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多主体协同策略及优化路径

马力 ,  唐馨悦 ,  腾云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2026, Vol. 31 ›› Issue (9) : 391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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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2026, Vol. 31 ›› Issue (9) : 391 -406. DOI: 10.11841/j.issn.1007-4333.2026.09.29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多主体协同策略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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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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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多主体间的策略互动为研究对象,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三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数值仿真对比分析不同条件下各主体策略选择的演化趋势与稳定状态,探究多主体策略互动的演化逻辑及关键变量敏感性,从而为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的多主体协同策略优化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政府策略总体趋向强监管,并通过具有阈值特征的惩罚机制有效约束施工方短期逐利行为;2)小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可对施工质量形成内生约束,适度提高补贴并降低成本能激发小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但激励水平过高易引发财政压力并削弱投入效率;3)组合式策略较单一政策工具更有利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博弈系统快速收敛至高质量稳态。综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依赖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的策略协同。构建“政策激励—动态监管—多主体协同治理”三维优化路径,有助于协调多方利益、优化资源配置,为高标准农田可持续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Abstract

To continuously adv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China’s high-standard farmland projects as its analytical focus. Drawing o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 tripartite dynamic model is constructed encompassing the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and smallholder farmers.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and equilibrium states of strategy choices under varying conditions a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and elucidat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multi-agent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the sensitivity of key variables,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optimizing multi-agent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in high-quality farmland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Government behavior tends to converge toward stringent regulation, with penalty mechanisms exhibiting threshold effects that effectively curb contractors’ short-term profit-seeking incentives. 2) Smallholder participation exerts an endogenous disciplining effect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moderate increases in subsidies and reductions in participation costs enhance farmers’ engagement, excessive incentives may impose fiscal burdens and diminish allocative efficiency. 3) Compared with single policy instruments, a composite strategy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rapid convergence of the evolutionary game system toward a high-quality steady state in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conclus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hinges upon th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s,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and smallholder farmers. Featuring “policy incentives, dynamic regulation, and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promotes the alignment of diverse stakeholder interests and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by providing a robust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 for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system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高标准农田建设 / 演化博弈 / 多主体协同 / 数值仿真 / 路径构建

Key words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 evolutionary game /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 numerical simulation / path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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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唐馨悦,腾云.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多主体协同策略及优化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6, 31(9): 391-406 DOI:10.11841/j.issn.1007-4333.202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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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水肥条件与机械作业适配性,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高效转型,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并将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列为重要任务4-5;《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进一步明确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管控建设质量等要求,充分彰显了国家层面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质量和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6。同时,受早期建设标准不统一、技术规范不一致的影响,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已建成项目仍需进一步改造升级7。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是一项需长期推进的基础性工程,更是一项亟待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导向的重点任务。
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国外起步较早,在土地整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制度保障与法律约束为支撑,兼顾生态功能与农业技术创新的推进模式8-9。国内相关研究则多围绕建设进程安排及粮食安全目标展开,主要从行政管理、理论分析、资金分配等视角开展探讨,在建设效果评估与政策实践应用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10-13。多主体协同治理有助于整合不同层级、不同职能主体的资源,提升农业基础设施运行效率与自然资源管理水平14-16。总体而言,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视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工程,其运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主体间协同机制的稳定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演化博弈理论逐渐成为多主体协同行为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在揭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的多主体利益分配机制与行为演化规律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应用价值。崔宁波等17以公众参与为导向,证实激励与惩罚机制对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刘立刚等18围绕土地流转与项目管理展开研究,指出政府引导与农民流转行为是推动系统演化至稳定均衡状态的关键条件;魏威等19聚焦政企合作关系,发现激励力度与监管强度对企业合作意愿及合作行为的群体扩散具有重要作用;曹逢羽等20以农地流转为研究切入点,揭示了不同建设模式与关键影响变量对主体策略演化及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的差异化作用。
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多主体行为的分析仍存在以下3点明显不足:1)对小农户这一直接受益且深度参与的核心主体关注缺位,尚未深入探讨其参与动机、核心利益诉求及对建设质量的反馈效应;2)研究中参数设定多依托经验假设,基于多区域实际数据开展的量化分析较为匮乏,导致研究结论的实操性不足;3)尚未清晰构建多主体协同运行机制,对其作用逻辑与实现路径缺乏系统阐释,难以有效解释多方行为如何通过动态调整达成稳定协同的演化过程。鉴于此,本研究拟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多主体策略互动为核心研究对象,在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下,构建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立足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其建设质量能否有效支撑功能高效发挥,通过数值仿真方法系统识别多主体策略的演化规律与特征,以期为促进各方协同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提出针对性策略组合。

