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安排、契约执行与数字技术采纳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contract execu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meat duck farmers’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adoption

摘要

为厘清契约安排、契约执行在养殖户数字技术采纳中的作用机理，基于全国10省共1 197份肉鸭养殖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各类契约安排、合作企业契约执行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群体差异。结果表明：1）各类契约安排、合作企业契约执行能显著促进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2）机制分析表明，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与约束型契约安排分别通过风险缓冲机制、成本降低机制与环保压力机制促进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合作企业契约执行能强化各类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技术采纳的促进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各类契约安排对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具有更强的技术采纳促进效应，支持型契约安排对大规模和具备较高数字信息获取能力的养殖户具有更强的技术采纳促进效应。据此，应推动合作企业优化契约设计，建立健全契约执行的监督与激励机制，增强对相对弱势养殖户的制度匹配。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and contract execution influence farmers’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1 197 meat duck farmers across ten provinces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of different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and contract execution by partner enterprises affect farmers’ adoption of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technolog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Various types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and contract execu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echnology adoption. 2）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safeguard-oriented， support-oriented， and constraint-oriented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promote adoption through risk-buffering， cost-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mechanisms， respectively， while， effective contract execution by partner enterprises amplifies the adoption-promoting effects of these arrangements.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exert stronger effects among farmers operating in partner enterprise-owned farmhouses， whereas support-oriented arrangement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for large-scale farmers and those with greater digit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bilit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artner enterprises should optimize contract design， establish sound supervis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contract execution，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alignment to better support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farmer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契约安排 / 契约执行 / 肉鸭养殖户 / 数字技术 / 智能环境调控技术

Key words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 contract execution / meat duck farmers / digital technology /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technologies

环境参数的波动易引发动物健康与福利问题，而数字化养殖技术以精准调控畜舍环境取代传统人工经验，有效提升动物健康水平与生产性能，对于实现绿色、健康养殖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智慧养殖提质增效，《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1］特别提出，重点应用环境精准调控、自动巡检消杀、自动采集清污、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技术装备，加快智慧牧场建设步伐。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在畜禽养殖各个环节的深入应用，以智能环境调控为代表的数字化养殖技术逐步兴起。该技术在传统单一环境调控方式的基础上，集成传感器技术、互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协同构建基于物联网的环境数据监测与调控系统^［2-4］，在改善畜禽生长环境条件、动物福利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然而，受技术与资金门槛制约，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在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应用水平仍相对较低，推广过程中还面临试错成本高、智能设备与养殖户适配性不足等现实困境^［6］，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7］。因此，在传统人工调控日益难以满足动物健康与福利需求的背景下，加速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将对改善养殖环境、促进畜禽养殖绿色转型发挥关键作用。

在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养殖户作为最终执行主体，其技术认知、资金投入意愿与风险承受能力直接决定了数字化养殖的实施成效。然而，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户在采纳新技术时面临多重制约，主要包括资金压力^［8-9］、技术门槛^［10-11］、信息障碍^［12-13］、风险厌恶^［14-15］等，这些因素共同降低了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针对上述制约因素，现有经验证据表明，政府规制^［16-17］、支持农户参与互联网活动^［18-19］、鼓励农户参与契约农业^［20-21］等措施，均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其中，契约农业因其在信息共享、技术支持、风险分担等方面的制度优势，被视为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与采纳的有效路径之一。通过参与契约农业，农户与企业、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加速农业技术推广进程，保障农业技术推广成效^［22-23］。然而，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化养殖技术，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在要素保障、技术指导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系统性、结构化的配套支持。在此背景下，若仍将“契约农业”视为同质整体，仅从“是否参与契约农业”这一单一视角切入，将难以充分揭示契约治理中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实际效应及其互动影响。因此，有必要打开契约“黑箱”，具体而言：一是揭示各类契约安排所体现的制度设计特征；二是引入契约执行作为关键调节变量，以刻画合作企业的实际履约状况。为检验上述互动机制，本研究以契约生产模式下的肉鸭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山东、安徽、江苏、四川、河南等10省1 197份肉鸭养殖户微观调研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以期厘清“制度嵌入行为”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包括：一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系统探讨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制度解释路径；二是运用潜变量方法将难以直接观测的契约安排、契约执行特征显性化，分别从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构建契约安排的测度指标体系，并从合作企业主体视角构建契约执行测度指标体系。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契约安排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机制分析

契约安排作为契约构成的基本单元^［24］，主要体现为各类条款在权责划分^［25］、要素配置^［26］和行为约束^［27］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其组合共同构成契约本身。这些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系列应对契约不完全，旨在防范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工具。在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下，针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这类高专用性、高成本的投资，契约安排通过重构农户技术采纳的预期效用函数影响其决策行为^［28］。为深入揭示这一过程的具体作用路径，本研究根据契约条款的治理功能差异，将契约安排解构为以下3个维度：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与约束型契约安排，并分别探讨其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制。

