技术要素的有序流动，推动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同时，本文还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在不同技术属性、地理距离和文化属性间的差异化表现，为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制度背景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核心价值在于连接经济资源和社会治理要素，促进信息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深度融合。公共数据凭借覆盖范围广、关联性强的独特优势，逐渐成为释放数据红利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驱动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不断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利用，逐步构建起体系化的发展框架，为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探索始于2015年。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旨在缓解数据供给不足并激发市场主体的数据开发潜力，标志着中国公共数据开放政策进入探索性实践阶段。在此基础上，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进一步推进。随着数据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并列为生产要素，赋予数据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理论依据，也预示着中国对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探索进入加速阶段。自此，数据要素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开放与流通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自2020年起，数据开放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同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作为培育要素市场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数据开放的意义从供给补充升级为激发经济活力和优化资源配置。2022年是政策集成推进的重要节点。《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构建开放共享数据资源体系的必要性，要求建设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与安全可控。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为制度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支持，提出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推动数据汇聚融合与共享交换，全面提升数据资源流通效能。2023年，国家数据局的成立标志着数据资源整合与开发进入系统化轨道。同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公共数据汇聚与应用是畅通数据要素循环、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环节，为后续政策实施提供了明确且系统的实践指引。2024年，数据要素政策进入实践深化阶段。国家数据局主导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公共数据在应急管理、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领域的赋能作用，进一步凸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总体而言，中国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已从理论设计走向系统化实践，其开放与利用不仅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直接影响

数智时代，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推动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关键力量。技术流入地政府通过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有效突破传统信息封锁，显著提升数据透明度与可及性，进而缓解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这一变革加速了技术流入地对外部技术资源的获取，提高了信息流动效率，促进了跨区域技术转移顺畅进行。随着数据开放深入推进，技术流入地与其他地区的技术供给主体之间逐步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网络^［8］。在此基础上，各地技术供给主体能够更加高效地对接潜在的技术合作伙伴，实现跨区域的技术协同与互补，推动了技术流动的深度整合与价值转化。因此，公共数据开放为技术要素在更广泛区域间的流动与优化配置提供了强大动力，为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2 公共数据开放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机制路径分析

一是消除信息壁垒。在传统市场环境中，特别是在透明度较低的欠发达地区，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突出^［18］。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市场主体获取数据资源的难度，还形成了制约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信息壁垒，阻碍了技术、劳动及资本等传统要素与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深入推进，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了有效破解。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市场主体能够直接访问所需数据，显著降低了技术供需双方获取数据资源的门槛。对于技术供应方而言，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有效打通了数据流通渠道，突破了技术供需双方间的信息壁垒，使其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市场信息，而且有效减少了信息搜寻、跟踪与验证的成本^［7］。对于技术需求方而言，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市场信息资源使其能够更高效地识别潜在的合作机会，从而提高了技术转移的决策效率和精准度。

此外，由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由各地政府主导并背书，所提供的数据资源具备政府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这种制度安排进一步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技术交易不确定性风险，为技术转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技术要素能够在更加可靠和高效的框架下实现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有力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消除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二是打破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行政壁垒是企业跨地区投资的重要障碍^［19-20］。这些壁垒增加了企业适应不同地方制度规则的制度交易成本，还因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准入障碍及法律法规差异，提高了异地投资的额外成本。这不仅削弱了企业跨地区拓展市场的积极性，还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数智时代，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政府治理改革的创新举措，正逐步削弱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壁垒。各地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使得企业能够跨越地域限制，高效获取目标市场的准入信息，精准识别潜在风险和机遇，显著降低市场准入的障碍与复杂性^［4］，为企业在跨区域技术转移与市场拓展中提供了更高效的路径。