1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1.1 主体描述

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背景下,政府、施工方、小农户三方通过协调合作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将市县级政府部门(以下简称“政府”)、承担道路、桥梁与田块整治任务的施工单位(以下简称“施工方”)及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小农户(以下简称“小农户”)作为研究主体,其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

政府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组织者和主导力量,在项目规划、投资监管与绩效考核方面发挥关键作用821。市县级政府承担着统筹规划与监督落实的职责。2021年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要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并强化投入保障,引导施工单位规范建设,鼓励小农户参与监督与管护。但在强监管条件下,政府需承担较高的财政和人力成本,且面临项目数量多、监管范围广、监管成本高等约束。考虑到财政压力和监管难度,部分地区政府在实践中倾向于采取弱监管或形式化监管,以实现经济发展与行政绩效的平衡。基于此,政府的行为决策可分为强监管(Strict supervision,SS)和弱监管(Weak supervision,WS)2种类型。政府策略GO={SS,WS}。

施工方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直接实施主体,其技术能力和施工规范性对工程质量及后续管护成本具有决定性影响22。在制度监管与社会监督约束下,施工方严格执行工程标准、选用合格材料并落实环保措施,以实现长远信誉和持续收益,本研究将该类行为界定为“高质量施工”;但在实际建设中,部分施工方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降低施工标准,造成工程质量隐患并增加后续管护成本,甚至对粮食安全构成潜在风险19,将该类行为界定为“低质量施工”。基于此,施工方的行为决策可分为高质量施工(High-quality construction,HC)和低质量施工(Low-quality construction,LC)2种类型。施工方策略CO={HC,LC}。

小农户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受益方。《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出要加强社会和群众监督,2025年末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到,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由于小农户对土地熟悉度高、对工程质量感知敏锐,且能通过务工等方式参与建设,因而也是重要的监督者与参与者,其参与程度对工程的可持续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3。在参与补贴、信息奖励和务工机会等激励下24,部分小农户积极参与项目建设,通过监督施工质量以维护长期收益,但也有小农户受信息不对称和信任不足影响,参与意愿较低25。基于此,小农户的行为决策可分为积极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AP)和消极参与(Passive participation,PP)2种类型。小农户策略F={AP,PP}。

1.2 假设提出及参数说明

1.2.1 政府相关效益假设

政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采取强监管策略时,可因政绩评价提升获得相应绩效收益K1,同时需承担对施工方建设行为的监管成本及配套投入G1,并向积极参与项目的小农户支付配合建设补贴A,若项目质量不合格且经小农户举报或投诉属实,政府需向小农户支付信息奖励H1

当政府采取弱监管策略时(如仅进行表面性检查,不引入第三方监管),其监管成本和配套投入相对较低,为G2。此时政府向小农户支付的信息奖励为H2,且因监管不力可能面临上级处罚M(《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地方政府监管不力致项目不达标的,按总投资比例扣减资金)。考虑到基层政府同时承担经济发展与政绩考核压力,其在小农户参与意愿下降、出现消极参与情形时,公信力将受到影响,由此产生的效益损失K2一并纳入政府成本。

1.2.2 施工方相关效益假设

在高质量施工的情形下,施工方需付出的包含材料、人工、机械等在内的建设成本为C1。此时工程质量达标概率较高,工程款大多能够按P1足额结算。小农户积极参与还可为施工方带来沟通顺畅和施工效率提升等额外收益T