1.1.1　保障型契约安排通过风险缓冲机制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在“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下，小农户与合作企业间的契约作为一种不完全契约^［29］，可能导致准租金被挤占的“敲竹杠”行为，即农户可能依赖专用性投资挤占企业的准租金，也可能因为专用性投资而被企业挤占准租金^［30］。这一困境源于契约的不完全性^［31］，即缔约双方无法在事前约定技术迭代、市场波动等复杂情境下的权责分配，导致事后机会主义风险成为阻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的重要来源。具体而言，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采纳需要养殖户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而契约的不完全性会放大投资被“套牢”的风险^［32］：若缺乏稳定性条款约束，一方面，企业可能利用养殖户的技术依赖性压低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养殖户也可能因技术投资被“锁定”而被迫接受不利条款，导致技术投入的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升高。此时，养殖户可能会因风险感知升高而延迟或放弃技术采纳。保障型契约安排正是针对这一核心风险而设计的治理工具。其内含的长期合作承诺、双向约束条款与收益保障设计，共同构成风险缓冲机制的核心。首先，长期合作承诺通过延长交易关系的可预期性，降低时间不确定性对技术回报周期的冲击，减缓因合作中断导致的资产沉没风险。其次，双向约束条款通过提高企业与养殖户的违约成本，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收益侵占风险。最后，收益保障设计通过锁定技术采纳的最低收益，将部分市场风险从养殖户转移至企业。综上，保障型契约安排通过风险缓冲机制，将不完全契约的潜在冲突纳入可管理的交易成本框架，从而系统降低养殖户的风险感知与预期不确定性，优化其对技术采纳的成本收益评估，促使其从“风险规避”转向“风险中性”的决策模式。

1.1.2　支持型契约安排通过成本降低机制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作为理性决策者，养殖户对新技术的采纳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边际分析^［33］。然而，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通常伴随高固定成本，如物联网设备购置与自动化系统维护，以及隐形成本，如技术学习和信息搜集等，这些成本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对养殖户构成经济与能力双重压力，进而制约其技术采纳行为。支持型契约安排正是针对上述成本约束而设计的治理工具。其内含的资金补贴、技术培训与信息提供，共同构成成本降低机制的核心。首先，合作企业通过提供设备购置补贴、鸭苗与饲料等价格优惠等，直接缓解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的资金压力。其次，养殖技术培训通过知识转移，降低养殖户对新技术的认知与操作门槛，重构其技术采纳能力边界，减少因操作失误导致的效率损失。最后，合作企业通过与养殖户共享市场信息、政策信息与养殖信息，系统性打破养殖户在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中的“信息孤岛”困境，从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决策成本与“干中学”造成的试错成本。综上，支持型契约安排通过成本降低机制，将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的多维成本约束内化为契约治理的可控变量，从而重构养殖户的成本收益评估框架，促使其由“成本敏感”向“成本可承受”的行为倾向转变。

1.1.3　约束型契约安排通过环保压力机制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尽管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尚未被纳入强制性环保标准，但传统养殖模式中潜在的粗放生产行为可能导致环境污染风险积累，进而引发政策规制升级或群体性环境纠纷。养殖户在心理压力的驱动下会顺应环保规范要求，提高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积极性。约束型契约安排正是将外部环保诉求内化为可执行行为规范的治理工具。其内含的生产行为规范、环保指导与监督、奖惩机制，共同构成环保压力机制的核心。首先，生产行为规范条款通过设定刚性标准，将模糊的环保要求具体为清晰的契约条款，从而将环保压力转化为技术采纳的强制性约束。当契约设定可量化的环保标准时，传统方式可能因无法满足技术要求而被淘汰，由此产生的压力迫使养殖户将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视为理性选择。其次，环保指导与监督条款通过持续性干预形成动态约束压力，这种压力迫使养殖户持续优化技术采纳效能，将短期技术投入转化为长期生产习惯。最后，奖惩条款通过非对称激励设计将环境压力转为经济驱动力，当契约将环保达标奖励与未达标处罚精确量化时，养殖户会因环保压力而视技术采纳为经济理性选择。综上，约束型契约安排通过标准约束、过程控制与奖惩驱动给养殖户形成环保压力，将外部环境诉求转化为养殖户内生的技术采纳紧迫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契约安排能有效促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H1a：保障型契约安排通过风险缓冲机制促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H1b：支持型契约安排通过成本降低机制促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H1c：约束型契约安排通过环保压力机制促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1.2　契约执行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机制分析

在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下，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常引发缔约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34］。在养殖户与养殖企业合作关系中，缔约双方均可能存在执行偏差，但合作企业往往承担了大量资产专用性投资并以获取长期合作收益为目标，违约成本更高^［35］，因而其在契约执行中承担更多责任并面临更强约束，处于主导地位。若合作企业契约执行不足，双方易陷入短期博弈，削弱合作稳定性，增加养殖户技术采纳风险。因此，本研究聚焦合作企业契约执行，系统探讨其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1.2.1　合作企业契约执行的影响

