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

Impact mechanism of carbon label recogni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Based on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摘要

为探究利用市场化环境信息工具推动农业减排的有效路径，基于山东省和河南省895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碳标签认知不仅直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还能通过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产生显著的间接驱动作用；2）机制检验表明，价值感知与责任意识在两者间不仅具有独立的中介作用，还形成了“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行为”的链式中介路径，揭示了行为转变从工具理性评估到价值规范内化的渐进心理过程；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上述机制受到农户内在特质与外部情境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正向调节以价值感知为核心的中介路径，而市场距离则负向调节以责任意识为核心的中介路径。因此，在推行农产品碳标签制度时，政策设计应遵循“激励-内化”的行为转化规律，并依据农户风险态度与市场可达性的差异实施精准干预，以更有效地引导农业绿色生产转型。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effective pathway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emission reduction using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ools based on micro-survey data from 895 rural households in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s. It employed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arbon label recogni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Carbon label recognition not only directly promotes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but also exerts a significant indirect driving effect through value perception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2）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value perception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function as independent mediators but also form a chain mediation path of “recognition→value perception→sense of responsibility→behavior”， illustrating the gradu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behavioral change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evaluation to the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 norms. 3）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bove mechanism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farmers’ intrinsic traits and external contexts， with risk preference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mediation path centered on value perception， while market distanc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on path centered 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when implementing carbon labeling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policy design should follow the behavioral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incentive- internalization” and implement targeted intervention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farmers’ risk attitudes and market accessibility to more effectively guide the transition to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碳标签认知 / 价值感知 / 责任意识 / 绿色生产行为 / 风险偏好 / 市场距离

Key words

carbon label recognition / value perception /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 risk preference / market distance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我国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重要抓手，全力促进碳减排。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总产值约占全球的22.5%，但长期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使其成为温室气体排放（以甲烷和氧化亚氮为主）的主要来源，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1］。在此背景下，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已不仅是行业内在需求，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双碳”重大战略目标的落地进程与实施成效。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性决策主体，其绿色生产行为是减少农业污染、降低碳排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2］。然而，农户在实施绿色生产行为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认知不足、行为滞后、技术使用障碍、劳动力老化、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等^［3-5］。因此，探索如何有效激励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更是当前政策制定中急需破解的现实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与环保意识的提升，消费市场对绿色、低碳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碳标签（Carbon label）作为一种融合法规和市场约束的环境信息工具应运而生。消费者可通过碳标签了解产品或服务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信息，帮助其识别消费品的环境绩效，从而引导消费决策，并最终通过“低碳溢价、市场准入、政策支持”等多种市场机制反向激励生产端优化生产方式、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6-7］。相较于工业消费品，农产品碳标签制度在我国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广大农户对其认知程度普遍较低。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并积极推动碳标签政策实施的节点上，一个具有高度现实紧迫性的科学问题是农户对碳标签的初步认知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其绿色生产行为，厘清这一问题，对前瞻性地利用市场化工具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围绕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已开展了广泛探讨，主要集中在3个维度：一是分析农户个体及家庭禀赋特征的影响，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社会资本等^{［5，8-9］}；二是关注农户内在心理因素的作用，如环境认知、价值感知、风险偏好、责任意识等^［10-12］；三是聚焦外部环境因素，如数字技术、市场环境、政府规制、非正式制度、地理环境等^{［2，13-16］}。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环境信息工具，如环境信用评级、绿色认证等对消费端和生产端的影响^［17-18］，但对碳标签这一新型方式的研究较为缺乏，存在以下补充完善的空间：一是多数研究集中于消费端，探究碳标签对消费者低碳产品的购买意愿与消费行为等^［6，19］，忽视了其对生产端主体的激励效应，这使得政策工具的设计缺乏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二是多数研究局限于对影响效应的直接分析，对碳标签认知如何作用于生产行为的中间机制挖掘不足，尤其缺乏对工具理性评估与价值理性内化如何链式衔接的深入分析；三是较少探讨生产者的异质性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其影响的调节效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措施的针对性，难以支撑精准干预策略的设计。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山东省和河南省48个村895份农户调研数据，致力于在以下3个方面实现理论探索与创新：一是理论整合层面，有机融合信号传递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感知价值理论、规范激活理论、环境素养理论与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构建以价值感知与责任意识为链式中介的“认知→价值→责任→行为”传导路径，揭示从外部认知到内在心理再到行为转化的复杂过程，深化对环境信息工具作用机制的理论理解；二是机制深化层面，引入风险偏好与市场距离作为调节变量，分别检验其对“认知→价值感知”前端路径与“责任意识→行为”后端路径的边界作用，从而阐明碳标签信号何以引发差异化行为响应，为后续精准干预提供依据；三是问题导向层面，将研究视角从消费端延伸至尚未被充分关注的生产端，直面农业减排与碳标签制度推进的现实需求，为借助市场化工具有效引导农业绿色转型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碳标签认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碳标签是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狭义上指附着于终端消费品包装上的可视化标签^［6，19］。但结合我国大宗农产品（如粮食）的流通特性，其多以“散粮”形式经由龙头企业、合作社或粮库收购进入市场，因此本研究探讨的碳标签认知，其语境并非仅限于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零售包装标签，而应扩展为一种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农产品低碳属性信息标识体系。其在生产端的具体实现形式可能体现为粮食收购企业推行的“绿色低碳评级”、参与国家或行业“低碳农产品认证”的资格或基于碳足迹核算的“环境积分”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虽未直接表现为消费端的物理标签，但同样承载着将农产品隐含碳信息标准化、信号化的核心功能，旨在通过收购标准、溢价激励或市场准入等渠道，将低碳价值导向传导至生产决策源头——农户。因此，本研究的碳标签认知，实质是农户对以低碳为导向的农产品价值认证体系的运行机制、认证标准及市场价值等方面的知晓度和理解度。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碳标签认知是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认知前提。信号传递理论指出，在农业生产与市场体系中，供应链核心企业（如粮企、加工企业、大型合作社）或认证机构，可通过建立“低碳农产品认证或评级体系”这一可观测信号，向农户传递市场对农产品环境属性的偏好与价值评估标准^［20］。对以销售“散粮”为主的农户而言，这种生产端的信号（如更高的收购等级、溢价承诺、专项补贴或长期采购协议等）能够有效降低其关于“绿色生产是否具有市场回报”的信息不对称，弥补其在产业链中的信息弱势地位，即当农户认识到此类信号所代表的规则与价值，便能更清晰地理解“低碳生产→碳标签→环境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关联，进而形成清晰的行为指引^［6，21］。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类活动是认知、环境与行为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环境因素能够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并推动行为改变^［22］。碳标签所代表的环境信息和决策规则会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认知过程，农户一旦认识到碳标签的重要性，如“碳标签代表环境友好，更受市场欢迎”“碳标签农产品出口免碳关税”等，便会预期未来的市场准入、政策监管或消费者选择等变化，从而产生规避风险（如避免产品被市场淘汰）或迎合趋势（如抢占绿色市场先机）的直接动机。在对潜在收益与损失的理性分析及对明确外部信息和规则的响应中，农户更倾向于调整生产策略、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以提升农产品的环境绩效。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1：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2　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与感知价值理论，碳标签认知通过提升价值感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有效的信号能减少不确定性并引导行为决策。碳标签本质上是农业市场中经过认证的“环境-经济”信号，其认知过程即是农户对信号所隐含的潜在价值进行解读的过程，当农户知晓碳标签代表低碳排放的环境属性与市场认可的经济属性时，便可能形成对其绿色生产行为所能带来的多重价值的积极评估，进而激活多维价值感知，包括感知到“绿色生产→碳标签认证→更高售价”的经济价值、“绿色生产→碳足迹降低→环境改善”的生态价值与“绿色生产符合政策导向与公众需求”的社会价值^［23］。根据感知价值理论，当农户通过碳标签认知建立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积极价值感知后，会形成绿色生产是有益且值得的行为的积极态度，进而更利于转化为实际行为，如感知到碳标签农产品经济价值的农户会更愿意施用有机肥，感知到生态价值的农户更倾向于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选择节水灌溉等低碳生产方式^［24-25］。综上，碳标签认知通过农户接受与解读信号激活价值感知，进而驱动绿色生产行为，形成“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绿色生产行为”的中介路径。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2：价值感知在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1.3　责任意识的中介作用