在低质量施工的情形下,施工方通过压缩工序和降低标准来减少成本,建设成本为C2C2<C1),即节省成本ΔC。但此类行为易导致工程适宜性及合格率降低,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施工方被查处会面临额外罚款(返工/修复成本)Q,并可能因小农户参与而提高被投诉概率。罚款的发生概率如下:在政府强监管且小农户积极参与时必然被处罚;在政府强监管但小农户消极参与时,处罚概率为u1(设定为0.6);在政府弱监管但小农户积极参与时,处罚概率为u2(设定为0.3);在政府弱监管且小农户消极参与时,则可能被施工方侥幸逃脱。此外,施工方低质量施工还面临工程款无法足额结算的风险,此时的工程结算款记为P2,参见《浦东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26,仅在监管较弱且小农户消极参与的情况下,施工方才可能获得较完整的工程款P1

1.2.3 小农户相关效益假设

小农户的种植成本及自然灾害损失随工程质量变化,在施工方高质量施工时为B1,在施工方低质量施工时为B2B1<B2)。设未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时的基准产值为V0。若施工方低质量施工,工程难以形成完整有效的功能,对生产条件改善有限,产值仍视为基准产值V0;若施工方低质量施工且小农户积极参与,工程可显著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并形成额外产值增量ΔV27。小农户消极参与将削弱建设效果,设建设效果折损系数为λ(0≤λ<1),取值为0.7。

小农户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需付出组织监督成本CF和自发建设成本S,同时可获得配合建设补贴A和信息奖励H1H2。在政策引导下,参与工程监督或日常管理的小农户更易获得相关务工机会并取得相应收入。在施工方高质量施工且政府实施强监管时,参与的小农户通常可获得较稳定的务工岗位并实现工资按期足额发放,设此时小农户的务工报酬为J1;而在施工方低质量施工或政府监管较弱时,工程存在压缩成本和外包用工倾向,小农户获得务工机会和相应收入的概率明显降低,此时的务工报酬为J2

本研究涉及的具体参数及其含义详见表1。基于前述假设,构建三方博弈的收益矩阵,得到的8种策略组合与具体收益值如表2所示。

2 三方演化博弈均衡性分析

Alós-Ferrer等28提出,在博弈模型中,个体使用不同比例的纯策略组合来代表混合策略,本研究假设政府选择强监管的概率为x,选择弱监管的概率为1-x;施工方选择高质量施工的概率为y,选择低质量施工的概率为1-y;小农户积极参与的概率为z,消极参与的概率为1-z

2.1 政府复制动态方程分析

政府选择强监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弱监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11E12,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E¯1

E11=yz(K1-G1-P1-A)+y(1-z)(K1-G1-P1-K2)+z(1-y)(-G1-P2-A-H1)+(1-y)(1-z)(-G1-P2-K2)
E12=yz(-G2-P1)+y(1-z)(-G2-P1-K2)+z(1-y)(-G2-P2-H2-M)+(1-y)(1-z)(-G2-P1-K2-M)
E¯1=xE11+(1-x)E12

结合式(1)~(3),可以得到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F(x)=dxdt=x(E11-E¯1)=x(1-x)(E11-E12)=x(1-x)[yz(P1-P2+H1-H2)+y(K1-P1+P2-M)+z(P2-P1+H2-H1-A)+P1-P2+G2-G1+M]

2.2 施工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分析

施工方选择高质量施工和低质量施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21E22,施工方的平均期望收益为E¯2

E21=xz(P1-C1-J1+T)+x(1-z)(P1-C1)+z(1-x)(P1-C1-J2+T)+(1-x)(1-z)(P1-C1)
E22=xz(P2-C2-J2-Q)+x(1-z)(P2-C2-u1Q)+z(1-x)(P2-C2-J2-u2Q)+(1-x)(1-z)(P1-C2)
E¯2=yE21+(1-y)E22

结合式(5)~(7),施工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F(y)=dydt=y(E21-E¯2)=y(1-y)(E21-E22)=y(1-y)[xz(J2-J1-P1+P2+Q-u1Q-u2Q)+x(P1-P2+u1Q)+z(P1-P2+T+u2Q)-C1+C2]

2.3 小农户复制动态方程分析

小农户选择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消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31E32,小农户的平均期望收益为E¯3

