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

Inhibitory effect of risk-sharing mechanisms on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default among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摘要

为优化农业信贷担保政策设计、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违约风险、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基于陕西、山西、江苏3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LPM、Probit、中介效应模型和费舍尔组合检验等方法，实证考察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研究发现，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该效应能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还贷意愿以及减轻还贷压力等机制实现。此外，风险分担机制的违约抑制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不仅在非“政银担”模式、政府支持力度较弱、非农民合作社类的农业信贷担保主体中表现更突出，而且在未参保农业保险、贷款来源于中小型银行的信贷对象中展现出更强的作用。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ACG） policy， reduce the risk of credit defaul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NAB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NABEs in Shaanxi， Shanxi and Jiangsu provinces. LPM， Probit，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Fisher combination test are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risk sharing mechanism on ACG default of NAB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isk sharing mechanism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default of ACG， and this effect can be achieved by reducing financing costs， increasing the willingness to repay loans， and reducing the pressure on repayment. In addition， the risk sharing mechanism exhibit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its default suppression effect， which is more prominent not only among ACG subjects under the non-“government-bank-guarantee” mode， with weak government support， and outside the category of farmer cooperatives， but also among credit objects withou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verage and with loans from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关键词

风险分担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农业信贷担保 / 信贷违约

Key words

risk sharing /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 credit defaults

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步崛起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力量^［1］。相较于传统农户的小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规模更大^［2］，融资需求也极为迫切，其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3］。然而由于缺少合格的抵质押物和担保人，它们往往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标准。加之农业信贷本身存在风险较高、成本较大的特点，商业银行和商业性担保机构普遍缺乏支持农业发展的动力，最终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融资过程中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4］。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通过农业信贷担保机制对以往的财政支农方式进行创新与完善，即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并设立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专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服务，破解其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5］。

经过多年努力，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规模持续扩大，财政支农作用日益显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6］。然而，农业生产非常容易受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及经营主体自身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7］，这使得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在运行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风险诱因。这些因素加剧了农业信贷担保业务风险，若不能有效控制业务风险，不仅会影响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稳健运营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环境，不利于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解决，阻碍农业进一步发展^［8］。因此，如何有效控制这些风险，便成为保障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和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在应对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方面，风险分担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其本质是政府通过干预，使其与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共同分担农业信贷担保违约风险。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能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对农业融资的风险顾虑，提高农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满足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融资需求，推动农村信贷市场健康发展^［9］。尽管风险分担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诸多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关于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农业信贷担保制度的客户甄别机制可以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10］，有效缓解农村金融市场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同时，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既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1］，推动农户从事创业活动^［12］，也有助于增强银担互动有效性^［13］，增加银行信贷供给^［14］，促进农业经济发展^［15］。然而，农业信贷担保也逐渐暴露出违约风险增加^［16］、业务高风险与低收益^［17］、风险分担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设计不合理^［18］等问题。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可知，当前鲜有文献聚焦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在农业信贷领域，风险分担机制对于增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稳健性，保障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稳健运行、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理分担风险，可以降低单一主体的风险承担压力，从而提高整个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课题组2021和2022年在陕西、山西和江苏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揭示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归纳风险分担机制在不同情景下的异质性规律，以期为政策优化和体系稳健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风险分担机制抑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理论分析

风险分担机制的本质是构建了一种涵盖政府、担保机构、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共担架构。该机制的核心原理在于，信贷风险发生时，损失并非由单一主体独自承担，而是依据既定的风险分担比例，由多方主体共同分摊^［19］。风险分担机制不仅显著增强了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稳定性，有效约束了农业信贷风险，促进了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显著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过程中的违约风险，发挥了风险控制的关键作用。一方面，风险分担机制通过提升担保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使其在遭遇违约事件时能够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20］，从而有助于维持政策性担保体系的整体稳定性。一个稳健的担保体系能够吸引更多资本流入信贷市场^［21］，推动信贷担保业务持续增长，进而在风险控制和业务发展之间构建起正向的反馈循环。另一方面，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将农业信贷担保风险分散至政府、担保机构等多元主体，有效减轻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担，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坚实的风险保障，降低了其在农业信贷领域的风险敏感性^［22］。这种风险的分散机制有助于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而引发的违约风险，进而减少了违约事件的发生。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H1：

