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乡村衰退已成为普遍面临的重大挑战，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业经济萎缩、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
［1-2］。探索适应不同国情的乡村振兴路径成为国际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土地整治作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工具，在全球多个国家广泛实践
［3-4］。中国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成功展示了土地整治在优化空间布局、提升耕地保护水平、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5-7］，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下简称“全域整治”）提供了宝贵经验。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国土空间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相继推进，全域整治的政策目标和内涵逐步扩展
［8］。在原有以耕地保护和空间整合为主的政策工具属性外，全域整治逐渐承载起促进产业发展、维护生态安全、彰显乡村价值等多重功能。然而，多目标持续叠加也为整治实践带来多重挑战，包括政策任务边界模糊、实施路径多元分散、工具效能难以稳定发挥等
［5，9-12］。因此，在多目标体系中，重新审视全域整治的基本定位，厘清其作为政策工具的功能边界与目标约束，系统分析其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是当前全域整治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现有研究围绕全域整治的内涵特征、作用机制、优化路径等内容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讨论
［6-8，10］。在内涵方面，该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全域整治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工具
［6-8］，其功能内涵逐步拓展至城乡融合、国土空间治理、碳中和、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等多重政策目标
［13-20］。随着政策目标的不断叠加，全域整治在实践中逐渐由以耕地保护与空间重构为主的资源配置工具，拓展为兼具产业发展、生态治理与乡村价值提升等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政策工具
［6，8，11］。在作用机制方面，相关研究多从乡村系统转型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视角展开分析，认为全域整治通过要素流动、结构优化与功能重组等机制，对城乡要素配置、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保护、生态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16-19，21-22］。在实施路径方面，学界围绕不同区域整治实践开展了广泛研究，例如从流域生态单元
［10］、城乡融合区
［23］等单元探讨全域整治路径优化。同时，相关研究还将全域整治拓展至多元发展议题，例如部分研究将其拓展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
［13］、乡村气候变化适应
［14］、“双碳”目标实现
［20］、城乡等值化
［23］等领域。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从多维视角揭示了全域整治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其政策功能与实践路径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整治功能持续拓展，全域整治的政策工具边界与价值功能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相关研究对此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回应。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具体区域实践开展案例分析或经验总结，虽验证了全域整治对乡村发展的多维效应，但在多目标背景下，如何从理论层面解释全域整治功能拓展的内在逻辑，仍需深化系统性的理论解析。基于此，为厘清多重战略目标叠加背景下全域整治的功能边界，基于理性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同关系出发，重新审视全域整治的基本定位，系统分析其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优化路径框架，以期为理解全域整治的功能边界及其实现逻辑提供理论参考。
1 理性主义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基本定位
1.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
全域整治作为一项融合多重目标的政策工具，承载着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双碳”目标和国土空间治理等多元诉求
［6，8，17-18］。在多目标叠加的政策背景下，明确其核心目标及目标层级，是防止功能扩张失序、提升政策工具效能的关键前提。通过对全域整治的历史演进、内涵特征、政策导向及其与多目标关系的综合研判，乡村振兴是其核心目标，详见
图1。从历史演进看，我国土地整治经历了从土地整理（1998—2008年）、土地整治（2008—2018年）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2018年至今）的发展历程
［5］。尽管政策目标不断拓展，但其治理对象始终指向乡村地域空间，政策重点也由以耕地保护为主逐步转向涵盖乡村全域、全要素的系统整治。这一演进过程表明，全域整治始终围绕乡村发展问题进行调整与完善，是服务乡村振兴的制度性政策工具。从内涵特征看，全域整治以乡村地域系统为治理单元，通过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措施，系统重构乡村空间结构与资源配置格局，其直接作用对象是乡村空间形态及其资源组织方式，这一特征决定了全域整治在政策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空间工具属性，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空间与资源支撑
［8，11，16］。从政策导向来看，自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24］提出“加快国土综合整治，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大行动”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全域整治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其政策指向。
