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gastric cancer,GC)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东亚地区
[1-2]。精确的预后分层对于选择GC患者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第8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病理肿瘤-淋巴结-转移(pathological tumor-node-metastasis,pTNM)分期系统
[3]是预测预后和指导治疗策略的经典系统。然而,有研究表明,第8版AJCC pTNM分期系统对GC患者的预后准确率常不尽如人意
[4-6]。一些临床病理因素,如组织学类型、血管侵犯
[7]和肿瘤沉积(tumor deposits,TD)
[8-9],也被报道对GC患者具有预后价值,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影响pTNM分期系统预测预后的准确率。
TD被定义为淋巴引流区域内的孤立肿瘤沉积,且无可识别的淋巴结、血管或神经结构
[10]。TD于1935年在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中被首次描述
[11],并在多种癌症中被视为不良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的指标
[9,12-15]。GC研究显示,TD的发生率为15%~30%
[9,16-17],与CRC的TD发生率相当
[12,18-19]。然而,尽管已有研究报道TD与GC的不良预后相关
[9,20-22],但第8版AJCC pTNM分期系统并未体现TD对GC生存结局的影响
[3]。因此,需要更多证据来阐明TD对GC患者预后的影响。
自第7版AJCC pTNM分期发布以来,TD已被纳入CRC的病理淋巴结(pathologic node,pN)分期的考虑因素之一
[23]。在转移淋巴结阴性的情况下,TD阳性肿瘤被归类为pN1c期,而不论TD数目如何。然而,TD尚未被纳入GC的pTNM分期系统。在将TD纳入pTNM分期系统的改良方案中:Liang等
[24]和Chen等
[8]建议,无论TD数目多少,TD阳性患者都应提升其pN分期;Li等
[25]提出,当胃体出现TD时,T分期应提升至T4。然而,上述研究均未考虑TD具体数目。此外,根据日本GC指南
[26]和AJCC pTNM分期系统
[3]的建议,每个TD均应视为1枚转移淋巴结纳入pN分期。但这仅为经验性建议,需要更多临床证据的支持。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接受D2或更广泛的胃切除术的原发性GC患者的数据,提出基于第8版AJCC pTNM分期系统的改良的pN分期系统(mpN)并进行验证,旨在评估TD在原发性GC中的预后意义及其在pN分期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来源
回顾性收集2011年1月—2015年12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1 327例原发性GC患者的医疗数据(测试队列),以及2015年1月—2022年12月广东省人民医院收治的340例原发性GC患者的医疗数据(验证队列)。纳入标准包括:(1) 年龄18~80岁;(2) 被诊断为原发性GC;(3) 接受完全切除术(R
0),包括D
2或更广泛的胃切除术,且病理学检取不少于16枚淋巴结;(4) 无胃切除术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5) 有可用于分析的苏木精和伊红染色(HE)手术标本。排除在初次住院期间或术后3个月内死亡的患者。测试队列1 327例患者中,1 121例(84.5%)接受了辅助化疗[S-1(替加氟+吉美嘧啶+奥替拉西钾)、SOX(S-1+奥沙利铂)或XEL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根据第8版AJCC pTNM分期
[3]对GC的病理分期进行评估。根据是否存在TD,将患者分为TD阳性组和TD阴性组,测试队列中,TD阳性组435例,TD阴性组892例;验证队列中,TD阳性组102例,TD阴性组238例。本研究经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SL-B2025-795-01)。
1.2 TD的定义
本研究中,笔者把在GC术后标本检查中在淋巴结检查区域发现的孤立肿瘤沉积定义为TD(补充
图1),并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TD总数记为TD数目。由2名独立的病理医生对所有患者的HE染色手术标本进行审查,以确定每例患者是否存在TD以及TD数目,是否存在血管或神经侵犯。TD判读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κ=0.9。
