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视角下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w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promotes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mobility

摘要

为探究要素流动视角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针对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却面临要素流动不畅、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错配等结构性矛盾，以及现有研究对县域尺度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及异质性分析不足的问题，本研究基于2014—2023年河南省8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与异质性。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县域经济增长水平，且该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通过驱动要素流动提升县域经济增长水平；3）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功能县、豫中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县域立足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制定差异化产业结构升级策略，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增长。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mobil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is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yet face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such as impeded factor mobility and mismatches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Existing research regarding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heterogeneity at the county scale are insufficient. Based on a panel data of 81 counties （cities or district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3， this study employs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effect， functioning path， and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county leve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level of county economic growth，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2）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oosts county economic growth by driving factor mobility；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ecological function counties and counties in the central Henan regio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unties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ased on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break down barriers to factor mobility，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reby accelerat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县域经济增长 / 产业结构升级 / 要素流动 / 中介效应 / 河南省

Key words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 factor flow / mediating effect / Henan Province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体系的基本单元^［1］。县城作为城乡过渡地带，能够有效发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作用，既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区域，也是服务农村居民的重要阵地^［2］。近年来，国家从战略层面持续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要素流动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而动力转换的核心在于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5］。因此，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实践中，县域经济增长面临诸多制约。一是县域经济长期依赖农产品初级加工、传统制造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单一且层次较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6］数据显示，2010—2021年我国县域经济第三产业占比由29%上升至46%，但与全国水平相比，比重仍然偏低，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二是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加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等空间单元的虹吸效应，各类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仍存在不均衡现象。整体上看，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能级偏低、城乡要素流动壁垒等突出难题^［7］。这不仅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与协调性。为此，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促进要素顺畅流动”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8］，旨在破解县域经济增长困局。基于此，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进而驱动县域经济增长，已成为当前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第一，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有学者从外部经济理论^［9］、产业竞争力^［10］等方面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Timmer等^［11］指出，经济体从低附加值产业向劳动单位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蓝发钦等^［12］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升级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阻滞作用。第二，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有学者认为要素跨区域流动能提升边际收益，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经济运行质量^［13-15］。白俊红等^［16］指出，要素空间流动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陈磊等^［17］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要素跨区域流动有助于地区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流动。例如，陶长琪等^［18］指出，产业在空间维度上的转移有助于推动区域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廖常文等^［19］指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对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新需求，会形成引致效应，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配置，改善资源错配状况。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性：一是多关注变量间双向关系，缺乏对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三者联动机制的系统分析，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要素流动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研究不足；二是研究多以省级或地市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县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不足；三是对不同类型县域的异质性分析不足，未能充分揭示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差异情景下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对县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分析，尤其在传导路径的解析和异质性影响的深度识别方面存在研究空间。针对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要素配置效率偏低、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等现实困境，本研究以要素流动为核心中介变量，聚焦以下科学问题展开探讨：1）产业结构升级是否通过要素流动渠道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2）要素流动机制能否系统阐释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3）不同类型县域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呈现何种差异化特征？

鉴于此，为回答以上科学问题，本研究拟采用县级层面宏观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突破传统研究尺度局限；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深度剖析要素流动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路径，明晰“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逻辑链条；同时，通过异质性分析考察不同类型县域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差异表现，揭示各类县域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动态响应机制与差异化发展路径，以期从要素流动视角揭示县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微观逻辑，为破除要素流动制度性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及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本、土地、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制约经济增长，其核心在于通过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实现增长^［20］。本研究以索洛增长模型Y=AF\left(K,\left.L\right)\right.为框架进行讨论，经济增长源于增加资本要素K与劳动力要素L投入实现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要素融合发展（即模型中参数A）实现生产要素优化^［21］。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依托要素重组与技术革新，突破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瓶颈。通过扩大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投入规模并提升要素质量，优化经济增长效率，实现产出倍增^［22］；另一方面，要素流动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传导机制，推动技术与城乡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深度融合^［23］，激活闲置资源，从而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构建分析框架，聚焦两大核心科学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升级如何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直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二是产业结构升级怎样借助单一要素流动及多要素动态组合优化，间接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并深入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1.1　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维度包括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即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强调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动态适配，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产业间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指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核心在于以需求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为驱动力，推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更高生产率方向转型。二者均是受技术变革、要素配置效率及市场需求影响的动态调整过程。由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逻辑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附加值提升与产业协同强化等多重机制驱动县域经济增长。首先，依据“结构红利假说”，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部门，通过缩小行业生产率差距，提升全社会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4］。同时，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呈现双向驱动效应。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价值链延伸与创新，创造更多经济增加值，带动新兴行业及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制造业、服务业等需求收入弹性较大的部门加速扩张，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供需动态平衡，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增长^［25］。此外，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优化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与技术经济联系，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高生产率方向转型，有效缓解县域资源错配与低效运转问题，强化产业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显著提升县域经济增长质量^［26-27］。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优化市场经济结构的关键路径，更是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1：