基于规范激活理论与环境素养理论，碳标签认知通过提升责任意识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规范激活理论认为，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是被激活的道德规范直接驱动的，而规范的激活取决于其对问题后果的认知和自身责任的归因。在此框架下，碳标签以直接的方式将抽象的环境与气候问题和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利于使农户更清晰地认识到农业生产中碳排放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及其潜在后果，进而促使农户进行责任归属判断，提升责任意识^［26］。环境素养理论进一步强调，责任意识是个体环境知识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关键中间变量，具备较高环境素养的个体，其环境知识更容易内化为环境责任感，并驱动环境行为。因此，碳标签认知作为一种直观的环境知识输入，利于激活生产者责任这一道德规范，进而为行为改变提供内在驱动力。即当农户的环境责任意识被碳标签认知强化后，为避免“认知-行为悖离”，农户履行环境责任、减少自身行为对环境负面影响的道德压力会成为其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绿色生产实践的内在动因^［27］。综上，碳标签认知作为一种外部环境信息干预，通过提升农户对行为后果的认知并激活其责任意识和道德规范，最终驱动其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形成“碳标签认知→责任意识→绿色生产行为”的中介路径。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3：责任意识在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1.4　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碳标签认知通过“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的链式路径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VBN理论系统阐释了个体价值观、环境信念及道德规范如何依次影响并促成环境行为^［28］。碳标签认知作为初始外部信息刺激，首先作用于农户的价值感知，其既传递了产品的碳信息，也作为一种市场信号，暗示了低碳农产品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当农户认知并理解这一信号时，会启动对采取绿色生产行为所带来的多重收益的评估过程，从而形成积极的价值感知，完成外部认知向内在价值判断的初步转化。继而，被激活和强化的价值感知会影响个体的环境信念感，利他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会塑造个体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生态世界观，并提升其对自身行为可能引发环境后果的认知^［29］。即农户强烈的价值感知使其更加确信绿色生产行为的正外部性属性，强化保护环境至关重要的信念感，并清晰地认识到不采取绿色生产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而激活农户的道德规范，使其倾向于将保护环境的责任归因于自身，形成自觉的责任意识。最后，被激活的责任意识利于使个体产生一种必须采取行动以履行责任的心理压力或道德义务感，驱动农户做出采取绿色生产的决策和行为，以减轻内心的道德失衡。综上，碳标签认知通过提升农户对绿色生产综合价值的感知，深化其环境信念并激活责任意识，最终驱动其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形成“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绿色生产行为”的中介路径。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4：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在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1.5　风险偏好与市场距离的调节作用

