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农作制演变趋势分析

Analysis of farming system evolution trend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摘要

广东省作为华南农业核心区，其农作制演替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业转型的典型缩影，为揭示该区域农作制演替规律及驱动机制，为我国东部沿海同类区域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制定科学农作制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基于1949—2023年农业统计数据，采用相关分析等方法，系统剖析其农作制的演替特征、区域差异及关键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广东省农作制演替呈现鲜明阶段性和结构性特征，农业产业结构历经种植业绝对主导期、结构调整期、恢复协同期三阶段，形成“特色种植-生猪-水产”协同型结构。2）种植业结构实现“粮食主导”向“粮经并重”转型，2023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51.4%）超过粮食作物（48.6%）。3）复种指数呈“增长-波动-恢复”特征，2023年达238.2%，且与粮食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区域差异显著（珠三角321.8% vs 粤西191.9%）。4）粮食单产较1949年增长3倍，但水稻单产较低。5）特色经济作物优势突出，尤其是蔬菜，种植面积呈现显著增长态势，1990年至今增幅达181%。综上，广东省农作制演变受资源禀赋、高效外向市场需求、粮食安全保障、科技进步及规模化经营等多重因素耦合驱动，同时面临区域资源利用效率不均衡、水稻单产提升潜力大、经济作物多样性下降等发展问题。未来还需要结合广东省的资源禀赋、围绕大食物观和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构建绿色高效、产业协同的现代化新型农作制度。

Abstract

As the core agricultural area in South China， Guangdong Province serves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o reveal the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ropping system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layout and formulating scientific cropping system regulation policies in similar regions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this study takes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Based on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from 1949 to 2023，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key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cropping system in Guangdong Province using methods includ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volution of farming syste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hibits distinct phased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The absolute dominance of crop cultivation， the period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period of recovery and coordination， ultimately forming a characteristic “crop-livestock-aquaculture” coordinated structure. 2） The structure of crop cultivation has transformed from “dominated by grains” to “equal emphasis on grains and cash crops”. In 2023， the sown area of cash crops （51.4%） exceeded that of grains （48.6%）. 3） The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shows a pattern of “growth-fluctuation-recovery”， reaching 238.2% in 2023. I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ain output， with notabl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321.8%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vs. 191.9% in western Guangdong）. 4） The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has tripled compared to 1949， through rice yield per unit area is relatively low. 5） The advantages of characteristic cash crops are prominent， especially vegetables， whose planting area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with an increase of 181% from 1990 to the present. In conclus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ropping system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resource endowment， efficient and outward-oriented market demand，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rge-scale operation. Simultaneously，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regional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increasing rice yield per unit area， and a decline in the diversity of economic crop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resource endowmen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big food” an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and new agricultural system that is green， efficient， and with coordinated industr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农作制 / 广东省 / 演变特征 / 驱动力 / 种植模式

Key words

farming system / Guangdong Province /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 driving force / cropping pattern

农作制作为“特定区域内作物布局、种植制度与农业资源管理的综合体系，核心是通过协调自然禀赋与人类经营活动，实现粮食安全、资源高效利用与产业可持续性的统一”^［1-2］，其演替是自然约束、社会需求与技术进步长期耦合作用的结果。广东省兼具我国经济大省与华南农业核心区的双重属性，其农作制演替是经济发达地区农业转型的典型缩影，对我国东部沿海同类区域具有重要参照价值，解析其演替特征及驱动力，不仅可以揭示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机制，也对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已有很多关于耕作制度区划^［3-4］与多熟制发展^［5］方面的研究。在实证分析方面，学者多采用长时序统计数据和遥感技术，聚焦于种植结构和复种指数等农作制演替特征表征性指标的演变规律分析。吴永常等^［6］和李立军等^［7］利用历史资料文献、GIS信息平台处理技术等，总结了中国耕作制度的长期演变规律。刘珍环等^［8］通过遥感与统计数据的融合，探讨了东北地区玉米、大豆、水稻和小麦种植结构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侯贤清等^［9］通过年鉴资料分析结合实地调研，指出宁夏南部旱区种植业结构由以粮食为主的一元结构逐渐转变为以粮食、油料、蔬菜、其他经济作物为主的多元结构。邹军等^［10］利用统计数据，采取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和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了1981—2015年华北地区主要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演变特征，齐林等^［11］、叶延琼等^［12］和胡韵菲等^［13］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山东省和广东省的粮食经济结构和粮食生产时序演变。这些研究视角多聚焦种植业子系统，缺乏对农林牧渔协同演化的大农作系统全维度剖析。在驱动力方面，气候变化^［14］、经济效益和耕地情况^［15］、城镇化及食物消费结构变化^［16］等均对种植结构变化产生影响，但缺乏对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关键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因素、自然技术因素共同驱动农作制演替的综合解析。