H1：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1.2　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1.2.1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劳动力流动与多要素协同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二元经济理论^［28］，传统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具有向生产率更高的现代工业部门流动的倾向。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依托多要素的协同联动实现。首先，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加速农业规模化经营，释放大量农村劳动力；县域产业通过整合资本、保障用地、革新技术，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非农岗位^［29］，既缓解就业压力，又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产业发展通过构建就业创业平台、提供资金支持、配置经营场所及推广数字技术，显著提升知识青年与高技能人才的返乡意愿，这些返乡人员凭借新理念、新技术，在县域经济增长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30］。其次，从县域产业“供给侧”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中资本对人力的替代虽在产业部门内催生剩余劳动力，但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主导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与上下游产业的资本投入、土地供应、技术扩散相互配合，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区域劳动力资源高效配置，为县域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支撑。此外，劳动力流动与资本、土地、技术要素的深度融合，能够进一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2：

H2：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推动劳动力流动与土地、资本、技术的协同组合，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1.2.2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土地流转与多要素联动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基于要素流动理论^［31］，生产要素由低效率地区向高效率地区的自由流动能够提升生产与资源配置效率，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土地流转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载体，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依托多要素的协同联动实现。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促使土地资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激活土地流转市场，并推动土地流转制度完善与价格市场化改革，提升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益，为县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拓展空间。其次，土地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与劳动力流动、资本市场化配置、土地集约利用技术协同联动，单一土地制度改革难以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此外，受城乡分割型土地管理体制制约，当前土地要素市场存在配置扭曲、资源错配及结构性失衡等问题，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32］。因此，推进城乡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优化要素流动机制成为关键，通过平衡城乡土地权益、规范土地市场，既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33］，又能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为县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空间支撑。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3：

H3：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推动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协同联动，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1.2.3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资本流动与多要素协同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资本流动作为产业结构升级中要素整合的核心纽带，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需依托多要素的协同配置实现。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34］，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会带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促使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进而提升要素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首先，县域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型时，通过提升行业回报率吸引资本流入^［35］，直接为县域经济注入增长动力，但资本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时，需与高技能劳动力、优质土地资源、先进生产技术协同匹配，否则易出现要素错配，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其次，随着县域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研发投入增加，不仅带动投资需求增长，还与劳动力技能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从供需两侧双向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此外，政府借助财政资金引导普惠金融发展，其成效取决于资本与县域土地、劳动力、技术的协同适配程度^［36］，高效的要素协同能够显著增强县域产业竞争力，持续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4：

H4：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推动资本流动与劳动力、土地、技术的协同组合，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1.2.4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与多要素整合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根据技术扩散效应理论^［37］，研发投入是技术扩散的前提条件，而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力，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依托多要素的协同整合实现。首先，技术创新通过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直接带动县域经济增长；同时，在催生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时，只有与资本投入规模、劳动力技能结构、土地利用效率紧密结合，才能将技术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县域集聚，形成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次，企业技术进步产生的溢出效应，借助资本优化配置、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土地集约利用，实现县域产业效率提升与转型升级。此外，技术创新引发的人才需求与返乡人才技能优势、土地承载的创业空间、资本营造的创业环境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的创新活力与内生发展动力^［38］，使得技术创新与要素配置形成协同增效的良性循环，持续强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5：

H5：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协同整合，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图1直观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和间接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4—2023年河南省81个县（市、区）的县级面板数据，其中专利授权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报》^［39］，用于衡量县域层面的技术创新水平。其余变量数据均来源于2014—202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6］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40］以及各地市和县级政府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涵盖县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等方面的核心指标。同时，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县，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2.2　模型选择

