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能力何以促进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

How digital capability affects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farmers: Evidence from CRRS 2020 survey data

摘要

为考察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2020年CRRS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考察两者间的关系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具有显著促进效应。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能力通过提升农户认知和健康素养2条路径促进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能力对中西部地区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对东部地区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无影响；此外，相比高收入和高龄农户，数字能力对低收入、低龄农户三品认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本研究从稳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持续提升农户数字化能力、加速农户食品消费升级3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capability on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farmers， based on the CRRS farmer survey data of 2020， the Probit model i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s between the them.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1） Digital cap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farmers. 2）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capability promotes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farmers through enhancing farmers’ cognition and health literacy.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capabilit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farmer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farmer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high-income and elderly farmers， digital capability has a great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by the low-income and young farmer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steadily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farmers， and accelerating the upgrading of farmers’ food consump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数字能力 / 三品认证农产品 / 农产品消费 / 农户行为 / CRRS调查数据

Key words

digital capability /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Three-Products Certification / farmers’ behavior on consump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 farmer’s behavior / CRRS survey data

三品认证农产品（下文简称三品农产品）指的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无公害农产品，是我国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意义重大^［1］。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促进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消费”。这与近年来我国三品农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有关。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绿色食品年销售额超6 000亿元，绿色食品当年获证产品数超26 000个。但从消费端来看，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绿色食品的总体购买率仍不足6成1

1 2021年11月，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印发《绿色食品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http：//www.greenfood.agri.cn/tzgg/202306/t20230612_7995081.htm

。由此可见，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制约着我国三品农产品消费市场空间的扩展。

而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表现强劲。《中国统计年鉴》^［2］数据显示（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在人均消费支出方面，2013—2023年，全国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虽然总体上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在个别年份仍出现了下降现象。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却保持了连年持续上涨趋势，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增速来看，2013—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居民水平和城镇居民水平，展现出其在消费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而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图1），2014—2024年，我国农村、城镇及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均有所下降，但从数值上来看，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明显高于全国及城镇居民同期水平，2024年仍高达32.3%。结合近年来消费支出数据和恩格尔系数的含义来看，说明在农户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食品消费在农户消费中的比重仍较高。

2025年7月，十部门联合发布的《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提出“打通生鲜农产品进城下乡双通道”，显示出对农村生鲜农产品消费市场的重视。实际上，随着我国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食品消费需求也正加速向绿色健康方向转型，为扩展三品农产品消费市场提供了新契机。在此过程中，农户数字能力扮演了重要角色。2024年，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成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在初级及以上的占比已达50.57%。《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2

2 024年6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印发《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4/0708/MAIN1720421339805FUHDWUFD6D.pdf

指出我国农村网民线上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网络购物比例达到76.7%，且使用短视频平台购物的比例高于城镇网民1.2个百分点。事实上，数字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增加农户收入，还能拓宽农户的消费渠道，增加消费选择，降低消费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农户食品消费升级^［3］。然而，却鲜有研究关注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

围绕三品农产品，现有文献多从宏观和产业视角出发，侧重于三品农产品内涵、统计研究、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而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从城市消费者视角展开，从农户视角切入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已有研究多数是从绿色、有机或者无公害等单一产品展开的，但尚未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从数字能力方面的既有研究来看，研究主题多集中在数字能力与农户增收、金融资产、创业、电商参与、共同富裕、绿色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及作用等方面^［4-17］。但在其与农户消费方面研究不多，例如，邓瑜^［18］、司传宁等^［19］、王亚柯等^［20］、罗英等^［21］、Meng^［22］等学者从不同视角证实了数字能力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但这些研究未涉及农户的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

综上来看，现有研究在农户数字能力与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上仍存在显著的理论空白。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20年CRRS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及机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直接影响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农户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农户数字能力的内涵已经从单一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拓展至从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过程中获益的复合能力，包括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金融使用能力等。其深刻反映了农户参与数字化浪潮的主体性意愿，成为数字化背景下驱动农户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转型的关键内生变量。而三品农产品作为健康、高端农产品的代表，其消费行为亦受到数字能力的显著影响。综合相关研究理论，如图2，本研究将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影响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1.1　增强农户数字信息获取、辨别、共享能力，促进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