从全域整治与其他目标的关系看，其直接作用对象是乡村空间，首要功能是支撑乡村振兴，并由此为其他相关目标实现提供空间与资源基础。具体而言，全域整治通过农用地整理与耕地保护，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通过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低碳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实；通过乡村资源盘活与土地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增强乡村经济活力，推动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及高质量发展；通过乡村国土空间优化布局与统筹整治，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实施载体与空间基础。由此，全域整治应被界定为以促进乡村振兴为核心目标的政策工具，其他相关目标在该核心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获得支撑与协同推进。明确这一目标层级，有助于从理性主义视角进一步审视全域整治的工具边界与价值指向，并为后文构建其功能递进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1.2 理性主义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论解析
理性主义理论源自德国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社会学分析，该理论认为，政策行为的决策应基于理性分析，以确保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目标达成的最大化，理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分析政策工具属性与价值目标的二元框架
［25-26］。工具理性以效率和成果为导向，强调以最优手段实现政策目标；价值理性则强调政策的社会价值导向，关注长期发展目标与价值诉求。在政策科学、社会科学、行政管理、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理性主义理论通常被用于解析政策行为的内在逻辑，揭示规划决策、资源配置与治理行动中效率考量与价值取向的互动关系，相关研究已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治理行为及土地整治研究领域中得到应用
［26-28］。
在多重政策目标叠加背景下，全域整治同时承担着破解现实发展约束与承载长期价值目标的双重任务，兼具政策工具属性与价值实践功能，其运行逻辑呈现出工具实用性与价值综合性的复合特征。一方面，全域整治通过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空间结构优化与指标统筹等制度与技术手段，直接介入土地利用结构与资源配置过程，其成效依赖于实施效率与可操作性，体现工具理性取向；另一方面，其实践持续影响乡村生产方式、空间形态与生态格局，客观上承载着乡村特定的社会与生态价值取向，受到价值理性的规范约束。然而，其本质仍是一种政策工具，而非解决所有乡村发展问题的“万能工具”。因此，有必要在双重理性视角下重新界定全域整治的功能边界与价值取向。基于理性主义框架，对全域整治的理论解析集中于2个核心问题：其一，作为土地政策工具，其功能应当聚焦于哪些能够通过土地要素重组与空间结构优化加以解决的结构性约束；其二，其实施过程与结果应当指向何种与乡村振兴目标相一致的价值方向。
1.2.1 工具边界：全域整治应当聚焦的关键问题
从理性主义视角看，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与目标问题的适配性。全域整治以土地要素配置与空间结构调整为核心，通过空间重构、资源优化与制度调适，旨在针对性缓解乡村发展中的土地相关约束，进而支撑乡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工具理性界定其功能边界，关键在于识别那些具有显著土地属性且需通过全域整治予以解决的发展约束。具体而言，全域整治应聚焦以下关键问题：1）耕地空间破碎化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我国乡村耕地长期呈现细碎化、分散化特征，田块形态不规则、空间连片性差，此类约束根植于土地空间结构，表现为耕地资源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空间适配不足
［29-30］。全域整治通过耕地整理、田块归并及农田基础设施配套，优化耕地空间形态与利用条件，为农业现代化奠定空间基础。2）乡村空间结构失序引发功能冲突。我国乡村地区长期缺乏统一科学的规划体系，村庄规划目标不清、规划落地难、管控能力不足，导致村庄空间布局疏于管理，耕地占用、土地资源配置错位、功能冲突现象显著
［31］。全域整治是落实村庄规划的抓手，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格局，统筹资源配置，推进空间分区有序化，能为乡村高效发展提供路径。3）建设用地低效配置阻碍要素流入。当前乡村普遍存在存量建设用地闲置与新增用地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
［12］。一方面，宅基地与低效用地随人口外流持续增多；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受制于建设用地指标。全域整治通过存量盘活、建设用地整治与指标统筹，能为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4）人居环境基础差制约乡村品质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依赖公共服务投入，也受制于空间布局与生态基底。居住点分散、基础设施配置成本高、生产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冲突等问题，削弱了环境治理措施的实效
［32］。全域整治通过村庄布局优化、生态修复与公共空间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的空间可行性。5）资源转化机制不畅制约多元价值实现。乡村拥有土地、生态、景观与文化等多类资源，但其价值转化常受产权不清、空间支撑不足、转化条件薄弱等制约，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优势难以转化为持续发展动力。全域整治通过产权重构、空间整合与设施配套，优化资源配置与转化条件，为资源的资产化与产品转化提供系统性支撑。
1.2.2 价值约束：全域整治的核心价值体系
在理性主义视角下，价值理性通过界定政策工具的目标取向与实施边界，对其运行方式形成规范性约束。对于全域整治而言，其价值导向根植于中国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乡村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地域系统，其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属性与发展逻辑明显区别于城市。具体而言，农耕文明、生态资源、村落形态与历史文脉构成乡村区别于城市最具基础性和识别性的价值要素，也是全域整治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维护的核心价值体系：1）维护农耕文明的根脉延续。农耕文明是乡村人地关系长期协同演化的结果，深刻塑造了农业景观格局、土地利用方式、地方经验知识与社会组织形态