2.2.1　基准模型选择

本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法Y=A{K}^{\alpha }{L}^{\beta }，其中Y为产出，A为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alpha和\beta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该函数通过量化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精准测度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明确技术进步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为研究奠定坚实理论基础。然而，县域经济增长受区域异质性与时间趋势性等不可预测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些混杂因素易干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识别。为此，本研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的理论框架下，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同时控制县域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有效剥离混杂干扰因素，从而更科学、严谨地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begin{array}{l}\mathrm{l}\mathrm{n}\mathrm{P}\mathrm{G}\mathrm{D}{\mathrm{P}}_{it}={\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S}\mathrm{t}\mathrm{r}\mathrm{u}{\mathrm{c}}_{it}+{\beta }_{\mathrm{2}}{X}_{it}+\\ {\gamma }_i+{\mu }_t+{\epsilon }_{it}\end{array}\left(\mathrm{1}\right)

式中：i为县域地区，t为年份；\mathrm{l}\mathrm{n}\mathrm{P}\mathrm{G}\mathrm{D}{\mathrm{P}}_{it}为县域经济增长，\mathrm{S}\mathrm{t}\mathrm{r}\mathrm{u}\mathrm{c}为产业结构升级；X_{it}为其他控制变量，{\gamma }_i\mathrm{和}{\mu }_t分别为县域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县域、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mathrm{\epsilon }}_{it}为随机扰动项。

2.2.2　中介效应模型选择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考虑到要素流动是产业结构升级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路径，但该间接传导机制缺乏量化分析，本研究借鉴江艇^［41］优化的“三步法”，选择以要素流动为机制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该模型通过分离直接与间接效应，精准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M_{it}={\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S}\mathrm{t}\mathrm{r}\mathrm{u}{\mathrm{c}}_{it}+{\alpha }_{\mathrm{2}}{X}_{it}+{\gamma }_i+{\mu }_t+{\epsilon }_{it}\left(\mathrm{2}\right)

式中：M_{it}为机制变量集，包括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资本流动和技术创新；{\mathrm{\alpha }}_{\mathrm{0}}、{\mathrm{\alpha }}_{\mathrm{1}}和{\mathrm{\alpha }}_{\mathrm{2}}为待估参数。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2.3　变量选取

2.3.1　被解释变量

县域经济增长。参照汪雯羽等^［42］对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采用县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为缓解数据波动带来的异方差问题，同时增强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与稳健性，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处理。

2.3.2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维度之一，其核心是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率方向演进，一般文献根据克拉克定律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指标。虽然非农产值比重增加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但20世纪70年代后在信息化带动下“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特征。因此，本研究参照干春晖等^［43］的方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如果比值处于上升状态，就意味着经济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产业结构在升级。具体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

Struc=TI/SI \left(\mathrm{3}\right)

式中：Struc代表产业结构升级；TI代表第三产业增加值；SI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

2.3.3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关于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框架，并结合实际情况，本研究选择了4个控制变量。第一，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参考刘合光等^［44］的研究，采用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旨在反映各县域的消费水平和市场需求，从而控制消费需求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人力资本水平。县域中学生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其通过基础教育积累的知识储备、职业教育培育的专业技能及创新能力提升，为县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参考魏滨辉等^［45］的研究，采用普通中学生在校学生数量与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第三，财政支持水平。借鉴田蓬鹏等^［46］的做法，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予以测度。第四，通信覆盖水平。信息通信水平反映地区的通信便利程度，方便县域之间进行交流。参考连宏萍等^［47］的研究，采用固定电话用户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通信覆盖水平。

2.3.4　机制变量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选取以下机制变量：

1）劳动力流动。在劳动力流动研究中，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然而，本研究更侧重于考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长期定居并融入城镇生活的动态过程。这一流动不仅能够缓解城乡人力资源错配问题，还可通过劳动力技能提升与收入增长反哺农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因此，借鉴胡永浩等^［48］的做法，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乡村常住人口之比作为衡量指标，旨在反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长期流动及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进一步考察发现，劳动力流动与土地、资本、技术创新要素间存在紧密的协同匹配逻辑。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弱化了其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为土地规模化流转创造条件；城镇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资本流入，用于建设生产设施、开展技术研发，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而产业规模的扩大又增强了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吸引力，形成产业发展与要素集聚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同时，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更高效地推动新技术落地与应用，而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又倒逼劳动力提升自身技能，实现多要素协同匹配与高效联动。

