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测度、动态演进与收敛性分析

Measurement， dynamic evolution and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n China

摘要

为厘清农村民生发展特征及演变规律，基于农村民生发展的基本内涵构建了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2013—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收敛性检验模型考察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空间差异、时空演变规律和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形成东部领先、中部追赶、东北和西部落后的分布格局。2）农村民生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缩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最主要的差异来源，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的区域内差异最大。3）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绝对差异扩大，各省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演进方向和转移概率受邻近省份发展差异的影响，呈现地区辐射效应。4）全国与东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全国及四大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本研究可为探寻民生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its basic connotation. An entropy method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s across China’s 31 provinces from 2013 to 2023 （the data do not include those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gions. The same below）. Subsequently，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arkov chains， and convergence testing model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s exhibit a steady upward trend， form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eading in the east， catching up in the middle， lagging in the northeast and west regions. 2）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s shows a narrowing trend， with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being the primary spatial source of variation. The greates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most pronounced within the eastern region. 3） Absolute disparities in China’s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re widening.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and transition probability of provincial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s are influenced by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neighbouring provinces， demonstrating a regional radiation effect. 4） Significant absolute β-convergence exists in both national and eastern regional rur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s， with notable conditional β-convergence observed nationally and across all four major region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foundations for exploring pathways toward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农村民生 / 水平测度 / 区域差异 / 时空演变 / 收敛特征

Key words

rural people’s livelihood / measurement / regional differences /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民生发展连着民心，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反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根本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作为工作重点^［1］，不断增进民生福祉。2024年7月1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1

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民生发展是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执政为民的核心体现与必然价值追求。民生建设实践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我们党始终将发展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点任务，农村民生问题历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议题，尤其是在当下追求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时代需求下，农村民生的内容持续丰富和拓展，农村民生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作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然之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途径。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文件，也长期关注民生发展，在基本医疗覆盖、基础设施改善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现下依然存在堵点、难点和痛点，尤其是在农村，民生领域仍存在突出矛盾，如教育资源配置断层，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短缺与闲置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会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民生供给资源与民生需求错配。鉴此，在当下日益变化的农民民生需求与农村民生建设滞后的矛盾渐趋加深的现实情况下，农村民生发展程度如何？区域农村民生是否均衡充分发展？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如何动态演进？这一系列问题亟需立足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解读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基本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客观分析其空间差异及来源、分布动态及趋势演进和空间收敛特征，为破解中国民生领域建设难点提供决策参考。

既有研究大都侧重于民生理论层面，而关于民生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欠缺。在理论层面，整体呈现出由基础性概念界定向系统性框架构建^［2-3］的演进过程，并逐步拓展至民生保障机制^［4-5］和执政理念^［6-8］等多元维度，研究领域逐渐由针对单一领域的问题研究转向系统全面的多领域。在实证层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3方面：其一，测算民生发展水平。主要聚焦于民生指数^［1，9］、民生三感^［10-11］、民生满意度^［10］以及民生福祉^［12］的测算。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等围绕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生活环境构建民生指数^［1］；杨金龙等基于经济、公共服务、政治、安全、自我实现等5个维度考察中国人民获得感^［11］。其二，考察民生发展的差异。既有研究主要从省际、城市群视角对民生发展的空间差异性进行分析。陈明华等^［13］首次从空间和结构视角系统考察城市民生发展差异，认为城市民生发展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陈明华等^［14］揭示了城市群民生发展差异主要源于各城市群内部差异。李瑾等^［15］指出广东省各市民生福祉差异较大，地区间差异构成其主要来源。其三，探讨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关于民生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相对较少，钟业喜等^［16］指出财政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等均对中国城市民生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高和荣等^［17］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就业水平对本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密度和财政分权度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既有关于民生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大量文献就农村民生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展开研究，仅个别文献将其作为综合性概念进行系统性探讨^［18］，但仍存在几方面亟待拓展。一是关于农村民生发展的认识尚不充分，理论内涵及所涵盖领域仍需进一步探讨，囿于民生问题随时代发展动态变化，民生诉求也随之升级演变，民生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也应不断补充扩展。二是指标选取视角存在差异，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框架。就不同机构而言，官方统计层面常侧重客观指标，学术界常纳入主观福祉，国际标准则涵盖环境、社会参与等非经济维度^［19］；就不同区域而言，东部地区多关注生活质量，而西部地区则更重视基本保障。基于不同视角或地区自身情况选取指标合成民生综合发展指数，导致省域间民生发展水平缺乏可比性。三是既有研究主要基于省域、城市群或单一城市视角来评估民生发展状况，其指标体系难以适配农村特性，尚未着眼于农村层面，将民生涉及的多重领域视为整体系统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对其进行发展水平评估，且涉及农村民生发展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以及收敛性的系统剖析较为匮乏，无法准确厘定农村民生发展程度并剖析其发展差距及演变格局，难以为搭建农村民生治理路径提供数据支撑。