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并非在真空中运行，其效能受内在心理特质和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首先，碳标签认知转化为价值感知的过程受到农户风险偏好的调节，并影响到以价值感知为核心的2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根据前景理论，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并非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更关注相对于参照点的收益与损失，且通常表现出损失厌恶特征^［30］。将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视为一项投资决策，其未来收益对农户来说可能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对风险喜好型农户而言，他们更敢于承担新技术、新市场带来的风险，更倾向于将碳标签认知解读为一个潜在的机遇信号，对其可能带来的超额收益抱有更乐观的预期，进而更容易形成正向价值感知，并放大以价值感知为核心的2条中介路径的影响效应；而风险规避型农户可能更关注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带来的潜在损失（如投入成本增加、产量波动风险等），对碳标签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持怀疑和谨慎态度，进而其价值感知的形成过程会受到抑制，并降低两条中介路径的影响效应^［31］。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5：风险偏好正向调节与价值感知相关的2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

其次，责任意识向绿色生产行为转化的过程受到市场距离的调节，并影响到以责任意识为核心的2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责任意识作为一种道德驱动力，为农户提供了采取绿色生产行为的意愿，但将意愿付诸实践，尤其实现绿色农产品的市场价值，需要克服一系列交易成本，即受到市场距离这一关键情境因素的作用。距离较近的农户前往市场进行交易的时间、交通及信息搜寻成本均较低，即他们能够更方便地销售产品、获取市场信息并验证碳标签的价值，形成“责任驱动→行为实践→市场回报”的正向循环，强化了责任意识与生产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即便捷的市场准入条件使得由责任意识激发的行为意向能够较为顺畅地转化为实际行动^［32］。对距离较远的农户而言，高昂的交易成本形成了一定的行为障碍，即使农户责任意识很强，但考虑到将绿色农产品运至市场销售的难度、获取价格信息的滞后及面临的市场不确定等因素，其行为意愿将会降低，进而其责任意识难以有效转化为具体行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6：市场距离负向调节与责任意识相关的2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构建图1的分析框架。

2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25年6—7月在位于黄淮海平原的山东省和河南省开展的微观农户调研。选取该区域主要基于以下3点考虑：一是该区域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高，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核心区，且生态环境压力与绿色转型需求并存，探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对保障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二是该区域农业生产结构多样，种植方式与经营规模存在差异，农户绿色生产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具有异质性，利于分析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三是该区域是多项农业绿色发展战略和政策试点实施区，为理解政策与市场互动下的农户行为提供了现实情境。

为获得客观有效的研究数据，主要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完成数据收集。首先，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农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选取山东省菏泽市和德州市，河南省周口市和新乡市作为样本市。其次，在每个样本市内随机抽取2个县（区），共计8个县（区）。再次，在每个样本县（区）内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再随机选取3个行政村作为调研地，共计48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20户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研成员均是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采用一对一访谈方式完成问卷。共发放问卷960份，回收后经严格审核，剔除信息缺失严重及回答存在明显逻辑矛盾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95份，问卷有效率为93.23%。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经营特征、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情况、环境感知、市场条件及政策评价等多个维度，为实证分析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

2.2　变量定义

2.2.1　因变量——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本研究中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指其在农业生产前、中、后采取的能够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保护生态系统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生产实践。参考已有研究做法^［33-35］，从产前源头控制、产中过程管理及产后末端循环3个方面来测度，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进行衡量。

2.2.2　自变量——碳标签认知

碳标签认知指农户对以低碳为导向的农产品价值认证体系的运行机制、认证标准及市场价值等方面的知晓度和理解度^{［6-7，19］}，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衡量。

2.2.3　中介变量——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

价值感知指农户对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类价值的综合评价，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3个维度^［6，24］；责任意识指农户对自身农业生产行为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所应承担责任的主观认同感，即个人道德规范的激活程度，包括后果意识、责任归属和责任担当意愿3个维度^［24］。2个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衡量。

2.2.4　调节变量——风险偏好和市场距离

风险偏好反映农户在面对不确定性决策时的态度^［31］，具体通过“在农业生产决策中，您是否愿意尝试新技术、新模式，即使它可能失败？”来衡量，回答“愿意”赋值为1，“不愿意”赋值为0。市场距离是客观情境变量，衡量农户与市场连接的便利程度^［32］，具体通过“您家到最近的主要农产品交易市场（如乡镇集市、县城批发市场）的实际距离”来衡量，回答“≤5 km”赋值为1，“>5 km”赋值为0。

2.2.5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2-3，5，8-16］}，设置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等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3个变量。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人数3个变量。经营特征包括耕地面积、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否加入合作社3个变量。具体见表1。

2.3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融合了传统的因素分析和统计分析，具有结构化和线性特征，可同时处理多个因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36］。本研究中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及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难以直接测量，属于潜变量，且变量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适合采用SEM分析。SEM中有2个基本模型，即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具体的模型方程如下：

