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治理背景下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评价

Evaluation of synergistic performance of watershe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ling River of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governance

摘要

目的 长江流域资源开发与保护是关乎我国全局的战略性问题，空间治理背景下开展长江流域重要支流土地利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以四川嘉陵江流域为研究区，基于空间治理与流域土地协同利用理论逻辑，构建协调度模型测度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 结果 空间治理背景下流域土地协同利用应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注重流域用地结构优化，以形成流域土地资源经济－生态要素系统的协同关系，实现流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四川嘉陵江流域研究发现，该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2011年和2020年分别为0.815 8、0.815 6，总体变化较小，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较弱；虽然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和生态质量提增明显，但用地结构有序配置不足，且流域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显著，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利用在经济效率、生态质量和结构配置上的协同性有待提升，未来需要重点关注流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问题。 结论 基于此，提出统筹流域国土空间格局以优化用地结构空间布局、强化流域土地“五量”管控以确保土地保护实施效能、建立流域土地预警系统和调控机制以保障流域用地安全的对策建议。

Abstract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s a strategic issue concerning China’s overall situation.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watershed land use in its main tributaries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governance. Method This study took the Jialing River in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utiliz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synergistic land use in watersheds.A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ssess the synergistic performance of land use within the Jialing River watershed in Sichuan Province. Result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governance, synergistic land use in watersheds should prioritiz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optimizing the land use structure within the watershed, thus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ed “economic, ecological” factor system for land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land use.The study of the Jialing River in Sichuan Province revealed that the land use coordination index for the Jialing River basin in 2011 and 2020 was 0.815 8 and 0.815 6,respectively, indicating minimal overall change and weak synergistic performance in land use within the watershed.Although there was a noticeable increase i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logical quality of land use in the Jialing River watershed, the organized alloca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s was insufficient,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patial and internal disparities within the basin.Thus,there is a need to enhance the synergy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ecological quality, and structural allocation of land use within the Jialing River watershed.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nd use structure within the watershed.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These include coordinat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within the watershed to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s,strengthening control over the "five quantities" of watershed land to ensure effective land protection,and establishing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and control mechanism for watershed land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land use within the watershe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空间治理 / 土地协同利用 / 绩效 / 对策 / 嘉陵江流域 / 四川

Key words

spatial governance / land synergistic use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 countermeasures / Jialing River Basin / Sichuan Province

Author summay

陈磊，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土空间治理、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E-mail：[e-mail]

流域是一个水系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全部地区，集自然环境与水土资源于一体，具有生态环境功能和经济美学价值，实践中利用流域水土资源进行区域空间经济布局已然成为事实。但盲目的经济建设行为忽视了流域土地的特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边缘效应，改变了原有流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造成土地保护与经济增长失衡、经济发展质量与空间结构布局失序^［1］，导致生态问题频发^［2］，表现之一为城镇村持续扩张等用地行为造成流域点源与非点源污染负荷加剧^［3］，已成为制约新时期地域空间经济建设和高质量赋能的重要短板之一。

生态保护是流域地域空间经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流域的复杂系统特征决定了其生态保护不能“就水论水”^［4］，应从地域空间整体出发，与国土空间利用和经济发展需求相互配合，实现空间均衡配置。学界有关流域治理以及人地关系协调等方面的探讨，已从最初关注流域水环境污染^［5-6］、水资源承载力^［7］，扩展到流域生态问题与区域空间经济建设行为关系^［8-9］及其治理机制^［10］，以及土地利用（空间、景观）格局^［11-13］及其对流域生态价值^［14］、径流变化^［15］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已有研究经历了由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且聚焦流域水生态与环境敏感度及其生态修复问题，着眼于生产建设行为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无疑与流域土地利用行为直接相关^［16］。当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江、大河等流域经济发展及其土地高效配置是高质量赋能、构建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和国土空间保护支撑体系的重要内容。学者们进一步对流域高质量发展与国土空间利用韧性^［17］、空间用途管制^［18］及其优化策略^［19］等开展研究，揭示了空间治理现代化需求下流域问题的发展态势，但在阐释人地关系对流域（国土）空间治理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流域空间合理配置与土地协同利用策略，亟待深入研究。因此，以四川嘉陵江流域为研究区，在提出空间治理与流域土地协同利用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协调度模型、利用2011年和2020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考察研究区10 a间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深化流域地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多功能管理、推进流域土地资源在功能和空间上的双重优化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协同利用的实践背景和理论价值