广东省是肩负着重要粮食与农产品供给任务的华南农业核心区，具有光温水热资源的组合优势，形成了以“稻-稻+”的典型多熟轮作模式，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农作格局^［17］。但近年来也面临着城镇化挤占优质耕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多重压力，存在气候资源利用率偏低、冬闲田空置现象突出、传统种植模式趋向简化等现实问题。目前关于广东省长时间序列的农作制演变的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从系统整体的视角出发，基于长时序的农业生产统计数据，深入剖析广东省农作制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并探索其演变的内在驱动力与作用机制，旨在揭示该区域农作制演替规律及驱动机制，以期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沿海地区在新时期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制定科学的农作制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20°09′~25°31′ N，109°45′~117°20′ E）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60%，平均海拔218 m，台地和平原约占40%，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山地和高丘陵，南部以平原和台地为主。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光水热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约19~24 ℃，年降水量约1 300~2 500 mm，在我国耕作制度分区上，属于南岭丘陵山地农林区和华南低平原农林渔区^［4］，是主要的三熟制农作区。

广东省常住人口12 780万，城镇化率75.42%；经济总量已连续35年位居中国第一，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3.57 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10.8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 202.1 亿元，全国排名第4，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在全国排名第5、1、11、1和7。

1.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研究的导向性，本研究选择1949—2023年的农业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18］、广东农业统计年鉴^［19］、中国统计年鉴^［20］等；缺失年份数据，采用邻近年份数据替代。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并采用双尾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生产结构变化特征

2.1.1　农业结构

由图1可知，1949年至今广东省农林牧渔产业比重及总量均发生显著变化。1949—1984年，该时期种植业占绝对主导，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保持在70%以上（图2）。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种植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2008年，农业总产值达到3 276亿元；种植业产值比重下降到42.7%，林业占3.8%，牧业进一步提高到30.0%；渔业占比达到19.8%，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占比为3.6%。

2014年后，广东省种植业得到一定恢复，产值占比在47%左右；牧业产值下降至18.4%；渔业产值不断提高，占比稳中有升，达到21.8%。广东省的农业经过70余年的快速发展，总产值增长了584 倍，达到9 202.1 亿元，形成了“特色种植-生猪-水产”协同型的农业结构。

2.1.2　种植业结构

由图3可知，广东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1949年为90.5%，之后十几年一直保持在80%以上，直到1965年降为79.1%，1988、2001、2019年分别下降至69.4%、58.9%、49.6%。1949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1 550.4 km²，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9%，以甘蔗、花生为主；1978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22%，之后经济作物进入快速发展期，1991、2002和2023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分别增至31.6%、42.8%和51.4%。

全国和广东省的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但广东省种植结构调整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省从1949年的90.5%降至2023年的48.6%，降幅达41.9%；全国从88.5%下降至69.3%，降幅为19.2%；降幅差达到22.7%，表明广东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更为激进，更多的播种面积转向经济作物等其他领域；截至2023年，广东省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比全国低20.7%，见图3。

2.1.3　粮食作物品种结构

由图4可知，广东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现波动式下降，1949年为47 828.0 km²，1957和1978年出现2个峰值，分别为53 866.7和50 689.8 km²，此后持续缩减至2023年的22 295.1 km²，降幅达到53.4%。具体作物中，稻谷播种面积缩减最为显著（1949年41 262.0 km²降到2023年18 276.1 km²），薯类（1949年4 958 km²降到2023年2 203.5 km²）和大豆（1949年925.8 km²降到2023年358.6 km²）因面积相对较小，减少面积也相对较少，但降幅均在55%以上。三大粮食作物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相对比较稳定，水稻、薯类和大豆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多年平均分别为80.7%、12.4%和2.4%。