数字信息能力一般包括数字信息获取、判断、共享及应用能力等方面内容^［16］，数字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农户数字信息能力，进而带动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数字能力的提升为农户带来丰富的数字化信息获取渠道，如专业网站、社交媒体、短视频及电商APP等，带动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23］，有助于农户全面获取三品农产品健康、绿色、安全、营养等方面的信息。进而使农户了解到三品农产品的好处及与普通农产品的区别，通过“以数化人”，提升农户消费决策理性，从而促进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第二，数字能力的提升极大便利了农户查询三品农产品的国家标准，辨识认证的真伪，追溯产品生产信息等，有效缓解了三品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环节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便于农户在不同线上销售平台，如抖音、淘宝、拼多多等之间比较价格和甄选产品，从而增强农户在三品农产品消费方面的信息辨别能力，带动其购买三品农产品。第三，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农户凭借微信、抖音、快手、拼多多等互联网社交、直播和电商软件加速拓宽人际及媒体网络，加速着农户社会网络数字化转型，即由面对面现实互动转向面对面互动与点对点网络交流并存的形式^［24］，进而促进农户间、农户与厂家间、农户与主播间在三品农产品方面的信息共享及互动，增强了农户信息共享能力，利于带动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

1.1.2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就业创业，带动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培养自身能力来提高未来收入^［25］。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积累模式兼具“短周期积累”与“长周期投入”的特征^［26］，劳动技能的更新及衰退加速化，对传统的人力资本培养方式如教育及培训等提出了挑战。而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农户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取海量在线教育培训资源以丰富自身专业知识、技能，从而带动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农户就业创业^［27］。从创业角度来看，由于高人力资本群体具备前瞻性创业想法^［28］，也便于整合信息及资金等资源以降低其创业成本及风险^［29］，故其创业收益及成功率相对较高，也就更可能带动收入增长。从就业角度来看，相比普通农户，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在就业市场上优势突出，更可能获取高薪酬工作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同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能提升农户非农化和兼业化程度^［30］，利于其拓宽收入来源，提高收入质量，优化收入结构。而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农户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推动农户食物消费升级^［31］，扩大三品农产品消费比重。

1.1.3　增益农户数字金融使用能力，拉动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

数字金融能力被认为是通过参与数字金融服务而获益的一种能力^［19］，数字能力的提升能带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能力提升，从而促进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具体来看，一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数字能力的提升便于农户获取专业化的数字金融知识，接触多元化的数字金融平台，从而打破农村数字金融方面的数据孤岛，提升农户数字金融使用能力^［32］。同时，部分数字金融平台销售的三品农产品，也为农户提供了额外的购买渠道，利于农户扩大三品农产品消费。二是增加了信贷可得性。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农户更易于获取小额、无抵押的数字金融信贷服务，有效缓解了传统金融机构对农户“不敢贷” “不想贷”的现实困境，为农户提供即时资金支持。例如，寿光农商银行用蔬菜交易流水替代抵押物，建构起以数字信用和产销数据为核心的“产销e贷”信用贷款模式3

3 2025年9月，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digital/20250923/24e5e0879ee149b8bd184665a281b368/c.html

。而各地开展的数字金融创新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户信贷可得性及数字金融使用能力，农户的流动性约束得以有效缓解，进而增强其“能消费” “敢消费”的意愿，推动其家庭消费结构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19］，扩大对三品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三是降低了使用成本。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农户更轻松地驾驭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数字金融支付工具，减少了因现金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提款、找零、排队等方面的时间成本。同时，支付宝等平台开展的到店付款、碰一碰支付等活动提供的补贴优惠也降低了消费成本，促使农户尝试价高优质的三品农产品，在此过程中，农户的数字金融使用也得以提升，从而带动三品农产品消费^［20］。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待验证的研究假说1：

H1：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

1.2　数字能力、农户认知与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间的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感知等认知因素能够影响个体行为^［33］。在三品农产品消费方面，已有文献亦证实认知是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34-35］。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知的转变对于农户行为的影响至为重要。从实际来看，虽然数字能力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拓宽信息及消费渠道，但假如农户对三品农产品的营养价值、保健功效和环保效益等认识不清或者知之甚少，也难以促成其消费。例如，相关研究发现在部分地区农村生活环境整治过程中，由于农户受固存的思维误区影响，导致其虽知晓生活环境的重要性，却鲜见主动参与环境整治^［36］。