流域首先是自然空间单元，其次是人类活动空间单元。流域由于水草丰茂、良田肥沃、地势平坦等天然优势成为人类活动频繁之地，但过度的流域围垦和岸线开发等用地行为扰乱了流域生态系统空间结构及其原生功能，加之空间治理体系缺乏系统性，使得岸线开发与生态空间保护、城镇边界扩张与土地耗散之间的矛盾突出。当下，我国正值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国土空间作为承载国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载体，强调“以地为本”的流域空间治理行为选择^［20］。因此，需要从协调人地关系出发，把握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建构空间用地协同机制，谋划流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进流域空间主体功能适宜、用地结构配置有序，保障流域地区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图1）。

1.2 空间治理背景下流域土地协同利用的作用机制

1971年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协同学思想，认为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21］，可通过“作用关系”把握整个系统的有序或无序状态。其中，将系统要素的有序状态定义为协同。从这一思想出发，且依据图1的实践背景和理论价值，当下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利用协同调控影响的重点应坚持地域空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的时代主题，通过土地高效公平配置实现流域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均衡布局。这需要在合理配置空间发展机会（土地发展权）的前提下，以空间干预为手段，通过强化流域空间用途管制和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流域空间用地结构，推进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和生态质量稳步提升，以建构流域土地“经济、生态”要素系统的协同关系，形成流域土地空间结构协调－均衡发展模式（图2）。

具体来看，（1）经济效率是条件。经济学意义上，流域空间经济行为主体通常是理性的，利己动机使得流域用地行为目标是力图使自身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以获取土地最优经济产出。但这一行为是有限理性的，难以促使流域土地空间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加之土地具有稀缺性，需要合理控制流域土地开发强度，提升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以实现流域土地最优经济价值。（2）生态质量是基础。生态质量立足流域生态承载力，规制流域用地配置行为，是基础性要素。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是流域经济发展的源泉，能够提供最为直接的自然物质资料（即为流域农牧业发展提供农用地、为工业发展提供建设用地等）。流域土地资源本身具有生态属性，只有在实现土地经济价值过程中朝着绿色生态化方向发展，才能保障流域土地生态可持续供给。（3）空间均衡是目标。流域空间均衡就是流域用地结构空间均衡，但长期以来流域城镇建设挤占耕地等生态用地，农业生产造成耕地内部用途转变，甚至开垦河湖滩涂等未利用地，导致流域用地结构空间配置无序，偏离均衡状态。这需要注重流域空间的多样性和发展的特殊性，突出流域土地经济与生态功能的优势互补，合理布局流域用地结构，提升流域土地空间配置均衡度，促进流域空间秩序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

1.3 研究区概况

四川嘉陵江地处我国西部，位于长江上游，属长江重要支流且流域面积最大，从北至南流经陕西、甘肃、四川、重庆3省1直辖市，全长1 345 km，流域面积16×10⁴ km²，是重要的长江源头生态保护屏障。在四川境内（图3），嘉陵江干流流经四川东北部，是全线最长且流经城区最多的一段，途经广元、南充、广安3市14个县（市）区，全长796 km。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人口聚集地和城镇所在地，总人口数约占全流域的90%，是川东北重要的经济通道和生态屏障。当前，成渝经济圈北扩促使四川嘉陵江流域空间格局深度跨越，沿江城市群建设和产业带发展对建设用地刚性需求依然较大，流域空间经济发展与土地保护之间面临着挑战。一是流域经济充分发展需要与土地保护红线矛盾突出；二是地域空间产业布局与流域生态保护协同需求同土地统筹配置低效的矛盾凸显；三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使流域土地空间功能与效益提升紧迫。因此，土地管理对四川嘉陵江流域社会经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如何有效协调流域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及其生态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4.1 协调度模型构建