在此过程中，公共数据开放优化了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信息沟通与协作机制，为跨地区技术流动创造了更加开放协同的环境。技术信息流通不再受限于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企业能够更灵活地开展跨区域创新合作与市场布局。区域间的技术生态得以融合创新^［21］，有力支撑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公共数据开放能有效降低地方行政壁垒，促进企业跨地区交流与发展，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三是削减贸易壁垒。市场分割阻碍了区域经济循环的顺畅运行，限制了商品与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了市场潜力的充分释放^［22］。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地理、经济及政策差异往往导致市场隔离，形成贸易壁垒^［23］。这些壁垒限制了技术流动、信息交流及创新速度，延缓了技术引进和应用的进程。在这种市场分割的情境下，企业受限于地方性政策、信息不对称和法律差异，倾向于在本地市场内进行技术交易^［24］。这种局部性偏向不仅限制了技术交易范围，使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其他地区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机会，而且在多个层面造成跨地区合作的障碍。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构建全国数据共享平台，打破市场隔阂，增强各地市场连接性和互通性，推动双边市场向多边市场转型。这一转型提升了整体技术创新效率和质量，促进了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配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打破市场参与主体间的贸易壁垒，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将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建设的个体与时间差异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DID）模型，系统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发展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为：

PT{F}_{ijt}=\alpha +\beta OP{D}_{ijt}{\lambda }_{it}+{\mu }_j+{\delta }_{ij}+{\epsilon }_{jt}（1）

其中，i表示流出地城市，j表示流入地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PTF_ijt 表示流出地城市i和流入地城市j之间的专利转移量；OPD_ijt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若第t年流入地城市j实行了公共数据开放政策，OPD_ijt 赋值1，否则赋值0；{\delta }_{ij}表示城市的固定效应；{\lambda }_{it}表示流出地城市i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mu }_j表示流入地城市j的固定效应；{\epsilon }_{jt}是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PTF）。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技术交易作为技术市场的活动内容，本质上是技术知识的流动过程。专利是衡量技术知识流动的有效指标，能够反映技术创新的产出与积累。因此，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专利转移作为技术交易的代理变量^［25］，通过城际间的专利转移数据测度技术流动，以刻画城市间技术流动的特征及规律。

2 解释变量

公共数据开放（OPD）。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公共数据开放试点政策，当流入地城市在样本年份为2012年及以后时，t赋值1，否则为0。将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城市设定为处理组（treat），当流入地城市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时，treat赋值1，否则赋值0。解释变量OPD为treat与t两个变量的交互项。

3 机制变量

在机制分析中，本文重点考察信息壁垒、行政壁垒和贸易壁垒对构建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影响，分别用政府透明度（Gvt）、异地投资（Inv）和市场分割度（Meg）作为代理变量^［26］。

4 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控制以下可能属于重要遗漏变量的城市特征及影响技术流动的经济社会特征变量：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Iec）、流入地政府支出（Ige）、流入地产业结构（Ids）、流入地基础设施水平（Ifa）、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Oec）、流出地政府支出（Oge）、流出地产业结构（Ods）、流出地基础设施水平（Ofa）、区域经济互动强度（Eco）、区域人口互动强度（Pop）。

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1年284个地级市作为考察样本，将政府数据平台上线视为外生冲击，运用交叠DID方法深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影响效应。专利转移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专利检索及分析平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信息主要基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的《2023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报告（城市）》和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中国政府开放数据利用研究报告》。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2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机制变量中的政府透明度指标和异地投资指标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专利转移的平均值为 0.144，表明样本中专利流动的整体程度偏低。平均值与最大值之间的显著差距进一步揭示出中国专利流动的不均衡性，凸显了推进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公共数据开放的中位数为 0，表明近一半样本城市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时间相对滞后，体现出中国公共数据开放事业仍处于新兴发展阶段。其余变量的统计值均在合理区间内，为本文的深入分析提供了坚实且丰富的样本支撑。

