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tests

摘要

为厘清新质生产力影响农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及作用机制，在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对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经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市场激励效应和公共推广效应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对非粮食主产区和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农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高，还可通过空间传导机制对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转型产生正向带动作用。因此，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市场机制和优化公共推广体系，重点关注区域异质性，从多个渠道助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f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uses a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The do data not include those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gions. The same bel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re analyz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ults of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market incentive effects and public promotion effe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and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economic region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y not only promote local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exer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through spati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mprove market mechanisms， optimize public promotion functions， focus 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assist the empower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 农业绿色转型 / 市场激励效应 / 公共推广效应 / 空间溢出效应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 market incentive effect / public promotion effect /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然而，农业发展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持续收紧、面源污染风险持续攀升、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显著增加等多重挑战^［1］。因此，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绿色是农业的底色，农业绿色转型是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2］。全面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不仅是化解资源环境危机、破除农业资源环境约束的战略举措，也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契机^［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为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然而，随着农业发展步入加快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性、长期性与系统性矛盾愈发凸显，亟待全方位革新绿色转型模式。以污染防控治理为基础向农业高质高效转型的绿色发展模式，应是当前及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这一模式更紧密地与质量兴农、科技赋能等核心目标相衔接，也凸显出更强的主动导向。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正成为这一变革的助推器。其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特征，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呈现出高科技引领、高效能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质。从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的质态革新不仅推动了生产方式的系统性迭代升级，更促进了生产关系的适应性重构，进而为农业领域的绿色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4］。因此，依托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具有显著的现实紧迫性。

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创新驱动与要素质量提升的协同赋能，推动生产效率与综合效益的跃升，进而实现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自然改造与社会进步的协同发展。在农业领域，农业绿色转型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新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孕育出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动能^［5］。新质生产力通过整合生物技术、智能栽培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将其系统嵌入农业生产全链条，依托资源高效利用的精准农业模式，在实现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同步提升的同时，有效减少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和要素组合创新，秉持环境为生产力的价值取向，最终指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目标。农业绿色转型以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为依托，积极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合理的生产过程，要求在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视域下实现全域转型。从目标导向来看，绿色转型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最终指向，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高度契合^［6］。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大方面。一是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内涵^［7-8］、形成过程^［9-10］与作用途径^［11］。二是农业绿色转型的测度^［12-13］以及影响因素^［14］。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理论逻辑层面的探讨，主要深化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系统性剖析，涵盖其内在逻辑的影响机理、现实基础及实践路径等^［6，15］。例如，胡钰^［6］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等4方面解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也有少数研究实证检验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16-17］。主要是从农业生产力视角出发，或是构建科技引领、绿色低碳、数字智能、高效融合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评价体系，亦或是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农业劳动资料3个维度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体系，探讨其作用路径。

综上所述，研究仍有待拓展。一是鲜有研究系统性地解析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尤其缺乏融合数字新质生产力特征，从新科技、新要素、新产业3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其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形成机制，这成为理论联系实践的突破点；二是已有研究多从农药化肥减量或绿色技术采纳等单一视角衡量农业绿色转型，难以全面反映农业绿色转型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那么，如何科学测算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和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能否有效提升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其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作用途径又是什么？鉴于此，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构建包含新科技、新要素、新产业3个维度的测度指标体系，科学界定新质生产力水平，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以期为农业领域深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态，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出发点是“新”，即为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落脚点是“质”，即为高质量、绿色化和可持续。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以“新”促“质”实现生产的绿色跃升和可持续发展，这与绿色经济的内在属性和价值目标高度契合，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和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有效赋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18］。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内涵的生产力，着眼于整合科技资源与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传统农业增长理论将科技进步作为外生变量，通过要素组合和要素适配推进农业发展，但无法摆脱传统模式要素投入效率低下、污染排放过量的困境。新质生产力注重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及其成果深化应用，通过技术革新突破对传统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转型升级，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绿色生产能力^［19］。随着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持续升级，传统生产要素与新兴要素深度融合，推动应用方式与生产效率优化，进而提升农业绿色转型水平。颠覆性技术表现为新型农业机械设备、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新型农业生产资料等研发和运用，能够实现大规模、绿色高效的生产作业^［20］。

