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比和燕麦密度对苜蓿种子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Effects of intercropping oat with different densities on alfalfa seed yield and its constituent factors

摘要

为探究银北灌区紫花苜蓿种子田与燕麦间作条件下最适宜的密度配置及燕麦播种量，本试验在原有苜蓿宽窄行种子田（窄行Z：行距50 cm；宽行W：行距100 cm）中采用双因素裂区试验设计，主区为4个燕麦的播量水平（S₁：90 kg·hm^-2；S₂：135 kg·hm^-2；S₃：180 kg·hm^-2；S₄：225 kg·hm^-2），副区为4个播种行比（Z₀W₂：在窄行不播种宽行播种2行；Z₀W₃：在窄行不播种宽行播种3行；Z₁W₂：在窄行播种1行宽行播种2行；Z₁W₃：在窄行播种1行宽行播种3行），分别对不同处理的苜蓿种子产量及种子产量构成因素进行测定分析。结果表明：苜蓿和燕麦的株高、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每荚种子数、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均随着燕麦播量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千粒重随着燕麦播量的增加持续上升。土壤贮水量与苜蓿种子产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在播量S₃、行比Z₁W₂的处理中苜蓿种子产量构成因素效果最佳，苜蓿种子产量达到最高，为414.53 kg·hm^-2。通过灰色关联度法对苜蓿产量及产量构成成分进行排序，可得出在银北灌区苜蓿/燕麦复合群体种子生产中，燕麦最优播种量为180 kg·hm^-2，最优行比配置为在窄行播种1行宽行播种2行。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density and seeding rate of oat for alfalfa seed production under intercropping conditions in the Yinbei irrigation district. To this end，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with a split-plot design with two factors. The main plots consisted of four oat seeding rates （S₁： 90 kg·ha^-1； S₂： 135 kg·ha^-1； S₃： 180 kg·ha^-1； S₄： 225 kg·ha^-1）， and the subplots included four row ratio treatments （Z₀W₂： sown with no narrow rows and two wide rows； Z₀W₃： sown with no narrow rows and three wide rows； Z₁W₂： sown with one narrow row and two wide rows； Z₁W₃： sown with one narrow row and three wide rows）. The alfalfa seed yield and its component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the oat seeding rate increased， the plant height of alfalfa and oat， reproductive branches per unit area， number of florets per inflorescence， number of pods per inflorescence， number of seeds per pod， actual seed yield， and theoretical seed yield initial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hereas the thousand-seed weight continued to increase. Soil water storag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falfa seed yield （P<0.05）. The treatment with seeding rate S₃ and row ratio Z₁W₂ optimized alfalfa seed yield components and achieved the highest yiel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密度配置 / 苜蓿+燕麦 / 土壤水分 / 苜蓿种子产量 / 灰色关联度

Key words

density configuration / Medicago sativa+Avena sativa intercropping / soil moisture / alfalfa seed yield /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苜蓿（Medicago sativa）作为全球广泛种植的优质豆科牧草，因其高蛋白含量、良好的适口性及固氮能力，在畜牧业和土壤改良中具有重要地位^［1］。优质牧草种子是推动现代草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实现草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性支撑作用^［2］。然而，研究表明，苜蓿在单作条件下易受杂草竞争、倒伏及授粉效率低等因素制约，导致种子产量难以提高^［3］；同时，由于苜蓿种子生产体系不完善、收获难度大等因素，其实际产量仅为理论产量的4%左右，平均单产长期在225~900 kg·hm^-2徘徊，远不能满足苜蓿种植产业的需求^［4］。因此，探索合理的种植模式以提高苜蓿种子产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Askarian等^［5］研究证明，当苜蓿播种量为1.0 kg·hm^-2时，单位面积内的花序数、结荚数最多，种子产量最高。赵梦雨等^［6］通过探究播种量对苜蓿种子产量的影响发现，不同播种量下苜蓿种子产量构成因素均随播种量的增加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结果表明半干旱地区苜蓿种子田最佳播种量为3.0 kg·hm^-2。麦麦提敏·乃依木等^［7］研究发现苜蓿种子产量受不同株距影响明显，10 cm株距下产量最低，但结荚率较高，在5 cm株距下产量最高，30 cm下次之。杜文华等^［8］研究发现，增加行距会使得苜蓿株高降低，而株高与种子产量呈负相关关系，即种子产量随苜蓿株高增加而减少，同时行距对种子产量及其构成要素影响较大，而灌水量对种子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较小。