考虑到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利用的多层次性、多内容性（图1~2），构建基于协同学的协调度模型度量各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即衡量M个子系统的发展是否同步来把握由M个子系统构成的流域土地利用的协调程度^［22］。为此，将流域用地状态用三维空间中的状态点Q表征，且基于不同时段Q点变动，借助a₁和a₂两个距离参数及其组合判断M个子系统发展的同步性以及流域土地利用的协调性（图4），反映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

从O出发，各子系统在不同时段的状态数呈同比例增大趋势，流域土地系统不同时段的状态点Q（luee，lueq，lubd）会形成一条直线（直线OQ^*或b），但不同时段的状态点Q（luee，lueq，lubd）并不一定落在直线OQ^*上，则状态点Q与直线OQ^*存在偏离距离a₂，状态点Q与原点O也存在距离a₁，a₁、a₂和lue、luev、lubd的相互关系可表示为：

a_{\mathrm{1}}=\sqrt[]{lue{e}^{\mathrm{2}}+lue{q}^{\mathrm{2}}+lub{d}^{\mathrm{2}}}（1）

a_{\mathrm{2}}=\sqrt[]{{\displaystyle \sum _{\mathrm{i}=\mathrm{1}}^{\mathrm{3}}}\left(k_i-\overline{k}\right)}=

\sqrt[]{\frac{{\left(lueq-lubd\right)}^{\mathrm{2}}+{\left(lubd-luee\right)}^{\mathrm{2}}+{\left(luee-lueq\right)}^{\mathrm{2}}}{\mathrm{3}}}（2）

式中：a₁ 表示优化度，当luee、lueq、lubd变大时，各子系统得以优化，a₁ 就越大，表示流域土地协同状态程度在提升，流域土地资源配置整体上在优化。a₂ 表示偏离度，k_i 表示第i个系统（即luee，lueq，lubd），\overline{k}=\frac{\mathrm{1}}{\mathrm{3}}{\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mathrm{3}}}{k}_i。若a₂=0，表示各子系统状态无差异，流域土地系统处于协同状态；a₂ 越大表示各子系统状态差异越大，流域土地协同状态偏离度越大。因此，定义协调度指数SDI=a₂/a₁，根据其变化对比可知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若SDI变大，表明空间治理对3个子系统构成的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较好，反之较差。各子系统测算方法如下：

1） 土地利用经济效率。LIU等^［23］指出，早期阶段，产业、土地等规模扩张是地域空间经济建设的主要驱动力；而后期，由于地域空间土地面积限制，经济建设扩张由经济系统绩效的改善所驱动。这是由于人类经济行为通常是理性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决策是以追求最优经济产出为目标。因此，流域土地利用首先是满足理性经济人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借鉴陆铭^［24］、张雯熹等^［25］的研究，采用流域每平方千米土地所创造的GDP度量，即流域地均GDP。为消除价格因素对地区GDP的影响，利用研究区GDP指数将名义GDP折算成实际GDP（即地均GDP=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土地总面积）。地均GDP是一个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关键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衡量土地利用经济效率水平。

2） 土地利用生态质量。流域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可衡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质量。由于建设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零，区域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来自其他用地类型（以农地为主）的占用。因此，流域土地利用生态质量仅需考察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目前，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受Costanaza等^［26］和谢高地等^［27］的研究影响，公式为：

ESV={\displaystyle \sum _{\mathrm{i}=\mathrm{1}}^{\mathrm{n}}}{A}_{\mathrm{i}}\times V{C}_{\mathrm{i}}（3）

式中：ESV表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VC_i 表示单位面积第i类型流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hm²，采用谢高地等^［27］的研究成果），A_i 表示第i类型流域土地面积（hm²）。但全国平均值不适合对区域尺度估算^［28］。为了提高其在研究区的适用性，参考HU等^［29］的研究，综合考虑等值因子值的空间尺度修正因子、社会经济发展修正因子和资源稀缺修正因子的影响，采用空间异质性的估计模型修正。修正后的公式为：