以OS和DFS为终点,通过X-tile软件(版本3.6.1,耶鲁大学)确定TD数目的最佳截断值。为研究TD数目是否可用于mpN分期,随后根据该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低TD组和高TD组。
1.3 手术方式与随访
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开腹手术或腹腔镜根治性胃切除术,并进行了D2淋巴结清扫。术后定期进行随访,术后第1年每3个月随访1次,之后每6个月随访1次。通过门诊或住院检查,包括血液实验室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上消化道内窥镜检查,或电话完成。失访患者被排除。本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9个月。
1.4 研究终点
本研究的主要终点是OS,定义为从手术日期到任何原因导致死亡的日期之间的时间。次要终点是DFS,定义为从手术日期到随访期间疾病复发或死亡日期之间的时间。
1.5 统计学处理
比较TD阳性组和TD阴性组的基线特征。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有序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Kaplan-Meier分析绘制生存曲线,并通过逆概率治疗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IPTW)进行校正。计算IPTW前后基线特征的绝对标准化差值,差值<0.1表示平衡良好。采用对数秩检验比较组间生存差异。采用Benjamini-Hochberg方法校正生存曲线多重比较中的P值。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与OS和DFS相关因素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将单变量分析中P<0.10的预后相关协变量纳入多变量Cox回归模型,以确定OS和DFS的独立预后因素。采用森林图展示TD在亚组间对OS和DFS的潜在差异效应,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10(α=0.10)。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time-dependen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tROC)曲线和C指数来评估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t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tAUC)越大、C指数越高,表明模型具有更强的分辨能力。采用Akaike信息标准(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评估预测风险和实际风险之间的差异程度,AIC水平越低表明拟合优度越好。采用R统计软件包(版本4.2.1)和SPSS软件(版本21.0,IBM)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α=0.05)。
2 结 果
2.1 患者特征
测试队列与验证队列基线数据比较结果显示,两个队列在性别、肿瘤大小、辅助化疗接受情况和TD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年龄、肿瘤位置、Borrmann分型、组织学类型、Lauren分型、神经侵犯以及肿瘤的T和N分期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1)。测试队列中,TD阳性组与TD阴性组患者在肿瘤位置和组织学类型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TD阴性组的患者相比,TD阳性组的患者的Borrmann Ⅲ~Ⅳ型(75.6%
vs. 59.4%,
P<0.001)和非肠型(80.0%
vs. 69.7%,
P<0.001)肿瘤的占比更高。TD阳性组患者的血管侵犯(58.2%
vs. 38.3%,
P<0.001)、神经侵犯(80.9%
vs. 58.4%,
P<0.001)、pT4a~b期肿瘤(53.6%
vs. 25.9%,
P<0.001)和pN3a~b期肿瘤(61.6%
vs. 30.3%,
P<0.001)的占比也明显更高。TD阳性组的肿瘤大小明显大于TD阴性组(
P<0.001)。TD阳性组与TD阴性组在年龄、性别和辅助化疗接受情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补充
表1)。验证队列中,TD阳性组与TD阴性组患者在pT分期和pN分期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在其他特征方面无明显差异(均
P>0.05)(补充
表2)。
2.2 TD对生存结局的影响
在测试队列中,经IPTW校正潜在选择偏倚后,TD与较差的OS(
HR=2.69,95%
CI=2.18~3.31,校正
P<0.01)和DFS(