新质生产力致力于实现要素组合方式的跃升和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能够破除传统农业生产对资源要素高投入的桎梏，从根本上变革农业生产的要素依赖程度和要素配置格局，激发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潜力^［21］。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新兴要素和传统要素逐渐融合的过程，不仅是新兴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转型和升级，也是新兴生产要素重塑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新质生产力将全面革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组合方式和组合效率，构建与农业绿色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2］。一方面，将原有生产要素跃升为涵盖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的新型生产要素，并同具有赋能效应的数字、信息、服务等现代化要素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提质增效和农业绿色生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蕴含的技术创新突破能够将现代化科技要素嵌入到传统要素体系中，通过技术进步提升投入要素质量和要素转化效率，拓宽生产前沿面、实现农业生产的帕累托改进，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15］。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是经济发展的根基与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通过催生农业绿色发展新业态与新模式，持续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发展动能。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驱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产业边界，形成由装备制造到农业生产及生态服务的闭环生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促进新兴业态与传统农业形态深度融合，催生生物医药、生物农业、智慧种植等新兴产业，推动农业功能从单一生产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拓展，突破传统农业产业边界，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融合数字技术与绿色理念的新型生产力形态，能够破解信息不对称、效率损耗与功能单一等缺陷。不仅能够优化农业生产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还可有效追踪市场信号，改变市场供需模式，提高市场效率，这综合体现在市场机制上。具体而言，在土地市场，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智能化土地流转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23］。在规模经营模式下，农户可大范围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精准喷药等绿色技术，实现节肥节药。同时规模经济能够分摊绿色技术应用成本，为实现投入到产出效率提升提供一个良性循环。在劳动力市场，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与绿色产业链延伸形成的要素流动机制，加速了分散小农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流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兼具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与组织能力，能够有效组织小农户的生产要素并革新生产方式，进而推动纵向专业化分工与横向经济协同强化。这种分工协同模式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绿色转型水平^［16］。在绿色产品市场，借助农业大数据平台，新质生产力贯通农产品市场化路径，促进供需端快速对接并精准匹配市场需求。如依托区块链等技术搭建乡村绿色产品全流程追溯体系，促进产销高效衔接，提升品牌市场价值，助力乡村绿色产品拓展多元化市场渠道^［6］。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新质生产力通过市场激励效应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

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是一种由外到内、逐步推进的创新路径，旨在通过全链条的科技赋能实现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有机更新，进而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24］。科技创新研发、推广与应用是实现农业绿色转型水平跃升的关键，其核心载体主要依托于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研究机构、高校和公共服务组织等）在技术创新全流程中承担着多重职能。既包括技术研发的基础支撑，也涵盖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规范；既推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还负责公共资源的开放共享，从而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系统性技术保障。具体而言，在新质生产力的催化中，经由公共机构所研发的前沿科技被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的各链条中。例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赋能农业智能化管理升级，通过全周期动态监测农田环境参数与作物生长态势，为农户提供精准化决策支撑。还体现在农业生产标准化与品牌化进程中。农业新质生产力借助公共机构所制定和实施的农业生产标准，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还可以规范农户生产行为。规范化、标准化的流程与准则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农户打造稳定的增收渠道，并拓展农业绿色发展的市场空间。再者，新质生产力通过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成果”到“田间生产力”的跨越。技术转移中心以公共服务的形式，让农业主体以较低成本接触并试用新技术，示范效应也能激发周边经营主体的模仿意愿。在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中，通过标准化流程与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农村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不仅传播绿色生产理念、绿色农业技术等，打破信息交换的空间壁垒，实现体系内信息流动，而且弥补覆盖盲区与供给短板，实现信息共享^［25］。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3：新质生产力通过公共推广效应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

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为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本研究设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如下：

\begin{array}{l}\mathrm{A}\mathrm{p}\mathrm{g}{\mathrm{t}}_{it}={\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N}\mathrm{q}{\mathrm{p}}_{it}+{\alpha }_{\mathrm{2}}\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 {\mu }_i+{\nu }_t+{\epsilon }_{it}\end{array}（1）

式中：{\alpha }_{\mathrm{0}}为截距项；{\alpha }_{\mathrm{1}}、{\alpha }_{\mathrm{2}}分别是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mathrm{A}\mathrm{p}\mathrm{g}{\mathrm{t}}_{it}为i省份t年的农业绿色转型水平；\mathrm{N}\mathrm{q}{\mathrm{p}}_{it}为i省份t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mathrm{s}}_{it}为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农村人力资本、城镇化率、工业化水平、财政支持、金融存款余额、对外开放度、环境投资、气象因素；{\nu }_i为省份固定效应，{\eta }_t为年份固定效应；{\epsilon }_{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区别于以单一因素衡量农业绿色转型的传统做法，本研究拟在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省级层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衡量地区农业绿色转型水平。投入指标方面，在参考相关研究基础上，选取劳动、土地、农业机械、用水、化肥、农药和农膜7个方面投入变量。其中，劳动投入使用农业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农业从业人员数等于第一产业人员数乘以农林牧渔业产值中农业产值的比重。期望产出指标，用农业总产值衡量。非期望产出指标，考虑到农业面源污染主要体现为化肥流失尤其是氮、磷元素流失所带来的农业水体污染，拟选取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氮、磷元素流失量衡量。

2.2.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借鉴朱迪等^［26］研究，从新科技、新要素和新产业3个方面入手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鉴于目前衡量新质生产力的指标较多，熵值法具有客观赋权的优点，能够通过评价指标的客观信息进行赋权，避免个人主观偏好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完成指标赋权^［27］。