间作系统通过构建多物种、多层次的复合植物群落，实现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不仅显著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率，还增强了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展现出高效、高产的优势^［9-10］。燕麦（Avena sativa）作为一种快速生长的禾本科作物，常被用作保护作物或伴生作物与豆科植物间作，以减少杂草竞争、改善田间微环境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1］。研究表明，在苜蓿/燕麦复合群体中，燕麦因其早期快速生长的特性，能够为苜蓿幼苗提供遮阴和支撑作用，从而有效降低风害和倒伏风险，同时抑制杂草生长，增强间作系统的稳定性，并提高整体饲草产量^［12］。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间作可能会提高系统中一种饲草的产量与品质，但同时降低另一种饲草的产量与品质^［13］。杨航等^［11］通过研究苜蓿与燕麦的间作系统发现，影响苜蓿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光合色素含量和气孔导度，而影响燕麦产量的关键因素则是株高和碳水化合物积累。可见，燕麦与苜蓿的竞争关系会显著影响苜蓿的生长和生殖发育，尤其是当密度配置不当时，可能导致苜蓿生物量积累不足或种子产量下降^［14］。

宁夏地区多干旱少雨、光照充足、无霜期长，为苜蓿种子生产创造了天然优势，并且雨热同期能够满足苜蓿生长所需，非常适合苜蓿种子生产^‎［15］。尤其在宁夏银北地区，由于有黄河水灌溉的便利条件，这里建设了千亩苜蓿种子生产基地项目。然而，苜蓿种子的收益并不理想，多年平均种子产量只有210~225 kg·hm^-2，不到固原等雨养区产区的一半。该地区苜蓿种子田采用1.0 m×0.5 m的宽窄行种植模式，由于行距过大，加之地下水位较高、水分充足，导致苜蓿营养生长过于旺盛，生殖生长受到抑制。同时，苜蓿倒伏现象严重，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苜蓿种子产量低的主要原因^［16］。由此，本研究引入间作优势理论，在苜蓿种子田中的宽窄行内添加间作燕麦，设置不同密度，研究不同间作密度配置下苜蓿种子产量的表现及其差异，重点探讨苜蓿与燕麦如何通过种间竞争与互补关系，增加土壤水分消耗，促进苜蓿生殖生长，最后综合分析确定添加间作燕麦后提高苜蓿种子产量的最适密度配置，为该地区的苜蓿种子生产提供重要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试验在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高庄乡惠威村（105°57′ E，38°36′ N，海拔1100 m）进行。该地位于银川北部平原，地势低洼，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年平均降水量173 mm左右，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2023年平罗县月平均降水量、月平均温度如图1所示。全年平均值为3008.6 h，日照充足；温差大；蒸发强烈，日照时数在5-6月最长；年均蒸发量为1800 mm左右；蒸发量最大的月份是5月；空气相对湿度为55%；平均霜冻期为194.6 d，无霜期为171 d。降水量年际间变化较大，分布严重不均。

1.2 试验设计

苜蓿种子田于2020年进行宽窄行模式建植，窄行（Z）行距50 cm，宽行（W）行距100 cm，苜蓿播量为2.25 kg·hm^-2，播种方式为穴播。添加间作燕麦于2023年开展，采用裂区试验设计，主区为燕麦播种量，即90 kg·hm^-2（S₁）、135 kg·hm^-2（S₂）、180 kg·hm^-2（S₃）和225 kg·hm^-2（S₄）4个水平，副区为4种间作行比模式，即在窄行不播种宽行播种2行（Z₀W₂）、在窄行不播种宽行播种3行（Z₀W₃）、在窄行播种1行宽行播种2行（Z₁W₂）、在窄行播种1行宽行播种3行（Z₁W₃）。试验总计16个间作处理，1个苜蓿单作（M），具体详见表1，每处理重复3次，共51个小区，小区面积30 m²，每个小区之间间隔1 m，每个试验主区之间设置2 m隔离带。在2023年3月上旬顶凌播种燕麦，6月初收割第1茬饲草（此时，燕麦处于抽穗期，苜蓿处于初花期），在9月中旬（第2茬苜蓿成熟期）收获苜蓿种子。各小区的磷肥和钾肥于苜蓿播种前及返青前一次性施入，磷肥（P₂O₅）施量为105 kg·hm^-2、钾肥（K₂O）施量为90 kg·hm^-2，田间常规管理，在2023年试验研究期间无灌溉。