\eta =B\eta +\Gamma \xi +\zeta（1）

\mathit{X}={\mathit{\Lambda }}_x\xi +\delta（2）

\mathit{Y}={\mathit{\Lambda }}_y\eta +\epsilon（3）

式中：\eta和\xi分别为内生和外生潜变量；B和\Gamma为路径系数，分别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zeta为残差项；\mathit{X}为外生可观测变量向量；\mathit{Y}为内生可观测变量向量；{\mathit{\Lambda }}_x为外生观察变量与外生潜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mathit{\Lambda }}_y为内生观察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delta和\epsilon为残差项。式（1）为结构模型；式（2）和（3）均为测量模型。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测量模型信度及效度检验

信度反映测量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测量误差越小，结果稳定性和可靠性越高^［36-37］。使用SPSS 26.0软件计算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及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以检验数据的可靠性。通常将0.6作为这2个指标的阈值极限，结果值越高，信度越高。由表2可知，本研究中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在0.7以上，CR值均在0.8以上，符合相应的约束条件，表明问卷数据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在反映实际情况方面足够可靠。

效度反映测量模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可分为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收敛效度^［36-37］。首先，本研究中潜变量的路径设定及测量变量的题目设计均基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已有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准则效度。其次，Kaiser-meyer-olkin（KMO）值、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和因子载荷是评价收敛效度的常用指标，当KMO值、AVE值和因子载荷均>0.6时，可认定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由表2可知，各指标值均>0.7，表明问卷的收敛效度良好。

3.2　结构模型拟合度检验

采用极大似然法构建碳标签认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Amos26.0软件拟合数据与模型间的适配程度。基于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3个维度的重要拟合指标检验整体模型的适配度。由表3可知，初始模型中12个指标的检验结果均达到适配标准，可用于检验研究假说。

3.3　结构模型估计结果及路径分析

由表4所示的SEM标准化路径系数分析结果，发现碳标签认知对农户价值感知（β=0.297，P<0.01）和责任意识（β=0.221，P<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碳标签认知作为一种复合信号传播给生产者的过程中，可对农户的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即认知是价值评估的前提，当农户对碳标签的了解越深入，越可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采取绿色低碳生产模式可能带来的多重价值；且农户通过了解碳标签所代表的科学内涵将更容易将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与自身的实际生产行为联系起来，从而产生较强的环境责任感。换言之，标签认知对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的积极影响体现了知识传播和普及对提升环境价值观和伦理观的重要作用。价值感知（β=0.307，P<0.05）对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表明“利”与“义”并非对立，而是促进责任意识从道德约束转变为蕴含机遇的积极选择，即当农户清晰地感知到绿色生产行为能带来切实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收益）时，这种正向的预期会强化而非削弱其责任意识。可能的原因是价值实现降低了农户履行责任的心理成本和行为门槛，使得责任感变得具体和可行，从而形成“行善获利”的良性局面。价值感知（β=0.189，P<0.1）和责任意识（β=0.318，P<0.01）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责任意识的影响强度高于价值感知，表明内在责任感是个体行为改变最稳定和持久的内在动力，当责任感内化为个人价值观的一部分时，农户会主动和积极地寻求和实践绿色生产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没有强烈责任感的驱动下，根据理性行为理论，当农户感知到可观的利益与价值时，也可为行为改变提供有效激励。此外，根据结构模型，碳标签认知不仅通过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间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还可以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结果显示碳标签认知（β=0.255，P<0.01）与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假设，即假设H1得证。这可能因为碳标签认知本身包含了个体“如何做”的知识和信息，农户一旦了解了碳标签的内在意义，便可能直接知晓应采取哪些相应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措施以满足市场和公众需求，从而直接转化为行动，体现了“知”与“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控制变量中，受教育年限（β=0.167，P<0.01）、农业收入占比（β=0.018，P<0.01）、家庭劳动力人数（β=0.152，P<0.05）、耕地面积（β=0.065，P<0.05）和是否加入合作社（β=0.116，P<0.1）对生产行为呈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β=-0.079，P<0.1）呈显著负向影响，性别、年龄与土地细碎化程度影响不显著。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数与耕地面积体现了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所需知识、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正向影响，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体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更可能具有较强的学习与认知能力、信息获取和风险应对与决策能力，利于增强其对长期环保投资和收益的认知与评估能力；家庭劳动力人数与耕地面积构成了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基础，利于使农户更有能力承受采取新模式、尝试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短期波动或失败风险，体现了家庭资源禀赋的重要性。农业收入占比的正向影响揭示了生计依赖性的微弱效应，即农户家庭收入越依赖于农业，其更可能有动力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升农业产业的稳定性和长期盈利能力。加入合作社的正向影响凸显了外部组织在降低行为门槛中的关键作用，即合作社作为重要的农业经营组织，通过风险共担、规模效益等多种机制促进了农户生产行为的变革，充当了连接外部绿色规范与内部生产实践的“制度桥梁”。家庭年收入的显著负向影响背后可能蕴含多层逻辑，一是考虑收入效应及风险偏好转变的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农业产出可能不再是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对农业的生计依赖性降低，缺乏采取绿色生产方式以增加收入的内在需求，同时承担相应风险的动机不足；二是考虑机会成本的作用，高收入家庭可能认为将时间和资金投入农业变革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即便他们认识到绿色生产的长期价值，高昂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抑制其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三是考虑投资偏好与农业定位的差异，高收入农户可能更倾向于将农业视为一种“生活保障”或“景观资产”，而非进行集约化投资和创新性经营，进而导致其生产策略趋于保守。