H1：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具有抑制效应。

1.2　风险分担机制抑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机制分析

风险分担机制有效地将农业信贷风险分散至政府、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及金融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风险的分散减少了其承担的潜在损失概率^［23］。因此，在风险水平降低的背景下，为了吸引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倾向于调低贷款利率。例如，原本由于农业经营风险较高，金融机构会设定较高的贷款利率以覆盖潜在风险，但在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下，金融机构能够降低利率水平，从而有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少融资成本^［10］。融资成本的降低减轻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务负担，使其能够拥有更多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和发展，这不仅提升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还进一步降低了其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

风险分担机制的构建往往伴随着信用评价体系的逐步健全与完善。在风险分担的框架下，政府、担保机构及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且通常会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主体提供更多的政策倾斜与支持。这种信用激励机制不仅有利于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自身信用记录的重视，从而增强其还贷意愿^［24］，而且有利于提高农商行经营绩效，抑制不良贷款率增长^［25］。在实际操作中，信用状况良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以及更高的担保额度和贷款额度，这些激励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其按时还贷的意愿^［26］。与此同时，风险分担机制将政府、担保机构、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在这一合作体系中，政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扶持与风险补偿，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服务，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通过诚信经营与按时还贷来回报各参与方的信任与支持^［27］。因此，本研究认为，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信用激励机制和促进合作共赢关系的形成，显著增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意愿，进而降低了其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常常遭遇多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形下，一旦因经营困难而无法按期偿还贷款，他们将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并独自承受因信贷违约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体系中，一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生信贷违约，其违约后果将由政府、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多方共同承担^［28］。这一机制有效减轻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违约后果的恐惧心理，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在独立开展涉农信贷业务时所面临的风险，从而促进了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加强对农业信贷担保的风险控制^［29］。特别是在遭遇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经营困难时，由于有政府、担保机构等多方共同分担风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会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经营困境，也不会因过度担忧违约后果而陷入绝望。因此，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压力，进而促进其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积极履约，最终有助于加强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控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说H2：

H2：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借还贷意愿、减轻还贷压力是风险分担机制抑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重要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课题组2021和2022年暑期在陕西、山西和江苏省收集的“农业信贷担保制度有效性评价、风险控制与体系构建研究”专项调研数据。陕西、山西和江苏省农业担保公司综合省域金融环境、农业分布、区域特色等因素，探索创新多种农业信贷担保模式，有效满足了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1

1 一方面，陕西、山西、江苏3省涵盖我国从西北到东部、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典型梯度，其农业信贷需求和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区域代表性。另一方面，陕西、山西、江苏的农业信贷担保模式多样，覆盖了我国农业信贷担保的主要模式类型，能反映不同模式下的机制差异。

。课题组在正式调研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设计问卷、组织讨论、修订问卷和调研培训等，并对问卷内容逐一说明和解释，最大程度地保证调研可靠性以及调研样本质量和代表性。数据收集过程如下：课题组在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各类金融机构和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座谈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状况和调研人力物力等因素，最终在陕西、山西和江苏省通过典型抽样抽取8个地区（陕西省咸阳市和渭南市，山西省太原市、晋中市和忻州市，江苏省南通市、苏州市和徐州市）作为调研区域。然后，从上述地区中分别随机选择乡镇进行调研，其中选取陕西21个乡镇、山西5个乡镇、江苏28个乡镇，共选取54个乡镇。最后，在上述乡镇中随机选取1至10个村庄进行调研，然后再在村庄内随机选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调研，最终获得518个样本。在去除数据缺失严重和逻辑错误问卷后，最终保留475个有效样本，样本涵盖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问卷有效率是91.70%。为精准识别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本研究剔除了无信贷需求的47个样本和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合约未到期的10个样本，最终得到418个有效样本2