为此，本研究立足于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福祉保障，探究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内涵特征，围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尝试从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精神文化、公共事务5个方面构建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测度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生活质量、基本保障等某一方面的评估；同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空间差异并对其进行分解；此外，运用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和收敛性模型揭示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与收敛特征，为制定针对性农村民生治理路径提供参考。

1　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

1.1　基本内涵

民生作为一个永恒性话题，其内涵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动态演进和扩展。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0］。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生活需要分为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进一步分化和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5个方面需要^［21］。农村作为民生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其民生状况的改善关系到国家整体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及可持续性。所谓农村民生，主要是指以广大农民群众为核心主体，以解决现实农村民生问题为根本使命，以最大化满足农村居民持续升级的物质需求与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目标归宿的民生建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农村民生更加注重民生建设的平衡与充分、民生诉求的多元与全面、民生福祉的优渥与共享。由此，结合当下农村现实情况，参考2021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构建^［22］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简称《规划》），立足于解决民生问题、回应民生诉求、应对主要矛盾与实现根本性目标，农村民生的基本内涵可集中概括为5个维度的发展需求：1）经济生活是农村民生发展的基本前提^［23］。农村民生发展依赖于经济建设，坚实的经济基础是改善民生的首要条件，它贯穿于农村生产、收入、消费等各个环节，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存存量与发展能力。2）社会发展是农村民生发展的有效保障。社会发展是改善和保障农村民生的重要部分^［24］，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程度，通过完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福祉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全面振兴。3）生活环境是农村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活环境涵盖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治理保护，聚焦住房、道路、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全面提升。建设美丽乡村是满足农村居民更高质量绿色民生需求^［25］的重要途径。4）精神文化是农村民生发展的关键要素。作为农村“软民生”的重要体现，其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现代性发展，内容涉及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消费及文化活动等多个层面。5）公共事务是农村民生发展的治理基础。它涉及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权益保障等与农民福祉密切相关的各类活动，强调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村居民机会的公平分配。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载体^［2］，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是促进社会和谐与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1.2　指标体系

基于农村民生的基本内涵，本研究围绕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精神文化以及公共事务5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经济生活是农村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设置人均粮食产量来反映生产水平，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收入水平^［26］，选取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体现消费水平^［27］，纳入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来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28］。社会发展是农村民生发展的重要依托，选取乡村小学生师比、农村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反映教育资源，用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来体现医疗服务水平，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乡村人口比重、农村劳动者登记求职率来反映就业质量，用农村老年抚养比、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占比来衡量养老服务，用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支出水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刻画社会保障。生活环境是农村民生发展的核心要素，设置农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乡村道路硬化率、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来反映人居条件，选取环境卫生投入占比^［2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标体现环境治理力度，用农村绿化覆盖率、农药投入强度来反映生态保护情况。精神文化是农村民生发展的内在关键，主要遴选乡镇文化站文化服务惠及人次^［29］、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2个指标来刻画文化供给，用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来反映文化消费^［26］，用艺术团体国内演出农村观众占比来反映文化活动。公共事务是农村民生发展的关键纽带，设置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来反映农村综合服务水平，用每万人村委会数来体现乡村自治服务水平。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熵权法