3.4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6.0中的Process插件的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操作中设置抽样次数为5 000次，取效应参数分布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数值为上下界，即设定了95%无偏差校正置信区间（95% CI），进而检查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若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不显著。

表5是碳标签认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3条路径分析结果。可见，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生产行为（β=0.051，P<0.05，95%置信区间从0.041到0.072）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为34%，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2.59%，验证了价值感知在碳标签认知与绿色生产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假设，即假设H2得证。这一结果符合信号传递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碳标签认知使农户理解“绿色生产→碳标签认证→价值实现”这一信号，并通过激活价值感知，降低农业生产转型中的成本-收益不确定性，进而显著推动行为转化。碳标签认知→责任意识→生产行为（β=0.070，P<0.01，95%置信区间从0.049到0.097）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为46.67%，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28%，验证了责任意识在碳标签认知与绿色生产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假设，即假设H3得证。这一结果体现了道德和内化规范的力量，印证了规范激活理论与环境素养理论的核心观点，碳标签通过简单直接的信号量化碳足迹，使生产行为与环境后果的关联显性化，强化了农户的后果意识、责任归属和责任担当意愿，这种源于内心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成为行为转型的稳定动力。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生产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β=0.029，P<0.05，95%置信区间从0.016到0.047），且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为19.33%，占总效应的比例为7.16%，可知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可通过提高价值感知和增强责任意识进行传导，验证了价值感知和责任意识在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这一假设，即假设H4得证。此外，为更清晰、直观地展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上述拟合结果，绘制的链式中介模型路径系数结果图见图2。

以上所验证的链式中介路径，其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市场化环境政策工具影响农户行为的心理演化过程并非单一、静态的，而是一个从工具理性驱动到价值理性内化的动态过程。传统理论常将基于利益的“工具理性”与基于道德的“价值理性”视为并行或对立的驱动因素，而“价值感知→责任意识”这一路径表明，二者存在递进与转化关系，即农户对碳标签所蕴含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的积极感知（工具理性），并不必然停留在功利计算层面。当农户认识到绿色生产能带来切实利益时，这种积极的价值评估会降低其对行为改变的心理抵触，并促使个体从认知上重新评估自身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表明在农户的决策框架中，“利”与“义”并非割裂，对“利”的清晰认知可以催化对“义”的认同与内化。当农户通过碳标签信号确信绿色生产“值得做”时，他们更有可能进一步思考“谁该来做”的问题。经济利益、环境效益和社会认可所带来的自我效能感与正面社会身份感知，会强化其作为“负责任生产者”的角色认同，从而激活更深层的道德规范与责任意识。这一发现将感知价值理论与规范激活理论有机衔接，证明了外部市场信号可以通过塑造积极的成本-收益认知，来促进环保道德规范的内部生成，而非仅仅依赖外部规制。进而提示现实政策实践应超越“单纯经济激励”或“单纯道德宣教”的单维思路，转而采用“经济激励先行，道德内化跟进”的渐进式策略。

3.5　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后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

1）风险偏好调节了与价值感知相关的2条中介路径。在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生产行为路径中，当农户对风险的态度是喜好时，该路径的间接效应值为0.069，95% CI为［0.055，0.087］；而当其对风险的态度是厌恶时，效应值降为0.043，95% CI为［0.032，0.059］，组间差异为-0.026，95% CI为［-0.034，-0.012］，不包括0，表明风险偏好的调节效应显著。在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生产行为路径中，风险喜好型农户的效应值（0.036）显著高于厌恶型（0.023），组间差异为-0.013，且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风险偏好的调节效应显著，即风险喜好型农户不仅更容易因价值感知而采取行动，也更倾向于将其转化为积极的责任感。由此，假设H5得证。这一结果表明对风险厌恶型农户而言，即便他们了解碳标签，其对潜在价值的积极评估及由此引发的行为转化也会被显著抑制。这暴露了依靠市场价值信号进行激励的政策设计可能存在的“失灵区”，即对风险厌恶型农户，抽象的远期收益难以对冲其对转型过程的现时焦虑。因此，若想实现对更广泛农户群体的有效激励，政策设计必须超越单纯的价值宣传，积极配套设计切实的风险缓冲与分担机制。

2）市场距离调节了与责任意识相关的2条中介路径。在碳标签认知→责任意识→生产行为路径中，当农户距离市场较近时，该路径的间接效应值为0.083，95% CI为［0.072，0.097］；而当其距离市场较远时，效应值降为0.059，95% CI为［0.044，0.076］，组间差异为-0.024，95% CI为［-0.032，-0.013］，不包括0，表明市场距离的调节效应显著。在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生产行为路径中，市场距离较近农户的效应值（0.038）显著高于距离较远者（0.022），组间差异为-0.016，且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市场距离的调节效应显著。由此，假设H6得证。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农户通过碳标签认知内化了强烈的环境责任，较远的市场距离所代表的高昂交易成本（如交通、时间、信息获取成本）也会严重降低其将责任感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与意愿，体现了道德与责任驱动的行为转化一定程度上依赖便利的市场可达性。若农村基础设施与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再强的环保宣教也可能在“最后一公里”失效。因此，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必须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构建近距离的产销对接平台同步推进。