（二） 基准回归

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流动影响的经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结果显示，在控制目的地城市、发起地城市—目的地城市、发起地城市—年份等高维固定效应后，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流动的促进作用显著，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进一步地，第（2）~（4）列中逐步加入目的地城市控制变量、发起地城市控制变量及城市对层面控制变量后，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流动的促进效应依然显著，进一步确认了其在推动城市间技术流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 平行趋势检验

流入地城市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技术的城际流动，但上述结果可能存在事前趋势，如果处理组城市在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实施前已存在专利接收量上升趋势，并且该趋势未因政策实施而改变，则上述结论可能并非由政策引起，而是事前差异延续的后果。基于此，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对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满足进行检验，具体设定如下：

PT{F}_{ijt}={\beta }_{\mathrm{0}}+{\displaystyle \sum _{\begin{array}{l}k\ne -\mathrm{1}\\ k=-\mathrm{6}\end{array}}^{\mathrm{6}}}{\beta }_{k}ev{t}_{ijt}^k+{\eta }_{it}+{\mu }_j+{\gamma }_{ij}+{\epsilon }_{jt}（2）

其中，ev{t}_{ijt}^k代表流入地城市与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实施的时间距离，本文将基准期设定为政策前1期，同时为了消除处理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按照事前事后6期进行归并处理。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在政策实施前6期，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专利转移数量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专利接收量出现了显著上升，并呈现持续攀升的动态叠加态势。据此，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且随时间演进不断叠加。

（四） 异质性处理效应

尽管基准回归的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技术流动，并且平行趋势检验支持这一结论，但由于各城市实施公共数据开放的时间不一致，政策的交叠实施可能会导致不同组别的负权重问题，从而引发异质性处理效应，这可能导致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DID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对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产生挑战。因此，本文尝试对交叠DID的估计结果进行分解并校正异质性处理效应。

本文借鉴Goodman^［27］提出的DID分解方法，将基准回归的处理效应分解为3组：第一组为时变组，即政策效应随时间变化的组别；第二组为未处理组，即从未遭受政策冲击的组别；第三组为始终接受处理组。将这3组间的处理效应分解为5个部分，其中时变组的权重较小（仅为 35.1%），表明即便存在逆权重问题，异质性处理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小，不会逆转处理组对从未接受处理组的正向估计效应，因此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然而，培根分解仅能识别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处理效应的偏差大小，无法解决异质性处理效应带来的估计偏差。为此，本文采用Callaway等^［28］提出的交错双重差分（CSDID）方法与Butts等^［29］提出的两阶段DID估计模型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即使排除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五） 其他稳健性检验1

1 篇幅限制，结果留存备索。

1 安慰剂检验

尽管基准回归控制了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特征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遗漏不可观测变量导致虚假回归的情况，故采用置换检验的方式，从原城市样本中抽取与真实试点城市数量相同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为对照组，构造纯随机的虚假政策实验组与对照组，并代入基准方程进行回归。重复此过程500次，并绘制所得伪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函数分布。结果显示，伪回归系数基本呈现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与基准回归中OPD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间专利转移的促进作用较少受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2 PSM-DID检验

公共数据开放试点的选择并非严格的准实验，数据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导致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采用1∶1最近邻匹配法，以主回归模型中的连续型控制变量为协变量，并运用logit法进行自助标准误下的1∶1匹配最近邻。结果显示，OPD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稳健。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累计专利转移量，核心解释变量OPD系数为2.314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基准回归结论依旧稳健。

4 排除坏控制变量

为避免控制变量的时变性对DID模型估计产生偏误，本文进行以下检验：考虑时间的线性效应，OPD系数在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考量基期控制变量与时间的非线性效应，OPD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结果再次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积极作用，确保政策效果评估的稳健性。

五 机制分析

以上结果证实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加速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积极效应。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消除信息壁垒、打破行政壁垒和削减贸易壁垒等途径，有效促进技术的自由流动。鉴于信息壁垒、行政壁垒和贸易壁垒难以直接测度，本文分别选用提升政府透明度、扩大企业异地投资和缓解市场分割等具体路径，深入验证流入地政府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作用机制的有效性。