2 未申请农业信贷担保贷款的47个样本，并未进入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场景，与研究主题缺乏直接联系。同时，农业信贷担保违约需以贷款到期为观测前提（未到期样本无法确定最终违约状态），若强行纳入，需对潜在违约进行主观推测，这反而会引起测量误差偏差，违背实证分析中因变量可观测性的基本要求。此外，从样本占比看，未到期样本仅10个，约占总样本2.11%，占参与农业信贷担保贷款样本2.34%，属于小比例样本，对整体估计结果的影响有限。

。

2.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业信贷担保违约。农业信贷担保违约是指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按时、足额偿还农业信贷担保贷款本息，导致担保机构需要承担代偿责任的风险^［8-9］。借鉴已有文献做法^［30］，本研究以直接询问方式观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行为。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获得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后出现因推迟还款、欠息、无能力或者拒绝归还等因素而造成的违约，则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发生违约，赋值为1，反之若按期向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履行还款责任，则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风险分担机制。参考冯林等^［10］的做法，本研究采用担保机构在农业信贷担保贷款中承担的风险分担比例来衡量风险分担机制。风险承担比例直接反映了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农业信贷担保中的责任大小。如果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比例较高，说明其在体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意味着其面临的潜在损失也更大。在实际操作中，担保机构在农业信贷担保中的风险承担比例往往是通过与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保险机构等主体的合作协议来确定的。这些协议通常会明确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分担比例以及代偿条件等关键条款。

3）中介变量：融资成本、还贷意愿、还贷压力。融资成本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获取农业信贷担保贷款而向金融机构支付的利息，以及向担保机构支付的担保费，考虑到农业信贷担保主要是为了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负担而设计的一项财政支农政策，故农业信贷担保费率一般位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区间内，对于政策性较强的项目，如政策性扶贫项目，担保费率可能会更低，如低至0.5%3

3 2020年4月7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通知》提出，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担保费用补助和业务奖补政策，支持省级农担公司降低担保费用和应对代偿风险，确保政策性农担业务贷款主体实际负担的担保费率不超过0.8%（政策性扶贫项目不超过0.5%），同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支农支小职责，降低省级农担公司担保贷款利率，切实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因此，本研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贷款中面临的年化利率衡量其融资成本。还贷意愿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向金融机构偿还农业贷款的意愿，体现了“愿不愿还”，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无法偿还农业信贷担保贷款时，愿意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而避免违约，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观上愿意积极向金融机构偿还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则视为具有还贷意愿。还贷压力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获得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后，对其所面临的经济负担的主观评价。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其在获得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后，承受了很大的还贷压力，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4）控制变量。为防止因遗漏变量而产生估计偏差，本研究还选取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农业经营年限作为负责人特征的控制变量；选取农业保险、农地经营规模和经营类型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特征的控制变量；选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贷款额度、贷款偿还期限、贷款成本作为信贷合约层面的控制变量。

上述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3　模型构建

2.3.1　基准回归模型：LPM模型

考虑到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模型）的回归系数能反映风险分担机制每变化一个单位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期望变化量，故本研究采用LPM模型分析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Risk _i =α+βsharing _i +δX_i +ɛ_i（1）

式中：Risk _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实际客观测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行为；sharing _i 为风险分担机制，即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担保机构在农业信贷担保业务中承担的风险比例衡量； X_i 为控制变量向量；ɛ_i 为随机扰动项。α、β、δ均为模型的待估计参数。若β<0，则说明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具有抑制效应。

2.3.2　机制分析：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风险分担机制是否可以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提高他们的还贷意愿，减轻他们的还贷压力。本研究结合江艇^［31］对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使用建议，将研究中心聚焦到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的识别上，构建以下3个模型考察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机制。