3.6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实证结果的说服力，本研究采用以下2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3.6.1　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碳标签认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或模型中遗漏变量，进而造成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再估计。借鉴已有研究的思路^［38］，选取“同村其他农户碳标签认知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首先，该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碳标签认知”高度相关。理论上，农户个体的碳标签认知水平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同一个村的村民处于共同的信息环境、社会网络与乡村治理结构中，关于碳标签等新兴市场信号的知晓度、讨论热度与理解度会受到邻里间的影响。其次，该工具变量不直接影响个体的绿色生产行为。从作用路径上看，其他农户的平均认知水平本身并不构成对特定农户生产决策的直接约束或激励。最后，该工具变量通过系列统计性检验。一是一阶段回归的F>10，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二是Hansen J统计量对应的P>0.1，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三是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对应的P<0.1，表明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以上分析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外生性及有效性条件。

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个体的碳标签认知；第二阶段结果显示，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直接效应及通过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的间接效应依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且符号与基准模型一致。这表明，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研究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3.6.2　子样本回归以检验结论的异质性

为检验核心结论是否受特定样本的影响，本研究按照省份划分子样本重新进行估计。分省份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山东省还是河南省的子样本，碳标签认知通过价值感知与责任意识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主要路径均保持显著，且路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水平与全样本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本研究揭示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地域的农户群体中具有较好的普适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山东省和河南省895份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标签认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内在机制与群体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1）碳标签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既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也体现为通过价值感知与责任意识产生间接效应。

2）价值感知与责任意识在碳标签认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作用。两者不仅发挥独立中介作用，还共同构成“碳标签认知→价值感知→责任意识→生产行为”的链式中介路径，揭示了外部认知信号影响个体行为改变的复杂心理机制，即碳标签认知首先提升农户对绿色生产综合价值的感知，进而强化其个人道德规范与责任感，最终促使行为发生。

3）农户内在心理特质与外在情境因素对上述影响机制具有显著调节作用。风险偏好调节了与价值感知相关的两条中介路径，风险喜好型农户更可能将碳标签认知转化为价值感知，并进一步强化为责任意识，其“价值驱动”路径的效果比风险厌恶型农户更强。农户家庭与市场的距离调节了与责任意识相关的2条中介路径，距离市场较近的农户，其责任意识更容易被唤醒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且整个链式中介路径的影响效应更强。

4）农户的资源禀赋与组织化程度是绿色生产行为的重要保障因素。受教育水平、农业收入占比、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等资源能力变量及加入合作社这一组织化因素均对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4.2　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方面的政策启示：

1）强化“碳标签+”认知普及，注重知识传递的精准性与实用性。政府与农业推广部门应积极开展系统性碳标签知识宣传与培训，制作包含短视频、宣传画册、碳足迹计算小程序在内的“碳标签+”科普资料包。宣传内容应直接关联农业生产活动，重点阐明碳标签的环保意义及其对农户的实用价值，如减少20%的农药化肥施用量，如何降低农产品的碳足迹并带来收益的提升。

2）构建价值感知与责任意识共同发力的激励体系。在价值感知层面，需建立明确的市场和社会激励机制。一是创建“优质优价”市场通道，如联合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及机关单位食堂，设立“低碳/绿色农产品专区”，并对获得认证的农产品给予明确的采购溢价与流量扶持；推动粮食收储企业与加工企业将“低碳认证”作为优质优价的重要依据，并签订定向采购协议。二是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如开发“碳足迹减量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对经认证的农户及合作社提供利率优惠、贷款贴息及更灵活的还款方式，将环境绩效直接转化为融资便利。在责任意识层面，应积极塑造社会规范与环境伦理，促进责任内化与习惯养成。一是塑造低碳生产的社会规范，如在村域层面广泛开展“绿色种植示范户”评选与故事宣传，将低碳生产与乡村精英身份、家庭声誉紧密绑定。二是简化行动指南与提供正向反馈，如为农户提供低碳生产技术指南并建立反馈机制，可通过合作社或数字平台向农户展示其生产行为带来的碳减排量估算，强化其环保贡献的自我认同。

3）推进风险共担和数字赋能，破解特定群体行为转型障碍。针对风险厌恶型农户，积极构建“风险缓冲-技术托管”保障体系。一是设立绿色转型风险基金，由政府与龙头企业共同出资，对因短期内采纳绿色生产而蒙受损失的农户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覆盖产量、价格等关键风险。二是推广全链条技术服务托管，鼓励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从测土配肥到绿色防控的“菜单式”托管服务，通过专业化服务降低农户面临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针对市场距离较远农户，加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碳标签数字服务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缩短偏远地区农户的信息市场距离，使其能及时获取市场动态和技术支持，同时可积极扶持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持续发展，构建本地化绿色供应链。

4）积极培育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组织化水平，并加强对重点人群的赋能与支持。一是应着力扶持合作社发展，尽可能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发挥其统一生产标准、农资采购、品牌销售与技术培训的核心优势，有效降低单个农户采取绿色生产模式的成本和风险，实现微观农户与宏观市场的有效对接。二是政策资源应向教育水平相对偏低、耕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倾斜，为其提供更简化、直观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方案和便捷的信贷支持；对高收入、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应更侧重于强调其作为乡村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金书秦， 林煜， 牛坤玉. 以低碳带动农业绿色转型： 中国农业碳排放特征及其减排路径［J］. 改革， 2021（5）： 29-37

