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s，IPMN）是一种起源于胰腺导管上皮的黏液性肿瘤，具有潜在恶变风险，是胰腺导管腺癌的明确前驱病变之一
[1]。腹腔镜下保留脾脏远端胰腺切除术（laparoscopic spleen-preserving distal pancreatectomy，LSPDP）是治疗胰体尾部IPMN的标准术式之一
[2]，但切除肿瘤的同时需切除大量正常胰腺组织，可能导致3c型糖尿病（T3cDM）的发生
[3]，尽可能保留胰腺内分泌功能是治疗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体胰岛移植（autologous islet transplantation，AIT）是预防全胰或次全胰切除术后T3cDM的有效手段，其在慢性胰腺炎（chronic pancreatitis，CP）患者中的应用已较为成熟
[4-5]。然而，将AIT应用于因IPMN等胰腺肿瘤而行胰腺切除术的患者，目前仍存在争议，主要顾虑在于肿瘤细胞可能污染胰岛制备过程，存在理论上的肿瘤播散风险
[6]。因此，国内外相关报道仍十分有限，且多集中于全胰或扩大切除术后
[7]。近年来，随着术前评估手段的进步（如高清影像、分子标志物）和术中病理确认流程的规范，AIT在严格筛选的IPMN患者（如单灶、非浸润性、切缘阴性）中的安全性与可行性开始获得初步证据
[8]。但将AIT与微创的LSPDP相结合，以期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胰腺内分泌功能的综合治疗策略，国内外罕有报道，其疗效与安全性亟待临床验证。
2024年7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老年综合外科（国际医疗科）成功实施1例LSPDP联合AIT治疗胰腺体尾部IPMN，术后恢复顺利和内分泌功能良好，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 女，56岁。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6.40 kg/m
2，因“发现胰腺占位2个月”于2024年7月8日入院。入院前2月体检发现胰腺囊性占位，无明显自觉症状。既往高血压病史，最高血压160/95 mmHg（1 mmHg=0.133 kPa），规律服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血压控制良好，无糖尿病史。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皮肤巩膜无黄染，腹平软，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未扪及腹部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实验室检查：血常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34 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31 U/L、总胆红素5.1 μmol/L、癌胚抗原（CEA）<1.73 ng/mL、糖类抗原19-9（CA19-9）7.34 U/mL、糖化血红蛋白（HbA1c）5.75%，胰岛素释放试验结果均在正常参考范围内。心电图、胸部数字化X线摄影未见明显异常。腹部超声示胰体尾囊性肿瘤伴分隔。腹部增强CT见胰腺体部一不规则囊状低密度影，长径约3 cm，边界清楚，局部与主胰管相通，影像学表现高度提示IPMN（
图1）。超声内镜提示胰腺尾部单发囊性占位，未见确切多源性肿瘤。入院诊断：胰腺囊性肿瘤（IPMN？），原发性高血压2级（高危）。
1.2 治疗过程
鉴于患者本人有强烈意愿在根治肿瘤的同时尽量保留胰腺内分泌功能，结合其年龄较轻、胰岛功能良好、肿瘤局限于胰体尾部且考虑为良性或交界性等术前评估结果，经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团队讨论后，决定实施LSPDP联合AIT术。患者及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于2024年7月11日在全身麻醉下行LSPDP联合AIT术。术中见：肝脏质地可，未见明显结节；胆总管未见增粗；胰体部见长径约3 cm囊性肿瘤，边界清晰。术中腔镜超声示：肿瘤与主胰管相通，远端胰管未见扩张，余胰腺组织未见多发灶。术中仔细分离并保护脾脏血管，切除胰腺体尾部过程中尽量保留胰腺血供，最后离断胰背血管以缩短胰腺的热缺血时间。将切除的胰腺体尾部组织置于4 ℃ UW保存液中。分离并移除肿瘤部分（
图2A），并在过程中保证肿瘤距切缘>1 cm，取胰腺切缘及残余胰体尾部多点穿刺组织，分别送快速冷冻病理检查。剔除肿瘤后的正常胰腺组织（总质量41.6 g）置于4 ℃ UW保存液中，转运至人胰岛细胞GMP实验室（
图2B）。实验室进行胰岛分离制备的同时，外科手术完成缝合、止血及移植的准备工作。胰腺组织于超净台冰浴中修剪，去除血管及结缔组织后，主胰管插管灌注胶原酶（Serva，德国）。充分灌注后剪碎组织，进行消化、梯度密度离心分离，并手动筛选计数。经低温离心多次洗涤后，收集沉淀物制成胰岛细胞悬液。从悬液中取胰岛样本进行质控（