为避免人为赋权偏差，参考陈明华等^［14］的测度方法，引入熵权法综合测算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x_{ij}=\frac{X_{ij}-\mathrm{m}\mathrm{i}\mathrm{n}{X}_{ij}}{\mathrm{m}\mathrm{a}\mathrm{x}{X}_{ij}-\mathrm{m}\mathrm{i}\mathrm{n}{X}_{ij}}（1）

负向指标：x_{ij}=\frac{\mathrm{m}\mathrm{a}\mathrm{x}{X}_{ij}-X_{ij}}{\mathrm{m}\mathrm{a}\mathrm{x}{X}_{ij}-\mathrm{m}\mathrm{i}\mathrm{n}{X}_{ij}}（2）

P_{ij}=\frac{x_{ij}}{{\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m}{x}_{ij}}（3）

e_j=-\frac{\mathrm{1}}{\mathrm{l}\mathrm{n}m}\times {\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m}\left(P_{ij}\times \mathrm{l}\mathrm{n}{P}_{ij}\right)（4）

w_j=\frac{\mathrm{1}-e_j}{{\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left(\mathrm{1}-e_j\right)}（5）

S_i={\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left(x_{ij}\times w_j\right)（6）

式中：x_{ij}、X_{ij}分别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与原始指标值；P_{ij}为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所占的比重；m为省份个数；n为指标个数；e_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w_j第j项指标的权重；S_i第i个省份的综合得分。

2.1.2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本研究参照Dagum^［30］的方法，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深入分析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并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具体公式如下：

G=\frac{{\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k}{\displaystyle \sum _{h=\mathrm{1}}^k}{\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_j}}{\displaystyle \sum _{r=\mathrm{1}}^{n_h}}\left|y_{ji}-y_{hr}\right|}{\mathrm{2}{n}^{\mathrm{2}}\mu }（7）

式中：\mu为全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y_{ji}、y_{hr}分别为j区域内i省份、h区域内r省份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n为省份个数。

2.1.3　Kernel密度估计

本研究借鉴钟业喜等^［16］的研究方法，运用Kernel密度估计进一步揭示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与分布特征。具体公式如下：

f\left(x\right)=\frac{\mathrm{1}}{nh}{\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k\left(\frac{X_i-x}{h}\right)（8）

式中：n为观测值的个数；X_i为观测值；x为观测值的均值；k（·）为核密度函数；h为带宽。

2.1.4　马尔可夫模型

本研究借鉴马雪娇等^［31］的研究方法，采用传统马尔可夫模型与空间马尔可夫模型，系统考察样本期内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在不同类型间的转移概率特征。通过对比分析传统转移概率矩阵与空间条件转移概率矩阵，揭示邻近省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对本省民生发展类型转移的空间影响。公式如下：

1）传统马尔可夫模型

P_{ij}^{t,t+T}=P\left\{X_{t+T}=j\left|X_t=i\right.\right\}=\frac{{\displaystyle \sum _{t=\mathrm{2013}}^{\mathrm{2023}-T}}{n}_{ij}^{t,t+T}}{{\displaystyle \sum _{t=\mathrm{2013}}^{\mathrm{2023}}}{n}_i^t}（9）

式中：P_{ij}^{t,t+T}为某一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在周期T内由状态i转移到状态j的概率；n_{ij}^{t,t+T}为t年处于i类型的地区在T年后转变为j类型的数量；n_i^t为t年处于i类型的地区数量。

2）空间马尔可夫模型

P=\left(\begin{array}{ccc}{p}_{\mathrm{11}}& \dots & p_{\mathrm{1}m}\\ ⋮& \ddots & ⋮\\ p_{m\mathrm{1}}& \cdots & p_{mm}\end{array}\right)（10）

p_{ij}=\frac{n_{ij}}{n_i}（11）

式中：p_{ij}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从i类型转移到j类型的概率；n_{ij}为从i类型转移到j类型转移的地区数量；n_i为样本期内i类型的地区个数。