与契约安排所体现的资源承诺不同，合作企业契约执行强调的是企业是否规范、持续且可验证地履行合同义务，包括按时、足额供给生产要素、技术支持及收购保障，其本质在于通过行为的一致性与可监督性增强合作预期的可靠性^［36］。首先，企业持续履约行为会释放可信承诺信号，减少养殖户对“高投入、低保障”的担忧。在高投入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过程中，养殖户面临设备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风险，一旦企业契约执行水平较低，将加剧技术投资回收不确定性。企业通过高契约执行水平建立起行为担保机制，降低养殖户技术投资的机会成本，使其更有信心采纳智能化设备。其次，企业契约执行过程中的协同行为，有助于增强技术适配性与实用性。企业按期组织养殖前培训、养殖中指导与反馈调整，在提升养殖户操作技能的同时，也帮助其将智能环境调控系统与饲养流程、投入品管理有机整合。尤其在温湿度控制、氨气浓度管理等环节，企业技术人员的介入能降低初期操作复杂性，降低养殖户的试错成本，提升采纳技术的成功率与收益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履约行为提升了合作关系的可预期性，促使养殖户将其技术投入行为从一次性博弈转向长期投资视角。企业按约收购、按质定价等履约行为，为养殖户锁定了收益下限，增强其技术回报的保障性。在此基础上，养殖户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投资便不再仅仅是对当前收益的风险博弈，而是构建长期合作能力、稳定技术优势的战略投资。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契约执行能有效促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

1.2.2　合作企业契约执行的调节作用

在契约关系动态运行过程中，契约执行不仅直接影响养殖户技术采纳行为，还通过调节契约安排的作用强度，重塑技术采纳决策机制。首先，保障型契约安排的影响效果依赖于企业行为与合同承诺的一致性。当合作企业“言行一致”，即其履约行为与保障型契约安排相符时，养殖户可据此验证契约可靠性，增强对合作持续性的信任，这种基于外部观察形成的信任感，使得原有保障型契约安排对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被放大；反之，若企业存在“言行背离”，即实际行为未能兑现合同承诺，即便契约稳定条款设计合理，养殖户仍可能因信任缺失而降低技术采纳意愿。其次，支持型契约安排的激励效应同样受到契约执行的一致性影响。当合作企业“言行一致”，履约行为印证其在技术、信息或投入方面的承诺时，养殖户由此形成了对支持型契约安排的现实信任感，从而更加确信自己在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过程中能够持续获得必要支持，这种由他方履约激发的资源保障预期，进一步放大了支持型契约安排对技术采纳的激励作用；反之，若合作企业存在“言行背离”行为，即便养殖户面对合同承诺，也可能因履约信号缺失而弱化采纳积极性。最后，约束型契约安排对采纳行为的引导作用亦依赖于合作企业对环保条款的执行表现。当合作企业重视履行约束型契约安排，表现出“言行一致”时，养殖户易由此提升对环保条款长期价值的认同感，这种基于他方表率形成的认知升级，使得环保条款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的引导作用明显增强；反之，若合作企业对环保条款执行不力，即表现出“言行背离”时，养殖户易将环保规定视为形式化负担，弱化约束型契约安排对技术采纳的正向引导。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契约执行能强化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H3a：契约执行能强化保障型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H3b：契约执行能强化支持型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H3c：契约执行能强化约束型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2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24年在山东、安徽、江苏、四川、河南等10省所展开的肉鸭养殖实地调研。调研对象及区域选择主要基于以下2点：一是肉鸭产值占水禽总产值约56%，其饲养规模较大，且覆盖范围更广；二是被调研区域是中国肉鸭养殖聚集区，肉鸭养殖企业众多，养殖户大多依赖“公司+农户”等合作经营模式，且与企业签订养殖合同。鉴于本研究旨在探讨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的影响，故样本限定为与企业签订养殖合同的养殖户。借助各省水禽综合试验站的肉鸭养殖户花名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调研区域内肉鸭养殖户进行“一对一”问卷访谈，内容主要涵盖养殖户个人基本状况、养殖基本状况、契约安排评价、合作企业履约水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等。本次调查共发放养殖户问卷1 228份，剔除部分数据缺失及信息前后矛盾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 197份，问卷有效率为97.48%。

2.2　模型设定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养殖户所采纳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数量，取值为0~7的整数，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因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mathrm{A}\mathrm{d}\mathrm{o}\mathrm{p}\mathrm{t}\mathrm{i}\mathrm{o}{\mathrm{n}}_i^{*}={\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C}{\mathrm{A}}_i+{\alpha }_{\mathrm{2}}\mathrm{C}{\mathrm{E}}_i+\sum {\delta }_i\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_i+{\epsilon }_i（1）

式中：i为养殖户；Adoption _i^* 为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数量潜变量；CA _i 为契约安排变量，包括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CE _i 为契约执行变量，用合作企业履约水平进行度量；Control 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养殖户个人基本特征、养殖基本特征等；α₀ 、α₁ 、α₂ 和δ_i 均为待估系数；ε_i 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2.3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2.3.1　被解释变量