2.2.3　机制变量

市场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率、农业绿色产品。其中，选取农业劳动力货币化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表示劳动力流动；选取全国转包、转让等流转的土地占全国承包经营耕地总量的比重衡量土地流转率；采用农业绿色发明授权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产出总数衡量农业绿色产品。最后，采用熵值法测度市场激励效应。

公共推广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校与研究机构服务、科普投入与服务、农业气象服务。其中，高校与研究机构服务用具体数量衡量；科普投入与服务用人均科普投入经费和每百人参加科技活动次数衡量；农业气象服务用农业气象服务覆盖程度，即每万人农业气象观测站拥有数衡量。最后，对高校与研究机构服务、科普投入与服务、农业气象服务采用熵值法测度公共推广效应。

2.2.4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考王钢等^［28］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农村人力资本，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农村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之比衡量；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之比衡量；工业化水平，用工业总产值占农业与服务产值总和之比衡量；财政支农，用各省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之比衡量；金融存款余额，用金融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对外开放度，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环境投资，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衡量；气象因素，用年均温度和降雨量衡量。

2.3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时效性，本研究选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9］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0］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31］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32］ 《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33］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34］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35］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36］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37］等，以及CCAD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及气象公报。部分缺失值采用外插法处理。本研究以2010年为基准年，所有货币值均通过相应价格指数完成平减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3）和（5）为未纳入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OLS模型结果；模型（2）、（4）和（6）为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对应模型结果。具体来看，模型（2）中新质生产力系数为0.683，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新质生产力每提升1单位，农业绿色转型水平提高约0.683单位；模型（4）和（6）系数分别为0.590和0.900，均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新技术应用降低转型成本、新要素重构激活内生增长动力、新产业协同放大协同效应，三者共同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技术、要素、产业等全方位支持，从而实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假说1得到验证。

3.2　稳健性检验

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改变模型估计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一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新质生产力，二是采用变量缩尾处理法对农业绿色转型水平进行5%双边缩尾处理，三是采用Tobit截断回归模型重新估计，四是采用滞后一期新质生产力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表4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假说1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4　进一步分析

4.1　机制分析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进一步检验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由表5可知，新质生产力对市场激励效应和公共推广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二者是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因此，假说2和3得以验证。

4.2　异质性分析

表6为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在粮食主产区，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效应并不明显，而在非粮食主产区，其赋能作用较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非粮食主产区以分散化、特色化种植为主，生产场景更灵活。新质生产力更容易嵌入现有生产体系，技术适配性更强，从而转型效能更易发挥。另外，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业绿色转型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农业绿色转型是一个突破传统约束、重构发展模式的过程。而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跃迁、路径打破等多重机制，填补了这类地区在技术供给不足、转型动力缺失、资源整合低效等方面的短板，进而使其边际效应显著高于已具备成熟技术体系和发展模式的经济发达地区。

4.3　空间经济效应分析

考虑各省份间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本研究基于Lesage等^［38］提出的偏微分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并以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作为参照，估计结果见表7。在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下，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且间接效应显著高于直接效应。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区农业绿色转型，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邻接矩阵设定的空间权重下，新质生产力仅对本地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新质生产力的强渗透性、正外部性以及互联互通性为要素市场配置提供跨时空连接平台。不仅有助于提高地区之间农业要素供需匹配度和供应链管理效率，而且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技术扩散至邻近地区，从而优化邻近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第二，受限于知识与技术等，技术扩散存在地域壁垒，使得各地新质生产力仅有利于本地的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影响有限。

5　结论与建议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破解转型难题、加速农业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与实践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促进作用依然存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市场激励效应和公共推广效应双重路径提高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粮食主产区的不显著作用，新质生产力在非粮食主产区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另外，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农业绿色转型，还能带动邻近地区共同发展。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升其赋能效能。一是强化科技引领。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夯实创新基础；二是深化要素改革。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推动传统要素升级；三是推动产业融合。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深度交叉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农业新业态，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四是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加强试点示范与经验推广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全方位支持。

第二，通过多元中介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完善市场机制以激活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公共推广体系以强化技术下沉效能。例如，通过价格引导、竞争激励与产权激活，构建“技术-要素-效益”的内生循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数据等要素与农业生产的传统要素深度融合；通过垂直推广体系与精准服务配套，打通技术转化路径，降低技术研发、转换、推广及共享成本与风险。

第三，重点关注区域异质性等非均衡特征的客观存在。一方面，推广轻简适配的绿色技术，依托区域化技术试验田与本土化技术服务队，为农户提供全链条服务，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另一方面，依托后发优势，放宽特色化利用限制，鼓励差异化发展路径，设立专项基金补贴绿色技术应用，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低息“绿色转型贷”，降低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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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72463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72063014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JD2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