E31=xy(V0+ΔV-B1-S-CF+J1+A)+x(1-y)(V0-B2-S-CF+J2+A+H1)+y(1-x)(V0+ΔV-B1-S-CF+J2)+(1-x)(1-y)(V0-B2-S-CF+J2+H2)
E32=xy(V0+λΔV-B1)+x(1-y)(V0-B2)+y(1-x)(V0+λΔV-B1)+(1-x)(1-y)(V0-B2)
E¯3=zE31+(1-z)E32

结合式(9)~(11),小农户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F(z)=dzdt=z(E31-E¯3)=z(1-z)(E31-E32)=z(1-z)[xy(J1-J2-H1+H2)+x(A+H1-H2)+y(ΔV-λΔV-H2)+(J2-S-CF+H2)]

2.4 演化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结合政府、施工方和小农户3个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式(4)、(8)、(12),可构成1个三维动态系统(I)。当F(x)=0,F(y)=0,F(z)=0时,可得复制动态方程组的9个均衡点,其中包含8个纯策略均衡点E1(1,1,1)、E2(1,1,0)、E3(1,0,1)、E4(1,0,0)、E5(0,1,1)、E6(0,1,0)、E7(0,0,1)和E8(0,0,0),以及1个混合策略均衡点E9x*y*z*)。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和Lyapunov稳定性定理,当矩阵的所有特征值λ<0时,均衡点是渐近稳定的。当矩阵的特征值λ>0或有正有负时,均衡点不稳定,即所谓的鞍点。Weibull指出,混合策略的均衡点并不完全符合纳什均衡29,由于三方演化博弈均衡满足纳什均衡,且纯策略严格遵循纳什均衡,因此,在三方博弈的三维动态系统(Ⅰ)中,只需讨论上述8个纯策略均衡点的渐近稳定性。根据Friedman30提出的判断纯策略演化均衡点的方法,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策略均衡点分别带入雅可比矩阵,可以得到各均衡点的雅可比矩阵特征值λ,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给出的特征值,结合实际情况,判断特征值符号并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如表4所示。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已明确利益相关者纯策略演化均衡点的稳定性条件,为直观观察不同初始条件下系统的演化过程,进一步分析模型参数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运用Python 3.7.0软件,基于各地真实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动态演化趋势。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及农业农村部等发布的政策文件,具体取值分别为K1=85.2、G1=48.0、G2=20.5、M=58.7、A=12.0、H1=6.0、H2=3.0、P1=2 477.5、P2=1 982.0、ΔC=550.0、Q=74.3、T=25.0、S=24.0、CF=18.0、J1=37.3、J2=20.0、ΔV=180.0。各参数数值均反映单位面积在一年周期内的成本或收益水平31

整体来看,参数设置围绕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三方在建设过程中的收益与成本关系展开,涵盖政府在不同监管强度下的成本与绩效收益及其对施工方和农户的奖惩措施,施工方在不同施工质量下的工程收益、成本差异与违规处罚,以及小农户的务工报酬、参与成本和配合建设收益等。具体而言,政府绩效收益K1结合主产区绩效考核与财政投入水平进行折算得到;施工方在不同施工质量下的工程收益P1P2依据项目招投标及结算价格区间测算获取;违规处罚参数MQ则参考地方政府在农田建设监管中的问责案例及相关制度文件加以设定。其余参数亦在政策文件与实地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统一尺度下的合理调整。

3.1 初始策略实施效果评价

为系统评估在初始条件下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演化特征及稳定性,通过设置初始比例进行多次演化仿真,以观察模型在不同起点下的动态变化规律。参考Chen等32的设定方法,将各主体初始策略选择的概率区间设为0.1~0.9。由于较小的步长会使演化轨迹过于密集,难以区分不同策略的演化趋势,最终将步长确定为0.2。由图2(a)可见,系统(I)在不同初始策略条件下均分别收敛至(1,0,0)和(1,1,1)2个均衡点,呈现出多稳态特征。为进一步揭示其形成机制,图2(b)在政府选择强监管策略(x=1)的条件下,对施工方策略(y)与小农户策略(z)的演化关系进行二维相图投影。可见系统演化对初始条件表现出显著敏感性:当施工方选择高质量施工的初始比例较高时,演化轨迹向右上方演进并趋于收敛,施工方可带动不同比例的小农户选择积极参与,系统最终稳定于(1,1,1);而在施工方选择高质量施工的初始比例较低时,轨迹呈现分叉和短期振荡,小农户的参与意愿随之下降,监督与约束作用减弱,施工方低质量施工行为更易发生,系统则趋于稳定点(1,0,0)。总体来看,不同初始状态下系统将收敛于不同的稳定结果。