而由于三品农产品是绿色、安全农产品的代表。由此可见，随着数字能力的提升，认知水平高的农户更能理解和认识到三品农产品的可持续性及环境友好性。从而能够驱动农户主动购买三品农产品，进而使农户在三品农产品消费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的状态。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待验证的研究假说2：

H2：数字能力通过提升农户认知进而促进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

1.3　数字能力、健康素养与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间的关系

数字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健康素养，进而带动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主要影响在于：其一，增强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能力。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农户熟练地使用手机、电脑等数字工具通过观看讲座及直播、阅读专业文章、参与线上培训等方式获取保健及健康科普知识，提升自身健康素养，从而促使农户自发扩大三品农产品需求。其二，显著促进了线上医疗服务的使用。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农户易于使用如平安健康、丁香医生、京东健康等线上医疗平台，足不出户地获取精准化、专业化、定制化的线上问诊及远程医疗服务，相比线下就医方式，能有效降低排队和出行等方面的时间及成本，缓解了专家医疗资源难以下沉的现实困境。同时，还便于农户通过电子健康档案对自身健康实施全周期式的管理，有效拓宽了农户就医渠道，极大提升了农村医疗服务供给质量，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户健康素养，带动三品农产品消费。其三，便于农户进行自我健康管理。数字能力的提升使得农户易于使用智能穿戴设备及健康管理工具以实时掌握自身健康情况以及异常问题，辅助农户做出正确的健康决策，增强保健意识，从而提升农户自我健康管理水平及健康素养。而健康素养的提升会提高农户的健康关注，唤醒农户的健康意识，有助于农户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对绿色健康农产品—三品农产品的消费意愿^［37］。

据此，提出待验证的研究假说3：

H3：农户数字能力通过提升健康素养进而促进三品农产品消费。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数字能力。现有研究用来表征数字能力的指标构成不统一，选取依据各有其合理性。本研究使用CRRS问卷中“请对您手机功能日均使用时长的前三位进行排序”一题来表征农户数字能力。其原始选项为代码1，其中：1=新闻浏览；2=聊天社交（微信、微博、QQ、知乎、豆瓣等）；3=娱乐（游戏、直播、视频、音乐等）；4=产品交易；5=学习教育；6=接打电话；7=其他（请说明）。同时，考虑到新闻浏览和接打电话对数字能力的表征程度有限，故加以转化，即选2、3、4、5任一选项的则视为农户具备数字能力，赋值为1，且不累加，选其余选项的则赋值为04

4 本研究探讨的是农户是否具有数字能力，而不探讨能力的程度。

，将其转换为0-1型变量。

2）被解释变量—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使用CRRS问卷中询问“您家是否购买过上述认证食品的蔬菜”“您家是否购买过上述认证食品的猪肉”“您家是否购买过上述认证食品的乳制品”“您家是否购买过上述认证食品的其他食品”四题表征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任有一个答案为“是”则赋值为1，且不累加，“否”则赋值为0，以此将其转换为0-1型变量。

3）机制变量—农户认知变量使用“您是否听说过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一题设定。回答“听说过”则赋值为1，“没听说过”赋值为0。健康素养变量使用“是否有意识地学习健康或养生知识？”一题设定。回答“是”则赋值1，“否”赋值为0。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设置了户主、家庭、村庄3方面的控制变量。其中，户主方面选取性别、年龄（取对数）、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在本村职务、是否非农就业、是否兼业8个变量；家庭方面选取是否登记为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取对数）、年收入总额（取对数）、是否加入合作社4个变量；村庄方面选取地势、城郊区位、与乡镇的距离（取对数）3个变量。

2.2　模型设定

考虑到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属于二元选择变量，故本研究参考刘启超等^［38］的研究，采用Probit模型考察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P(C_i=\mathrm{1}\left|X_i\right.)=\mathrm{\varnothing }({\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D}_i+\Pi K+\epsilon )（1）