1.3 测试指标与方法

1.3.1 饲草生长参数的测定

株高、密度的测定时间为苜蓿开花期，在每个小区内选取有代表性的苜蓿、燕麦各10株，测定其自然高度；在每个小区内选取代表性的5个1 m样段，测定苜蓿和燕麦密度。

1.3.2 土壤水分指标的测定

土壤含水量测定时间为苜蓿盛花期，测定方法为烘干法^［17］，在苜蓿与燕麦行间分层取0~20、20~40、40~60、60~80、80~100 cm土层的土样，用精度为0.01 g的天平称取土样的重量，在105 ℃的烘箱内将土样烘6~8 h至恒重，测定烘干土样质量，计算土壤含水量。

\mathrm{土壤}\mathrm{含水}\mathrm{量}=(\mathrm{烘干}\mathrm{前土}\mathrm{样质}\mathrm{量}-\mathrm{烘干}\mathrm{后土}\mathrm{样质}\mathrm{量})/\mathrm{烘干}\mathrm{后土}\mathrm{样质}\mathrm{量}\times \mathrm{100}\mathrm{\%}

用0~100 cm土壤含水量计算土壤贮水量（soil water storage， SWS， mm），SWS为5个不同土壤层次贮水量的总和，计算公式如下^［18］：

SWS={\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mathrm{6}}}h\times \alpha \times \theta \times \mathrm{10}

式中： h为土层厚度（cm）；α为土壤容重（g·cm^-3）；θ为土壤质量含水量。

1.3.3 苜蓿种子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测定

种子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指标测定时间为苜蓿盛花期，种子产量的测定时间为成熟期，各小区在盛花期随机取生殖枝条20枝，统计其每生殖枝的花序数量。在不同处理的小区内随机挑选20个花序并用红色毛线标记，统计其每花序上的小花数量。各小区在结荚期统计红色毛线标记花序的荚果数量。在每个小区内随机选取20个小荚，统计每个小荚内种子的数量。在苜蓿结荚期，在各小区随机选取5个1 m样段，近地面刈割，统计有效的生殖枝条数量，并换算成单位面积生殖枝条数量。在每个小区收获的种子清选后，随机选取6个重复，每个重复1000粒种子，计算相应的种子千粒重。当3/4的荚果呈黑褐色时，随机选取5个1 m样段，用镰刀人工收获，对其进行晾晒、脱粒以及清选处理，并计算单位面积种子实际产量。

\mathrm{理论}\mathrm{种子}\mathrm{产量}=\mathrm{单位}\mathrm{面积}\mathrm{生殖}\mathrm{枝}\times \mathrm{每生}\mathrm{殖枝}\mathrm{花序}\mathrm{数}\times \mathrm{每花}\mathrm{序小}\mathrm{花数}\times \mathrm{每荚}\mathrm{种子}\mathrm{数}\times \mathrm{千粒}\mathrm{重}\times {\mathrm{10}}^{-\mathrm{3}}^［19］‎。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Excel 2023软件处理基础数据，采用SPSS 27.0软件的单因素方差法（one-way ANOVA）分析处理间显著差异性（P<0.05），使用Origin 2024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

采用灰色关联度法^［20］对各处理种子产量优劣进行排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mathrm{\xi }}_{\mathrm{i}}(k)=\frac{\mathrm{m}\mathrm{i}\mathrm{n}(i)\mathrm{m}\mathrm{i}\mathrm{n}(k)|x_{\mathrm{0}}(\mathrm{k})-x_{\mathrm{i}}(k)|+\mathrm{\rho }\mathrm{m}\mathrm{a}\mathrm{x}(i)\mathrm{m}\mathrm{a}\mathrm{x}(k)|x_{\mathrm{0}}(\mathrm{k})-x_{\mathrm{i}}(k)|}{|x\mathrm{0}(k)-x_{\mathrm{i}}(k)+\mathrm{\rho }\mathrm{m}\mathrm{a}\mathrm{x}(i)\mathrm{m}\mathrm{a}\mathrm{x}(k)|x_{\mathrm{0}}(k)-x_{\mathrm{i}}(k)|}

