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司法保护与“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摘要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民营中小企业的产权法治保障是“专精特新”培育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要求。立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背景，研究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发现产权司法保护不仅能够缓解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且能够抑制政府干预，还可以坚定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信心，由此对当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以201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为外生冲击的检验结果保持不变，且上述效果在发展潜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和科技人才基础较好的城市更为明显。此外，产权司法保护助力培育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有助于当地更好实现经济增长、创新发展和就业促进。因此，各地区司法部门应当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民营中小企业财产权提供高水平法治保障，从而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成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ly stringent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how to create a legal environment that equally protects all types of economic ownership， and better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to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become a topic of great concern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cademic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clear definition and leg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r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can provide fundamental incentives for entrepreneurs to innovate and start businesses. However， on the one hand， the cultural customs and traditional norms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vary greatly，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judicial practices involving property rights in different cities under the same leg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deeply considered how to break the realistic shackles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privat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manually collects and organizes detailed data such as the registered addresses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akes 282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as samples， constructs property rights judicial protection indicators at the city level， and researches the impact of property rights judicial protec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t finds that property rights judicial protection can not only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faced by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ut also suppress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aced by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can als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confidence of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reby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est results using the first batch of typical cases involving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relea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 January 2019 as an exogenous shock remain unchanged， and the above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great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cities with a better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Finally， the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ultivated with the help of property rights judicial protection will help the local area to better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two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measures the degree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t the city level， explores its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xpands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Second， this paper uses the hand-collected and collated special data such as the registered addresses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explore how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promotes their cultivation， thereby expanding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the motiv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all regions nee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operty rights， thereb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全面依法治国 / 产权司法保护 / “专精特新”企业 / 民营中小企业 / 融资约束 / 政府干预 / 新质生产力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 judici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 “Specialized， Refined， Differential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 financing constraints /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一 问题提出

近年来，营造平等的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治环境，更好地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治理、学术研究以及社会实践中备受关注的话题。理论上，产权的清晰界定与法治保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能够对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根本性的激励^［1］，进而对宏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完善，但同时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传统规范差异较大，导致不同城市在同一法律体系下的涉产权司法实践判若云泥^［3］。如何通过更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以更高质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治理层面极具重要性的议题。

然而，关于司法制度改革及相应成效，现有文献主要讨论司法独立性和专门法庭设立对微观企业研发创新^［4］、合规经营^［5］、投融资决策^［6］的影响，以及对环境污染^［7］、市场垄断^［8］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仅忽视了“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关键角色，更未从产权司法保护的视角深入思考如何破解民营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桎梏。实践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产权法律规范通过法律实施来影响社会主体，而法律实施的过程通常出现利益冲突甚至矛盾纠纷，产权司法保护则构成定分止争的最重要保障，成为协调静态法律与动态社会发展的桥梁，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财产权维护至关重要^［8-9］。例如，沈国兵等^［10］指出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外资，马新啸等^［11］则发现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提升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愿。因此，产权司法保护如何影响“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是在学术研究和改革实践当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和“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基于此，本文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注册地址等详细数据，以282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构造出城市层面的产权司法保护指标，研究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城市人民法院涉及投资产权的审判结案数，与201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外生冲击相结合，科学测量城市层面的产权司法保护程度，探究其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拓展了产权司法保护经济后果的学术文献。具体而言，本文基于立法影响企业行为的文献基础^［12-14］，从后端司法的创新视角切入，讨论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由此具有增量贡献。第二，借助手工收集、整理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注册地址等特色数据，探究产权司法保护如何促进其培育，从而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形成动因方面的学术文献作出重要拓展。“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组织形式^［15］，本文从形成动因的创新视角出发，讨论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机理，具有增量贡献。

二 制度背景

（一）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等地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2024年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核心要素和实现路径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2024-02-02）［2025-02-02］.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40171526.