HR=2.82,95%
CI=2.32~3.42,校正
P<0.01)相关(
图1)。TD阳性组患者的5年OS率(52.65%
vs. 66.53%)和3年DFS率(55.36%
vs. 69.05%)均低于TD阴性组患者。经IPTW校正后,所有变量的绝对标准化差值均<0.1,表明平衡良好(补充
图2)。在单变量Cox模型分析中,TD与较差的OS(
HR=2.72,95%
CI=2.26~3.29,
P<0.01)和DFS(
HR=2.86,95%
CI=2.41~3.40,
P<0.01)相关。在多变量Cox模型分析中,TD是OS(
HR=1.65,95%
CI=1.34~2.05,
P<0.01)和DFS(
HR=1.74,95%
CI=1.43~2.11,
P<0.01)独立危险因素。此外,年龄与较差的OS相关;肿瘤位置、pT分期、pN分期和辅助化疗接受情况均与较差的OS和DFS相关(补充表3-4)。
2.3 治疗后的腹膜转移
525例患者在最后1次随访时疾病复发或死亡。其中,367例经CT证实复发,腹膜转移情况如补充表5所示。TD阳性患者的腹膜转移发生率高于TD阴性患者(56.7%
vs. 40.7%,
P=0.003)。然而,在TD阳性患者中,腹膜转移发生率与TD数目之间无明显关系(
t=0.73,
P=0.47)(补充
图3)。
2.4 亚组分析
TD对OS和DFS的影响在各临床亚组(年龄、性别、肿瘤位置、Borrmann分型、组织学类型、Lauren分型、血管侵犯、神经周围浸润、肿瘤大小、pT分期、pN分期、辅助化疗)中基本一致。在各临床亚组中,TD和OS之间的相互作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图2)。经Benjamini-Hochberg多重检验校正后,在各临床亚组中,TD和DFS之间的相互作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补充
图4)。
2.5 TD数目对预后影响
TD数目的中位数为2个。随着TD数目的增加(对应TD数目分别为0、1、2和≥3个),5年OS率(分别为70.51%、55.93%、27.23%、19.86%)和3年DFS率(分别为68.33%、62.80%、34.95%、29.87%)均有所下降。不同TD数目的患者的OS和DFS曲线存在明显差异(均
P<0.01)(
图3)。然而,在事后分析中,TD数目为0和1个的患者之间(OS:
P=0.46;DFS:
P=0.12),以及TD数目为2个和≥3个的患者之间(OS:
P=0.93;DFS:
P=0.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6 低TD组和高TD组的预后分析
基于OS率和DFS率,通过X-tile软件计算得到TD数目的最佳截断值为1个,这与上述结果一致。因此,根据该截断值将所有患者分为低TD组(TD数目≤1个)和高TD组(TD数目>1个)。在Kaplan-Meier分析中,高TD组与较差的OS(
HR=3.65,95%
CI=2.74~4.88,校正
P<0.01)和DFS(
HR=3.74,95%
CI=2.85~4.91,校正
P<0.01)相关(补充
图5)。与低TD组相比,高TD组的5年OS率(66.40%
vs. 27.40%)和3年DFS率(68.99%
vs. 29.66%)均更低。
进一步分析低TD组和高TD组的预后影响,并将其与pN分期进行联合分析。在事后分析中,高TD组的各pN分期与初始pN3b期之间的OS和D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校正
P>0.05);高TD组中pN2期和pN3a~b期的OS和DFS均差于初始pN3a期(校正
P<0.05)。高TD组的pN0、pN1期和初始pN3a期之间在OS(pN0期
vs. 初始pN3a期:校正
P=0.78;pN1期
vs. 初始pN3a期:校正
P=0.10)和DFS(pN0期
vs. 初始pN3a期:校正
P=0.75;pN1期
vs. 初始pN3a期:校正
P=0.09)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生存曲线趋势仍有所不同(
图4)。此外,低TD组的各pN分期与相应的初始pN分期之间在OS和DFS上均无明显差异(校正
P>0.05)(补充图6-7)。除pN3b期(校正
P>0.05)外,低TD组的各pN分期的患者比初始pN3b期的患者表现出更好的预后(事后检验:校正
P<0.05)。
2.7 mpN分期构建
根据上述结果,将TD数目与第8版AJCC pN分期系统结合,构建mpN分期,定义为:高TD组(TD数目>1个)的患者视为处于pN3b期,低TD组(TD数目≤1个)的患者则与第8版AJCC pN分期系统保持一致。在mpN分期系统中,各mpN分期患者的5年OS率分别为81.30%、72.50%、73.16%、59.39%和29.94%,各mpN分期患者的3年DFS率分别为85.42%、77.25%、76.31%、53.80%和30.72%。Kaplan-Meier分析显示,随着mpN分期的递增,患者的OS(校正P<0.01)和DFS(校正P<0.01)总体较差(补充图8)。
2.8 mpN预测的准确性评估