ES{V}^{\text{'}}={\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mathrm{n}}}V{C}_i\times A{}_i{}^{}\times Q\times D\times S（4）

式中：ESV'为修正后的ESV，Q为等效因子值的空间尺度修正因子，首先将全国尺度的等效因子值转换为区域尺度，用粮食平均产量衡量^［29］。而随着经济发展带动收入增加，人们会更加重视生态保护，相应的支付随之增加，需要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修正因子D；同时，资源稀缺性（S）能够反映区域生态资源供求关系^［30］，其价值越高，生态资源需求的支付意愿越强，与总人口变化呈线性相关^［29］。因此，Q，D，S可表示为：

Q=AG{Y}_{\mathrm{R}}/AG{Y}_N（5）

D=P_{\mathrm{w}}\times P_{\mathrm{a}}=\left(E{C}_R/E{C}_N\right)\times \left(\frac{pGD{P}_R}{pGD{P}_N}\times \frac{U{R}_{\mathrm{R}}}{U{R}_N}\right)（6）

S=\mathrm{l}\mathrm{n}P{D}_{\mathrm{R}}/\mathrm{l}\mathrm{n}P{D}_N（7）

式中：AGY为粮食平均产量（kg/hm²）；P_w 为支付意愿，用恩格尔系数表示（EC/%），即恩格尔系数减小，人们更愿意增加非食品消费；P_a 是支付能力，用人均GDP（pGDP/元）、城镇化率（UR/%）表示；PD为人口密度；R为研究区；N为国家。

3） 土地空间配置均衡度。1948年，美国数学家Claude Elwood Shannon为测度系统信息量和不确定性程度，在信息论中引入“熵”概念，定义为“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信息熵是反映系统结构的重要状态特征量，量化分布均匀状况^［31］，用其分析用地结构均衡状况、总结地理空间资源演变规律恰如其分^［32］，能够反映土地利用系统的有序性和多样性。因此，流域土地空间配置均衡度可用“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衡量^［33-34］，反映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利用均衡度调控绩效。该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鉴于篇幅限制，计算过程不再累述。

1.4.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和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广元统计年鉴》《南充统计年鉴》《广安统计年鉴》以及研究区2011和2020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统计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2 结果与分析

表1显示了2011年和2020年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生态质量、空间配置均衡度和协调度指数。由表1可知，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2011年为0.815 8、2020年为0.815 6，可见10 a间空间治理背景下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作用较弱，主要受嘉陵江各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的影响，表现为广元流域和南充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基本不变。其中，广元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2011年和2020年分别为0.816 5、0.816 4，南充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2011年和2020年分别为0.815 9、0.815 7，广安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略有增加，增幅较小，由2011年的0.809 3增加至2020年的0.810 8，且各流域内部区县空间变化较小（除广安流域的武胜县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略有增加之外，其余区县基本不变）（表1），这是受地域空间自然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调控等多重因素繁杂交织影响的结果。

2.1 土地利用经济效率

四川嘉陵江流域地均GDP由2011年的20.17万元/hm²增加至2020年的44.35万元/hm²，增幅达119.88%，表明10 a间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在整体上提增明显，但仍存在改进空间。从流域投入与产出来看，10 a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幅达183.58%，且三次产业产值增幅达130.66%。可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幅大于三次产业产值增幅，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在整体上的经济效率水平仍具有提升空间。同时，区域流域空间差异显著，表现为南充流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幅（178.76%）大于三次产业产值增幅（145.09%），广安流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幅（258.47%）明显大于三次产业产值增幅（103.12%），但广元流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幅（126.70%）小于三次产业产值增幅（148.48%）。可见，南充流域，尤其是广安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水平有待提升，广元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水平较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区域流域空间内部区县状况的影响（图5），呈现出区域流域空间内部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差异较大的空间特征。