2）土地流转。土地是农村最为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村经济发展潜力，破除农业产业发展阻碍，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主要体现为农用地向非农用地转移，在此过程中，建成区面积与土地流转存在双向因果驱动关系。具体而言，土地流转通过权属变更和用途转换为建成区扩张提供资源，满足城乡建设与产业发展空间需求；而建成区扩大引发的产业集聚则进一步刺激土地流转需求。由于县域农村土地流转微观数据可得性有限，参考张莹等^［49］的做法，采用土地城镇化水平作为土地流转的代理变量，其计算公式为：土地城镇化水平＝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该比值越高，表明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开发利用的农村土地规模越大，土地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实际配置程度越高。此外，土地流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要素紧密关联。劳动力向城镇流动释放土地流转需求，推动闲置土地集中经营，而技术创新通过农业机械化、智慧农业等方式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率；资本受土地流转形成的产业发展空间吸引而流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等，激活土地价值，土地产出效能提升又反向吸引资本集聚；技术创新贯穿其中，既降低土地经营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又通过成果转化催生资本需求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实现多要素有机整合与协同发展。

3）资本流动。资本要素流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金从匮乏地区流向富集地区，可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时，资本流动促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城市与农村产业的互动支持，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并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成为驱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鉴于社会资金流动数据获取困难，参考陈海鹏等^［50］的方法，采用各县域财政涉农支出金额（并取对数形式）作为资本要素流动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能够有效反映政府主导的资本配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持力度，是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政策工具。此外，资本流动与技术创新、劳动力、土地要素间存在紧密的协同匹配逻辑。资本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投入农业技术研发吸引技术人才集聚，促使土地资源向技术试验与成果转化领域配置，实现技术、人力与土地要素的有机整合；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消费升级需求，以及土地流转形成的产业发展空间，又为资本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吸引资本进一步流入，从而实现多要素协同与动态适配。

4）技术创新。现有研究多采用研发投入（R&D）作为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核心指标，侧重于反映创新资源的投入强度。然而，研发投入向实际创新产出转化的过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成果质量差异显著，仅以研发投入强度作为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为更准确反映县域实际创新产出水平，本研究参考王亮等^［51］的方法，选取县域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之和作为技术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原始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本研究对该综合专利数量取自然对数，以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技术创新是推动劳动力素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和资本增值的核心动力。技术创新通过新技术的迭代应用，促使劳动力主动学习新技能，推动劳动力结构向高技能化方向升级；同时，技术创新通过改良种植养殖技术、推广智慧农业模式，提升土地产出效率，优化土地利用方式；而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过程中，持续的资本投入为技术产业化提供必要支撑，有效规避创新资源闲置风险，实现多要素协同与适应性调整。具体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初步验证研究假说H1。

由模型（2）可知，控制变量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一，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的提升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内需不断扩大，进而带动第三产业特别是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活力增强。此外，消费需求的扩张引导资源在区域内部有效配置，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从而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其二，人力资本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普通中学生在校学生数量的提高，可以反映当地教育水平的提升及教育发展的保障程度。乡村学生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选择县城就读，其流动一方面带动家庭人口向县城集聚，另一方面拉动消费需求，进而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其三，财政支持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作用，原因在于当前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未能解决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其四，通信覆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作用，原因在于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进一步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县域经济增长缓慢。

3.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研究遵循实证研究的常规做法，采用剔除特殊年份、缩尾处理以及自变量滞后一期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3）。

3.2.1　剔除样本中特殊年份

2020—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口与要素流动受限，导致城乡间要素流动受阻、经济活动停滞，变量关系出现异常。为避免特殊时期数据偏误，本研究剔除了这两年的数据，对剩余样本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P<0.01），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2.2　缩尾处理

为降低样本中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干扰，本研究采用1%和99%分位数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确定各变量的1%和99%分位数，将超出该范围的观测值分别替换为对应分位数值，以减少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仍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健成立，再次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2.3　自变量滞后一期

为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产业结构升级变量滞后一期，通过调整样本范围增强结论普适性，检验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再次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4　机制检验

本研究根据上述机制分析和研究假说，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作用机制检验，实证结果见表4。

4.1　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流动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H2。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劳动力流动并带动县域经济增长，其核心机制在于劳动力与资本、土地、技术创新的协同适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优化就业结构驱动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这一过程依赖资本投入创造非农岗位以形成需求牵引，依托土地流转释放空间资源提供承载平台，形成“岗位创造—空间支撑—劳动力填充”的要素协同机制。这不仅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收入水平，更通过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县域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能。因此，政府应构建动态适配监测体系，通过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要素精准匹配，解决城乡劳动力配置失衡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范式。

4.2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H3。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并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其核心机制在于土地与资本、技术创新、劳动力的协同适配。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推动土地资源从传统农业领域向建成区转移，不仅激活了土地流转市场，更推动了土地流转制度完善与价格市场化改革，有效提升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基于此，政府需强化土地政策、产业规划、技术推广与资本配置的协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实现土地与其他要素的高效匹配，助力乡村振兴。