3.2 关键变量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将三方主体初始策略比例均<0.2的情形视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较低的地区,并围绕施工方被查处的额外罚款Q、政府给小农户的信息奖励H1、小农户配合建设补贴A、小农户自发建设成本S、监督成本CF、务工收入J2等因素,对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演化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

3.2.1 施工方被查处的额外罚款Q的影响

仿真中将初始点设定为EI(0.2,0.2,0.2),时间单位为年。如图3(a)所示,施工方低质量施工面临的罚款Q显著影响三方策略的演化路径;当额外罚款Q增加到每亩85元时(1亩=0.0667 hm2),系统(I)的演化路径如图3(b)所示,其模拟轨迹逐步收敛至(1,1,1)。

进一步观察演化过程可发现,政府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始终保持积极推动的态度,往往率先选择强监管,随后施工方高质量施工和小农户积极参与的策略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政府财政支持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施工方的演化路径经历了短暂的轻微下降后逐步回升,这一波动反映出,当罚款达到某个临界值时,施工方在高质量施工与低质量施工之间的博弈竞争加剧。特别是当罚款Q达到每亩85元时,施工方发现通过低质量施工节约的工时和利润无法抵消政府处罚的综合成本,其选择高质量施工的比例迅速增加,同时带动小农户积极参与建设。该演化路径表明,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较低的地区,通过提高对低质量施工行为的处罚强度,并将返工与修复成本纳入罚款范围,能够有效提升施工方选择高质量施工的概率。此外,政府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不仅承担监督责任,也在策略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引导与约束作用。

3.2.2 小农户所得信息奖励H1的影响

政府发给小农户的信息奖励H1的影响结果见图4(a)。可见增加对小农户的信息奖励能够缩短三方演化收敛到理想状态所需要的时间,当H1逐渐增大至每亩10元时,小农户的策略全部转变为积极参与。

图4(a)所示,系统(I)中,三方策略演化到稳定点(1,0,0)的比例相较于图2(a)有所减少,说明信息奖励正在改善小农户的参与意愿,使其在建设环节能够更准确地识别质量问题并提供反馈。如图4(b)所示,当信息奖励H1提升至每亩10元时,模型呈现出明显的临界点跃迁,小农户得到了更多激励,因而进一步扩大了积极参与策略的规模,最终使系统(I)的所有初始策略集都向稳定点(1,1,1)演化。这一演化过程表明,在达到一定阈值后,信息奖励不仅改变了个别小农户的行为,还能推动整个参与群体的策略结构从偶发性监督演化为常态化监督。然而,信息奖励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举报奖金可能引发财政不可持续,同时带来过度或无效举报,干扰正常施工秩序。结合仿真结果,信息奖励在每亩8~10元更为适宜,既能显著提升小农户的监督主动性,又能避免形成制度依赖或财政压力。近年来,不少地区通过群众上报快速处理问题,有效减少了工程质量缺陷,其核心在于利用小农户贴近施工现场的结构性优势,使监督更灵敏和及时。