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主要包括自动调节温度、自动调节湿度、自动调节光照、空气质量监测、自动化通风、粪污自动处理和自动消毒7种子技术。为量化分析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参考杨志海^［37］的做法，将养殖户所采纳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数量作为衡量其采纳行为的指标，0表示未采纳，1~7分别表示采纳“1~7种技术”。样本养殖户对不同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采纳情况见图1，其中未采纳任何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养殖户占17.38%，采纳1~7种技术的养殖户分别占比13.12%、16.88%、12.03%、11.19%、10.36%、12.36%和6.68%。可以看出，有超过半数的样本养殖户仅采纳2种及以下智能环境调控技术，这说明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程度亟待进一步提高。

2.3.2　核心解释变量

契约安排和契约执行。对于契约安排，首先，养殖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不仅受到契约条款的影响，还与养殖户的经验判断、目标取向密切相关，因而从契约条款进行客观度量难以真实反映养殖户技术采纳行为与契约安排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从养殖户主观感知角度更能真实反映契约安排对养殖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养殖户能结合契约条款、与合作企业的互动情况等，形成不同的认知态度，从而形成差异化的采纳行为。因此，本研究从养殖户感知角度设计契约安排测量指标体系。其次，为更全面考察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的影响，本研究从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3个维度进行考察。对于以上变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度，具体定义及赋值见表1。

对于契约执行，本研究聚焦于合作企业的履约行为，强调企业在契约关系中的责任承担与行为规范。为准确反映养殖户对企业履约状况的实际认知，本研究从养殖户视角出发，构建合作企业契约执行的测量指标体系，涵盖生产资料供给、沟通与反馈机制、产品收购、应急支持、技术服务、环保监督落实等。上述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度，具体定义及赋值见表2。

为检验测度的有效性，对表1和表2的共24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0.957，Bartlett检验的P<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所提取的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为80.25%。在此基础上，采用Cronbach’α系数检验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保障型、支持型、约束型契约安排及契约执行4个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17、0.922、0.954和0.921，表明量表信度良好。基于上述通过检验的测量题项，对各题项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熵值法计算各题项权重，最后得出3类契约安排及合作企业契约执行水平的综合指数。

2.3.3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养殖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养殖经验、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借贷行为、养殖保险和风险偏好等个体特征，选取养殖规模、土地拥有情况、养殖物资规模和地形等养殖与区域特征，总计1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在模型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省际差异。

2.3.4　中介变量

本研究中介机制包括风险缓冲机制、成本降低机制和环保压力机制，分别通过养殖户的风险应对行为、要素获取便利性和环保适应行为予以体现。其中，风险应对行为通过捕捉养殖户对潜在交易风险的应激反应，测度指标包括是否考虑过更换合作企业、是否调整过出栏量和生产投入数量；要素获取便利性反映养殖户在合作过程中获取生产要素支持的难易程度，测度指标包括技术学习、信息获取、生产性贷款获取和合同签订难易程度；环保适应行为则表征养殖户对环境规制要求的适应程度，测度指标包括对环保政策了解程度、新养殖技术关注程度及同其他养殖人员关于环保养殖的交流频率。对于以上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度，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对应综合指数。

3　实证结果分析

鉴于契约安排和契约执行变量为取值在0（非0）到1之间的综合指数，为缓解其因偏态分布可能引发的非线性问题，并增强边际效应的经济解释力，在回归前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转换。

3.1　基准回归

表4为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包含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模型（2）包含契约执行，模型（3）则同时包含各类契约安排和契约执行。以养殖户未采纳、采纳4种和采纳7种智能环境调控技术为例，进行相应的边际效应估计。模型（1）和（3）及相应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表明，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即契约中关于合作稳定、要素支持与环保约束的安排越详尽，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概率越高，假说1得以初步验证。模型（2）和（3）及相应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契约执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即合作企业契约执行水平越高，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概率越高，假说2得以初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型契约安排对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促进作用最大，保障型契约安排其次，约束型契约安排最小。这一结果符合养殖户“理性人”行为特征，养殖户在对技术是否采纳这一决策过程中通常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权衡可能收益与潜在成本，做出最优选择。支持型契约安排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显著降低技术采纳门槛；而保障型契约安排则通过长期合作的信任与预期增强养殖户安全感与信任感，有助于其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做出积极采纳决策。相比之下，约束型契约安排更多体现为外在约束与行为规范，在短期内对提升养殖户技术采纳意愿的激励效应相对有限。