。

具体而言，基于复杂系统的分析视角，新质生产力可以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维度进行解构^［15-16］。其一，在要素维度上，新质生产力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催生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劳动对象组成；其二，在结构维度上，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新型生产要素组合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新业态等；其三，在功能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要求走出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新增长路径。进一步地，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细胞”，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构成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织形式^［15］。理论上，“专精特新”企业不仅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上专业化、精细化，能够将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劳动对象有机组合，而且在产品服务的用途与品质上特色化、新颖化，可以聚集形成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等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实现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最终发挥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成效^［15］。

实践中，国家层面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给予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9］。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首次出台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政策文件，即《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企业〔2013〕264号），不仅明确“专精特新”的概念内涵，而且对加快“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作出工作部署。2016年，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提出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2018年，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2018〕381号），首次提出要开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促使其在创新能力、国际市场开拓、经营管理水平、智能转型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支持下，2019—2022年工信部经过培育、审核，先后公布四批“专精特新”企业名单，其中2019年6月公布第一批248家，2020年11月公布第二批1 744家，2021年8月公布第三批2 930家，2022年8月公布第四批4 357家。由此，“专精特新”企业在政策引领下得到长足发展，对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现阶段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转型仍存在诸多困难。首先，中小企业普遍面临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的问题，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现象更为严重，限制了研发投入和“专精特新”转型^［17］。进一步地，民营中小企业在“专精特新”成长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后，能否继续转型成功和发展壮大，不仅需要良好政商关系的有力支持，遏制选择性执法和设租寻租等带来的制度性成本，而且要巩固民营中小企业自身的创业信心，避免其因股权纠纷、控制权流失等降低推动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内在意愿^［18-19］。因此，在“专精特新”企业已然产生良好效益的现实情况下，本文对产权司法保护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进行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 产权司法保护的制度背景与改革实践

法律是治国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法治领域取得的诸多进步成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不仅实现了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再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步入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时代^［20］。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进一步地，法治的“法”得以确立，如何实现法治的“治”则成为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目标。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指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而且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规划和推进。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严密逻辑和科学内涵，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具体到法治监督和保障层面，司法具有改进国家治理、实现公共管理职能的一般性作用和服务经济发展、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的特殊性作用。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以及立案登记制等一系列司法制度改革，使得司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然对公平保护私有财产和非公有制产权进行了比较完备的规定，如何在司法活动中将其落到实处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和“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2020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因此，在中国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现实环境下，本文研究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政策参考价值。

三 理论分析

有恒产者有恒心，法治对经济主体产权的有效保障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而在当前中国产权保护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现实环境下^［8］，公正有效的司法活动对化解经济主体产权纠纷和维护产权合法权益，进而激发民营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精神至关重要^［1］。

总体而言，产权司法保护通过事前威慑和事后诉讼与执行的方式^［21］，不仅能够抑制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缓解其融资约束，促进其获取研发创新所需资源，而且可以缓解政府干预，降低民营中小企业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还能够赋予和坚定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发展信心，从而对当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提升“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数量。

第一，产权司法保护能够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各类资产被实际控制人非法侵占的可能性，从而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对其的所有制歧视，由此助益民营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和获取研发创新所需资源，实现“专精特新”式成长。实践中，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实际控制人与财务投资者、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这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更为突出，实际控制人及经理人可以通过占用资金、转移资产、在职消费等最大化自身私利^［22］，而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显著提升上述行为的预期成本与法律风险^［23］，从而维护民营中小企业及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实际控制人及经理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掏空”动机取决于预期净收益，而良好的产权司法保护可以更有效、公正地开展民营中小企业股权纠纷和内部人员非法侵占案件的质证、审理、裁判和执行全过程^［21］，从而维护民营中小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和财产安全。特别地，不同于国有企业天生存在政治关联下的政府“兜底”支持^［24］，民营中小企业能否规范治理对其获取利益相关者支持至关重要^［25］。进一步地，在高水平产权司法保护的影响下，民营中小企业得以维护资产安全和规范化运作^［6］，从而增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投资等潜在投资者、供应商和客户等产业链利益相关者对民营中小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积极预期和信心，由此缓解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现象，助益其更好地加大研发投入和推动技术升级^［9］，最终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机制，提升“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数量。