2.1.5　收敛性检验模型

本研究基于收敛理论框架，对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动态变化进行实证检验。通过σ收敛考察区域差异的时序变化特征，σ收敛采用变异系数来衡量，运用β收敛模型探究农村民生发展区域差异的演变机制，其中绝对β收敛识别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追赶效应，条件β收敛分析则在控制异质性后检验各地区向自身稳态的收敛。模型构建借鉴何妮等^［32］的研究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1）σ收敛

{\sigma }_t=\frac{\sqrt[]{\frac{\mathrm{1}}{n}{\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left(y_{it}-{\mu }_t\right)}^{\mathrm{2}}}}{\mu }（12）

式中：y_{it}为t年第i个地区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mu }_t为t年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均值。

2）β收敛

\mathrm{l}\mathrm{n}\left(\frac{y_{i,t+\mathrm{1}}}{y_{it}}\right)={\alpha }_{\mathrm{0}}+\beta \mathrm{l}\mathrm{n}{y}_{it}+{\lambda }_i+{\eta }_t+{\mu }_{it}（13）

\mathrm{l}\mathrm{n}\left(\frac{y_{i,t+\mathrm{1}}}{y_{it}}\right)={\alpha }_{\mathrm{0}}+\beta \mathrm{l}\mathrm{n}{y}_{it}+\delta C_{i,t+\mathrm{1}}+{\lambda }_i+{\eta }_t+{\mu }_{it}（14）

其中：式（13）为绝对β收敛模型，式（14）为条件β收敛模型。式中：\mathrm{l}\mathrm{n}\left(\frac{y_{i,t+\mathrm{1}}}{y_{it}}\right)为第i个地区在t+1期的增长率；C_{i,t+\mathrm{1}}为影响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lambda }_i、{\eta }_t、{\mu }_{it}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与随机扰动项；\beta为收敛系数，\beta<0表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具有收敛趋势。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为中国31个省份（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数据来源于2013—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33］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34］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35］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36］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37］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38］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39］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40］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41］以及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份统计年鉴等。其中个别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补充。针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支出水平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指标，以2013年为基期，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以消除价格影响。

3　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民生发展综合水平及四大区域水平的测度

基于构建的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得出全国及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图1）。总体呈现两大特征：第一，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综合得分介于0.134~0.244，整体水平较低，民生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持续深化民生领域改革，不断拓展民生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第二，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由2013年的0.134增至2023年的0.244，增幅达81.94%，年均增长率为6.17%，增长优势明显，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与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

从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水平测算结果来看，中国各区域农村民生发展呈现三大特征：第一，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呈现东部和中部地区领先，东北和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的发展格局。四大区域按照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其综合得分均值分别为0.237、0.172、0.160和0.155。其中，东部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农村民生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政策资源集中的优势；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者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第二，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非均衡现象突出，东北和西部地区追赶趋势显著。东部地区民生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领先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其数值稳定维持在较高区间，表明东部地区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发展^［18］。中部地区发展水平虽与东部存在一定差距，但发展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7.58%，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东北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30%与5.93%，西部地区增幅达77.96%，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国家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的成效明显。第三，部分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出现明显的阶段性波动。如2022年东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出现显著上升，这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强大的经济韧性确保了农村民生领域的投入不减反增。

3.2　子系统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

从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精神文化和公共事务5个子系统来看，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呈现三大特征（图2）：第一，发展水平方面，社会发展和生活环境2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领先，而经济生活、精神文化和公共事务3个子系统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发展和生活环境综合得分均值分别为0.064和0.057，经济生活、精神文化和公共事务综合得分均值分别为0.023、0.022和0.019，表明教育、养老、医疗、生活环境整治等方面发展成效较为突出，使得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第二，发展速度方面，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和公共事务呈稳定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依次为7.75%、7.86%、6.73%和6.41%，而精神文化则呈轻微下降态势，年均递减率为0.99%。其中，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和公共事务的快速增长主要与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生态环境治理等密切相关，而精神文化发展速度放缓则可能源于农村文化设施利用不足、文化活动形式单一等问题。第三，发展稳定性方面，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和公共事务的变动趋势与整体变动趋势一致，皆呈稳定的增长态势，而精神文化的发展则呈波动下降态势，这主要源于农村文化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实际需求错配等。