2.2 土地利用生态质量

由表2可知，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11年的11 808.36×10⁶元增加至2020年的21 050.15×10⁶元，增加了78.26%。其中水域保护促使嘉陵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幅最为明显，增加量为1 149.45×10⁶元，增幅为85.84%，这源于我国高度重视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实行河长制，实施流域分时禁渔、污染工业转型与拆除、滨江沿岸生态恢复工程等措施；虽然耕地面积有所下降，但持续的耕地保护政策与行动促使流域生态服务价值有所增加，增加量为1 381.31×10⁶元，增加了78.14%，占补平衡等政策实施成效显化；同时，受区域经济建设高强度的影响，各类建设占用土地与不合理的生产开发行为等造成林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及时高效的林地生物工程恢复与治理措施实施使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处于增加趋势，增加了6 684.87×10⁶元，增幅为77.18%。此外，草地和其他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量相对较少，分别为13.30×10⁶元和12.88×10⁶元，增幅分别为67.58%和63.79%，也受益于上述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从流域空间差异来看（图6），广元流域和广安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级基本不变，南充流域中蓬安县和高坪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级略有下降，但整体上区域流域空间内部区县差异较为明显，呈现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空间变化特征，受区域自然禀赋差异、经济建设强度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区域空间协调性有待增强。

2.3 土地空间配置均衡度

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和均衡度在整体上均略有增加（表1），但增幅较弱，分别由2011年的1.327 Nat、0.975增加至2020年的1.332 Nat、0.979，增幅分别为0.30%、0.41%。可知流域土地利用结构具有由无序向有序方向演化的趋势，且朝向均衡状态演进，但整体上流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单一的用地类型主导作用呈现较为平稳的态势，流域土地利用空间配置均衡度有待加强。从流域空间状况来看（表1），广元流域和南充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有所增加，增幅分别为0.46%、0.61%，且均衡度均有所增加，增幅分别为0.50%、0.60%，而广安流域均有所下降，降幅均为0.40%。进一步根据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结果（图7），2011年和2020年流域空间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和均衡度等级除南充流域有所变化之外，其余地区等级基本不变，但整体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区域空间均衡状况有待加强。就南充流域而言，阆中市和仪陇县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等级有所提升，表明土地利用结构逐渐向有序方向发展，而南部县、顺庆区和嘉陵区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南充省级新区筹建过程中各项开发对建设用地刚性需求增加及其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影响，农业用地不断被占用造成的。

3 讨论

人地关系协调与否直接关系到流域地区发展质量及其趋向^［4，35］。空间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土地作为承载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其有序协调利用是流域空间均衡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合理的土地利用策略是流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围绕图1和图2的理论分析，构建基于协同学的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问题。与大多学者仅从流域（土地）生态价值^［36］、土地利用覆盖（结构）变化^［37］以及土地利用效率^［38］等单一角度的研究做法相比较，从这些方面的协同作用评价出发，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研究区土地利用趋势及其协同绩效。

对四川嘉陵江流域研究发现，虽然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和生态质量有所提升，但土地利用结构有序配置（均衡度）较弱，且流域内部地区差异明显，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利用在经济效率、生态质量和结构配置上的协同性有待提升，未来需要重点关注流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问题。这一研究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但受限于数据获取及其完整性，本文仅从2011年和2020年入手展开对比分析，后续研究开展需要进一步注重研究时段的选取和研究年限的更新，且加强区县内部状况及其形成机制的挖潜，以揭示流域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配置内在机制，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在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选取上，基于已有研究^{［24-25，33-34］}，仅考虑了关键性指标，未选取数量繁杂的指标，在今后研究中仍需结合流域发展与空间规划需求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此外，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把握影响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的关键因素是下一步需要开展的研究之一。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在提出空间治理与流域土地协同利用理论的基础上，从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生态质量和空间配置均衡度三大要素系统出发构建协调度模型，测度了2011年和2020年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1） 空间治理背景下流域土地协同利用应在保障地域空间发展机会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注重流域用地结构优化，合理布局流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以形成流域土地资源“经济、生态、结构”要素系统的协同关系，实现流域土地可持续利用。