Rate _i =r₀+r₁sharing _i +r₂X_i +r_i （2）

Willingness _i =w₀+w₁sharing _i +w₂X_i +w_i （3）

Pressure _i =p₀+p₁sharing _i +p₂X_i +p_i （4）

式中：Rate _i 、Willingness _i 、Pressure _i 分别为第i个样本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贷款利率、还贷意愿和还贷压力，r₀、w₀、p₀均为模型的截距项，r₁和r₂、w₁和w₂以及p₁和p₂均为待估计系数，对所有观测值均相同，r_i 、w_i 、p_i 均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若r₁和p₁均<0，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风险分担机制有利于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和还贷压力。同理，若w₁>0，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则说明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意愿，从而有效抑制其农业信贷担保违约。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思路，通过LPM模型分析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结果见表2的回归（1）~（4）。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概率均具有抑制效应。同时，考虑到概率单位回归（Probit）模型能够直接输出违约的概率。因此，本研究还使用了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的回归（5）和（6）。

综合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4

4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分析并未报告，留存备索。

，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这表明风险分担机制确实发挥了风险缓释作用，即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分担比例增加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会降低，假说H1得以验证。这一结果强调了风险分担机制具有抑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重要作用。担保机构通过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服务并分担一定风险，能够有效地降低他们的信贷违约风险。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农业信贷供给，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增强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使用4种稳健性检验策略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稳健性检验思路包括：1）在县域层面进行聚类。传统的区域划分往往基于地理位置或行政级别，而县域层面的聚类分析则更加精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区域内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控制效果的实际情况，这有助于提高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2）考虑稀有事件偏差。只有约8%的样本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发生了违约，这意味着样本整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较小，具有稀有事件特征。为避免因稀有事件偏差导致的估计结果有偏，本研究通过补对数-对数模型对基准回归结果重新进行估计。3）调整回归样本。60岁以上的样本通常具备丰富的务农经验和知识，能够更合理地处理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类风险，这使得他们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可能更能有效地应对违约风险，故本研究尝试剔除了年龄超过60岁的79个样本。4）排除极端值影响。耕地规模是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大小的重要依据，耕地规模作为连续变量，可能会包含一些极端值，这些极端值有可能会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不利影响，故本研究对耕地规模变量进行5%的缩尾处理，然后对处理后的耕地规模变量取对数，再重新进行回归。由表3估计结果可知，经过上述稳健性检验后，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仍然负向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3　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理论分析，本研究从以下3个方面揭示风险分担机制抑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见表4。

1）降低借款人融资成本。由回归11和12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风险分担机制对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利率的影响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负向相关，这表明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降低借款人在农业信贷担保贷款中的融资成本。原因在于，当政府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干预农业信贷市场，合理分担借款人信贷违约风险时，金融机构更倾向于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吸引优质客户，以此增强自身在信贷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风险分担机制通过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能够促使金融机构以较低的利率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因此，当担保机构承担更多风险时，金融机构应适当调低贷款利率，从而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推动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控制。

2）提高借款人还贷意愿。由回归13和14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因素影响，风险分担机制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意愿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农业信贷中承担的风险比例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意愿就越高。这是因为明确的风险分担比例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信贷项目中的责任和地位。高比例的风险承担意味着一旦项目失败或无法按时还贷，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将承受较大的损失。这种明确的责任划分有助于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维护自身信用并避免给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带来损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更加谨慎地经营，从而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进而促进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控制。

3）减轻借款人还贷压力。由回归15和16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变量，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贷压力的影响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风险分担机制确实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压力起到了缓解作用。具体而言，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比例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中的还贷压力就越小。这是因为政府通过风险分担将原本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独自承担的风险部分或全部转移给了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从而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面临不利情况时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因此，当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比例上升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感知到的风险水平相应下降，主观上的还贷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这促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贷款中更加积极地履约，最终有效推动农业信贷担保的风险控制。

3.4　内生性讨论

尽管本研究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证实了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但仍可能存在因双向因果、遗漏变量等问题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偏差。本研究借鉴已有文献做法^{［10，32］}，基于异方差构造风险分担机制的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本质是分离出内生变量中与随机扰动项无关的外生变异，用这部分变异替代核心解释变量回归，从而剥离双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干扰，消除内生性。