式中：i为第i个农户；C_i 为被解释变量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当C_i=1时，则表示农户消费三品农产品，当C_i=0时，则表示农户没有消费三品农产品；P(C_i=\mathrm{1}\left|X_i\right.)表示C_i=\mathrm{1}的概率；D_i 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能力；K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3层面；\Pi为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mathrm{\varnothing }（\bullet）为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beta }_{\mathrm{0}}为常数项，{\beta }_{\mathrm{1}}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3　数据来源与结果分析

3.1　样本及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该调查于2020年在中国10个省（自治区）开展，共获得300份村问卷和3 800余份农户问卷，搜集了1.5万余人的家庭成员信息，具有充分的代表性5

5 202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http：//rdi.cssn.cn/ggl/202409/t20240920_5778769.shtml

。剔除相关异常值和缺失值，本研究最终使用的有效农户样本为2 499个。

3.2　描述性结果分析

由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样本农户具有以下特征：1）受教育程度不高。均值为2.9，接近于初中文化水平；2）兼业和非农就业比例均较低，2者中兼业比例略高。兼业情况均值为0.28，非农就业情况均值为0.17；3）老龄化现象突出。农户年龄平均超过50岁；4）组织化程度不高。加入合作社的均值为0.26，登记为家庭农场的均值为0.04；5）土地经营规模不大。耕地经营面积均值约为0.12 hm²，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来看，属于小农户经营范围。

3.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基准回归结果看，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户数字能力对三品农产品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家户层面和村庄层面的相关变量后，农户数字能力和三品农产品消费间的回归系数仍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本研究的H1得以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情况来看，户主特征中年龄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负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农户对三品农产品的认识不足所致。是否兼业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正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兼业的农户收入渠道更丰富，消费能力较强，消费三品农产品的概率可能更高。

家庭特征中，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正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加入合作社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拓宽了其信息渠道，深化了其对三品农产品的认识，其也更倾向于消费三品农产品；年收入总额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农户对食物品质的追求更高，对三品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更强烈；耕地经营面积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负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经营规模大的农户农业生产能力强，因此更倾向于通过自我生产或者邻里交换的方式获取其自身所需农产品，从而导致其购买三品农产品的概率大幅下降。

村庄特征中，城郊区位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负向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城郊地区的农村邻近城市，生活成本偏高，各类支出较多，生计压力大，因此农户在购买农产品时可能更考虑性价比，而不愿为价格高企、性价比不高的三品农产品买单，从而显著抑制了其购买三品农产品的意愿。

3.4　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估计方法。本研究将Probit模型更换为Logit模型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数字能力仍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2）替换被解释变量。由于本研究的基准回归仅考察的是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影响，而未反映农户的三品农产品消费强度。因此，本研究使用问卷中“您家在最近一个月内，认证蔬菜（猪肉、乳制品）的消费量占到您家庭蔬菜（猪肉、乳制品）消费总量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等问题，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三品农产品的消费比例，以此用来表征三品农产品消费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3可知，数字能力仍对替换的被解释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3）替换解释变量。本研究借鉴罗千峰等的方法^［39］，选用问卷中农户掌握网络学习技能、线上商务技能、聊天社交技能及网络娱乐技能4种数字技能的数量之和来重新衡量农户数字能力水平，以此替代解释变量来进行检验。由表3可知，替换后的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仍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4）工具变量法。由于高数字能力的农户可能更偏好三品农产品，也就可能导致选择偏误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参考罗千峰等^［39］的方法选取除本户外的村庄平均数字能力水平作为工具变量通过IV-Probit法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4，针对变量内生性的Wald检验，P=0.027 2，拒绝原假设，故可在5%的水平上认为数字能力是内生变量。使用IV-Probit估计时，数字能力的估计系数为0.69，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5）PSM法。进一步地，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予以估计以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具体思路为：以数字能力二元选择变量作为处理变量，并以选取户主、家庭、村庄等控制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基于倾向得分依次采用多种匹配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数字能力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佐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5　作用机制检验

如前述理论分析，农户认知和健康素养在数字能力和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间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参考江艇的方法^［40］，对本研究假说2、3进行检验。表6机制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能力对农户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2）数字能力对农户健康素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验证了假说2和假说3。