3.3　省域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测度

2023年各省农村民生发展差异显著，其综合得分介于0.172~0.638，整体平均水平为0.244。从地域分布来看，共有10个省份的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省份的32.26%，其中东部地区优势明显，占据8个省份，中部和东北地区各有1省，北京（0.638）、浙江（0.324）、江苏（0.317）位列前三。共有21个省份的综合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省份的67.74%。其中，西部地区12个省份均未达到全国均值，东北地区占据2个省份，中部地区有5个省份未达均值，东部地区仅有2个省份未能突破全国平均线。农村民生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水平滞后，或因系统薄弱或存在明显短板，发展均衡性和质量有待提升。

4　农村民生发展的空间差异与来源分解

通过上述测度结果分析得知，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非均衡性，为进一步揭示差距大小及来源，系统考察其空间非均衡特征，本研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展开分析。

4.1　农村民生发展的总体及地区内差异特征

图3反映了2013—2023年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地区内差异的演变趋势。在样本期内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总体差异呈缩减态势，空间不均衡状况有所缓解。年均递减率仅为0.64%，这反映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农村民生发展差距，但成效有限。2022年中国农村民生总体基尼系数明显上升，这主要是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短期因素影响，各地区在复工复产等方面存在时差，引发区域差距阶段性扩大。

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区域内差异呈现两大特征：第一，就差异大小而言，中国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分布特征。这反映出东部农村民生发展空间非均衡性最为突出，中部相对均衡。或因东部梯度效应更为显著，而中部资源与社会经济基础更均衡。第二，就演变趋势而言，四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呈“两降两升”的演变特征，除东部和东北地区外，其余两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均表现出波动下降的变化特征。样本期内，中部和西部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年均递减率依次为3.79%和2.51%。相比之下，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内部差距呈波动扩张趋势，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96%和18.59%。中、西部地区农村民生内部协调性整体改善，差距收窄，东部和东北地区内部非均衡性相对明显。此外，个别年份波动变化非常明显。东部地区2022年差异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分化而迅速扩大，2023年随政策优化供给恢复又快速缩减。

4.2　农村民生发展的地区间差异特征

农村民生发展的区域间差异呈现两大特征：第一，就基尼系数值而言，中国各区域间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呈现东—西>东—东北>东—中>中—西>西—东北>中—东北的分布格局。其中，东部与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差距较大，平均差异水平分别为0.142、0.130和0.123，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优势明显，各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东西间的差距最为显著，表明缩小东西差距是未来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重点；中部与西部、西部与东北、中部与东北的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小。第二，就演变趋势而言，除东部与中部区域间差异缩减外，其余各区域间差异均呈波动上升的演变特征。具体来看，东部与中部的区域间差异呈现渐进式缩减趋势，降幅为5.26%；东—西、东—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相近，增幅分别为4.18%和17.71%，东西之间的差距依然显著，但增幅相对温和，东部与东北地区之间的差距增长相对明显，主要源于东北地区受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困难、人口外流等因素制约发展，而东部地区先发优势持续强化；中—西、中—东北、西—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相近，增幅依次为12.76%、7.18%和12.74%（图4）。

4.3　农村民生发展的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区内贡献、地区间贡献、超变密度贡献3部分（图5），呈现出两大特征：第一，就差异来源的贡献而言，地区间发展不协调是引起中国农村民生发展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样本期内，地区间差异贡献率介于75.98%~83.02%，平均贡献率为79.89%，这说明跨地区发展不均衡始终是制约中国农村民生协调发展的主要空间因素。地区内差异贡献率与超变密度贡献率分别介于13.90%~20.37%和2.89%~8.52%，平均贡献率依次为15.81%和4.29%，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小。第二，就演变过程而言，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空间差异来源的贡献呈现“两减一增”的变化特征。其中，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减小，而地区内差异的贡献有所增加。具体来看，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年均递减率分别为0.50%和4.47%，超变密度贡献的下降速度最快，说明农村民生发展存在地区重叠效应，但其交互作用对总体差异的影响作用明显减弱；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由2013年的13.96%增至2023年的20.06%，年均增长3.69%，地区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增大。因此，农村民生发展需兼顾区域协调与内部均衡。