第二，产权司法保护能够规范地方政府实施的与民营中小企业财产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缓解政府干预和塑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中小企业在人才引进、产品研发、新产品许可与销售等创新创业全过程的制度性成本，为其实现“专精特新”式成长提供坚实制度支撑。实际上，在分税制改革后不断加剧的“财权上收、事权不变”格局影响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愈发难以覆盖财政支出，这使得其在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外，还会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和设租寻租活动，收取更多税收和罚款^［26］，而这显然不利于“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例如，曹春方等^［26］发现在以房地产限购为典型的土地财政收入锐减的影响下，当地企业的税收负担平均上升6.25%，而罚款支出增加46.67%。进一步地，地方政府会对选择性执法和通过发债等合法途径增加收入进行“成本—收益”权衡，由此形成当地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制度性成本。在此情况下，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打破这一均衡^［11］，通过更高效、准确的开展涉及民营中小企业财产案件的质证、审理、裁判、执行全环节，有效降低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制度性成本，提升其加大研发投入和扩大高层次人才队伍的现实能力^［6，9］，从而促进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能够通过缓解政府干预，提升“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数量。

第三，产权司法保护通过上述实体效应，能够给予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财产权得到有力法治保障、投资成果归属自己的良好预期，持续坚定其创新创业和发展壮大企业的信心与意愿，从而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式转型^［19］。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长的现实环境下，改善民营中小企业的预期并增强其创新创业信心，是“专精特新” 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关键内生动力^［18］。根据理性人假设，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如果其预期投入大量资金、人力资本和管理精力的创新创业成果并非主要归自己所有，而是被内部人非法侵占或政府机构选择性执法罚没，那么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便会降低投资支出，特别是需要持续加大投入且收益不确定性极大的研发创新活动，由此降低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可能性。对此，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则能规范企业内部经理人行为和外部政府执法活动^［26］，保护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的合法财产权不受侵犯，并且得到有效法治保障的良好预期，从而提升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创新创业的信心与意愿，培育出更多“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19］。实践中，加强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财产权的法治保障也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高水平的产权司法保护能够通过改善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创业预期，提升“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数量。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10-11，27］}，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检验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

ZJN _i，t = β₀ + β₁PPC_i，t + βX_i，t + ∑C_i + ∑Y_t + ε_i，t（1）

其中，ZJN代表样本城市当年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水平。实践中，工信部对“专精特新”的认定标准具有规则导向，包括但不限于在细分市场连续经营3年以上、近2年的营收增长和研发投入达到相应要求等。因此，本文参照陈武元等^［27-28］的做法，以样本城市当年正在培育且最终获得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数量的自然对数来具体衡量。例如，工信部在2019年公布第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名单，本文认为上述企业至少在2017、2018和2019三个年度属于当地重点培育的状态。

PPC代表为城市层面的产权司法保护程度。理论上，经济主体在其股权等合法财产权受到非法侵犯时能够得到的司法保护程度是产权制度的重要方面和本质要求^［29］。具体而言，参照马新啸等^［11］的做法，本文选取城市人民法院涉及投资产权的审判结案数来衡量城市层面的产权司法保护程度。鉴于样本期间内的各级人民法院未完整公布城市层面的投资产权审判结案数，而北大法宝数据库在全国范围内收录案件且后者具有较高代表性^［10］，因此本文参照沈国兵等^［10-11］的做法，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收集和手工整理涉及投资产权的审判结案数据，选取该数据库中收录的中国各城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投资产权类案件的审判结案数作为代理变量。进一步地，考虑到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参照既有文献的做法^［11］，借鉴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城市层面产权司法保护强度：