表4表明大多数变量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控制变量选取的合理性。相比于一般种植业，肉鸭养殖周期较短，技术更新更灵活，往往年龄较大、养殖经验更丰富的养殖户更易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女性在养殖过程中往往更谨慎，对新技术的采纳可能持有中立态度，男性则更易接受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带来的挑战与风险。健康水平更高的养殖户往往精力更充沛，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应用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经常使用互联网获取养殖信息的养殖户，能够及时了解并跟进行业最新技术动态，增加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从而更易采纳技术。有借贷行为的养殖户通常表现出更强的投资意愿和更高的资本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加关注长期发展，对后续能提升效率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会有更高的采纳意愿。购买养殖保险的养殖户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管理意识，更能接受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中的不确定性；而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养殖户通常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更愿意采纳前沿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以期提高生产效益。拥有更大养殖规模和更高养殖设备与器具市场现价的养殖户，意味着他们具备更强的资金实力和更高的资产基础，能承受智能环境调控技术的高初期投入，因而技术采纳的可能性更高。

3.2　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契约安排、契约执行和智能环境调控技术之间可能会存在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选择性偏误以及互为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条件混合过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采用熵值法计算出契约安排的综合指数，以弱化单一维度契约安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契约安排，选取“养殖场房归属情况”作为工具变量。一般而言，养殖户的场房归属情况往往能说明养殖户与养殖企业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这种合作紧密程度将影响契约安排综合得分，而养殖户的场房归属情况对其智能环境调控技术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契约执行，选取“养殖场与合作企业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一般而言，养殖区域距合作企业越近，养殖户与合作企业的信息沟通更顺畅，合作企业对养殖户的生产指导与监督更便利，合作企业契约执行水平越高的可能性越大，而养殖区域距合作企业距离与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没有直接联系。

由表5所示的估计结果可知，辅助参数atanhrho_12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0，说明契约安排和契约执行均为内生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以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为基准组，是否为自有场房与是否为租赁第三方场房养殖户这2个虚拟变量对契约安排的估计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养殖区域与合作企业距离对契约执行的影响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控制内生性后，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仍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假说1，采用以下3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若养殖户至少采纳1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选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6的第2列。其次，替换解释变量。在此对核心解释变量更换测度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测度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及合作企业契约执行水平，估计结果见表6的第3列。最后，控制抽样误差。为控制不同省份养殖户数量差别过大而产生的抽样误差，在剔除掉养殖户数量最多和最少的省份后，再次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6的第4列。上述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4　机制分析

3.4.1　中介效应分析

为检验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是否分别通过风险缓冲、成本降低和环保压力3种机制促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分别以风险应对行为、要素获取便利性与环保适应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采用适用于非线性模型的KHB方法进行效应分解，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7。

首先，KHB模型结果表明风险应对行为在保障型契约安排与技术采纳间存在中介效应。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契约提供长期合作承诺与收益保障时，能有效稳定养殖户的未来预期，减少其因不确定性而频繁调整生产决策的动机。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知较低的情境下，农户开展长期性、专用性投入的可能性更大，新技术采纳的意愿更强烈^［38-39］。假说1a得以验证。其次，KHB模型结果表明要素获取便利性在支持型契约安排与技术采纳间存在中介效应。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契约提供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和信贷支持等关键要素时，能有效降低养殖户采纳新技术的经济门槛与信息成本。而在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中，生产资源可及性越高，试验成本与失败风险越低，农户采纳意愿亦更强^［40-41］。假说1b得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该间接效应估计值较大而显著性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因为成本降低机制的有效性在不同养殖户中存在异质性，导致其在整体样本中的平均效应被部分稀释。最后，KHB模型结果表明环保适应行为在约束型契约安排与技术采纳间存在中介效应。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契约内嵌明确的环保标准、监督与奖惩条款时，能有效引导养殖户增强对环保政策的关注、提高对绿色技术的接受度，并促进同行间的环保交流。在环保认知水平较高、与同行环保互动频繁的情况下，农户更易形成对绿色生产的积极态度，从而在生产决策中采纳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技术^［42-43］。假说1c得以验证。

3.4.2　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合作企业契约执行在契约安排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分别引入各类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由模型（6）、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可知，契约执行与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和约束型契约安排的交互项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合作企业契约执行能强化各类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假说3a、3b与3c得到验证。值得注意的是，从不同交互项的系数大小来看，合作企业契约执行对支持型契约安排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强化作用最大，即支持型契约安排更依赖于企业履约行为的配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技术培训、物资补贴和技术服务等要素支持更直接关系到养殖户在技术采纳初期的投入成本与资源可得性，养殖户作为“理性人”，在技术采纳决策过程中，更关注合作企业能否及时、足额兑现要素支持承诺，从而降低自身实际成本。因此，企业是否“言行一致”成为各类契约安排能否真正转化为采纳激励的关键前提。

3.5　异质性分析

3.5.1　场房归属异质性

由于场房产权配置模式存在差异，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与企业存在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其决策行为更多依赖于企业的技术指导、管理支持等；自有场房养殖户拥有稳定的场房产权，长期投资意愿较强，其经营独立性较强，决策行为更多基于自身长期利益的考虑；租赁第三方场房养殖户由于经营期限不确定性且需支付租金，更倾向于规避技术采纳的风险和成本，对契约安排的敏感度会更低。据此，以场房归属性质为分类依据，将样本养殖户划分为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自有场房养殖户和租赁第三方场房养殖户3类群体进行分组回归，并基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对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9。可知相较于其他类型养殖户，各类契约安排对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的经营资产具有较高的关系专用性，其价值高度锁定于现有的合作关系。因此，这类养殖户对旨在保障合作稳定、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条款最为敏感。