［33］。全域整治在推进耕地整合、农业设施配置与生产条件改善过程中，应将农耕文明视为农业空间的重要内涵，注重保护传统耕作体系、田园肌理及其所依托的地方性知识，使空间重构服务于农业系统的文化延续。2）保护生态资源的安全稳定。生态资源构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整治工程对自然系统具有直接的干预效应，其规划与实施需以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环境承载能力为基本前提，将生态保护与修复要求系统嵌入空间优化过程，防范以短期空间效率牺牲长期生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3）维护村落形态的社会功能。村落形态是乡村社会关系、治理结构与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空间载体，承载着乡村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35］。全域整治在推进空间整合与布局优化时，应充分评估其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社区认同与生活连续性的影响，在提升空间组织效率的同时，维护村落作为社会单元的完整性与可持续性。4）保障历史文脉的传承发展。历史文脉资源高度依附于特定空间，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整治过程中涉及的空间改造与资源重组，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深远影响。将历史文脉纳入价值约束，有助于在整治决策中系统识别潜在文化消逝风险，保护乡村历史文脉。
1.2.3 双重理性下全域整治的功能递进逻辑
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协同下，全域整治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并非多重目标的直接叠加，应被理解为内在有序的功能递进结构，即整治实践从破解结构性困境的基础性功能，到激活内生动力的驱动性功能，最终迈向实现长效价值的可持续性功能，详见
图1。首先，结构重塑构成全域整治的基础性功能，该功能以工具理性为主导。通过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合与产权关系优化，重构土地利用结构，缓解耕地细碎化和空间无序化等结构性问题，从而实现乡村“空间增效”。其次，在空间增效基础上，全域整治进一步向价值理性延伸，表现为驱动性功能。该功能聚焦于将优化后的空间要素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产业承载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村产业融合，实现从“空间增效”向“经济增富”转化。最后，可持续性功能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当空间结构趋于稳定、产业体系形成基本承载能力后，全域整治的功能重心由结构改善转向价值实现。其重点在于，通过文化保护传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及资源产业化运营等系统性举措，将已优化的空间载体、生态基底与文化资源嵌入产业运行与市场机制，深度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产品、文化服务与特色业态，推动乡村资源向资产、资产向产品转化，进而实现“乡村增值”。这一功能递进逻辑表明，价值目标实现以工具性问题的有效解决为前提，揭示全域整治从短期困境治理到长期价值实践的演进路径，为多目标情境下多元功能之间的有序衔接提供逻辑指引。
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全域整治的作用机制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导向，详见
图2。从价值层面看，全域整治以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制度为约束
［8］，这些制度既是国家土地政策的核心，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耕地保护制度通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大占补”政策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节约集约用地制度通过科学规划与资源整合，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目标，注重生态系统修复与功能提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6］。全域整治通过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空间，推动村庄规划落实，将制度要求转化为实践方向。
从工具层面看，全域整治依托耕地“大占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三块地”改革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政策工具，推动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其中，耕地“大占补”政策动态协调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保护目标之间的矛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存量土地盘活和用地指标流转提供保障；农村“三块地”改革通过明晰农地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权属与用途，推动土地权利明晰和土地价值显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动力，通过财政补贴、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形式，激励社会各方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在此基础上，统筹两项指标和协同耕地“大占补”成为全域整治实施的关键抓手。在制度约束与政策支持的共同作用下，全域整治通过产权调整、产业发展和产品转化三条作用路径，促进空间增效、经济增富和乡村增值。
2.1 全域整治利用产权调整促进空间增效
空间增效是全域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路径。全域整治以产权调整为抓手，通过明晰土地权属、优化资源配置和重塑空间结构，解决权属分散、利用低效等问题，为规模化生产、集约化建设和功能分区奠定基础
［11］。通过耕地“大占补”政策、宅基地改革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工具，推动农用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属优化与合理配置，为乡村资源高效利用奠定基础。