PPA_a，t =（PRT_a，t /GDP_a，t ）/（PRT_c，t /GDP_c，t ）（2）

PPB_a，t =（PRT_a，t /ENP_a，t ）/（PRT_c，t /ENP_c，t ）（3）

其中，PPA_a，t 和PPB_a，t 均表示城市a在t年的产权司法保护程度，数值越大则产权司法保护程度越高；PRT_a，t 和PRT_c，t 分别表示第t年城市a和第t年全国的投资产权审判结案数；GDP_a，t 和GDP_c，t 分别表示第t年城市a和第t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ENP_a，t 和ENP_c，t 分别表示第t年城市a和第t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本文选取诸多城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所有连续型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回归模型均经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处理，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

2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城市。

为研究对象。鉴于工信部最早在2019年开始公布“专精特新”企业认定名单，故选取2017—2020年为样本期间。在数据来源上，笔者团队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数量和产权司法保护程度的数据，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本文剔除统计特征异常和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1 127个城市—年度观测值。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不放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第（1）（3）列中PPA和PPB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具有明显直接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在放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第（2）（4）列中PPA和PPB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以产权司法保护为典型的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有助于“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成长，本文假设H1得到支持。

（二） 机制检验

首先，本文对“产权司法保护—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机制进行检验。参照刘贯春等^［30］的做法，本文以样本城市当年全部民营上市企业以KZ指数测算的融资约束程度均值构造变量SHO来刻画当地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资源短缺现象，SHO取值越大则资源短缺越严重，由此进行机制检验。如表3回归结果所示，第（1）（3）列中PPA和PPB的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产权司法保护能够降低当地民营中小企业的资源短缺程度，而第（2）（4）列中SHO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PPA和PPB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产权司法保护确实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本文假设H2得到支持。

其次，本文对“产权司法保护—缓解政府不当干预—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机制进行检验。参照马新啸等^［24］的做法，本文对样本城市经GDP标准化后的政府财政盈余和支出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三者进行主成分分析，构造出综合变量INV，其取值越大则政府不当干预越强，从而进行机制检验。如表4回归结果所示，第（1）（3）列中PPA和PPB的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产权司法保护能够缓解政府不当干预，而第（2）（4）列中INV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PPA和PPB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产权司法保护确实可以通过缓解政府不当干预，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本文假设H3得到支持。

最后，本文对“产权司法保护—坚定民营中小企业信心—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机制进行检验。参照曾庆生等^［31］的做法，本文以样本城市当年全部民营上市企业的年报文本语调积极程度均值构造变量COF，测量当地民营中小企业的整体发展信心，COF取值越大则发展信心越强，由此进行机制检验。如表5回归结果所示，第（1）（3）列中PPA和PPB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权司法保护能够提升民企的发展信心，改善民营中小企业预期，而第（2）（4）列中COF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PPA和PPB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产权司法保护确实可以通过坚定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本文假设H4得到支持。

（三） 稳健性检验3

3 篇幅限制，结果留存备索。

第一，缓解测量误差。本文分别以样本城市当年“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水平的一阶差分和样本城市当年“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数量占GDP比重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PPA和PPB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缓解测量误差后，结果保持不变。

第二，为缓解样本选择导致的结果偏差，本文仅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具体而言，本文按照分年度样本城市的产权司法保护程度的高低将其划分为4组，以其中产权司法保护程度最高的一组为实验组，采用卡尺为0.05的近邻匹配方法进行不放回的1∶1的PSM，均衡性检验显示匹配后各控制变量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间基本均衡，匹配效果较好。进一步地，本文仅保留匹配后的研究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发现PPA和PPB的回归系数仍至少在5%的水平下正显著，表明缓解样本选择偏误后，结果保持不变。

六 进一步研究

（一） 典型案例发布的外生冲击影响

为更科学地考察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本文以201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下文简称“典型案例”）为外生冲击，构造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因果效应。