3.5.2　规模异质性

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契约安排对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在不同规模养殖户中也呈现出异质性。对于资源禀赋较高、处于规模化发展阶段的养殖户而言，其养殖系统更为复杂，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更高，数字技术采纳的动因也更为强烈；相比之下，资源禀赋较低、处于小规模养殖阶段的养殖户由于生产规模较小，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对契约安排的敏感度会更低。据此，以年出栏量为分类依据，将样本养殖户划分为大规模和小规模养殖户2组。考虑到样本养殖户年出栏量的核密度图存在明显右侧拖尾，为缓解分布偏态对分组结果的影响，在此对年出栏量进行自然对数转换，使其分布更接近正态。在此基础上，以对数化后年出栏量的中位数为分界点进行分组回归，并基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对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0。可知相较于其他类型养殖户，支持型契约安排对大规模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这说明支持型契约安排对技术采纳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规模门槛，这可能是由于大规模养殖户具备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组织管理水平，能更高效地吸收外部支持资源，并将技术培训、设备投入等要素转化为技术采纳的现实实践；而小规模养殖户受限于初始投资能力、较高的学习成本及较低的抗风险阈值，难以充分兑现同等支持型契约安排的价值。

3.5.3　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异质性

数字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养殖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对契约安排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养殖户在信息接入与应用能力上的差距会形成信息门槛，高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往往更易获取养殖技术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技术采纳风险；低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对于信息的获取往往依赖于传统的线下培训等。据此，以养殖户是否会使用互联网渠道获取肉鸭养殖信息为分类依据，将样本养殖户划分为高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和低数字信息获取能力2类群体进行分组回归，并基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对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0。可知相较于其他类型养殖户，支持型契约安排对高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由于高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在数字与信息处理能力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快速、精准地理解和获取最新的技术动态、市场趋势及管理经验，进而更敏锐地识别契约中关于要素支持的条款，将其转化为提升生产效益的技术采纳行为；反之，低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可能因无法跨越信息门槛，难以充分兑现同等支持型契约安排的价值。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以契约生产模式下的肉鸭养殖户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契约安排与契约执行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2024年全国10省1 197份肉鸭养殖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契约安排能有效激励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其中，支持型契约安排的促进作用最大，保障型契约安排次之，约束型契约安排最小。第二，合作企业契约执行在推动养殖户采纳智能环境调控技术方面表现出显著成效。第三，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与约束型契约安排分别通过风险缓冲机制、成本降低机制与环保压力机制影响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第四，合作企业契约执行能强化各类契约安排对养殖户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且对支持型契约安排激励效应的强化作用最大。第五，异质性检验表明，各类契约安排在合作企业场房养殖户中具有更强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促进效应；支持型契约安排对大规模和具备较高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的智能环境调控技术采纳促进效应更强。

4.2　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实践启示：

第一，优化契约设计，推动保障型契约安排、支持型契约安排与约束型契约安排的多维联动与协同实施。合作企业在与养殖户签订契约时，应合理纳入稳定收购安排、技术与投入支持条款以及环保操作规范，通过条款组合提升制度安排的整体效能。例如，可尝试将环保达标情况与保障性收购条款挂钩，形成“绿色—稳定”双重激励，以提升技术采纳积极性。

第二，建立健全契约执行的监督、激励与反馈机制，提升合作企业履约行为的规范性与引导效应。建议由行业协会或地方政府牵头，推动构建信用评价机制，强化合同备案管理，并试点建设养殖契约数字化管理平台，将关键履约行为上链传证，以此提升契约执行的透明度与约束力。

第三，完善契约设计的差异化匹配，聚焦对弱势养殖户的精准赋能。对于租赁第三方场房的养殖户，其困境在于缺乏与合作企业深度绑定的专用性资产，核心是强化保障型契约安排的兜底功能，例如采取“长期保底订单+专用设备租赁”的组合契约，并辅以简明的支持型契约安排；对于小规模、低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养殖户，其困境在于资源与信息瓶颈，核心在于提升支持型契约安排的可得性与适配性，例如设计定额补贴、线下定期技术辅导等条款以降低技术采纳门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的通知［EB/OL］. ［--］.