（一） 消除信息壁垒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尝试对公共数据开放如何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促进技术流动进行实证检验。然而，现有经验研究缺乏直接证据观测政府透明度受到公共数据开放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采取间接机制检验方法，选取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2017—2021）》2

2 参见http：//nads.ruc.edu.cn/zkcg/ndyjbg/index.htm。

中的政府透明度指标，并计算城市—年度取平均值，得到流出地城市的政府透明度（Out）与流入地城市的政府透明度（In）。借鉴势差理论，本文以流入地城市与流出地城市间政府透明度差距是否大于0判断技术流动属于顺差还是逆差。若流入地城市政府透明度小于流出地的样本，则视为顺差流动并赋值1，否则赋值0。按照0~1分组回归后发现，如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来促进技术流动，则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应理应在流入地城市政府透明度更差的城市对组合更加显著。表5第（1）（2）列汇报了这一机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当流入地城市政府透明度小于流出地城市时，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基于政府透明度的顺差流动显著增强了信息外溢效应，降低了技术转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流入地能够更精准地识别技术的市场潜力与应用价值，从而激励技术引进与本地化整合。同时，顺差流动模式优化了技术流动的方向性与有效性，促使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在区域间更高效流动与配置。

相反，当流入地城市政府透明度大于流出地城市时，OPD系数尽管为正但并不显著。一方面，流入地凭借高透明度的数据环境与信息共享优势，有效降低了技术引进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流出地技术资源形成吸引效应；另一方面，流出地因透明度不足，在技术输出中面临信任壁垒和市场接受度限制，导致其技术资源溢出效应被削弱，甚至出现技术“被动输出”的局面。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公共数据开放在逆差模式中对技术流动的正向推动效应。因此，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政府透明度的顺差效应，有效削弱了技术供需方之间的信息壁垒，显著推动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建设进程，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

（二） 打破行政壁垒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尝试对公共数据开放如何通过异地投资活动促进技术流动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中上市公司异地子公司的数据采集自CSMAR数据库，具体涉及“上市公司子公司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两个数据表。为确定子公司的地理位置，首先将子公司名称与“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进行匹配，进而识别出子公司的所在城市。对于地理位置信息不完整的样本，本研究利用百度地图、天眼查以及企查查等工具进行了补充。随后，将子公司数量依据所属上市公司的年份维度进行汇总，从而构建出母公司—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基于中国地级市行政区划，进一步将子公司数量按照其所在城市及年份进行汇总，最终形成了母公司所在城市与子公司所在城市之间的年份面板数据。表5第（3）（4）列是企业异地投资（Inv）作为中介机制的回归结果。由第（3）列结果可知，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会显著提升企业异地投资活动。这可能是由于公共数据的开放增强了企业对异地市场的了解和信心，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评估异地投资的潜在风险和收益。在此基础上，公共数据开放还促进了政府服务的改善，减少了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的保护主义倾向，降低了企业在异地经营中可能遭遇的行政障碍。这种行政壁垒的削减，使得企业能够更加顺畅地跨区域进行经济活动，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的增长^［4］。由第（4）列结果可知，在将企业异地投资加入回归方程后，核心解释变量OPD的回归系数较基准回归中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且企业异地投资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企业异地投资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削弱行政壁垒来加速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建设进程。因此，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促进企业异地投资活动，有效削减了技术供需方之间的行政壁垒，进而显著推动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验证了本文的假说3。