[2] Jin S Q， Lin Y， Niu K Y. Driv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low carb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in China［J］. Reform， 2021（5）： 29-37 （in Chinese）

[3] 熊飞雪， 饶盼， 章磊， 朱述斌. 数字技术应用对粮食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5， 30（4）： 257-268

[4] Xiong F X， Rao P， Zhang L， Zhu S B.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grain grow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5， 30（4）： 257-268 （in Chinese）

[5] 颜廷武， 姜维军， 夏庆利. 本地与跨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5， 35（4）： 177-189

[6] Yan T W， Jiang W J， Xia Q L. Impact of local and cross-regional socialized services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5， 35（4）： 177-189 （in Chinese）

[7] 王娜娜， 王志刚， 罗良国. 技术偏好异质性、农户参与式方案创设与政策绿色转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3）： 136-156

[8] Wang N N， Wang Z G， Luo L G. Technology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scheme design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policies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3）： 136-156 （in Chinese）

[9] 杨志海， 王洁. 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长江流域六省农户的调查［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3）： 725-737

[10] Yang Z H， Wang J. How can the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affect green grain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farmers in six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0， 29（3）： 725-737 （in Chinese）

[11] 曾茂春. 低碳标签、消费者感知价值与低碳产品购买意愿： 基于成渝地区消费者的问卷调查［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5）： 61-64

[12] Zeng M C. Low-carbon labels， consumers’ perceived value and willingness to buy low-carbon product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onsumers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J］. 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 2024（15）： 61-64 （in Chinese）

[13] 魏德才.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标签运行之法律规制［J］. 学术交流， 2023（4）： 101-115

[14] Wei D C. Legal regulation of carbon label operation under the target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J］. Academic Exchange， 2023（4）： 101-115 （in Chinese）

[15] 熊鹰， 何鹏.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生产绩效研究： 基于四川省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28（1）： 136-146

[16] Xiong Y， He P. Impact factors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adoption of green control technolog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ice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20， 28（1）： 136-146 （in Chinese）

[17] 杨兴杰， 齐振宏， 陈雪婷， 杨彩艳. 社会资本对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决策行为的影响： 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0， 25（6）： 183-198

[18] Yang X J， Qi Z H， Chen X T， Yang C Y.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adop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echnology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aking rice and shrimp co-culture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0， 25（6）： 183-198 （in Chinese）

[19] 李慧， 石玲玲， 陈风波， 章家恩. 市场感知、农药认知与农户绿色施药行为： 基于广东省13市稻农的调研数据［J］. 生态经济， 2023， 39（12）： 134-138

[20] Li H， Shi L L， Chen F B， Zhang J E. Market perception， pesticide perception， and application behavior of green pesticide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rice farmers in 13 cities of Guangdong ［J］. Ecological Economy， 2023， 39（12）： 134-138 （in Chinese）

[21] 仇焕广， 苏柳方， 张祎彤， 唐建军. 风险偏好、风险感知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7）： 59-79

[22] Qiu H G， Su L F， Zhang Y T， Tang J J. Risk preference， risk perception and farmers’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7）： 59-79 （in Chinese）

[23] Xu Z H， Meng W C， Li S Q， Chen J， Wang C W. Driving factors of farmers’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haviors in the multi-ethnic region in China based on NAM-TPB models ［J］.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24， 50： e02812

[24] 张康洁， 李福夺， 尹昌斌. 耕地质量保护背景下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动机研究： 基于南方稻区的实地调查［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2）： 85-97

[25] Zhang K J， Li F D， Yin C B. Farmers’ motivation to adopt green manure-rice system under background of cultivated land and quality conservation： Based on field survey in southern rice region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2）： 85-97 （in Chinese）

[26] 李芬妮， 张俊飚， 何可. 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北1105份农户调查数据［J］. 资源科学， 2019， 41（7）： 1227-1239

[27] Li F N， Zhang J B， He K.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1105 households in Hubei Province ［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7）： 1227-1239 （in Chinese）

[28] Liao Q， Wang X D， Yang R.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Internet use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5， 518： 145964

[29] Ke C Y， Huang S Z.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subsidies on agricultural low-carbon production behavior： A survey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24， 242： 117768

[30] 陈海盛， 沈满洪. 环境信用制度选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10）： 106-115

[31] Chen H S， Shen M H.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credit systems and improvement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4（10）： 106-115 （in Chinese）

[32] 孙洪锋， 刘嫦， 郭娟娟. 政府绿色认证制度对制造业企业的环境激励效应与溢出效应［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7）： 76-87

[33] Sun H F， Liu C， Guo J J. Environmental incentive effect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s green certification system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4（7）： 76-87 （in Chinese）

[34] 张露， 郭晴. 碳标签对低碳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与中介效应分析的实证研究［J］. 系统工程， 2015， 33（11）： 66-74

[35] Zhang L， Guo Q. Impact mechanism of carbon labeling on low-carbon agri-product consumption behavior：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mediation test ［J］. Systems Engineering， 2015， 33（11）： 66-74 （in Chinese）

[36] 谭瑾， 徐光伟. “双轮”驱动下环境规制差异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J］. 软科学， 2023， 37（11）： 99-106