2.1.4　粮食总产

由图5可知，广东省粮食作物产量呈现“前期快速提升-中期下降-近期恢复”特征。1949年为685.9 万t，至1997年达1 966.8 万t，随后逐步回落并稳定在1 200万~1 300 万t，2023年粮食产量为1 285.2 万t，是1949年的1.9倍，其中稻谷总产为1 096.9 万t，占粮食总产的85.3%，位居全国第8位。广东省粮食作物产量占全国比例呈波动下降态势，建国初期广东省粮食作物总产量占全国的6.9%，超越湖南、江西、江苏等传统农业大省，以“双季稻+”为主体的多熟制种植模式，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1949—1965年该比例多在4.0%~6.0%，但2000年后常处于4.0%以下，2023年仅占1.8%，粮食生产地位持续下滑。

2.1.5　粮食作物单产

由图6可知，70多年来广东省各粮食作物的单产逐渐提高，但与其他省市比较，差距仍然明显，增产潜力巨大。粮食作物单产从1949年的143.4 t/km²增至2023年的576.4 t/km²，增长了3.0倍；稻谷单产从150.6 t/km²提升至600.2 t/km²，也增长了3.0倍；薯类单产从112.6 t/km²提升至498.7 t/km²，增长了3.4倍；大豆单产从49.9 t/km²提升至268.8 t/km²，增长了4.4倍。单产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9—1999年，快速提升阶段，该阶段粮食作物和水稻单产分别增长了3.1和3.2倍，年均增长9.0和9.7 t/km²。第二个阶段为2000—2008年，下降调整阶段，与最高峰相比该阶段粮食作物和稻谷的单产分别下降92.9和122.1 t/km²，降幅分别为15.7%和19.1%。第三个阶段为2009年至今，恢复增长阶段，该阶段单产恢复波动上涨。

广东省粮食单产与比邻的福建、江西、湖南3个省相比分别低31.0、6.0、67.6 t/km²；谷物产量分别低51.0、14.6、72.0 t/km²；稻谷分别低56.3、11.8、75.1 t/km²。薯类和大豆情况稍好一些，分别比福建、湖南低52.1和32.8 t/km²、13.7和2.9 t/km²；比江西高117.9和8.2 t/km²；总体来说，水稻单产较低，在全国仅排第26，薯类和大豆情况较好，在全国排第14和第5。

2.1.6　经济作物等品种结构

由图7可知，在经济作物生产上，广东省的区域比较优势尤为显著，作为糖料、热带水果及蔬菜的主产区，其香蕉和荔枝产量居全国首位，甘蔗和花生产量分别位列第3和第4。从播种面积来看，蔬菜种植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从1990年的5 173.3 km²增至2023年的14 537.3 km²，增幅达181%，年均增长率达3.3%，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相比之下，作为传统作物糖蔗种植面积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1949—1992年从289.3 km²增长至3 074.3 km²，但随后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1 226.2 km²，降幅达60.1%。花生种植保持相对稳定，近10年在3 300 km²左右波动。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经济作物以外，其他经济作物在1978年达到峰值9 203.4 km²后显著回落，2023年降为4 128.2 km²。

由图8和图9可知，茶叶2023年种植面积达1 126.5 km²，较1980年增长212.5%，产量从1.0万t增至17.9万t，增长近17倍。园林水果种植面积从1980年的1 182.7 km²扩展至2023年的10 948.8 km²，增长825.8%，产量增幅高达6 744.9%，反映出单位面积产量的显著提升。其中，柑橘橙、荔枝和龙眼等特色水果发展迅速，荔枝产量从1980年的3.6 万t增至2023年的163.4 万t，增长44倍。桑树种植在2015年达到341.7 km²后有所回落，2023年为200.6 km²，但产量仍保持较高水平。