5　农村民生发展的动态演进

5.1　基于Kernel密度估计的分布特征

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图6），显示出以下四大特征：第一，就分布位置而言，全国的核密度分布曲线中心在样本期内持续右移。右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精准扶贫政策和脱贫实践的后续效应显著，贫困地区民生短板加速补齐，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升级、产业扶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系统性提升了农村民生基础。第二，就曲线延展性而言，全国的核密度曲线在个别年份出现明显的右拖尾现象。农村民生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数量增加，如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上海等省份发展水平显著领先。第三，就波峰形态变化而言，曲线的波峰高度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波峰宽度逐渐增加。中国各省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集中程度有所减弱，省际之间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但峰值波动幅度逐年变小，反映出地区间的相对差异有所减缓。第四，就极化情况而言，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分布呈现“单主峰+次峰”的双峰格局，其中次峰峰值显著低于主峰峰值，反映出农村民生发展存在两极分化态势。

5.2　基于Markov链的演变特征

利用传统Markov链和空间Markov链分析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表2），呈现以下三大特征：第一，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状态持续性特征。由传统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对角线元素概率值显著高于非对角线元素概率值，且高水平类型对角线元素概率值（94.03%）高于低水平（72.94%）、中低水平（69.41%）、中高水平（73.97%）类型，表明在不考虑邻近省份影响时，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具有更强的状态持续性。第二，中国农村民生发展呈现出渐进式发展特征，短期内实现跨越式转型的概率较低。各发展类型的转移主要表现为邻近类型间的渐进演变，且向上跃迁的概率显著高于向下转移的概率。同时，各地区存在农村民生发展水平降级的可能，但向下转移概率均<0.06，这反映出农村民生发展的稳定性。第三，各省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演进方向和转移概率因邻近省份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同。由空间 Markov 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当邻近省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较高时，相应本省份向更高发展类型跃迁的概率会更高。如当邻近省份分别处于低、中低、中高、高发展水平时，中高水平1年后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依次为：0、22.22%、23.91%、57.14%，相较于忽略空间邻近因素时的26.03%存在差异。此外，当2个低水平省份邻接时，1年后仍保持低水平的概率为83.87%，低水平省份邻接时具有保持原有低水平状态的高稳定性，可能的原因是低水平省份之间往往存在相似的问题，难以通过彼此借鉴获得突破性发展思路；低水平与中高邻接时具有高流动性，其向中低水平跃迁的概率为1，这主要源于中高水平省份拥有强大的发展动能和资源优势，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带动邻近省份升级。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农村民生发展面临提升瓶颈，欠发达地区较难突破现有发展格局，将一个低水平省份嵌入高发展梯度区域，是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最有效策略。

6　农村民生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6.1　 σ收敛检验

为检验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测算了2013—2023年全国和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图7）。由检验结果可知，全国农村民生发展变异系数先下降，接着短暂上升后又下降，尽管在个别年份出现收敛，但整体变异系数波动较小，期初值接近期末值，内部差异较为稳定，不存在收敛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均有所下降，而东部与东北地区则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与整体均值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减，地区发展非均衡状况持续好转，相比之下，东部和东北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与整体均值的差异却在不断扩大。综合来看，全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不存在收敛性，内部发展差距较为稳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均表现出σ收敛特征，其发展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东部与东北地区的发展态势则有所不同，不存在σ收敛现象，发展差距有所扩大。