具体而言，典型案例涉及高管职务侵占、企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案由，均是民营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常见多发的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类似案件时需要作为参照，由此对当地民营中小企业的财产权给予更加公正、高效、及时的司法保护，从而更好地缓解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降低其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并加强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发展信心，最终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产生积极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参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的的权威文献^［14］，从2019年典型案例对中国不同城市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施加的差异性影响切入，构造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而运用DID方法检验因果效应。理论上，相较于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较高城市，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较低城市的司法官员在典型案例发布后，面临的上级监督考核压力更大，从而有更强主观动机来改善当地的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与此同时，在典型案例发布后，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较低城市相对于较高城市，在客观上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可以更迅速、更高程度地提升当地的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由此，与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较高城市相比，典型案例发布对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较低城市的作用相对更强。

进一步地，鉴于典型案例在2019年初发布，故本文以各城市2018年产权司法保护程度（即本文解释变量PPA和PPB）的33%和67%分位数为门槛值，将其中产权司法保护程度最低的1/3作为实验组、其余2/3为对照组，构造DID模型。当样本城市属于以解释变量PPA（PPB）为基础构造的实验组时，TRA（TRB）取值为1，否则为0；当样本期间在2019年及以后时POS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重点关注交互项TRA × POS和TRB × POS的系数。DID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TRA × POS和TRB × POS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具有积极影响。

在上文基础上，本文继续考察典型案例的动态影响。一方面，与上文保持一致，以各城市2018年产权司法保护程度（即本文解释变量PPA和PPB）的33%和67%分位数为门槛值，将其中产权司法保护程度最低的1/3作为实验组、其余2/3为对照组，当样本城市属于以解释变量PPA（PPB）为基础构造的实验组时，TRA（TRB）取值为1，否则为0；另一方面，以2017年为基期，当样本期间在2018年时 POS_t=－1取值为1、否则为0，当样本期间在2019年时 POS_t=0取值为1、否则为0，当样本期间在2020年时 POS_t=1取值为1、否则为0，由此检验典型案例发布的动态影响。动态DID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发现在典型案例发布的前1年，TRA × POS_t=－1和TRB × POS_t=－1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典型案例发布的当年、次年，TRA × POS_t=0和TRB × POS_t=0以及TRA × POS_t=1和TRB × POS_t=1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下正显著，这表明产权司法保护对当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具有日益增强的积极影响。

（二） 地理区位和科技人才基础的异质性影响

一方面，中国中部、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相较东部沿海地区有一定差距，这使得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作用在中部、西部地区的作用空间更大^［32］，效果应当更加明显，即产权司法保护能够产生地理区位上的互补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样本城市所属地区4

4 西部地区有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中部地区有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和湖南；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设置虚拟变量（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当样本城市属于西部地区时，XB取值为1，否则为0；当样本城市属于中部地区时，ZB取值为1，否则为0；当样本城市属于东部地区时，DB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通过设置上述三个虚拟变量与产权司法保护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PPA × XB和PPB × XB的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PPA × ZB和PPB × ZB的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PPA × DB和PPB × DB的系数均不显著，符合上述分析。由此，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积极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缺乏相应效果。

另一方面，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培育效果需要科技人才基础的坚实支撑。具体而言，相较科技人才匮乏地区，位于科技人才集聚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才能够充分享受产权司法保护的制度红利，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吸引、雇佣高层次人才或直接与其实施战略合作，由此促进自身的“专精特新”发展^［27］。在此基础上，样本城市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高于分年度中位数时，表明该地区科技人才基础较好，此时变量HTA取值为1，否则为0，通过设置其与产权司法保护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PPA × HTA和PPB × HTA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符合上述分析。

（三） 社会经济后果

最后，本文对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33］，中国各城市在产权司法保护的影响下大力培育“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成效和社会就业是否得到实质性改善？

