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na Railway Expres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摘要

中欧班列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以2010—2018年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模型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显示，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沿海地区，中欧班列开通对内陆地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强；随着轴辐距离的变大，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地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正向辐射作用减弱。机制检验发现，促进子代职业向上流动和提高子代的努力程度是中欧班列引发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而且中欧班列运行强度越大，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越强。研究对深入挖掘中欧班列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China Railway Express (CR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from 2010 to 2018, this paper used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RE oper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and its mechanism.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CRE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coastal areas, the opening of CRE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in inland areas. Moreover, as the distance from the axis city grow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CRE opening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is diminishing.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RE lubricates the channel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by promoting upward mobility of offsprings' occupation and improving their effort. In addition, the greater the operation intensity of CRE, the stronger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explor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RE.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中欧班列 / 代际收入向上流动 / 职业流动 / 努力程度 / 多期DID

Key words

China Railway Express /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Upward Mobility / Occupational Mobility / Effort / Multi-Period DID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铁路运输，成为中欧贸易运输的新方式，拉近了亚欧大陆各国的距离，促进了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也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窗口，成为推动对欧贸易的新增长点^[1]，对开通城市出口竞争力的增强^[2]、贸易开放度的提高^[3]以及进出口规模的扩大^[4]等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会促进企业创新^[5]，推动产业结构升级^[6]，进而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7]。此外，也有研究将中欧班列与居民收入^[8-9]联系起来。Becker等^[10]指出收入分配的全面分析应该包括同一代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和居民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代际收入流动性刻画了子代的收入水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后，相对于父代收入排序的变动^[11]。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大，表明子代收入对父代的依赖程度越低。但中欧班列能否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仍需研究。故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这对探讨如何提高社会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假设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H-O模型，跨境贸易往来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活动得以增强和扩大，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中欧班列不仅加强了商品贸易，也促进了要素流动，这种流动可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进而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和收入分配^[12]，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提供可能。而且，在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的情况下，劳动者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13]。中欧班列为沿线地区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5]，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奠定了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基础。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中欧班列开通可以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

中欧班列的开通运行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使其有更大的概率实现职业流动^[14]。为了促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政府也会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这将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为子代提供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进而为子代职业向上流动提供可能。收入与职业密切相关，子代在实现职业流动的情况下，往往会有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15]。基于此，提出假设H2。

H2：中欧班列可以通过促进子代职业向上流动进而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

Roemer^[16]认为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若中欧班列开通能够促进子代努力程度的提高，则可能削弱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而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中欧班列开通会促进贸易量的增加，企业需要扩大生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会增加劳动需求，为节约成本，企业更倾向于使用经验丰富的职员。从劳动力供给侧来看，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加之大量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对已经就业的人员产生了影响。与年龄较大的父代相比，这更能激发子代努力程度的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设H3。

H3：中欧班列可以通过提高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说明

为了消除新冠疫情期间数据的异常波动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采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构建的面板数据来获取收入、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层面的信息。中欧班列数据来源于“一带一路”官网、地方政府网站等。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等。

由于收入水平存在性别上的差异^[17]，仅保留男性样本，即只考虑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为了减少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借鉴Fan等^[18]的做法，将子代的年龄限定在25~35岁，父代的年龄限定在65岁以内，并剔除父子年龄差在16岁以下的样本；删除了在校学生样本；为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利用各省CPI数据将各年份的所有个人收入均平减至2010年。

2.2　模型设定

以中欧班列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将开通城市作为处理组，未开通城市作为控制组，采用多期DID模型评估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_{ic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Trea{t}_{c(i)}\times Pos{t}_t+{\beta }_{\mathrm{2}}{X}_{ic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ct}⑴

式中：下标i，c，t分别为个体、城市、年份；被解释变量y_ict 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Treat_c(i)×Post_t 为需要重点关注的DID项；Treat_c(i)为个体i所在的城市c是否为中欧班列开通城市的分组变量；Post_t 为t时是否为政策冲击开始的时间虚拟变量；X_ict 为个体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μ_i 和λ_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ct 为随机误差项；将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