{\mathrm{\gamma }}_{\mathrm{i}}=\frac{\mathrm{1}}{N}{\displaystyle \sum _{k=i}^N}{\xi }_i(k)

{\mathrm{\omega }}_{\mathrm{i}}=\frac{{\gamma }_{\mathrm{i}}}{\sum {\gamma }_{\mathrm{i}}}

{\gamma }_{\mathrm{i}}\mathrm{\text{'}}={\displaystyle \sum _{k=i}^N}{\omega }_i(k)\times {\xi }_i(k)

式中：{\mathrm{\xi }}_{\mathrm{i}}(k)为关联度系数；x_i （k）为原始数据，x₀（k）为参考数据；min（i）min（k）∣x₀（k）-x_i （k）∣为两级度差最小差；ρ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max（i）max（k）∣x₀（k）-x_i （k）∣为两级度差最大差；∣x₀（k）-x_i （k）∣为k点的绝对值；{\mathrm{\gamma }}_{\mathrm{i}}为等权关联度；N为样本数；{\omega }_{\mathrm{i}}为权重系数；{\gamma }_i\mathrm{\text{'}}为加权关联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苜蓿/燕麦复合群体生长性状的影响

在不同处理中，苜蓿株高为93.75~102.50 cm（表2）。其中，S₃Z₁W₃处理的苜蓿株高最高（102.50 cm），较最低值（单作苜蓿M，93.75 cm）提高9.33%。燕麦株高以S₃Z₁W₂处理最高（87.92 cm），显著高于除S₃Z₀W₃和S₃Z₁W₃外的其他处理（P<0.05）。苜蓿和燕麦的株高均随燕麦播量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S₃处理时达到最大值。燕麦播量对苜蓿株高无显著影响（P>0.05），但对燕麦株高有显著影响（P<0.01）；而不同行比对苜蓿和燕麦株高均无显著影响（P>0.05），且燕麦播量与行比的交互作用对株高也无显著影响（P>0.05）。

燕麦播量对苜蓿和燕麦密度均有显著影响（P<0.01）。苜蓿密度随燕麦播量增加而降低，而燕麦密度则随播量增加而上升。行比及播量×行比交互作用对二者密度均无显著影响（P>0.05）。苜蓿在M处理中密度最高（132株·m^-²），显著高于除S₁Z₀W₃、S₁Z₁W₂和S₁Z₁W₃外的其他处理（P<0.05）。燕麦密度以S₄Z₁W₂处理最高，并显著高于除S₄Z₀W₂、S₄Z₀W₃和S₄Z₁W₃外的其他处理（P<0.05）。

2.2 不同处理对苜蓿/燕麦复合群体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燕麦播量、不同行比以及燕麦播量和行比互作效应对不同土层的含水量均有显著影响（P<0.01），随着燕麦播量的增加，不同土层含水量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表3）。在各土层中，苜蓿单播处理的土壤含水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0.05）。各土层含水量最低值所在处理及其与苜蓿单播土层含水量相比结果如下：0~20 cm土层S₃Z₁W₂处理最低，由单作的10.30%降至6.21%，降幅39.71%，20~40 cm土层S₃Z₁W₃处理最低，由单作的12.78%降至8.11%，降幅36.54%，40~60 cm土层S₃Z₀W₃处理最低，由单作的14.91%降至10.43%，降幅30.05%，60~80 cm土层S₄Z₀W₃处理最低，由单作的15.23%降至12.57%，降幅17.47%，80~100 cm土层S₃Z₁W₂处理最低，由单作的18.43%降至15.20%，降幅17.53%。可以看出，在燕麦播量为S₃和S₄下，各土层土壤含水量较低。