在测试队列中使用mpN分期与第8版AJCC pN分期系统比较,mpN分期5年OS和3年DFS的预测中具有更大的tAUC、更高的C指数水平以及更低的AIC水平(
图5)(
表2)。在验证队列中重复上述分析过程。mpN分期在5年OS和3年DFS的预测中也具有更大的tAUC、更高的C指数水平以及更低的AIC水平(补充图9)(
表3)。
3 讨 论
本研究得出了三个主要发现。首先,本研究首次报道TD的存在是GC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并与更高的腹膜转移发生率相关。其次,高TD组(TD数目>1个)的OS和DFS显著差于低TD组(TD数目≤1个)。第三,将TD状态纳入pN分期系统后所建立的mpN分期系统对GC患者的预后的预测效能更优。
近年来,多项研究聚焦于TD对GC患者预后的影响,并证实了TD对生存的不利影响
[9,20,22]。然而,由于样本量和研究设计的限制,最新的AJCC指南尚未明确TD在GC预后中的指导意义
[3]。本研究是首个双中心、大样本的TD预后研究。本研究中,预测队列中TD的检出率为32.7%,验证队列中为30.0%。本研究发现TD的存在与不良的临床病理因素有关,并确认TD是OS和DFS的独立预后因素,这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
[9,24,27-29]。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首次报道了TD的存在与更高的腹膜转移发生率相关,这提示TD可能促进GC的腹膜播散,但其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可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深入探讨。无论TNM分期如何,TD的存在均可被视为GC扩散到腹膜的信号,提示预后不良,患者需要强化治疗并密切随访。此外,本研究首次揭示了TD与各临床亚组之间潜在的病理生理学关联。有趣的是,TD与各临床特征之间基本没有相互作用,即无论肿瘤的临床特征如何,TD对预后的消极影响均显著存在。
目前关于TD数目对GC患者预后的价值的研究较少,且现有结果存在争议。Anup等
[30]认为不同TD数目的患者的预后无显著差异。然而,Xu等
[27]根据TD数目(0、1~2和≥3个)对160例患者进行分组分析发现,TD数目较多的患者的预后较差。Song等
[29]发现TD数目>3个的GC患者的生存差于TD数目为1~3个的患者。本研究发现,OS率和DFS率随着TD数目的增加而降低,且TD数目>1个似乎是较差的GC预后的截断值,这可能会受到研究纳入的患者数目等因素的影响。
是否应将TD纳入GC的pTNM分期系统目前仍存有争议。建立包含TD的相对简洁、准确的pTNM分期系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多数研究将TD视为淋巴结转移的一种形式,并主张将TD纳入CRC和GC的pN分期
[12,31]。Liang等
[24]建议,无论TD数目多少,TD阳性患者都应提升其pN分期。Chen等
[8]提出,对于TD阳性患者,除N3b期患者外,均应提升其N分期。然而,这些研究均未考虑TD数目这一可能影响分期系统的预后预测能力的因素。根据日本GC治疗指南
[26]和第8版AJCC pTNM分期系统
[3]的建议,每个TD都应视为1枚转移淋巴结纳入pN分期。但这仅为经验性建议,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本研究将GC患者分为低TD组(TD数目≤1个)和高TD组(TD数目>1个),并发现高TD组中各pN分期患者的生存结局与初始pN3b期患者均无显著差异。因此,提出mpN分期系统,即TD数目>1个的患者的pN分期应提升至pN3b期。此外,笔者还验证了mpN分期系统的预后预测能力。与第8版AJCC pTNM分期系统相比,mpN分期系统具有更大的tAUC和更高的C指数水平,表现出更好的分辨能力且性能稳定,其AIC水平则表明其具有更好的模型拟合优度。
mpN分期系统具有以下独特优势:(1) 考虑了TD的影响,预测效能优于第8版AJCC pN分期系统;(2) 基于多中心数据集开发,可重复性好;(3) 有助于对可能需要早期干预的高危患者进行分层;(4) 简洁准确,易于在临床实际中使用。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尽管采用了多中心数据和IPTW,但回顾性数据仍存在潜在的选择偏倚和校正混杂因素。此外,两中心间的基线特征存在部分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验证队列数据量相对较少有关。因此,未来需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在更多中心、更大样本中验证mpN分期系统的预后预测效能,以期实现临床应用转化。
综上所述,TD与GC患者的不良生存结局显著相关。TD数目>1个的患者预后较差。建议在病理报告中记录TD数目并将其纳入pN分期系统,以更好地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金资助项目(B2025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