[37] Tan J， Xu G W.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driven by “two wheels”： Based on signal transmission theory ［J］. Soft Science， 2023， 37（11）： 99-106 （in Chinese）

[38] 姜冰， 于洋， 崔力航， 魏艳骄. 食品认证标签的消费者偏好异质性研究： 基于选择实验的证据［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9）： 217-231

[39] Jiang B， Yu Y， Cui L H， Wei Y J. Heterogeneity of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food certification labeling： Evidence based on choice experiment method［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29（9）： 217-231 （in Chinese）

[40] 钱海闽， 周培宇， 梁昌勇. 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岗位胜任力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J］. 华东经济管理， 2025， 39（5）： 110-118

[41] Qian H M， Zhou P Y， Liang C Y. Competency of middle manage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25， 39（5）： 110-118 （in Chinese）

[42] 李换利， 薛彩霞， 李福夺， 姜璇. 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中药材种植户的随机对照试验［J］. 资源科学， 2025， 47（6）： 1327-1340

[43] Li H L， Xue C X， Li F D， Jiang X. Effect of information-embedded policy tools on farmers’ low-carbon production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ith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in Qinling-Daba Mountain area ［J］. Resources Science， 2025， 47（6）： 1327-1340 （in Chinese）

[44] 张嘉琪， 颜廷武， 江鑫. 价值感知、环境责任意识与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 基于拓展技术接受模型的多群组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4）： 99-107

[45] Zhang J Q， Yan T W， Jiang X. Value perception，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farmers’ behavior of straw resource utilization： Multi-group analysis based on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4）： 99-107 （in Chinese）

[46] 夏燕， 江海燕， 李世杰. 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 以大宝山尾矿区生态修复为例［J］. 热带地理， 2023， 43（3）： 495-506

[47] Xia Y， Jiang H Y， Li S J.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ct in pro-environment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e tailings area of the Dabaoshan Mountain ［J］. Tropical Geography， 2023， 43（3）： 495-506 （in Chinese）

[48] 秦曼， 杜元伟， 万骁乐. 基于TPB-NAM整合的海洋水产企业亲环境意愿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9）： 75-83

[49] Qin M， Du Y W， Wan X L. On the pro-environment willingness of marine fishery enterprises based on TPB-NAM integra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9）： 75-83 （in Chinese）

[50] 郭清卉， 李昊. 基于环境素养和环境规制双重视角的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5， 39（2）： 14-25

[51] Guo Q H， Li H. Research on farmer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5， 39（2）： 14-25 （in Chinese）

[52] 石志恒， 张衡. 基于扩展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8）： 96-102

[53] Shi Z H， Zhang H.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examined through the value-belief-norm theory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8）： 96-102 （in Chinese）

[54] 张福德. 环境治理的社会规范路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11）： 10-18

[55] Zhang F D. On the social norm approach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11）： 10-18 （in Chinese）

[56] 李瑞洋， 刘晓梅. 农民工托育选择： 演化博弈下的两方主体互动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6）： 187-200

[57] Li R Y， Liu X M. Childcare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of two-party interaction through evolutionary game ［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6）： 187-200 （in Chinese）

[58] 毛慧， 周力， 应瑞瑶. 风险偏好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基于契约农业视角再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4）： 74-89

[59] Mao H， Zhou L， Ying R Y. Farmers’ risk preferences and their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farming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4）： 74-89 （in Chinese）

[60] 米锋， 陈婧茹， 施建魁， 李沁诗. 农业产业组织、零售市场距离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5， 35（3）： 174-183

[61] Mi F， Chen J R， Shi J K， Li Q 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retail market proximity， and farmers’ecological production behavior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5， 35（3）： 174-183 （in Chinese）

[62] 张文英， 王丁怡， 陆迁.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8）： 21-30

[63] Zhang W Y， Wang D Y， Lu Q.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on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farmer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8）： 21-30 （in Chinese）

[64] 石志恒， 符越.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土地规模和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2， 27（3）： 240-254

[65] Shi Z H， Fu Y.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organization， land scal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rmers’green productio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2， 27（3）： 240-254 （in Chinese）

[66] 王欣， 陈玉兰， 赵达君. 基于SEM的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研究： 来自新疆352个样本农户的证据［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4）： 67-74

[67] Wang X， Chen Y L， Zhao D J. Research on gree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behaviors of farmers based on SEM： Evidence of 352 sample farmers from Xinjiang［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 43（4）： 67-74 （in Chinese）

[68] 武照亮， 靳敏.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基于“情境—过程—影响”的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5（1）： 55-66

[69] Wu Z L， Jin M. Research on behavior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ontext-process-impact ”［J］.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25（1）： 55-66 （in Chinese）

[70] 张康洁， 李福夺， 尹昌斌. 知识扩散何以影响稻作系统转型实践？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链式中介效应［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3， 28（1）： 48-66

[71] Zhang K J， Li F D， Yin C B. How does knowledge diffusion a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ice cropping systems？ Chain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3， 28（1）： 48-66 （in Chinese）

[72] 闫迪， 张晋睿， 褚力其， 项雯. 信息错配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 基于山东寿光蔬菜种植户的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11）： 246-260

[73] Yan D， Zhang J R， Chu L Q， Xiang W. Impact of information mismatch on farmers’ produc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vegetable growers in Shouguang， Shandong Province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29（11）： 246-260 （in Chinese）

基金资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GYH12025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