2.3 不同处理对苜蓿种子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表4），燕麦播量和不同行比均会对苜蓿的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每荚种子数和苜蓿种子的千粒重造成显著影响（P<0.01）。随着播量增加，除千粒重之外的苜蓿其他指标均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均在S₁播量时最低，S₃播量时达到峰值。S₃Z₁W₂的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最大，为153个·m^-2，较最低处理M（139个·m^-2）提高了10.07%；每生殖枝花序数为19.60~22.00个，S₄Z₀W₃的每生殖枝花序数最大，为22个，较最低处理M（19.60个）提高了12.24%，且显著高于S₁Z₀W₂和苜蓿单作M（P<0.05）；S₃Z₁W₂的每花序小花数最大，为19.80个，较最低处理M（15.80个）提高了25.32%；每花序结荚数为9.00~10.80个，S₃Z₀W₃、S₃Z₁W₂和S₃Z₁W₃的每花序结荚数相同且最大，均为10.80个，而苜蓿单作的每花序结荚数最小，为9.00个。

苜蓿种子的千粒重随燕麦播量的上升呈持续增加趋势。各处理中，千粒重为1.74~2.31 g，S₃Z₁W₂的千粒重最大，为2.31 g，较最低处理M（1.74 g）提高了32.76%。燕麦播量和不同行比互作效应对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生殖枝花序数和每花序小花数也有显著影响（P<0.01），在同一燕麦播量下，Z₁W₂的单位面积生殖枝数和每花序小花数最大；在燕麦播量为S₁、S₂和S₄时，Z₀W₃的每生殖枝花序数最大，在燕麦播量为S₃时，Z₀W₃、Z₁W₂和Z₁W₃的每生殖枝花序数相同且大于Z₀W₂的每生殖枝花序数；而燕麦播量和不同行比互作效应对每荚种子数和千粒重无显著影响（P>0.05）。

2.4 不同处理对苜蓿种子产量的影响

燕麦播量和不同行比对苜蓿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均有显著影响（P<0.05），随燕麦播量的增加，苜蓿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均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图2和表5）。在燕麦播量为S₃时，苜蓿种子产量最大，播量为M时，种子产量最小；而在同一播量下，Z₁W₂的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均为最高。

燕麦播量和不同行比互作效应对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均无显著影响（P>0.05）。在各处理中，实际种子产量为346.33~414.53 kg·hm^-2，S₃Z₁W₂的实际种子产量最大，为414.53 kg·hm^-2，较最低M处理（346.33 kg·hm^-2）提高了19.69%，且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0.05），而苜蓿单作的实际种子产量最小，显著低于除S₁Z₀W₂外的其他处理（P<0.05）。

2.5 苜蓿种子产量、种子产量构成因素及土壤水分的相关性分析

株高、单位面积生殖枝数与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每荚种子数、千粒重、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密度和土壤贮水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密度、土壤贮水量与单位面积生殖枝、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每荚种子数、实际种子产量和株高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图3）。

2.6 灰色关联度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各处理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评价可以消除个别指标带来的片面性，使17个处理的综合指标具有真实可比性，灰色关联度越大，说明综合性能越高^［20］。将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每荚种子数、千粒重、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作为参考序列X₀，对原始变量实施无量纲化处理以获取标准化数值，然后计算各点绝对差值，最后，利用这些绝对差值，计算各指标的关联系数值。各指标的关联系数为0.3809~1.0000（表6），根据各指标关联系数值进行等权关联度和加权关联度排名（表7），17个处理的加权关联度排名为S₃Z₁W₂>S₃Z₁W₃>S₃Z₀W₃>S₄Z₁W₂>S₄Z₁W₃>S₄Z₀W₃>S₃Z₀W₂>S₂Z₁W₂>S₄Z₀W₂>S₂Z₁W₃>S₂Z₀W₃>S₂Z₀W₂>S₁Z₁W₂>S₁Z₁W₃>S₁Z₀W₃>S₁Z₀W₂>M。

3 讨论

苜蓿种子产量受生态条件、种群密度、辅助授粉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种植密度是最关键的影响因子，其次是土壤水分、辅助授粉和磷肥施用等^［21］。本研究发现，随着燕麦播种量的增加，苜蓿种子的产量及其主要构成因素（包括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和每荚种子数）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并在燕麦播种量S₃时达到峰值，在S₁时最低。这一结果与周刊社等^［22］关于苜蓿播种量对产量影响的研究结论一致：随着播种量增加，这些产量构成因素均会先增加后下降。然而，本研究中苜蓿种子千粒重却随着燕麦播量的增加持续上升，这与赵梦雨等^［6］研究中千粒重随播量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结论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燕麦作为伴生作物，其播种量的增加可能改变了苜蓿的生长策略，在低、中播种量（S₁~S₃）时，燕麦可能通过竞争光资源促进苜蓿向生殖生长倾斜，提高种子充实度；而在高播种量处理下（S₄），虽然生殖枝数减少，但剩余种子可能获得更多养分，导致千粒重持续增加^［23］。