全域整治在农用地优化中，重点通过产权调整解决耕地细碎化和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利用耕地“大占补”政策，一方面通过农用地内部土地类型调整与耕地质量提升，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
［37］；另一方面通过整合细碎化耕地，结合土地流转机制实现农用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为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奠定基础。在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优化方面，全域整治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盘活存量土地。通过拆旧复垦，将建设用地指标纳入交易平台，实现指标收益最大化，同时显化土地资产价值，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38］。此外，全域整治通过功能分区，明确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布局，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供空间保障。
2.2 全域整治助力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富
经济增富是全域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持续动力，其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农田基础设施、释放土地经济潜力和引导产业要素集聚，破解乡村产业发展中土地不足、资金短缺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7，23］。全域整治以提升农业基础条件、盘活土地资源、引导资金融合为主要抓手，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多元化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活力。
首先，全域整治通过农业提质与产业链延伸助力农业升级。通过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全域整治提升耕地质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增强农业生产能力，进而推动农业与加工、销售及休闲旅游等产业环节的联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乡村经济多元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全域整治通过土地资源整合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撑。盘活闲置宅基地与低效建设用地，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并通过科学规划用地功能分区，保障农业生产、乡村旅游和绿色产业等多种业态的用地需求。最后，全域整治搭建城乡要素流动平台，推动产业融资与资本集聚。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释放土地指标收益，将资金导向乡村产业发展领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经济建设，实现土地资产价值显化与产业投资渠道拓展的双赢，推动乡村产业多元融合与经济振兴。
2.3 全域整治助推产品转化促进乡村增值
乡村增值是全域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全域整治以产品转化为重点，通过农业生态化改造、生态资源价值提升、文化资源活化和乡村风貌景观塑造，将乡村优势资源和环境要素转化为绿色农产品、生态产品、景观产品等，促进乡村优势资源的价值转化。
首先，全域整治通过农业生态化改造，推动绿色农产品价值转化。通过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缓冲带建设、土壤改良和灌排系统优化等生态化改造工程，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增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13］。通过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为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生产提供基础条件，推动农业向生态经济转型升级。其次，全域整治通过提升生态资源质量，推动生态产业化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17］。全域整治以生态修复、生态景观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为基础，增强乡村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结合生态旅游，支持乡村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形成包括碳汇、绿色能源和自然教育在内的多元化产业结构
［20］。全域整治通过塑造乡村风貌景观，实现特色景观价值转化，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手段，保护传统民居与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乡村风貌。通过整治平台引入产业项目，将乡村景观资源转化为特色民宿、文化体验游和创意农业等经济产品，实现景观资源价值外溢，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市场联动发展。
3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前文在双重理性协同框架下，提出了全域整治“空间增效—经济增富—乡村增值”的功能递进逻辑，并阐释了其作用机制。为将这一逻辑转化为更具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从空间优化、经济振兴与价值实现3个方面，构建与基础性、驱动性、可持续性功能相匹配的优化路径体系，详见
图3。
3.1 乡村空间优化路径：三地四权三协同
空间优化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全域整治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与空间结构，为乡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有力支撑。以农用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三地”为作用对象，全域整治通过优化土地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权和自然资源产权“四权”，实现乡村空间资源的集约化与高效配置