2.1.7　蔬菜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发展高效经济作物——蔬菜，是农民增加种植业经济收益的重要途径。蔬菜播种面积和总产量连年持续增长，1985年种植面积比1978年翻了一番，1995年又比1985年翻了一番多^［21］；2005年蔬菜产量2 596 万ｔ，是1995年的1.5倍，1978年的9.0倍，2023年蔬菜产量达到4 099.3 万t，是2005年的1.6倍。2023年蔬菜产值达到1 691.8 亿元，分别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产值的18.4%和38.2%，是谷物产值的4.2倍。近30年来，广东省蔬菜出口数量呈现波动，1996—2004年为波动上升，2004年达到87.5 万t，之后波动下降；出口金额波动上升，2023年出口6.5亿美元，是1996年的3倍，见图10。

2.1.8　区域差异

广东省内人文与地理资源差异较大，基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语言等因素传统上划分为珠三角（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粤东（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粤西（阳江、湛江和茂名）和粤北（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4个区域。珠三角，GDP占全省81.2%，人口占61.9%，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比仅为35.8%（表1），作为都市农业区，光温水资源匹配度高，主要发展“稻‐菜‐菜” “菜‐稻‐菜”等多熟高效模式，形成以设施蔬菜、岭南水果和水产品供给为主的农作格局。粤东、粤西和粤北经济相对落后，农业从业人员比例相比珠三角高，是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区。粤东为精细农业区，依托潮汕平原肥沃耕地与滨海气候，发展“稻+” “稻‐稻+”轮作模式，复种指数达到301.7%，远高于粤西和粤北。粤西为农产品主产区，耕地面积大，气候资源优异，大力发展菠萝、荔枝等热带作物规模化种植，但耕地利用强度较低，复种指数为191.9%，比粤北还低24.8%。粤北为生态农业区，山地地形，森林覆盖率高，生态资源富集，发展“林+”林下经济模式和“稻+”等模式，构建生态友好型农作制。

2.2　农作制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2.2.1　农林牧渔结构从“单一种植”向“特色种植-生猪-水产协同+外向型拓展”转型

广东省农作制产业结构演变呈现鲜明阶段性梯度特征。1949—1984年为种植业绝对主导期，种植业产值占比稳定在70%以上，1949年高达84.7%，畜牧业和渔业占比仅为11.8%和3.2%，产业结构单一。1985—2008年结构调整期，畜牧业和渔业快速崛起，牧业占比从22.3%升至30.0%，渔业占比从8.3%提升至19.8%，形成种养渔协同发展雏形。2009年至今恢复协同期，渔业持续提质，2023年占比达21.8%，成为产业重要支柱；外向型特征凸显，蔬菜出口金额从1996年的2.2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6.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4.9%^［20］，干鲜瓜果及坚果2023年出口金额为5.3亿美元，占全国的9.3%，园林水果年产量达1 991.9万t，荔枝、香蕉等特色产品出口量稳居全国前列。

2.2.2　种植业结构演变以“粮食主导→粮经并重→蔬菜凸显”为核心脉络

1949—1984年为粮食作物主导阶段，粮食播种面积占比长期维持在75%以上，1949年高达90.5%，经济作物占比仅为2.9%，以甘蔗、花生为主。1985年后经济作物快速发展，占比不断提高，种植业结构进入粮经并重阶段，2019年经济作物占比首次超过粮食作物，达50.4%（2.2万km²），最近几年继续小幅度提升，形成二元并重格局。近年来蔬菜成为结构优化核心抓手，2023年播种面积1.5万km²，占经济作物61.7%，产值达1 691.8亿元，占农业产值的38.2%，成为农民增收与结构转型的关键载体，凸显“稳粮扩经、强特增效”的阶段性演进逻辑。

2.2.3　复种指数演变呈现“增长-波动-恢复”的阶段性特征

1949—1975年为快速提升期，复种指数从194.1%升至244.9%，三熟制在珠三角等区域广泛推广，契合光温资源的禀赋。1978—2019年为波动回落期，受劳动力转移和效益导向的影响，复种指数在225%上下波动，2006—2019年降至150%左右，部分区域三熟制向二熟制简化。2020年后恢复回升至238.2%，但仍低于三熟制理论潜力。从区域来看，气候资源利用不均衡，珠三角复种指数为321.8%，粤东为301.7%，资源禀赋利用较好，但粤西仅191.9%，对光温水热利用非常不充分。复种指数与粮食产量的相关分析显示，二者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通过提升复种指数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量。