2.3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借鉴Ahsan等^[14]的做法，将父代和子代各自的收入划分为10个等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如果子代所处收入等级高于父代所处收入等级，则子代实现了代际收入向上流动，y_ict 取值为1，否则为0。

核心解释变量。由于各城市中欧班列开通年份不尽相同，构建城市是否开通中欧班列这一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若城市c在t年开通中欧班列，则Treat_c(i)×Post_t 取值为1，否则为0。有些城市可能开设了多条班列线路，仅以该城市开通第1条中欧班列线路的时间作为开通时间。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个体特征的变化，在模型中加入了子代年龄、子代年龄的平方、父代年龄、父代年龄的平方、子代的婚姻以及健康状况。其中，子代为在婚状态时，婚姻状况取值为1，否则为0；健康状况取值为1—5，分别对应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由于无法获得子代和父代终生收入的数据，通过加入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来减小年龄对收入增长的影响^[18]；婚姻和健康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因素^[19-20]。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运输能力等宏观因素能够影响到地区收入水平^[14，21]，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公路货运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中欧班列与父子收入的关系如图1所示。2010年，两代人收入的比值在班列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运行，该差距在逐渐缩小。而且开通城市收入的比值在2016年开始反超未开通城市，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影响力，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在这一年被正式启用。表明中欧班列有助于开通城市的子代获得比父代更高的收入。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仅加入了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列(2)加入了子代和父代年龄及其年龄的平方项；列(3)和列(4)逐步加入了个体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由列(2)—列(4)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仍显著为正，即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假设H1得以验证。从经济显著性上看，相较于对未开通城市的影响，中欧班列使开通城市的子代实现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平均提高了18.9%，这一影响不容忽视。

3.2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DID模型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若变化趋势不相同，则所估结果可能并不准确或不再代表政策的净效应。借鉴周学仁等^[4]做法，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如图2所示，表明中欧班列开通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3.3　异质性分析

3.3.1　沿海—内陆异质性

中欧班列自提出之初就着眼于为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注入新的活力，且已有文献指出中欧班列在促进进出口增长^[4]、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2]等方面，内陆地区相较于沿海地区更具优势，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参考Fan等^[18]研究，将样本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然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异质性分析如表3所示，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交乘项系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在内陆地区更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内陆地区班列开通时间较早，运行比较稳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内陆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21]，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边际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沿海地区已具备发达的海运航线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运输线路，相比之下，中欧班列的覆盖区域比海运更小，所以在沿海地区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有限。

3.3.2　地理圈层异质性

中欧班列作为一种跨境铁路运输方式，其组织运营遵循“轴-辐”模式^[22-23]。当1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时，周边地区可以利用该城市的资源开展对外贸易。借鉴王雄元等^[5]做法，选取开通时间较长且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营的11个城市作为“轴心”，依据经纬度计算出常态化运营城市和其它城市的最短距离，将这些距离划分为4个不同层次，并将符合特定距离要求的城市划分为处理组，然后对每个组进行回归分析。由表3列(3)—列(5)可以得知，当轴辐距离在200 km以内时，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欧班列对周边区域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辐射作用；从列(6)可以看出，当轴辐距离达到250 km时，这一作用就不再显著。表明中欧班列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会随着轴辐距离的增大而减弱。

3.4　稳健性检验

3.4.1　安慰剂检验

虽然已经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一系列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一些非政策因素影响研究结果。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通过随机设定中欧班列开通城市、随机赋予开通年份并基于模型⑴重复做1 000次回归模拟进行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如图3所示，随机抽取的1 000次结果中，很多都不显著，而且真实的回归系数位于检验估计系数的右侧，彼此具有明显差异，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4.2　工具变量法