［11-12，38-39］。农用地规模化生产依赖承包地经营权的整合与流转，建设用地减量化需通过规范废弃宅基地退出机制和盘活低效土地资源加以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推动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重要路径，生态用地高质化则需以自然资源产权确权和系统管理为保障。然而，现有土地制度在权属明晰、流转机制和产权交易等方面面临诸多制约
［40］。例如：农用地细碎化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难度较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程序复杂，生态资源产权确权不足。这些问题削弱了全域整治在优化乡村空间中的实际成效。
未来全域整治优化重点需从“三协同”入手，搭建空间优化的制度基石，为农业规模化生产、乡村功能分区和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保障，详见
图3。1）全域整治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协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全域整治相辅相成，是实现乡村空间优化的关键制度保障。当前，农用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在产权明晰与增值收益分配方面仍存不足
［41］。农用地整治应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推动土地由细碎化向集中化、规模化转变；宅基地整理需建立规范化的退出与盘活机制，在保障农户权益的同时释放闲置土地价值；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需优化入市程序，完善收益分配与土地整理衔接机制，激发集体土地的经济潜力。2）全域整治与空间规划协同。村庄规划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传导国土空间规划目标，是全域整治实施的指导依据与约束框架；全域整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连接实际用地需求，为局部空间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提供实践支撑。在两者协同中，全域整治需以村庄规划目标为核心，细化其空间功能要求，并将其转化为整治任务，以确保规划意图在整治实践中具体落实。同时，在确保三区三线总体布局稳定前提下，应建立调适不合理局部空间结构的整治规则，增强规划对乡村实际需求的适应性
［5］。3）全域整治与耕地“大占补”政策协同。提升占补耕地质量与效益是当前政策优化的重点
［37］，全域整治应统筹耕地“大占补”，将“耕地占用、耕地补充、非耕地调整、耕地调整”相结合，通过优化指标流转和空间调整探索“占劣补优”机制。优先将新增耕地指标用于高生产潜力区域，兼顾耕地数量与质量目标；整合低效与边际耕地，提升整体耕地质量；实施“耕地下山、林地上山”策略，兼顾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双重需求。通过“三地四权三协同”框架指引，全域整治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推动乡村土地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奠定空间基础。
3.2 经济振兴优化路径：三链四策三维度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全域整治需聚焦关键链条，以精准破解乡村产业发展核心瓶颈，推动乡村产业导入与经济发展
［21］。当前，乡村产业普遍面临产业链条短、资源配置分散、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全域整治应以产业链延伸、供应链优化和创新链驱动“三链”为切入点，通过统筹资源、优化功能、驱动创新构建高效的乡村产业体系。产业空间布局、主体培育、功能重塑和城乡要素流动是支撑“三链”发展的重要策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可解决空间低效与产业用地不足，为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全链条融合提供空间支持；强化主体培育，通过激励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参与产业整合，提升供应链的协同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功能重塑推动农业与生态、文化、旅游等功能深度融合，为创新链发展创造多样化应用场景；城乡要素流动是以全域整治平台构建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实现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协同配置，为“三链”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然而，实践中仍面临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主体培育机制不足、功能融合度低和城乡要素流动效率不高等挑战，亟待通过优化路径予以破解，以提升全域整治的实际成效。
未来，全域整治优化重点需从时间、空间和功能3个维度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详见
图3。1）时间维度。结合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前期通过整治低效土地和完善基础设施解决产业空间瓶颈，为产业链延伸奠定基础；中期通过主体培育完善供应链，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提升主体协同效应；后期以创新链驱动为重点，结合技术赋能与功能重塑，促进生态农业、绿色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附加值。2）空间维度。全域整治应优化乡村内部空间布局，助力产业“腾笼换鸟”，为新兴产业发展腾挪空间
［15］。一方面，清理低效建设用地，科学划定用地功能分区，优先保障绿色产业、生态旅游业等高附加值新兴产业用地；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用地高效利用与转型升级，释放资源潜力，为创新型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同时，通过全域整治搭建县-镇-村多层次联动平台，构建资源共享、分工明确的多层级产业格局。3）功能维度。全域整治应以资源整合和特色功能优化为导向，因地制宜推动差异化产业发展
［32］。结合地方资源禀赋优先发展区域特色农业、绿色产业和生态旅游业，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主体培育和功能重塑，促进农业与生态、文化、科技等功能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通过“三链四策三维度”的框架指引，全域整治统筹关键链条与核心要素，聚焦重点维度优化，有望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3 价值实现优化路径：三步四类三赋能