图2C）。最终获得86 600胰岛当量（islet equivalent quantity，IEQ），1 139 IEQ/kg，纯度20%，存活率97%。移植前确认冷冻病理未见肿瘤细胞。质控合格的胰岛悬液送回手术室，在腹腔镜联合腔镜超声引导下经皮经肝门静脉主干穿刺插管移植，整个过程在30 min内完成。全程监测门静脉压[<20 cm H₂O（1 cmH₂O=0.098 kPa）]。腹腔镜复查穿刺点及术野无活动性出血。总手术时间约8 h，术中出血量约400 mL。术后予以抑酸、抑酶、低分子肝素抗凝（依诺肝素6 000 IU，皮下注射，每天1次）、补液及营养支持治疗，严格控制血糖<7.8 mmol/L，尽可能减少移植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量，以减轻移植胰岛负荷。
1.3 治疗结果
患者术后恢复顺利，无出血、胰瘘或血糖显著波动等不良事件。术后3 d复查门静脉流速正常，术后7 d出院。术后患者肝功能指标（ALT、AST、胆红素）正常。术后病理结果：导管上皮异型增生，局灶乳头状增生，符合IPMN，主胰管型，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两端切缘未见肿瘤累及（
图3）。免疫组化检测结果：CDX-2（灶+）；CD10（-）；MUC6（+）；CK19（+）；CK7（+）；Ki-67（阳性率约20%）；P53（野生型）；Mucin 5AC（+）；Mucin-2（-），IPMN，免疫表型提示胃型。术后1、3个月与1年门诊随访时，患者的空腹血糖及C-肽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胸腹部CT未见肿瘤复发。术后1年患者的HbA1c为5.58%、CEA<1.73 ng/mL、CA19-9 6.88 U/mL均在正常范围内。
2 讨论与文献复习
已有研究表明，全胰切除术后T3cDM发生率可达100%
[9]。远端胰腺切除术后3年内T3cDM发生率高达32.3%
[10]，而且因外源性胰岛素治疗引起的血糖剧烈波动、胰岛素及胰高血糖素的缺乏，显著增加了T3cDM患者的血糖控制难度，严重影响生活质量。1977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Sutherland团队首次成功实施全胰腺切除术联合AIT治疗CP，取得良好效果
[11]。2013年3月，本团队完成国内首例胰腺次全切除联合AIT治疗CP
[12]。后续3例此类患者术后随访观察结果也证实了AIT是预防全/次全胰腺切除术后T3cDM的有效手段
[13]。
对于因IPMN等胰腺良性或交界性肿瘤行胰腺切除术的患者，联合AIT目前仍存在争议，其核心在于肿瘤学安全性与代谢获益之间的权衡。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胰岛制备过程中潜在的肿瘤细胞污染与门静脉移植后导致肝内转移的理论风险，以及IPMN常具多灶性，可能于残留胰腺或移植胰岛中存在隐匿病灶。明尼苏达协议
[14]和米兰协议
[6]提到，肿瘤细胞可能随胰岛细胞一同被注入门静脉，从而导致肿瘤扩散，但并未将IPMN列为绝对禁忌证。尤其是米兰协议中提到：对于那些因良性/交界性胰腺肿瘤而需接受胰腺切除术且术后有可能出现胰岛素依赖的患者，应常规将其列为AIT的适用对象，但需警惕IPMN有多灶起源的可能。Ris团队
[15]在一项临床研究中证明良性肿瘤进行大范围胰腺切除后行AIT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术式。Piemonti团队
[16]亦表明胰腺肿瘤的转移和复发与是否接受AIT无显著关联。
基于上述共识与证据，笔者认为，筛选适合接受LSPDP联合AIT的IPMN患者需满足一系列严格条件。首要条件是患者有强烈意愿在根治肿瘤的同时保留胰腺内分泌功能。在医学评估上，肿瘤应是基于术前高分辨率影像学与术中探查确认的单灶性病变，且术前胰岛功能良好，预示较高的术后内分泌功能不全风险。最核心的决策依据在于术中快速病理学确认，要求切缘阴性，且肿瘤性质为良性或仅伴上皮内瘤变，而无任何浸润性癌证据。反之，若术前或术中怀疑或证实为浸润性癌、存在明确的多灶性病变或有转移证据，则应视为该联合术式的禁忌。患者的一般状况需能耐受可能延长的手术时间。
本病例的实践完整遵循了上述筛选与决策流程。通过术前超声内镜、增强CT及术中腔镜超声的精细评估，结合对胰腺切缘及残余腺体进行的多点穿刺冷冻病理检查这一关键步骤，笔者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多灶性病变与切缘阳性的风险，从而为安全实施AIT奠定了基础。
为明确IPMN患者接受胰腺切除术联合AIT的既往病例情况，以中文检索词“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自体胰岛移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以英文检索词“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s”“autologous islet transplantation”检索PubMed数据库，检索范围1980年1月—2025年7月，经阅读全文，共获得相关文献4篇
[17-20]，排除纯化失败术后6 d死亡1例与IEQ低或切缘阳性未行移植的各1例，全球共11例IPMN患者接受AIT，所有患者肿瘤均为单发，术中证实切缘阴性，随访时间1~12年，在随访期间均未发现肿瘤复发。其中1例患者术前患有糖尿病，需要胰岛素治疗，术后仍然需要胰岛素辅助治疗（胰岛素量的变化不详）。2例接受全胰切除术的患者，1例患者术后10个月后需要口服降糖药治疗，1例患者虽需依赖胰岛素治疗，但实现了良好的代谢控制，其余患者均无T3cDM的发生，而目前国内尚无IPMN行LSPDP同期联合AIT的报道（