2） 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2011年和2020年分别为0.815 8、0.815 6，总体变化较小，受嘉陵江各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状况的影响，其中广元流域和南充流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基本不变，广安流域略有增加，且各流域内部区县空间变化较小。总体上，虽然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和生态质量提增明显，但用地结构有序配置不足，流域土地利用协同绩效较弱，空间治理对流域土地利用在经济效率、生态质量和结构配置上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3） 从三大子系统来看，10 a间，四川嘉陵江流域土地利用经济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流域及内部差异明显，表现为南充流域、广安流域有待改善，广元流域较好；尽管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所增加，但流域空间内部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南充流域部分地区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级略有下降，广元流域和广安流域保持不变，区域空间协调性有待加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和均衡度略有增加，具有向有序方向（均衡状态）演进趋势，但增幅较弱，流域用地结构和单一的用地类型主导作用呈现平稳态势，空间差异明显，尤其是南充流域地区等级差异显著。

4.2 建议

在新一轮经济建设时期，四川嘉陵江流域空间治理调控目标需要在稳经济效率、保生态质量的基础上，着重解决流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问题，且持续缩小区域及其内部地区差异，以提升流域土地空间均衡配置水平。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统筹流域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流域用地结构空间布局。应坚守底线原则，构建自上而下的刚性约束机制和自下而上的传导反馈机制，坚持流域主体功能分区及其管控边界不改变，建立产业项目用途管制规则差异化和管理体系动态更新机制。依据“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落实刚性需求空间定位，明确流域经济空间增长弹性边界，统筹基础设施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布局，保护农地资源，形成流域用地结构均衡配置的空间格局。

二是强化流域土地“五量”管控，确保流域土地保护实施效能。通过增强城乡增减挂钩提供流量，以流量换增量，将流域低效用地减量与农民土地资产收益增量挂钩，注重年度增减挂钩规模、实施时序及项目区位的合理安排。在建设用地指标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制定供应计划，盘活流域存量土地，通过完善产业用地标准、地均投入与产出标准等加强用地管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加大不同用地合理配置，并采取土地整治、生物工程等措施，以及标准农田质量提升等项目，加大中低产田质量提升力度，保障农地产出效率。

三是建立流域土地预警系统和调控机制，保障流域用地安全。通过构建流域土地运行系统预警和风险响应的技术支撑平台、创新流域数据共享与信息发布平台，提升用地指标数据采集与监测、分析与预警、决策与处置等能力。建立流域用地实时评价体系，形成单项预警与系统综合预警相结合的预警体系。加大关键要素系统警情调控，构建流域土地关键要素系统的警情调控机制，遵循国土空间规划要求，设定警度阈值范围以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障流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协调性。

参考文献

[1] 陈磊.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研究评述及改进路径理论逻辑：基于主体功能区治理的思考［J］.水土保持研究，2022，29（1）：386-393.

[2] 王婷婷，王鹤松.滇池流域湖滨生态带建设管理机制及政策研究［J］.湿地科学与管理，2015，11（2）：41-44.

[3] Yan R H， Gao Y N， Li L L，et al.Estim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pollution load reduction for urban watershed of Lake Taihu，eastern China［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19，139：105587.

[4] 王静，刘晶晶，宋子秋，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保护与国土空间利用策略［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11）：2930-2945.

[5] Watt C， Emelko M B， Silins U，et al.Anthropogenic and climate-exacerbated landscape disturbances converge to alter phosphorus bioavailability in an oligotrophic river［J］.Water，2021，13（22）：3151.

[6] 宋继鹏，程先，刘秀华.基于水足迹理论的重庆市水资源利用时空分析与评价［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44（11）：166-178.

[7] 史紫薇，冯文文，钱会.基于流域尺度的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J］.生态科学，2021，40（3）：51-57.

[8] 张莉，邱士可，闫丽洁，等.基于流域视角的河南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耦合协调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41（6）：14-19.