主要步骤如下：第一，估计模型并预测残差，即重新通过OLS方法进行回归；第二，计算残差的平方，并将残差的平方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通过OLS方法进行回归，以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性。若风险分担机制对残差的平方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异方差，即可以将残差的平方作为风险分担机制的工具变量。第三，使用异方差性作为风险分担机制的工具变量。考虑到残差的平方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故本研究将残差的平方与风险分担机制的预测值进行回归，然后再使用回归的预测值作为工具变量。第四，使用ivregress命令进行内生性检验。从相关性来看，基于异方差构造的工具变量的核心成分是第一步回归的残差，而这个残差本身就源于内生解释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天然相关，因此能满足相关性要求。从外生性来看，基于异方差形成的工具变量所能捕捉到的信息，主要与误差项的波动性（由外生变量驱动的异方差特征）有关，而与误差项平均值（即误差项本身包含的未观测干扰、双向因果等内生性来源）无关，进而满足外生性要求。表5汇报了内生性检验结果。

由回归17的估计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风险分担机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是266.93，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回归19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风险分担机制对借款人贷款利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进而减少它们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同理，回归20和21的估计结果也表明，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贷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其还贷压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风险分担机制不仅能够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借款人的还贷意愿，而且能有效降低其还贷压力。综上所述，在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风险、贷款利率、还贷意愿以及还贷压力的影响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充分表明，风险分担机制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发挥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作用。

4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基于农业信贷担保业务模式、政府支持力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农业保险参保、贷款来源差异5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4.1　农业信贷担保业务模式异质性

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农业企业等主体的参与方式不同，推动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形成了 “银担”“政银担”“银企担” 等多种模式，进而使得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的违约抑制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若借款人的农业信贷担保贷款合约中无政府参与，则归入“银担”或“银企担”模式；若有政府或农业企业参与，则视为非“银担”模式，并基于此展开异质性分析。回归22和23的估计结果显示，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作用仅在政府未参与时显著。这是因为在政府未参与的业务模式中，风险分担机制更能依托市场化逻辑筛选出优质主体，同时通过风险利益挂钩机制倒逼主体规范经营，从而导致风险分担机制对其信贷违约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在政府参与的业务模式中，政府通常通过财政补贴、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承担部分风险，而这一方面会导致银行和担保机构放松风险管控，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导向可能使风险较高但符合扶持目标的主体获得信贷担保支持，而这些主体普遍存在抗风险能力较弱、信息透明度不足等特点，从而导致风险分担机制对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作用难以显现。

4.2　政府支持力度异质性

为考察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是否因政府支持力度差异而产生异质性，同时考虑到担保机构的实缴资本规模直接反映了政府对农业信贷担保的实际支持力度。因此，鉴于山西（16.13 亿元）、陕西（19.24亿元）与江苏省（35亿元）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实缴资本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将江苏样本界定为政府支持力度大的组别，将山西、陕西两省的样本界定为政府支持力度小的组别，据此展开异质性分析。由回归24和25估计结果可知，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影响的费舍尔检验P为0.48，远大于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并未因政府支持力度差异而存在统计显著的异质性。这是因为在政府支持下，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场景存在互补性，而非异质性。在支持力度大的地区，担保机构资本充足，风险分担机制已嵌入融资体系。此时，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是维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稳定的基础，即使提高风险分担比例，其违约抑制效应也难以凸显。在支持力度小的地区，担保机构资本有限，风险分担机制是突破担保覆盖窄、分险比例低的关键。一旦机制落地，将直接缓解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从而更易发挥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

4.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异质性

为考察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是否因其类型差异而产生异质性，本研究依据是否为农业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进行异质性检验5

5 农业龙头企业通常拥有较为完善的财务体系和治理结构，具备更多的抵押和担保资源，因此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通常具备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和规模性，并且可以通过成员间的互助合作来分担信贷风险，也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缺乏足够的抵押和担保资源，在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控制中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提供信贷担保服务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因为这种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会导致风险分担机制的效果产生异质性。