由于开通班列城市的选择可能是基于各地的交通基础设施，一些城市的选择可能并非完全随机，这会导致内生性。借鉴张建清等^[22]的做法，选取古丝绸之路途经省份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省份各自的地级市作为工具变量，具体包括广东、福建、江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这8个省(区)的地级市。而且，根据已有的研究，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故不再赘述。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列(1)可以得知工具变量与是否为中欧班列开通城市具有显著相关性，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中Treat×Post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5　机制检验

中欧班列的开通运行可以显著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个人的收入与职业息息相关，因此，职业流动是中欧班列影响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一个渠道。目前，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最普遍的指标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ISEI)，ISEI从经济和社会这两方面对每种职业进行综合性排序。借鉴赵贺等^[20]的做法，用ISEI测度个人的职业，并根据子代和父代之间是否发生代际职业流动，将样本划分为4组：代际职业流动样本、代际职业继承样本、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样本和代际职业向下流动样本，然后进行回归分析。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列(1)—列(4)可以得知，在代际职业流动样本和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样本中，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在代际职业继承样本和代际职业向下流动样本中，此系数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中欧班列可以通过促进子代职业向上流动助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假设H2得以证实。

选取“是否参加非学历教育或培训”(train)、“每周工作时间”(work)、“努力工作能否得到回报”(return)作为个人努力程度的衡量指标来检验中欧班列开通对子代努力程度的影响。参与教育或培训旨在主动提升个人能力与技能，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个人工作时间的延长通常反映出对工作的投入与热情，目的在于提升任务效能；具备积极工作态度并相信付出有回报的个体，通常具有更强的自我驱动力。

结果如表5列(5)—列(7)所示，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班列开通确实能激发子代提高自身的努力程度。而且，Solon^[24]研究表明尽管父母的经济地位与子女的经济地位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在个人努力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关联会变弱。Bowles等^[25]也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增加技能和才略，提高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提供可能。由此可以得知中欧班列能够通过提高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假设H3得以验证。

3.6　班列运行强度影响分析

上述研究已经证实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但中欧班列在各地的开通时间有所不同，运行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班列运行强度是否会对这一作用产生影响。

一般来说，中欧班列运行强度越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通过引入变量Treat×Post×int来检验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是否会受到班列运行强度的影响。其中，int是虚拟变量，自班列开通以来到2018年底，若该城市的班列累计开行量已达500列(符合要求的城市有：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金华、长沙)，则认定为班列运行强度较大的城市，int取值为1，否则为0。基于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的检验如表6所示，由列(1)得知班列运行强度越大，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越强。

此外，还应该关注那些班列运行强度较小的城市。而且李佳等^[26]指出班列运行强度较大的城市本身就具备班列开通的先发优势，如果继续将这些优势城市纳入考虑范围，这可能会对其他班列城市的运行效果产生误解。因此，将上述7个开通力度较大的城市从样本中剔除。由表6列(2)可以得知，交乘项系数缩小为0.07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即使是开通时间较晚或运行次数较少的班列城市，也能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

4　结论

在讨论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CFPS面板数据，利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代际收入向上流动，该结论在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沿海-内陆异质性发现，与沿海地区相比，中欧班列开通对内陆地区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强；③地理圈层异质性表明，班列开通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正向辐射作用随着轴辐距离的变大而减弱；④机制检验表明，中欧班列可以通过促进子代职业向上流动、提高子代的努力程度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产生影响；⑤中欧班列开通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会受到班列运行强度的影响，运行强度越大越有利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

参考文献

[1] 戴林莉. 增强对欧外贸竞争力研究：基于中欧班列提单视角[J]. 国际贸易，2017(10)：22-25.

[2] 李佳，王函.中欧班列开通与城市出口竞争力[J].中国经济学，2022(3)：130-167，287-290.

[3] LI Jia， WANG Han.The Launching of CR-Expres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Export[J].Journal of China Economics，2022(3)：130-167，287-290.

[4] 方行明，鲁玉秀，魏静.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城市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J]. 国际经贸探索，2020，36(2)：39-55.