3　讨 论

3.1　驱动力分析

3.1.1　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是广东省农作制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前提，其光、温、水、土的组合禀赋优势为开展多元农作模式提供了核心支撑。广东省≥10 ℃活动积温为5 000~8 500 ℃，无霜期长达280~365 d，为作物多熟种植提供了优越条件——粤东、粤西和珠三角的沿海平原区光温水匹配度高，可稳定实现一年三熟，粤北山地丘陵区也可灵活推行一年两熟或三熟。广东省土壤类型以赤红壤、红壤为主，珠三角等区域经长期培育形成了肥沃水稻田，粤西雷州半岛等区域富硒土壤占比高，为特色作物种植提供了基础。

3.1.2　高效、外向需求

广东省常住人口持续增长，2024年突破1.27亿，而人均耕地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980 m²降至当前的190 m²，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约束了驱动农作制逐步向经济高效、高价值产出及外向型方向演进。为最大化单位耕地经济产出，种植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作物倾斜，经济作物占比逐步超越粮食作物，形成“以经补粮、以特增效”的结构优化路径。同时，依托独特区位与市场优势，外向型农作特征不断强化，通过对接国内外高端市场扩大特色农产品出口规模，形成“资源约束-效益导向-外向拓展”的演进逻辑，既适配人多地少的基本省情，又契合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实现土地利用效率与经济收益的双重提升。

3.1.3　粮食产能保障

广东省粮食生产具有深厚历史根基^［22］，1952—1975年，在地方粮食自给方针引导下，广东省作为余粮省份每年需上调中央粮食34.4 万t，为全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后续伴随农业生产结构优化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持续缩减，广东省逐步转为缺粮省。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广东省政府于1995年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有关问题的通知》^［23］，将推广科学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列为核心举措，通过实施“改零熟为一熟、一熟为二熟、二熟为三熟”的耕作制度改革，复种指数于2001年达245.8%；近年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持续强化，政策体系从“保总量”向“稳产能、强韧性”升级，引导发展“稻-稻-肥”“稻-稻-油”等轮作模式，同步开展粮油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1.4　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驱动广东省农作制从传统粗放向高效精准迭代演进。2024年广东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3%，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8%，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80%。农业机械装备持续升级，农机总动力从1995年的1 669.6 万kW增至2023年的2 586 万kW，增幅达54.9%，大中型农机和智能装备推广大幅提高了耕作效率；农资投入强度实现绿色转型，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从1995年的195.7万t和8.0万t，增至2012年的245.4万t和11.4万t，此后依托减量施肥技术、高效低毒农药推广等，用量逐年下降，契合绿色农作制要求。

3.1.5　规模化经营

广东省耕地碎片化和小农户经营特征突出，不仅推高了生产和管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科技的投入。规模化经营作为破解小农户分散经营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土地资源整合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广东省农作制向集约化、标准化方向演进。依托土地流转政策，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形成“集体预流转-主体集中经营”的整合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耕地，实现分散地块的连片规模化种植。规模化经营为先进技术应用与模式创新提供了载体，促进机械化耕作、精准化管理及“稻+” “稻-稻+”等高效轮作模式推广，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生产标准化水平。同时，规模化经营强化了产供销协同衔接，推动农作制从“单一生产”向“全链条统筹”转型，既缓解了小农户经营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又契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起资源集约、效益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农作制新格局。

3.2　经济发达区农作制波动特征及成因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其农作制演变呈现出“结构转型快、波动幅度大、多元矛盾突出”的典型特征，核心成因在于比较效益差异驱动下的农业资源重新配置。从现象来看，1949—2023年，广东粮食播种面积降幅达53.4%，经济作物占比从2.9%反超至51.4%，复种指数经历“增长-波动-恢复”三阶段起伏，这种波动远大于传统农业省份，本质是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多功能性”与“要素逐利性”矛盾的集中体现。随着城镇化率提升至75.42%，非农产业收益大幅高于粮食种植，2023年蔬菜产值是谷物的4.2倍，这种收益差异驱使农户自发调整种植结构，向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倾斜。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粮食种植面临“人力短缺-成本上升-效益更低”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农作制的不稳定性。此外，土地资源稀缺性（人均耕地仅为全国1/5）放大了这种波动，农户为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选择风险低、收益高的种植模式，使得农作制在“政策稳粮”与“市场增收”之间反复调整，形成经济发达地区特有的农作制演变规律。