[2]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elines for the National Smart Agriculture Action Plan （2024-2028） ［EB/OL］. ［--］. in Chinese）

[3] Muhammed D， Ahvar E， Ahvar S， Trocan M， Montpetit M J， Ehsani 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AIoT） for smart agriculture： A review of architectures，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J］.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2024， 228： 103905

[4] 杨飞云， 曾雅琼， 冯泽猛， 刘作华， 李保明. 畜禽养殖环境调控与智能养殖装备技术研究进展［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2）： 163-173

[5] Yang F Y， Zeng Y Q， Feng Z M， Liu Z H， Li B M. Research status on environmental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2）： 163-173 （in Chinese）

[6] Ahmed M M， Hassanien E E， Hassanien A E. A smart IoT-based monitoring system in poultry farms using chicken behavioural analysis［J］. Internet of Things， 2024， 25： 101010

[7] 付晓， 魏晓莉， 严士超， 戴百生， 姜润杰， 周建钊， 张翼， 王鑫杰， 沈维政. 畜舍养殖环境智能监控研究现状及展望［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24， 45（5）： 672-684

[8] Fu X， Wei X L， Yan S C， Dai B S， Jiang R J， Zhou J Z， Zhang Y， Wang X J， Shen W Z. Statu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breeding environment in livestock barn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45（5）： 672-684 （in Chinese）

[9] 王惠， 吴惠芳. 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 基于数字化养猪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5（2）： 177-188

[10] Wang H， Wu H F.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digital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digital pig breeding［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25（2）： 177-188 （in Chinese）

[11] 李保明， 王阳， 郑炜超， 王朝元. 畜禽养殖智能装备与信息化技术研究进展［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21， 42（6）： 18-26

[12] Li B M， Wang Y， Zheng W C， Wang C Y. Research progress on intelligent equip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1， 42（6）： 18-26 （in Chinese）

[13] Koech R， Haase M， Grima B， Taylor B. Barrier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adoption of irrigation technologi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Bundaberg region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J］.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2021， 70（4）： 909-923

[14] 陈钇涵， 赵敏娟. 资本禀赋对农户有机肥替代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及作用机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116-127

[15] Chen Y H， Zhao M J.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capital endowment on farmers’ adop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substitution technology ［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4（3）： 116-127 （in Chinese）

[16] Drewry J L， Shutske J M， Trechter D， Luck B D， Pitman L. Assess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access barriers among crop， dairy and livestock producers in Wisconsin［J］.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19， 165： 104960

[17] 张晓慧， 李天驹， 陆爽. 电商参与、技术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100-109

[18] Zhang X H， Li T J， Lu 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technology perception and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6）： 100-109 （in Chinese）

[19] Shiferaw B， Kebede T， Kassie M， Fisher M. Market imperfections，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Uganda： Challenges of overcoming multiple constraints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 46（4）： 475-488

[20] 孙彬涵， 罗小锋. 跨越信息门槛有助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吗［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11）： 34-50

[21] Sun B H， Luo X F. Will crossing information threshold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4（11）： 34-50 （in Chinese）

[22] 高杨， 牛子恒. 风险厌恶、信息获取能力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8）： 109-127

[23] Gao Y， Niu Z H. Risk avers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bility and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green control techniques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8）： 109-127 （in Chinese）

[24] Yu L L， Chen C， Niu Z H， Gao Y， Yang H R， Xue Z H. Risk aversion， cooperative membership and the adoption of green control techniques：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9： 123288

[25] 任重， 郭焱. 环境规制、社会资本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1）： 2872-2888

[26] Ren Z， Guo Y.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low-carb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1）： 2872-2888 （in Chinese）

[27] 沈玉洁， 谷满仓， 田蓬鹏， 赵敏娟. 环境规制、绿色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兼论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5， 39（1）： 1-15

[28] Shen Y J， Gu M C， Tian P P， Zhao M J.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perception and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5， 39（1）： 1-15 （in Chinese）

[29] 孙子烨， 宫思羽， 余志刚. 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4）： 12-26

[30] Sun Z Y， Gong S Y， Yu Z G. Influence of digital literacy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29（4）： 12-26 （in Chinese）

[31] 郭巧苓， 马骥. 互联网应用对农户精准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 基于907个蛋鸡养殖户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12）： 25-45

[32] Guo Q L， Ma J. The impac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precis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f farmer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907 layer farmer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4（12）： 25-45 （in Chinese）

[33] 毛慧， 周力， 应瑞瑶. 风险偏好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基于契约农业视角再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4）： 74-89

[34] Mao H， Zhou L， Ying R Y. Farmers’ risk preferences and their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farming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4）： 74-89 （in Chinese）

[35] 谭永风， 陆迁， 张淑霞. 契约农业能否促进养殖户绿色生产转型［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7）： 16-33

[36] Tan Y F， Lu Q， Zhang S X. Can contract farming promote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7）： 16-33 （in Chinese）

[37] 陈吉平， 刘宇荧， 傅新红. 合作社社会化服务能促进农户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采纳吗： 来自四川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2， 27（6）： 264-277

[38] Chen J P， Liu Y Y， Fu X H. Can cooperative social service promote farmers’ adoption of IPM technolog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ichuan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2， 27（6）： 264-277 （in Chinese）

[39] 刘金晶， 刘灵芝. 合作经营如何促进养殖户数字技术采纳： 以鸭RFID脚环、翅标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12）： 46-67