[5] FANG Xingming， LU Yuxiu， WEI Jing. The Impact of China Railway Express on the Openness of China’s Urban Trad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2020，36(2)：39-55.

[6] 周学仁，张越. 国际运输通道与中国进出口增长：来自中欧班列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21，37(4)：52-63，102，64-67.

[7] ZHOU Xueren， ZHANG Yu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orridor and China’s Trade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2021，37(4)：52-63，102，64-67.

[8] 王雄元，卜落凡. 国际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9(10)：80-98.

[9] WANG Xiongyua， BU Luofan. International Export Trad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Research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CR Expres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19(10)：80-98.

[10] 李佳，闵悦，王晓.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2021(3)：69-83.

[11] LI Jia， MIN Yue， WANG Xiao. Launching the CR Expres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Research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J]. 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2021(3)：69-83.

[12] 韦东明，顾乃华. 国际运输通道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欧班列开通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2021(12)：34-48.

[13] WEI Dongming， GU Naihua.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Channel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the Sino-Euro Cargo Railway in Servi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2021(12)：34-48.

[14] 景国文.中欧班列开通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J].产业经济评论，2022(4)：179-196.

[15] JING Guowen.The Opening of China Europe Train and the Increase of Labor Income Share[J].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22(4)：179-196.

[16] ZHANG L， WAN J H， RAZZAQ A，et al.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J]. Heliyon，2023，9(7)：e17571.

[17] BECKER 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6)：1153-1189.

[18] 王海港.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 经济科学，2005(2)：18-25.

[19] 杨　茜，石大千. 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J]. 南方经济，2019(9)：35-50.

[20] YANG Xi， SHI Daqi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Factors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2019（9）：35-50.

[21] SCHULTZ T W. Capital Formation by Educ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0，68(6)：571-583.

[22] AHSAN R N， CHATTERJEE 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Urban Indi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7(109)：138-152.

[23] 周兴，张鹏.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5，14(1)：351-372.

[24] ZHOU Xing， ZHANG Peng.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An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Urban and Rural Familie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Quarterly，2015，14(1)：351-372.

[25] ROEMER J E.A Pragmatic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galitarian Planner[J].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1993，22(2)：146-166.

[26] 杨一纯，谢宇.职业特征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差距[J].社会，2021，41(3)：143-176.

[27] YANG Yichun， XIE Yu.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Effect on Gender Earnings Gap[J].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2021，41(3)：143-176.

[28] FAN Y， YI J J， ZHANG J S.Ri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2021，13(1)：202-230.

[29] 范绍丰.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J].财经问题研究，2023(2)：65-78.

[30] FAN Shaofeng.How Social Security Affect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Flow[J].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2023(2)：65-78.

[31] 赵贺，董直庆，钱圆圆.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J].产经评论，2022，13(5)：55-72.

[32] ZHAO He， DONG Zhiqing， QIAN Yuanyuan.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mot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the CFPS Database[J].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2022，13(5)：55-72.

[33] 杨汝岱，刘伟.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1)：112-118.

[34] YANG Rudai， LIU Wei.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J].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19，43(1)：112-118.

[35] 张建清，龚恩泽.中欧班列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1(11)：106-119，137.

[36] ZHANG Jianqing， GONG Enze.The Impact of China Railway Expres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Cities[J].World Economy Studies，2021(11)：106-119，137.

[37] 李闯，王海灵，武俐.中欧班列对区域环境友好发展影响效应研究[J].铁道运输与经济，2023，45(5)：1-8.

[38] LI Chuang， WANG Hailing， WU Li.Influence Effects of the China Railway Express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Development[J].Railway Transport and Economy，2023，45(5)：1-8.

[39] SOLON G.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393-408.

[40] BOWLES S， GINTIS H.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3)：3-30.

[41] 李佳，闵悦.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2(2)：125-139.

[42] LI Jia， MIN Yue.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R-Express Launching on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Private Enterpris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2022(2)：125-139.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GL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JY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