。回归26和27结果显示，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否为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信贷担保违约具有抑制作用（费舍尔检验P值为0.30），这表明风险分担机制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包容性。回归28和29估计结果表明，风险分担机制对于农民合作社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其他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费舍尔检验P值为0.04），即相较于农民合作社，风险分担机制对其他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除农民合作社外，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规模、业务模式、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他们在面临风险时，对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程度不同，但农民合作社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其成员之间通常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且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更注重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面临风险时，合作社更可能通过内部协调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外部的风险分担机制。

4.4　农业保险参保异质性

本研究根据农业保险的参保情况，将样本分为参保组和未参保组，并通过分组回归和费舍尔组合检验来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30和31的结果显示，对于未参保农业保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分担机制发挥了更强的风险控制作用（费舍尔检验P为0.01）。这是因为，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风险分散与转移。对于已参保农业保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当面临风险事件时，农业保险能够提供直接的经济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额外的风险分担机制，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农业信贷，因此风险分担机制在降低其违约风险方面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相比之下，未参保农业保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面对风险时心理压力更大。一旦发生风险事件，他们将独自承担全部损失，从而加大他们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的违约风险。

4.5　贷款来源异质性

本研究根据样本在农业信贷担保贷款中的贷款来源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32和33的结果显示，风险分担机制对于从中小型银行获得贷款支持的主体而言，具有更显著的风险控制作用（费舍尔检验P值为0.05）。这是因为，大型银行通常拥有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丰富的信贷资源。它们能够运用复杂的风险模型和大数据分析来精确评估和管理信贷风险。在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业务中，这些技术和资源使大型银行能够准确预测并控制潜在风险。由于已经具备这些成熟的风险管理技术，风险分担机制对大型银行而言可能只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然而，中小型银行在风险管理技术和信贷资源方面相对有限。它们缺乏像大型银行那样先进的风险评估模型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因此，政府通过风险分担机制介入农业信贷市场，对中小型银行而言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通过与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合作，中小型银行能够将部分信贷风险转移出去，从而更有信心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分担机制能发挥显著的风险控制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陕西、山西和江苏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得到如下结论：1）风险分担机制在农业信贷担保风险控制中发挥了良好的风险抑制作用，即在农业信贷领域引入风险分担机制，能够有效减少借款人在面临信贷风险时的违约行为，进而提升农业信贷市场的整体稳定性。2）降低借款人融资成本、提高借款人还贷意愿以及减轻借款人还贷压力，是风险分担机制在农业信贷担保融资中发挥风险控制作用的重要机制。3）风险分担机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抑制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别是对政府参与下的农业信贷担保模式，以及农民合作社、已参保农业保险、主要从大型银行获得贷款支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其风险控制效应相对较弱。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政府应将农业信贷担保风险分担机制作为长期稳定政策工具，通过财政补贴、引导金融让利、推动保险承保等，激励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农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持续发挥其在降低农业信贷违约风险方面的有效性。其次，政府应积极引导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创新农业信贷产品，以利率优惠、弹性期限及灵活还款等方式，降低借款人融资成本、适配不同主体的多元融资需求。同时，制定利率补贴、担保费率补贴、信贷培训、正向激励等政策方案，提升借款人的还贷意愿与还贷能力。最后，对财政收入高的地区，引导政府增加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实缴资本，以夯实农业信贷担保资本基础。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计差异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以更好地适应各类主体的风险特征和需求。此外，多渠道宣传农业保险，提高各类主体的参保意识，并结合风险保障水平差异，给予差异化支持和保障；积极鼓励中小型银行与大型银行开展合作，共享风险管理经验和技术资源，确保其有效利用风险分担机制。

参考文献

[1] 罗叶， 肖海峰.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基于土地流向新型经营主体的调节效应［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5， 30（6）： 224-235

[2] Luo Y. Xiao H F. Impacts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on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and transfer to new types of operating entities［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5， 30（6）： 224-235 （in Chinese）

[3] 曹瓅， 袁浩然.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11）： 285-296

[4] Cao L， Yuan H R.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TFP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29（11）： 285-296 （in Chinese）

[5] 米运生， 王家兴， 徐俊丽. 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的正规化：基于fsQCA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10）： 44-61