[40] Liu J J， Liu L Z. How can cooperative operation promote farmers’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case of duck RFID foot-rings or wing-markers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4（12）： 46-67 （in Chinese）

[41] 朋文欢， 黄祖辉. 契约安排、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实证：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7（4）： 143-158

[42] Peng W H， Huang Z H.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choice preferenc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for smallholders： A study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47（4）： 143-158 （in Chinese）

[43] 罗珊， 苏时鹏. 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机制：权能突变与行权模式：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9）： 2360-2371

[44] Luo S， Su S P. Design of power mutation and exercise mod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principal-agent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9）： 2360-2371 （in Chinese）

[45] 周立， 汪庆浩， 罗建章. 组织治理契约：组织化推动土地资源资本化的理论机制与实践探索［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2）： 39-62

[46] Zhou L， Wang Q H， Luo J Z. Govern contracts by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to land resource capitaliz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5（2）： 39-62 （in Chinese）

[47] 洪名勇， 曹豪爽. 空间距离何以影响农地流转契约实施机制选择［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2）： 69-82

[48] Hong M Y， Cao H S. How spatial distance affects the choice of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contracts［J］. China Rural Survey， 2025（2）： 69-82 （in Chinese）

[49] Abebe G K， Bijman J， Kemp R， Omta O， Tsegaye A. Contract farming configuration： Smallholders’ preferences for contract design attributes ［J］. Food Policy， 2013， 40： 14-24

[50] 徐攀， 李杰义. 基于数字治理视角的订单农业履约风险规避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8）： 127-138

[51] Xu P， Li J Y. Risk avoidance mechanism for contract agriculture fulfillment from a digi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4（8）： 127-138 （in Chinese）

[52] 刘凤芹. “公司+农户”模式的性质及治理关系探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5）： 45-50

[53] Liu F Q. On the nature and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of “Company+Farmer” model ［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9（5）： 45-50 （in Chinese）

[54] Grossman S J， Hart O 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691-719

[55] 刘馨月， 周力. 专用性投资与契约稳定性的再审视： 基于外部选择的探讨［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8）： 68-78

[56] Liu X Y， Zhou L. A review of specific investment and contract stability： Discussion based on outside option［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9（8）： 68-78 （in Chinese）

[57] Li M Y， Wang J J， Zhao P J， Chen K， Wu L B.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green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perceptions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38： 140289

[58] 郑晓书， 王芳. 一个不完全契约履约效率的案例研究： 基于农业循环经济项目的实践逻辑［J］. 农业经济问题，2021（10）：64-77

[59] Zheng X S， Wang F. A case study on the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circular economy project［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10）： 64-77 （in Chinese）

[60] 尹云松， 高玉喜， 糜仲春. 公司与农户间商品契约的类型及其稳定性考察： 对5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个案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8）： 63-67

[61] Yin Y S， Gao Y X， Mi Z C.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ypes and stability of commodity contracts between companies and rural households： A case study of fiv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3（8）： 63-67 （in Chinese）

[62] Poppo L， Zenger T. Do formal contracts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function a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8）： 707-725

[63] 杨志海. 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来自长江流域六省农户数据的验证［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 44-58

[64] Yang Z H. Ageing， social network and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farm households in six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8（4）： 44-58 （in Chinese）

[65] 姜维军， 颜廷武， 张俊飚. 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 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3）： 50-62

[66] Jiang W J， Yan T W， Zhang J B. Can Internet use promote farmers to adopt straw returning technolog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model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1（3）： 50-62 （in Chinese）

[67] 杜三峡， 罗小锋， 黄炎忠， 唐林， 余威震. 风险感知、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稻农生物农药技术采纳行为［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7）： 1768-1779

[68] Du S X， Luo X F， Huang Y Z， Tang L， Yu W Z. Risk perception，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and rice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biological pesticide technology ［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1， 30（7）： 1768-1779 （in Chinese）

[69] 耿宇宁， 郑少锋， 陆迁. 经济激励、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来自陕西猕猴桃主产区的证据［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6）： 59-69， 150

[70] Geng Y N， Zheng S F， Lu Q. Impact of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ocial networks on farmers’ adop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the kiwifruit main production areas of Shaanxi Province ［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6）： 59-69， 150 （in Chinese）

[71] 王晓焕， 李桦.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2）： 86-97

[72] Wang X H， Li H. Effects of farmer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n the substitution behavior of organic fertilizer for chemical fertilizer ［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2）： 86-97 （in Chinese）

[73] 田梦玲， 刘瑞峰， 王剑. 农户会因同伴而采纳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吗： 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案例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25（3）： 65-86

[74] Tian M L， Liu R F， Wang J. Will farmers adopt environment-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because of their peers： Case study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5（3）： 65-86 （in Chinese）

[75] 温素悦， 陈哲， 夏显力， 张济舟， 谢守红.数字农技推广服务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10）：43-52

[76] Wen S Y， Chen Z， Xia X L， Zhang J Z， Xie S H. Impact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services on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10）： 43-52 （in Chinese）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5BGL179)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CARS-4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