4.3　资本流动

资本流动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H4。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资本流动并带动县域经济增长，其核心机制在于资本与土地、技术创新、劳动力的协同适配。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的集聚效应提升行业回报率，增强对城市资本的吸引力；资本回流与本地技术研发、专业化劳动力的协同适配，能够显著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基于此，政府可通过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设立乡村振兴产业基金等方式，引导资本精准投向“技术创新—高技能劳动力”匹配度高的涉农领域，在实现资本增值的同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解决城乡资本配置失衡问题。

4.4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H5。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驱动技术创新并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其核心机制在于技术创新与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协同适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带动城市高素质人才与科研成果向县域流动，有效缓解创新资源空间错配，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下沉，强化资本、土地与劳动力要素的协同效应，为县域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新动能。基于此，政府应设立县域技术创新引导基金，强化土地载体保障、劳动力技能提升与资本精准投入的联动机制，推动城乡创新资源均衡配置，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动力支撑。

5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基于县域类型（优先开发县、重点开发县、生态功能县）、区域特征（豫东地区、豫中地区、豫西地区）来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5。

5.1　基于县域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县域发展定位，结合资源禀赋差异，本研究将样本分为优先开发县、重点开发县和生态功能县3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由表5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在三类县域均呈现一致性特征。不过，生态功能县的促进效应最明显，其次是优先开发县，重点开发县的效应相对较弱。可能的原因在于，生态功能县通过绿色产业发展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增长，其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益更突出；优先开发县依托较好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空间更大；而重点开发县受限于特色产业培育不足等因素，促进效应相对有限。

5.2　基于区域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地理区位差异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分化。考虑到河南省内地理区位差异，本研究将样本划分为豫东、豫中、豫西3个区域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由表5结果可知，在豫东地区和豫中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在豫西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未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豫东和豫中地区效果显著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地区，豫东和豫中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利，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充足的要素支撑与市场条件；而豫西地区因自然条件约束较强、产业基础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释放。总体而言，受区域与县域类型的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通过差异化策略适配发展需求，强化优势、补齐短板，以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6　结论与建议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关键背景下，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面临要素流动阻滞、资源配置低效、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错配等结构性矛盾。尽管现有研究已在省级和地市级层面积累丰富成果，但对县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升级驱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要素传导路径及区域类型异质性特征缺乏系统性探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索洛增长模型及要素流动理论，采用2014—2023年河南省81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剖析要素流动的传导路径，并结合区域特征与县域类型开展异质性分析，旨在系统揭示“产业结构升级—要素流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逻辑，填补县域尺度机制研究的学术空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人力资本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而财政支持水平、通信覆盖水平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2）从作用机制看，产业结构升级通过驱动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间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因区域位置和县域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区域层面，豫东、豫中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豫西地区不显著；在县域类型层面，优先开发县和生态功能县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其中生态功能县通过绿色产业发展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同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推动全国县域经济增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强化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引领作用，需精准补齐发展短板。针对当前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要素配置失衡、产业协同不足、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各县域应精准识别自身产业发展瓶颈，制定专项升级计划。重视人均消费品零售额提升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着力培育县域消费市场；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完善教育体系，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优化财政支持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和错配；合理配置通信资源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进一步驱动县域经济增长。

2）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构建多要素协同配置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的核心是打通流动堵点。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打破城乡就业市场分割，建立健全劳动力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匹配机制，鼓励和引导知识青年、高技能人才返乡创业就业，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在土地流转方面，需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完善相关制度与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城乡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以保障产业发展空间，同时促进土地流转与其他要素的协同联动。在资本流动方面，应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设立县域产业升级专项基金，加大对高附加值产业及新兴产业的资本支持，确保资本与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协同匹配。在技术创新方面，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推动技术成果向县域转移转化，促进技术创新与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激发县域经济创新活力。

3）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兼顾区域与县域类型差异。对于豫东、豫中地区以及优先开发县，应进一步培育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深化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重点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增值产业。对于豫西地区及重点开发县，应优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产业发展条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生态旅游、绿色种养殖等特色产业，培育特色品牌，提升产业附加值。对于生态功能县，需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通过“生态+”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长。同时，加强区域间产业协作与交流，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全国县域经济实现协调均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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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73037)

河南省哲学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25ZDI19)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22-CXT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