[6] Mi Y S， Wang J X， Xu J L.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financing channels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ain ent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fsQCA［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10）： 44-61 （in Chinese）

[7] 李梦琪， 柯雪龙， 康宽， 郭沛.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韧性： 赋能还是负能［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4）： 40-53

[8] Li M Q， Ke X L， Kang K， Guo P.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Empowerment or negative energy［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29（4）： 40-53 （in Chinese）

[9] 孙同全， 邓晗， 田雅群. 中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制度溯源、运行逻辑与演化前景［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9）： 63-79

[10] Sun T Q， Deng H， Tian Y Q.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 operational logic， and evolutionary prospects of the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system in China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4（9）： 63-79 （in Chinese）

[11] 许黎莉， 朱雅雯， 乌云花.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看人” “看事”机制有效吗：以解决“融资贵”问题为例［J］. 农村金融研究， 2024（9）： 19-33

[12] Xu L L， Zhu Y W， Wu Y H. Are the people-oriented and task-oriented mechanisms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effective： Taking the issue of high cost of financing as an example ［J］. Rural Finance Research， 2024（9）： 19-33 （in Chinese）

[13] 段存儒， 武照亮， 曾贤刚. 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云南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3， 28（7）： 251-264

[14] Duan C R， Wu Z L， Zeng X G.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es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3， 28（7）： 251-264 （in Chinese）

[15] 张超， 王振宇. 政府干预、管理者道德风险与农业信贷担保风险防范策略［J］. 地方财政研究， 2021（12）： 76-86

[16] Zhang C， Wang Z 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nagers’ moral hazard an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risk prevention strategy ［J］. Sub National Fiscal Research， 2021（12）： 76-86 （in Chinese）

[17] 胡杰， 罗剑朝. 田野里的隐形纽带： 社会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影响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67-81

[18] Hu J， Luo J C. The invisible ties in the field：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default of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2）： 67-81 （in Chinese）

[19] 冯林， 刘阳. 从分险、赋能到激活竞争： 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何以降低农贷利率［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4）： 108-124

[20] Feng L， Liu Y. Risk Sharing， empowerment， and competition activation： How does agricultural policy-oriented guarantee institutions reduce agricultural loan interest rates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4）： 108-124 （in Chinese）

[21] 胡杰， 罗剑朝. 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与农户家庭收入：抑制抑或促进［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7）： 73-87

[22] Hu J， Luo J C.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d loan and farmer household income： Restrict or promot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7）： 73-87 （in Chinese）

[23] 庄腾跃， 李顾杰， 罗剑朝. 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促进了农户从事农业创业［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1）： 124-138

[24] Zhuang T Y， Li G J， Luo J C. Has obtaining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loans promoted farmers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24（1）： 124-138 （in Chinese）

[25] 孙华臣， 孙瑞琪， 张彧.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的效果与机制： 基于银担互动有效性的解释［J］. 改革， 2024（9）： 138-152

[26] Sun H C， Sun R Q， Zhang Y.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policy-oriented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s：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k-guarantee interactions ［J］. Reform， 2024（9）： 138-152 （in Chinese）

[27] Bachas N， Kim O S， Yannelis C. Loan guarantees and credit suppl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1， 139（3）： 872-894

[28] 罗剑朝， 胡杰. 农业信贷担保、信贷供给与农业经济发展［J］. 财贸研究， 2023， 34（3）： 68-79

[29] Luo J C， Hu J.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credit supply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23， 34（3）： 68-79 （in Chinese）

[30] Olagunju F I， Adeyemo R.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Nigerian agricultural credit cooperative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nk（NACRDB） in south-western Niger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08， 1（1）： 53-67

[31] 冯林， 朱艳静. 双重目标冲突下农业政策性担保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新型农业信贷担保的山东实践［J］. 农村金融研究， 2021（5）： 46-53

[32] Feng L， Zhu Y J.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olicy guaran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goal confli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new agricultural policy guarantee in Shandong province［J］. Rural Finance Research， 2021（5）： 46-53 （in Chinese）

[33] 刘达， 温涛.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政策性农业担保的现实审思与完善策略［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1）： 114-125