对此，本文以样本城市当年的夜间灯光增长率测量经济发展水平（ECO），以样本城市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的自然对数测量创新成效（INO），以样本城市当年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与年末户籍人口比值测量社会就业水平（EMP），将此三者作为被解释变量，设置产权司法保护与“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水平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经济后果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PPA × ZJN和PPB × ZJN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权司法保护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效应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创新转型和就业增长，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成效。

七 结论与启示

立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背景，本文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的注册地址等详细数据，以282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构造出城市层面的产权司法保护指标，研究产权司法保护对“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城市层面的产权司法保护能够促进当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以201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涉民营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为外生冲击，结果不变；第二，机制检验表明，产权司法保护不仅能够缓解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且能够抑制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政府干预，还可以坚定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信心，由此对当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培育产生积极影响；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效果在发展潜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和科技人才基础较好的城市更为明显；第四，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产权司法保护助力培育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有助于当地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创新发展和就业促进。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与政策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为“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并藉此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其一，中部、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补贴、信贷贴息等方式，鼓励当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解决后者面临的研发资源短缺问题，从而促进其“专精特新”式成长，以及对具有代表性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支持，促进其快速成长。其二，中部、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当通过“放管服”改革等方式，降低民营中小企业在研发创新全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成本，服务其“专精特新”式成长，以及应当通过获取国家层面政策支持、培养更多科技型人才等方式，促进本地区的“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成长。其三，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拥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故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针对性支持。例如，对于高新技术行业的民营中小企业，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基金，支持其知识产权申请与维权，降低其创新成本，还可以推动标准化建设，引导行业内企业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对于制造业的民营中小企业，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技术改造与升级，对实施技术改造的制造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促进其向“专精特新”转型，以及建立产业集群，推动相同领域企业的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而对于服务业的民营中小企业，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支持其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加强对服务行业中涉及的数据和信息的保护，维护企业竞争优势。

其次，地方司法机关需要为本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及其投资者的合法财产权，提供更加高效、公正、统一的司法保护，服务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式成长。其一，中部、西部地区的司法机关在审理涉及民营中小企业的案件时，需要遵循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各批次涉民营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指导，充分考虑民营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民营中小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等，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防范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防止选择性司法，特别是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案件，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由此才能真正改善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创新创业的预期，增进其信心，促进本地“专精特新”民营中小企业成长。其二，中部、西部地区的司法机关需要更多普及产权法律知识，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等活动，提高民营中小企业对产权法律法规的认知，增强其维权意识，并通过建立企业维权联络机制，推动企业之间合作，共同应对产权侵害。其三，东部地区的司法机关一方面需要完善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专业产权法律服务机构，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咨询和争议解决服务，帮助民营中小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设立知识产权快速保护中心、简化知识产权申请及维权流程等，提升当地民营中小企业对创新的积极性，此外还需要推动设立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效率，缩短纠纷解决时间。

最后，民营中小企业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需要审慎考虑当地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重要影响，借力制度环境保障来实现自身“专精特新”式成长。其一，民营中小企业投资者在作出创业决策，以及后续是否加大产品研发创新投资的过程中，应当选择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开展上述经济活动，避免自身成长壮大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其二，民营中小企业在“专精特新”式成长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学习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各批次涉民营中小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财产权益，由此才能在内化产权司法保护的过程中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其三，民营中小企业在“专精特新”成长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产权保护方式方法。具体地，初创企业需要寻找专门的创业指导机构，帮助自身了解和申请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以及寻找关注“专精特新”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获取资金支持和降低创新风险；成长型企业需要主动加强产权保护的专项培训，建立完善内部产权管理制度，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等技术转移与合作，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成熟企业则需要制定长期的知识产权战略，强化核心竞争力，并获取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服务，帮助自身在海外市场维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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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组建混合战略联盟的动因、效果及作用机理研究”(72302224)

“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tsqn20230610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山东省国有集团差异化管控提升混合所有制国企核心竞争力的效果与机理研究”(ZR2024QG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