（三） 削减贸易壁垒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如何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度增强技术流动。参考盛斌等^［26］提出的市场分割度计算方法，本文测算了2007—2021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市场分割度指标（Meg）。预期流入地市场分割度越高，贸易壁垒对专利区域间流动的阻碍作用越显著。表5第（5）列汇报了相关检验结果，Meg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流入地市场分割度越低，专利流动程度越高。这可能是因为较低的市场分割度意味着该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更紧密，贸易壁垒较低，从而降低了专利技术转移和应用的成本，使专利技术能够更自由地流动配置。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与市场分割度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在校正市场分割带来的效率损失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促进了技术流动。这可能源于公共数据开放使技术的供需方更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促使双方更积极地参与数据交流与共享，有助于构建健全的技术交易网络，为技术自由流动和市场良性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此，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流入地市场分割度，减少技术供需方之间的贸易壁垒，显著推动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验证了本文的假说4。

六 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差异化影响，本文从异质性分析的视角展开讨论，旨在丰富研究内涵并拓展成果。一是以中心—外围视角为切入点，基于城市互动结构的异质性，系统分析四种情境下技术流动的差异化效应，探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在缩小创新差距方面的潜力；二是识别公共数据在不同技术属性、地理距离及文化属性之间的差异化表现。

（一） 中心—外围视角下技术流动的差异化表现与政策效果检验

1 中心—外围视角下技术流动差异化效应

当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心城市凭借强大集聚能力和高空间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周边区域展现出 “虹吸效应”和 “辐射效应”，对技术的空间流动起了关键作用，在外围城市作为技术扩散接受者或补充者的背景下，其吸纳能力和资源禀赋影响了技术扩散的效率和路径。基于此，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构建四种城市层级组合模式：“外围—中心”“中心—外围”“中心—中心”和“外围—外围”，以揭示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层级城市间技术流动的影响。本文在陈长石等^［30］划分原则基础上，将直辖市纳入中心城市范畴，即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

“外围—中心”的城市层级关系估计结果见表6第（1）列，当技术流出地为外围城市、流入地为中心城市时，OPD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外围城市在技术流动中的起点较低，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数据开放的推动作用较弱。此外，中心城市通常已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创新积累，数据开放对其技术流动的促进作用有限，政策执行不力、市场环境差异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等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OPD系数的显著性。“中心—外围”的城市层级关系估计结果见表6第（2）列，即技术流出地为中心城市、流入地为外围城市时，OPD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中心城市作为技术创新源头，通过数据开放机制将其先进的技术、资源和信息传递给外围城市，有助于外围城市获取前沿技术成果，并通过学习和模仿加速技术吸收与利用。“中心—中心”的城市层级关系估计结果见表6第（3）列，即流出地与流入地均为中心城市，OPD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相较于第（2）列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中心城市间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创新模式相似性较高，技术流动在同质化环境下的边际效用递减，而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技术流动有助于跨越技术差距与创新能力鸿沟，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围—外围”的城市层级关系估计结果见表6第（4）列，即流出地与流入地均为外围城市，此时OPD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值较小，可能是因为在外围城市间的技术流动中，尽管两地的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但这种情境下的技术流动可能具有较强的“互补效应”，从而带来较为显著的效益。

2 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政策效果检验

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建设是否有效缩小了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创新差距，也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因此，本部分构建创新差距变量以检验政策效果。创新差距指标参考复旦大学《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获取技术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创新指数并计算其比值，衡量创新差距，该值越大表明区域间创新差距越大。表6第（5）列结果显示，专利流动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技术流动显著缩小了城市间的创新差距；技术流动与政策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且系数增大，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在缩小创新差距方面的潜力。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揭示了技术流动在不同城市间的路径差异，并通过四种互动模式捕捉了技术流动的多样性。这些模式有助于理解公共数据开放对区域内技术流动的影响，包括强化中心城市的技术辐射能力、提升外围城市的吸纳与创新水平，以及促进外围城市之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此外，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建设有效缩减了城际间创新差距，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数据开放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7］。