[9] 李汝资，白昳，周云南，等.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及影响因素分解［J］.地理科学，2023，43（1）：110-118.

[10] 段宝相，黄丽娟.五维治理：松辽流域生态治理的路径优化：基于国外、国内经验的思考［J］.经营与管理，2023（2）：144-149.

[11] 黄哲，杨艳芬.延河流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模拟对比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22，29（6）：268-274.

[12] 韩琭，何佟佟.黄河流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2（4）：405-415.

[13] 孙晓莉，郑毅，赵然，等.阳宗海流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分析［J］.西南农业学报，2022，35（10）：2387-2394.

[14] 付磊，李增华.近20年滇池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特征及其生态价值变化研究［J］.生态经济，2022，38（6）：183-191.

[15] 张晔，侯精明，龚佳辉，等.1980—2020年渭河中上游流域土地利用演变及其对径流的影响［J］.水土保持通报，2022，42（5）：231-237.

[16] 王祺，蒙吉军，毛熙彦.基于邻域相关的漓江流域土地利用多情景模拟与景观格局变化［J］.地理研究，2014，33（6）：1073-1084.

[17] 邓楚雄，刘唱唱，李忠武.生态修复背景下流域国土空间韧性研究思路［J］.中国土地科学，2022，36（5）：11-20.

[18] 李冰强，张小康.黄河流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索［J］.晋中学院学报，2022，39（5）：59-62.

[19] 闫建龙，朱江，曹迪，等.流域生态保护导向下的高原湖泊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探索［J］.规划师，2022，38（11）：35-40.

[20] 陈磊，姜海.从土地资源优势区配置到主体功能区管理：一个国土空间治理的逻辑框架［J］.中国土地科学，2019，33（6）：10-17.

[21] Carlson R R， Evans L J， Foo S A，et al.Synergistic benefits of conserving land-sea ecosystems［J］.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2021，28：e01684.

[22] 何格，王珍，欧名豪，等.城市增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同调控绩效评价［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9）：64-69.

[23] Liu J M， Hou X H， Wang Z Q，et al.Study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urban land-use efficiency in China［J］.Land Use Policy，2021，105：105390.

[24] 陆铭.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再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世界经济，2011，34（1）：107-125.

[25] 张雯熹，邹金浪，吴群.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省级数据［J］.资源科学，2020，42（7）：1416-1427.

[26] Costanza R， D’arge R， De G R，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7：253-260.

[27] 谢高地，鲁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2）：189-196.

[28] Li N， Wang J Y， Wang H Y，et al.Impacts of land use change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Lijiang river watershed，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1，28：1-16.

[29] Hu S， Chen L， Li L，et al.Simul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dynamics under ecological constraints in anhui province，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12）：4228.

[30] Vesco P， Dasgupta S， Cian E D，et al.Natural resources and conflict：a meta-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J］.Ecological Economics，2020，172：106633.

[31] Huang Q P， Huang J J， Yang X N，et al.Evaluating the scale effect of soil erosion using landscape pattern metrics and information entropy：a case study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a，China［J］.Sustainability，2017，9（7）：1243.

[32] 陈彦光，刘明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熵值定律［J］.人文地理，2001，16（4）：20-24.

[33] 陈磊，孙佳新，姜海，等.南京市土地利用结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J］.水土保持研究，2020，27（1）：197-206.

[34] 宋洋，朱道林， Yeung G，等.收缩情境下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格局演变及动力机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21，40（5）：1387-1403.

[35] 李小建，文玉钊，李元征，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人地协调与空间协调［J］.经济地理，2020，40（4）：1-10.

[36] 罗万云，孙慧，钟方雷，等.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益时空演变的影响［J］.水土保持通报，2022，42（4）：301-311.

[37] 付磊，李增华.近20年滇池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特征及其生态价值变化研究［J］.生态经济，2022，38（6）：183-191.

[38] 韩琭，何佟佟.黄河流域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2（4）：405-415.

基金资助

四川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空间治理语境下湖滨带土地利用协同调控绩效与制度优化研究：以嘉陵江南充段为例”(SC21C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