价值实现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优势资源价值转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当前，乡村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低、农耕文化传承薄弱、民俗文化吸引力不足、聚落景观缺乏活力等问题普遍存在，制约了乡村多元价值的有效转化。全域整治以优势资源价值培育、资本深化和价值实现“三步”为切入点
［42］，通过生态价值转化、农耕文明深化、民俗文化显化、聚落景观活化“四类方式”，推动乡村本土优势资源价值化与市场化
［32］。生态价值转化依托全域整治提升生态空间质量，推动环境修复、生态补偿、碳汇交易与生态产品开发，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农耕文明深化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遗产活化与田间教育，强化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民俗文化显化通过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工程，促进历史街区修复、非遗文化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聚落景观活化通过村落保护修复、景观再造与空间重构，提升乡村空间品质与宜居性。然而，当前资源产权不清晰、价值评估体系不完善及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限制了乡村多元价值的整体转化，亟需通过全域整治加以破解，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全域整治优化重点需从政策赋能、市场赋能和机制赋能3个方面促进乡村本土优势资源价值转化，释放优势资源潜力，详见
图3。1）政策赋能。全域整治需强化政策整合，构建资源价值转化的制度框架。首先，利用全域整治推动资源产权清晰化，推动耕地、宅基地、林地等资源的确权登记，并完善产权交易制度，为资源流转和价值实现提供法律保障。其次，整合耕地“大占补”、增减挂钩、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明确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边界，引导低效用地向绿色产业、农耕体验、生态旅游、文化振兴等工程，并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支持多元化产业开发。最后，健全政策激励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推动生态保护修复、农耕文化传承、民俗文化展示、乡村风貌提升等工程项目落地，为乡村多元价值转化提供平台。2）市场赋能。通过全域整治平台，构建以资源整治修复为基础、资本驱动为核心、市场化转型为导向的协同模式。依托整治优化后的乡村空间与资源优势，强化城乡市场联动，吸引社会资本定向投入生态及文旅等高附加值产业；同时，引导企业以合作或合资方式深度参与生态产品开发、农业遗产活化、民俗文化传播与景观空间再造，从而高效实现资源向农产品、生态产品、景观产品和文化产品的转化，培育市场竞争力品牌与新型产业业态。3）机制赋能。全域整治需构建多主体协作与利益共享机制
［43］。协作平台应整合政府、企业、设计单位和农村集体等多方资源，通过信息共享与项目进度公开，减少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提升整治执行效率。在利益共享机制上，针对经济基础较强的村镇，可探索以村集体运营为主和社会资本参与的资源价值化模式，强化村集体在资源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引导收益分配向农村倾斜，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村镇，以企业为主参与本土资源开发，明确村集体在产权与利益分配中的角色，确保资源价值转化成果公平共享。通过平衡多主体利益，构建协作高效、分配公正的治理机制，从而推动乡村生态、文化、景观与经济价值的持续转化。
4 结论与启示
为厘清多重战略目标叠加背景下全域整治的功能边界，基于理性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全域整治的基本定位，系统分析其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全域整治作为土地政策工具，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乡村振兴。从工具理性视角，其应聚焦解决耕地空间破碎化、乡村空间结构失序、建设用地低效配置、人居环境空间约束及资源价值转化机制不畅等具有显著土地属性的发展瓶颈；从价值理性视角，全域整治实践应维护农耕文明延续、生态资源安全、村落形态稳定与历史文脉传承，确保空间重构与资源配置始终服务于乡村综合价值的长期实现。协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全域整治的实践逻辑呈现出以空间增效、经济增富和乡村增值为核心的功能递进特征。
2）全域整治通过“产权调整—产业发展—产品转化”的作用机制，在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下，依托耕地“大占补”政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三块地”改革和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推动空间增效、经济增富和乡村增值。
3）全域整治助推乡村振兴可通过“空间优化—经济振兴—价值实现”的路径体系加以实现。在空间层面，通过“三地四权三协同”推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在经济层面，通过“三链四策三维度”促进产业体系重构；在价值层面，通过“三步四类三赋能”推动乡村综合价值提升，从而构建全域整治支撑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路径。
当前，以“千万工程”为经验推进新一轮全域整治工作的背景下，本研究提出的空间增效、经济增富到乡村增值的功能递进逻辑，为不同地区全域整治实施重点提供重要启示：由于区域间土地利用格局、产权结构、产业发展基础与生态约束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决定了整治功能层级在不同村庄呈现差异化实现路径。土地利用格局破碎、产权结构不清的地区，应优先推进空间整合与产权优化，以“空间增效”为重点；具备一定产业承载能力的地区，可在空间稳定基础上强化产业组织与要素配置，推动“经济增富”；资源禀赋突出、制度条件成熟的地区，可进一步探索资源价值化路径，实现“乡村增值”。整治优化应根据发展基础分层推进，强调功能层级之间的衔接关系，避免功能泛化导致整治目标过度扩张、实施重心分散。因此，未来需结合村庄特征，制定针对性整治模式，以提升全域整治的适用性和实效性。同时，全域整治并非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的“万能工具”，其成效仍需依赖其他政策协同，未来应与耕地“大占补”政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制度形成协同，以提升政策整合与制度协同效能，从而更有效地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5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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