表1）。
相较于既往的文献报道，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数据报告的完整性与评估流程的系统性。相较于
表1中部分病例缺失关键参数，本研究详尽记录了肿瘤特征、手术细节、胰岛分离数据及连续的代谢指标，增强了可比较性与参考价值。尤为重要的是，笔者构建并实施了一套针对IPMN多灶性风险的多层次评估策略，其核心在于引入了术中超声探查和对胰腺切缘及残余腺体的多点穿刺术中冷冻病理检查，为AIT的决策提供了实时的病理安全依据。这一主动的评估深度在既往文献中较少被充分描述。因此本例得以实施LSPDP，体现了基于风险评估的个体化术式与移植策略优化。
异体胰腺移植或全胰腺切除后AIT通常需胰岛纯化以减少杂质，降低粗提胰岛提取物体积
[21-22]。但该步骤体外操作时间较长，且一定程度上造成胰岛的物理伤害，降低IEQ，延长手术时间，甚至使得切除手术和胰岛移植无法在一次手术中完成。本病例中，部分自体胰腺切除后待移植的胰腺总体积较小，省略了胰岛纯化步骤，不仅提高IEQ，也缩短了手术时间。但采用此方法需注意：一是如果粗提胰岛提取物的数量较多（>0.25 mL/kg），则需考虑进行部分纯化或网膜下移植；二是接受门静脉内胰岛移植后，转氨酶水平常有短期升高，并且与移植的胰岛组织量过多相关。本病例未观察到转氨酶升高，但在AIT时应根据移植的组织量，密切观察患者肝功能结果，必要时保肝治疗。
胰岛移植领域正从单一的AIT向多元化发展。在国际上，同种异体胰岛移植已成为治疗1型糖尿病的成熟方案，但其广泛应用受限于供体短缺和需终身免疫抑制
[23]。近年来，干细胞来源的胰岛细胞和异种移植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4-25]，旨在解决细胞来源问题，但前者仍面临分化效率、致瘤性及免疫排斥等挑战，后者则存在跨物种感染风险和更复杂的伦理监管。相较于这些仍需克服重重障碍的方向，AIT因无需免疫抑制、无排斥反应，且能最符合生理地调节血糖，在因良性疾病（如CP）或严格筛选的良性/交界性胰腺肿瘤而行胰腺切除术的患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26-27]。国内胰岛移植虽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在AIT治疗CP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技术流程日趋标准化
[28-29]。然而，将AIT拓展应用于IPMN等胰腺肿瘤患者，国内外均处于探索阶段，核心共识在于必须将肿瘤学安全性置于首位
[30]。本研究严格遵循米兰协议精神，通过创新的多层次术中病理评估来保障安全性，正是在这一关键议题上做出的重要临床实践。未来，结合国内的医疗资源与患者基数优势，开展高质量的前瞻性研究，有望在全球范围内为AIT在胰腺肿瘤患者中的合理应用提供更高级别的中国证据。
本研究报告的随访时间为术后1年，这对于评估IPMN的远期肿瘤学结局与胰岛功能的长期维持而言尚显不足。为弥补这一局限，团队已为本例患者制定了系统的长期随访方案：在术后第1、3、5年及之后每2年进行门诊随访。每次随访将包括：⑴ 代谢功能评估，检测空腹及餐后血糖、HbA1c、空腹C肽及胰岛素水平，必要时重复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⑵ 肿瘤学监测，进行腹部增强CT或MRI检查，以早期发现局部复发或新发病灶；⑶ 生活质量与并发症发生风险评估，记录有无糖尿病相关症状、降糖药物使用情况及任何可能与手术或移植相关的长期并发症。该计划旨在积累该联合术式在肿瘤安全性、内分泌功能保护持久性方面的长期数据，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更高级别的证据。
综上所述，通过本病例的实践探索及既往文献的系统回顾，本研究认为，采用LSPDP联合AIT手术治疗胰腺体尾部的单发IPMN，不仅能有效切除有潜在恶变风险的胰腺肿瘤，还尽可能保护了患者的胰腺内分泌功能，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术式。遵循米兰协议的标准流程（术前术中的评估，术中切缘病理等）和确保术前胰岛功能的正常是保证其安全性及有效性的关键。本研究作为单病例报道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尽管初步结果令人鼓舞，但1年的随访时间对于评估IPMN的远期肿瘤学结局与胰岛功能的持久性而言仍然不足。笔者的后续研究将严格执行为本例患者制定的长期随访方案，积累其超过5年乃至10年的代谢与肿瘤学数据；此外基于此次成功的经验与建立的安全性评估流程，笔者拟计划启动一项前瞻性、单中心的病例系列研究，旨在纳入更多符合严格筛选标准的胰体尾部IPMN患者，以进一步积累样本，系统评估LSPDP联合AIT的中长期有效性与安全性，并为未来开展多中心协作研究奠定基础。
四川省保健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川健研202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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