（二） 公共数据开放在不同技术属性、地理距离、文化属性距离间的差异化表现

1 发明专利与非发明专利的差异化表现

在研究专利质量时，常见的做法是根据专利类型的不同将其归类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通常，发明专利因涉及技术创新的深度和复杂性，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技术质量。相比之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在技术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上可能较为有限，因此常常被归类为“非发明专利”。因此，本部分基于技术质量的异质性，将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两类，以考察公共数据的开放对不同类型专利质量的影响差异。表7第（1）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高质量专利（PHF）的技术流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高质量专利流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发明专利通常代表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对外部知识和信息的依赖性较强。公共数据开放为创新主体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市场和研发信息，支持其在研发过程中高效利用外部资源，增强技术前瞻性和创新能力，从而加速技术转移和市场应用，提高高质量专利的流动性。表7第（2）列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代表的非发明专利（PLF）的技术流动影响不显著。一方面，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技术创新门槛相对较低，具有较强的模仿性和较弱的原创性，使得相关专利的产生更多依赖市场需求和短期技术调整，而非深度创新。因此，在公共数据开放背景下，这类专利的创新激励效应较弱，未能表现出显著的政策效应。另一方面，非发明专利的法律保护范围较窄，市场竞争压力较大，且创新周期短、技术生命周期有限，政策的长期激励作用未必能在短期内通过专利数量增长得到有效体现。

2 地理距离、文化属性间的差异化表现

地理距离和文化隔阂会对市场一体化构成深层次约束。在此背景下，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如何跨越地理与文化距离，加速技术要素的区域间整合，成为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部分引入地理距离（DIS）和文化距离（DIA）进行深入分析。表7第（3）列为加入地理距离与OPD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该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意味着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公共数据开放对技术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减弱，即地理距离削弱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果。这可能是因为地理距离增加了信息传播和资源流动的成本，降低了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技术交流和合作便利性。表7第（4）列为加入文化距离与OPD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该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文化距离扩大，认知偏差和制度差异逐步加深，不同区域在技术合作中可能因信任缺失或协调成本上升而产生摩擦，即文化距离制度的增加会制约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能的发挥。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1年284个地级市作为样本，运用交叠DID方法深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三点。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推动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信息壁垒消解效应、行政壁垒弱化效应和贸易壁垒破除效应三重路径，推动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融合与完善。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应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心—外围”互动结构通过“辐射效应”促进技术流动，“外围—外围”互动结构通过“互补效应”推动技术交流。这种技术流动不仅加速了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的形成，还有效缩小了城市间的创新差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对高质量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等空间摩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策效应的传导效率，制约了技术流动的效率与广度。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技术流动政策环境。从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制度化、法治化手段推动公共数据的全面开放，提升政府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对技术流动的制约；加强法规与标准的统一和兼容，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减少行政壁垒对跨区域投资的阻碍，优化异地投资政策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资本和技术的高效流动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积极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和技术交易网络，提升技术流动效率与公平性，推动区域间创新资源共享与合作。

第二，强化数字基础设施支撑。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以应对地理和文化距离等空间摩擦因素对公共数据开放效果的潜在削弱。尤其在偏远和资源匮乏地区提升网络覆盖和信息技术设施，确保各地平等、便捷地访问公共数据资源；发展多语言支持的数据平台，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地方化设计，消除语言障碍，增强数据平台的可操作性与普适性；提供定制化培训与技术支持，通过线上课程、讲座及地方性项目提升技术人员的能力；构建跨区域技术合作平台，促进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减少地理与文化差异对技术传播与应用的影响。

第三，促进城市间技术交易市场融合。以公共数据开放为核心，推动技术要素高效配置和合理流动，加快全国统一技术大市场建设。中心城市应通过开放数据资源和建设共享技术平台，提升技术外溢的精准性和广度；外围城市需改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增强技术吸收与转化能力。在中心城市间，需通过差异化政策促进分工协作，减少同质化技术冗余，增强技术流动的增值效应；在外围城市间，应利用公共数据平台挖掘潜在技术价值，推动技术合作与跨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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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位视域下现代化城市发展动力及空间形态演化研究”(24AJY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