[34] Liu D， Wen T. Realistic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China’s policy： Based agricultural guaran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1）： 114-125 （in Chinese）

[35] 谢玉梅， 梁志丹. 基于大数据的政策性农担创新模式研究：以铜仁农担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11）： 161-168

[36] Xie Y M， Liang Z D.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model of policy-based agricultural support based on big data： Taking Tongren agricultural support as an example ［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1（11）： 161-168 （in Chinese）

[37] 罗志华， 宋锦阳. 我国融资担保业流动性及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融资担保业的调查［J］. 西南金融， 2015（12）： 38-42

[38] Luo Z H， Song J Y. Research on liquidity and risk sharing mechanism of financing guarantee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inancing guarantee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J］. Southwest Finance， 2015（12）： 38-42 （in Chinese）

[39] 马松， 潘珊， 姚长辉. 担保机构、信贷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基于信息不对称框架的理论分析［J］. 经济科学， 2014（5）： 62-78

[40] Ma S， Pan S， Yao C H. Guarantee institutions， credit market structure and SME financ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framework ［J］. Economic Science， 2014（5）： 62-78 （in Chinese）

[41] 杨润慈， 石晓平， 关长坤， 蓝菁.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吗：基于风险分担机制的调节效应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5）： 51-60

[42] Yang R C， Shi X P， Guan C K， Lan J. Does the farmland operational right mortgage increase the credit access of farmers： Analysis of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risk sharing mechanism［J］.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5）： 51-60 （in Chinese）

[43] 杨大光， 陈美宏. 农村金融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0（6）： 39-42

[44] Yang D G， Chen M H. Research on rural financial risk sharing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0（6）： 39-42 （in Chinese）

[45] 艾睿， 王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水平的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22（12）： 50-62

[46] Ai R， Wang P.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redit level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J］. Finance & Economics， 2022（12）： 50-62 （in Chinese）

[47] 张宁， 吴依含， 张兵. 农户信用贷款推广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典型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5）： 150-160

[48] Zhang N， Wu Y H， Zhang B.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credit loa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typical experimental area ［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24（5）： 150-160 （in Chinese）

[49] 王性玉， 任乐， 赵辉， 姚唯一. 农户信誉特征、还款意愿传递与农户信贷可得：基于信号传递博弈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J］. 管理评论， 2019， 31（5）： 77-88

[50] Wang X Y， Ren L， Zhao H， Yao W Y. Reputation， repayment willingness and farmer households credit availability：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signaling game ［J］. Management Review， 2019， 31（5）： 77-88 （in Chinese）

[51] 王化举， 任筱翮， 刁其波， 陈琳.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基于安徽省太湖县的调研［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6（2）： 6-12

[52] Wang H J， Ren X H， Diao Q B， Chen L.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 Taihu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26（2）： 6-12 （in Chinese）

[53] 胡杰， 罗剑朝. 农业信贷担保运作模式、实践经验与发展困境破解：基于江苏案例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25（1）： 57-68，102

[54] Hu J， Luo J C. The operation mod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of agricultural credit guarantee：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Jiangsu Province ［J］. Sub National Fiscal Research， 2025（1）： 57-68，102 （in Chinese）

[55] 赵琪， 高晓燕. 农业政策性信贷担保的增收效应：基于担保分支机构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6（2）： 43-53

[56] Zhao Q， Gao X Y.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olicy credit guarante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rantee affiliates ［J］.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4， 46（2）： 43-53 （in Chinese）

[57] 申云， 卢跃. 联合的力量：农社利益联结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缓释效应与机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3）： 337-346

[58] Shen Y， Luo Y. The power of unity： Mitigating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nd farmers on farmers’ credit default risk ［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4， 23（3）： 337-346 （in Chinese）

[59]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60] Jiang T.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5）： 100-120 （in Chinese）

[61] Lewbel A. Using heteroscedasticity to identify and estimate mismeasured and endogenous regressor model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2， 30（1）： 67-8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250317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1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3100)

陕西省社科基金“青博”项目(2025QBR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