6.2　 β收敛检验

6.2.1　绝对β收敛

采用一般收敛性模型检验全国与四大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情况，检验结果如表3。呈现三大特征：第一，全国与东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绝对β收敛。全国及东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系数均显著为负，落后地区增长更快，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第二，东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的收敛速度较快。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0.133）明显高于全国的收敛速度（0.085），表明其内部的追赶效应更强。第三，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绝对β收敛趋势不显著。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绝对β收敛系数虽然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3个区域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尚未形成稳定的收敛趋势。

6.2.2　条件β收敛

考虑到各经济体之间的异质性，为有效识别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条件β收敛特征，进一步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消费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检验是否存在条件β收敛，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依据钟业喜等^［16］和高和荣等^［17］的研究结论。

条件β收敛结果如表4，呈现以下发展特征：第一，全国及四大区域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趋势。表明在考虑经济发展等影响因素后，全国及四大区域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均向各自的稳态水平发展。第二，东北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最快。东北地区的条件β收敛速度显著高于全国及其他区域，得益于东北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内部追赶效应明显。第三，全国与四大区域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仅对中部农村民生发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东部因资源向城市集中，制约了其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对东北地区呈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东北地区消费增长能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转化与农村服务业就业，形成内循环拉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不显著；城镇化水平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主要源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7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精神文化、公共事务5个维度构建农村民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3年全国31个省份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模型、收敛性检验等考察了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时空演变规律及收敛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持续改善，但地区差异显著。分地区来看，东部领先，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相对滞后，低水平地区对高水平地区的追赶趋势明显；分子系统来看，各子系统整体呈现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经济生活>精神文化>公共事务的发展特征，其中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生活环境和公共事务保持稳定增长，而精神文化维度出现轻微下滑；分省域来看，2023年共有10个省份的农村民生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占据8个，中部与东北各1省，区域梯度分化明显。2）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总体差异呈缩减趋势，区域间差异为主要空间差异来源。区域内差异表现为东部>西部>东北>中部，除东部和东北外，其余区域内部差异下降；区域间差异以东—西最为突出，仅东—中区域间差异缩减，其余均波动上升；区域间差异贡献最大，尤以东—西为主，同时也需关注区域内差异。3）中国农村民生发展的绝对差异有所扩大，各省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效应。全国核密度曲线中心右移且右拖尾，中国农村民生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波峰高度下降，宽度拓宽，省际绝对差异扩大；中国农村民生发展呈渐进式发展特征，短期内实现跨越式转型的概率较低；邻近省份农村民生发展状况会对本地区产生辐射效应。4）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收敛特征存在明显异质性。中部与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与东部、东北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全国与东部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绝对β收敛趋势不显著；全国和四大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各地区农村民生发展水平将逐步收敛至自身稳态，但收敛速度存在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1）聚焦发展短板，实施民生弱项精准提升工程。针对精神文化、公共事务等低发展水平维度，应转向精准施策。可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牵头制定农村精神文化振兴行动计划，推进乡村文化服务精准供给。一方面，加大乡村文化设施、数字文化资源库和特色文化活动的专项投入；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分析，为不同地区农民定制推送喜闻乐见的数字文化内容，例如农业技术培训、地方戏曲影视库等，并支持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同时，优化公共事务管理流程，以数字化提升基层服务效率，重点强化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些薄弱区域的资源倾斜，切实改善民生弱项。2）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以差异化策略推动均衡发展。鉴于省际绝对差异仍在扩大、区域间差异贡献突出的现状，需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同发展体系。一方面，支持东部地区通过技术协作、人才交流、远程服务辐射带动中西部，探索建立东中西结对民生协作示范区，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跨区域共享；另一方面，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民生政策，东北地区可强化城乡服务整合，西部地区侧重生态宜居与基本服务保障，促进各地民生发展水平梯次并稳定向高水平收敛。3）构建系统性支持环境，实现民生多维度协同发展。农村民生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治理的复杂系统，需营造良好的外部支撑环境。探索建立以农村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公共资源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民生资源供给与实际民生需求相匹配，完善民生治理体系，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社会保障制度并轨衔接，系统推进农村民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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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TJ006)

兰州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3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