3.6　异质性结果分析

1）地区异质性。本研究根据CRRS数据库中的东中西省份的用户编码将样本数据划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省份的农户群体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数字能力对中部及西部省份农户的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东部省份的农户的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却无影响。进一步计算其边际效应，得出中部省份的系数为0.085，西部省份的系数为0.084。说明相比西部省份农户而言，数字能力对中部省份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促进作用略大，但2者的数值相差不多。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2方面：一方面，由于东部省份农户的数字能力及三品农产品消费水平本就较高，可能导致数字能力对其三品农产品消费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中西部省份农户数字能力及三品农产品消费水平不高，而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扶持和数字乡村等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农户收入和数字能力提升均较快，故而数字能力对其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拉动作用较明显。

2）收入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农户按照年收入总额的中位数划分为高、低收入2组进行收入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数字能力对高、低收入组农户的三品农产品消费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计算其边际效应，得出高收入组的系数为0.080，低收入组的系数为0.123。可以看出，相比高收入农户，数字能力对低收入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低收入农户而言，高收入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基准水平较高，因此数字能力对其三品农产品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而对低收入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影响更大。

3）年龄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农户按照年龄的中位数划分为高、低年龄2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数字能力对2组农户的三品农产品消费都有显著促进作用。高龄组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085，低龄组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144。由此可见，相比高龄农户，数字能力对低龄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或许是因为低龄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三品农产品的相关知识及信息的了解程度更高，因此数字能力对其三品农产品消费的提升作用较明显。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CRRS2020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能力与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及机制。在实证方面，本研究发现：第一，数字能力能够显著促进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且这一结论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及通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数字能力通过提升农户认知和健康素养2条路径促进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第三，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因农户的地区、收入、年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差异，例如，数字能力显著促进中西部省份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但对东部省份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无影响。同时，相比高收入和高龄农户，数字能力对低收入、低龄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第四，其他部分控制变量亦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影响。其中，年龄、耕地经营面积、城郊区位等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负向影响，而兼业、加入合作社、年收入总额等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有正向影响。

在理论方面，本研究通过考察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拓展出农户数字能力和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这一交叉研究领域，可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指标构建、机制选择等方面可能仍存在潜在的局限性。

在政策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也呼吁今后消费方面的政策多关注该领域，并在政策内容上多注重与数字能力的提升相结合，以带动农村食品消费升级，扩大农村内需。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持续提升农户数字化能力。本研究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样本农户数字能力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对此，其一，应加强农户前沿数字技术适用、工具使用、平台应用等方面的系统培训，克服“木桶效应”，全面提升农户数字能力；其二，要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开发面向中老年、低收入以及特殊人群农户的针对性特色课程及培训，着力增强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能力；其三，还应培育数字乡村本土化人才，激发数字“头雁效应”，充分发挥数字化能手群体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是稳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本研究中数字能力对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这可能是各地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不一导致的。因此，首先，应稳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同时要提高基层村组织的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其次，要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依靠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拓宽网络交易渠道，创新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等方式推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全面数字化转型。此外，还需通过丰富农村数字化消费场景，加快农村数字消费金融创新，加速数字消费下乡等途径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加速农村消费市场数字化升级。

三是加速农户食品消费升级。本研究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样本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均值为0.47，处于较低水平，有待大幅提升。为此，一方面，政府应加大三品农产品的科普及宣传工作，提升农户绿色、食品安全以及保健方面的认知水平，促进农户主动消费三品农产品。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地区的三品农产品消费推广工作，既可以通过定期公益餐、助老餐以及爱心蔬菜包等方式扩大农村三品农产品消费，又可以通过认养菜园、共享农庄等模式扩大三品农产品生产，带动农户增收，增强农户三品农产品消费的内生动力。此外，由于生产是消费的保障，因此还应稳步扩大三品农产品的生产规模，通过对三品农产品生产者实施专项补贴、溢价收购、订单收购等方式，或者采用机关、企业直购等方式刺激生产扩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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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TJ045)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GQDC20200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2025年度重点课题(A2025041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25NFSB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