行比配置是决定群体光能利用、资源竞争及生殖分配的关键因素^［24］。张荟荟等^［25］研究行距对苜蓿种子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时发现，在一定的播种量下，随着行距的增加，苜蓿的有效分枝数逐渐降低，在行距为60 cm时，苜蓿种子产量达到最高，为765.84 kg·hm^-2。本研究发现，行比配置显著影响苜蓿种子产量，其中Z₁W₂处理的种子产量及其主要构成因素（包括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和每荚种子数）表现最优，这一结果与王显国等^［26］的研究结论一致，其发现适度扩大的行距有利于改善苜蓿田间通风透光条件，促进花芽分化和授粉效率。较宽的行距可能减少了植株间对光资源的竞争，使中下部叶片获得更多光合有效辐射，从而增强生殖生长期间的碳水化合物积累，在此条件下，植株能够实现生殖资源的最有效分配，从而显著提升种子生产效率^［27］。

土壤水分对苜蓿种子产量的影响仅次于种植密度。本研究中，土壤含水量随燕麦播量的增加而降低，在S₃播量时，土壤含水量达到最低值，其原因是燕麦/紫花苜蓿间作系统通过增加饲草密度和地下根系分布，提高了复合群体对水资源的吸收利用能力。侯真珍等^［28］研究发现，在苜蓿生育期中，灌溉1次水或者不灌溉水处理的苜蓿种子产量要远高于灌溉2次和3次的处理，他们认为，苜蓿生育期水分供应过多会使其将更多生长资源分配给营养生长，导致茎叶粗壮，但会抑制生殖生长，从而降低种子产量。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S₃播量的处理中，土壤含水量最低，苜蓿种子产量反而最高。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苜蓿实际种子产量与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生殖枝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及每荚种子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29］，说明当各产量构成要素达到最优比时，苜蓿种子产量最高；而株高、土壤贮水量与苜蓿产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魏永鹏等^［30］的研究不同，其原因可能是苜蓿营养生长过旺，导致苜蓿植株将大量生长资源用于茎叶伸长，抑制花芽分化和种子发育^［23］。对苜蓿种子产量及构成成分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可得17个处理的加权关联度排名：S₃Z₁W₂>S₃Z₁W₃>S₃Z₀W₃>S₄Z₁W₂>S₄Z₁W₃>S₄Z₀W₃>S₃Z₀W₂>S₂Z₁W₂>S₄Z₀W₂>S₂Z₁W₃>S₂Z₀W₃>S₂Z₀W₂>S₁Z₁W₂>S₁Z₁W₃>S₁Z₀W₃>S₁Z₀W₂>M，表明任何间作处理的苜蓿种子产量均大于苜蓿单作的种子产量，且在播量S₃、行比Z₁W₂的处理中苜蓿种子产量构成因素表现最佳，苜蓿种子产量达到最高。

4 结论

本研究在苜蓿种子田的宽窄行间作不同密度的燕麦，比较了不同处理对苜蓿种子产量的影响，发现苜蓿和燕麦的株高、单位面积生殖枝数、每花序小花数、每花序结荚数、每荚种子数、实际种子产量和理论种子产量均随着燕麦播量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千粒重随着燕麦播量的增加持续上升。土壤贮水量与苜蓿种子产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播量S₃、行比Z₁W₂的处理可优化苜蓿种子产量构成因素，实现最高产量。通过灰色关联度法对苜蓿产量及产量构成成分进行排序，可得出在银北灌区苜蓿/燕麦复合群体种子生产中，燕麦最优播种量为180 kg·hm^-2，最优行比配置为在窄行播种1行宽行播种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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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2023AAC03152)

宁夏高等学校一流学科建设（草学学科）项目(NXYLXK2017A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