3.3　资源利用效率需进一步提升

广东省光温水热资源禀赋优越，但资源利用效率与规模化生产水平的不匹配成为制约农作制优化的关键瓶颈。全省复种指数为238.2%，与理论潜力存在显著差距；沿海冬闲田空置突出，珠三角与粤西复种指数差距达129.9个百分点，反映出资源开发的区域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源于规模化生产对资源利用的赋能不足。广东耕地碎片化特征显著（3亩以下耕地图斑占比46%），小农户分散经营模式难以推广多熟种植、精准农业等高效利用技术，导致粤西等区域的光温资源潜力未能转化为生产效益。而珠三角依托规模化经营，实现了“菜-稻-菜”等高效种植模式^［24］的普及，印证了规模化是资源高效利用的前提。资源禀赋的优势转化需以规模化生产为载体，未来需通过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打破小农户经营的局限，构建“资源-技术-规模”协同的利用体系，同时针对区域差异制定差异化策略，如粤西聚焦热带作物规模化种植，粤北发展生态型规模化农作模式，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全域提升。

3.4　粮食安全与政策的约束

粮食安全目标与政策约束构成广东省农作制演变的“双重调控机制”，其核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保障农业基础地位。广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余粮省转变为缺粮省，粮食产量的全国占比降至1.8%，但通过“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轮作补贴等政策干预，粮食播种面积已稳定在22 000 km²以上，复种指数提升至240.6%，彰显了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兜底作用。经济发达地区易出现“重非农、轻农业”的倾向，政策通过刚性约束（如耕地保护、复种指数提升）与柔性引导（如补贴激励、技术推广），避免粮食生产被过度挤压。从演变来看，政策导向从“保总量”向“稳产能、强韧性”转型，引导“稻-稻-肥”“稻-稻-油”等轮作模式的推广，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适配了农作制向高效化转型的需求。但政策实施仍需破解“政策目标”与“农户行为”的衔接难题，如部分区域存在补贴精准性不足、技术配套滞后等问题，未来需强化政策的系统性，构建“补贴-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实现粮食安全与农作制优化的协同推进。

3.5　持续发展前景

广东省农作制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是实现“生态适配、经济高效、安全可控”三位一体，其演进路径需紧扣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转型规律，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从短期来看，需聚焦核心矛盾，针对性破解光温资源利用不充分、种植模式简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通过推广“稻-稻+”等多熟模式、提升水稻单产、强化规模化经营，夯实农作制的生产基础。从中长期来看，需立足“大食物观”，推动农作制向“多元协同、三产融合”转型。一方面，依托区域比较优势，构建珠三角都市农业、粤西特色作物生产、粤北生态农业的差异化格局，放大荔枝、香蕉等特色产品的产业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科技赋能与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综合效益，破解比较效益低的根本矛盾。经济发达地区农作制的可持续发展本质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广东需以规模化经营为载体，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政策保障为底线，构建起既适配经济发展水平，又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作制体系，为我国东部沿海同类区域提供示范引领。

4　结 论

广东省的农业产业结构历经“种植业绝对主导期-结构调整期-恢复协同期”三阶段，形成特色种植-生猪-水产协同型结构。种植业结构实现“粮食主导→粮经并重”转型，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从90.5%降至48.6%，经济作物占比增至51.4%。复种指数呈“增长-波动-恢复”特征，2023年达238.2%，且与粮食产量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区域差异显著，珠三角复种指数高达321.8%，粤西仅为191.9%。粮食单产较1949年增长3倍，但水稻单产较低。特色经济作物优势突出，尤其是蔬菜，种植面积呈现显著增长态势，从1990年至今增幅达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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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TJ04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YDXZYJ06)

2024年度广东省社科规划共建课题(GD24XYJ24)

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农村科技特派员第二轮项目(KTP20240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