3.2.3 小农户配合建设补贴A及自发建设成本S的共同影响

小农户配合建设补贴A及自发建设成本S的共同影响结果见图5,可见小农户对财政补贴A和参与成本S的变化较为敏感,其策略调整会进一步影响施工方决策。当仅将补贴A提高至每亩14元或仅将参与成本S降低至每亩22元时,小农户和施工方的策略曲线虽仍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均有所减缓,说明AS对三方策略的演化有一定影响,但小幅度的变化不能彻底改变相关主体策略的选择。即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较低地区,单独提高补贴或单独降低参与门槛难以打破低质量均衡,系统易陷入政府单方推动、其他主体消极应对的状态。而当同时提高小农户配合建设补贴A并降低其自发建设成本S时,三方策略演化路径发生显著改变。其中,小农户的策略曲线从初始阶段开始缓慢上升,反映了其对政策稳定性和参与收益仍存在观望。而随着施工质量改善和政府监管到位,小农户能够从实际收益中持续确认参与的价值,其策略增长速度在中期显著加快,并最终在高位趋于稳定。这一趋势表明,小农户对于补贴-成本结构的响应具有渐进确认的特征,稳定的收益预期积累是促使其大规模参与的关键;施工方策略则在初期短暂下降,随后出现明显拐点并快速上升,最终趋于稳定。表明施工方在补贴刚提高但系统收益格局尚未完全显现阶段,会基于短期收益选择保守策略。随着综合补贴力度达到某个临界值,施工方高质量推进建设项目的综合收益逐渐超过低质量施工的短期利润,更多施工方转向高质量施工。

总体而言,当综合激励达到一定阈值后,系统由缓慢分散的调整转向快速协同演化,实现理想的协同稳态。这一规律表明,单一措施也许可以改变系统均衡,而双重激励可重塑收益结构,显著提升小农户参与意愿与施工方配合度,从而更快速地取得成效,加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整体质量提升。

3.2.4 小农户务工收入J2及监督成本CF的影响

小农户务工收入J2对系统三维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见图6。具体表现为随着J2连续上调,系统表现出明显的阈值跳跃:当J2提升到约每亩24元时,务工收入本身足以将所有初始条件下的演化过程引导至协同稳态(1,1,1)。这一结果说明,务工报酬不仅是对小农户的即时经济补偿,更是通过改变参与者预期重构博弈结构的关键变量。这在本质上并不只是单纯增加劳务费用,而是有助于使小农户由工程的被动受益者转变为建设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在获得收入的同时自然形成对施工质量的监督机制。当群众参与度提高时,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更容易被发现,施工方在策略选择上亦倾向于高质量施工,这与模型中J2上升后(1,1,1)稳态出现的规律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在务工机会有限或小农户收益偏低的区域,难以形成稳定的群众参与体系,系统更易停留在(1,0,0)的低质量均衡状态。

在上述仿真结果的基础上,J2CF的联动效应进一步揭示了小农户监督成本CF在实现这一稳定翻转中的作用,相较于单一提高收入J2,适度降低小农户监督成本CF同样能够显著降低协同稳态的形成门槛。例如,当务工收入为每亩22元且监督成本维持在每亩18元时,系统在部分初始状态下仍收敛至(1,0,0);而在保持务工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监理或数字化监理等方式将监督成本降至每亩16元,系统即可在所有初始条件下收敛至(1,1,1),其效果与单纯提高务工收入基本一致,如图7所示。该结果表明,通过务工收益提升与参与成本压降的组合调节,可以在不显著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实现系统稳态从分化向协同的跃迁。因此要更加注重从财政激励与成本配置的双重视角来构建更加经济可持续的治理体系,以确保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能在基层真正落地。

4 讨 论

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和数值仿真方法,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政府、施工方和小农户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行为决策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政府在多数情形中倾向于向强监管方向演化,这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中“到2030年累计建成13.5亿亩、改造提升2.8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国家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反映出制度约束和长期目标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强化作用。但单纯依赖监管加压难以实现系统最优,仍需有效的奖惩机制协同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加大对施工方低质量施工的惩罚力度,对其行为影响效果最显著,可以有效抑制偷工减料、快速施工等短期逐利行为。这一结论与魏威等19提出的,监管惩罚能够有效引导施工方规范行为并显著提升工程建设质量的结论一致。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小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制约。受劳动力结构老龄化、受教育水平有限以及传统生产方式路径依赖影响,现代农业技术和理念的推广面临明显阻力2533。王小刚等34指出,认知不足、收益不确定和参与权受限等因素叠加,削弱了小农户的参与意愿。这一特征亦在模型的初始演化状态中有所体现。而本研究结果表明,适度提高政策激励和务工收益有助于缓解上述约束,进而提升小农户参与水平。该发现与李焕27提出的“政府可采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方式,对参与农田建设的农户进行适度补偿”,以及潘美求24提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农田建设管理并获得稳定收入”是一致的。另外,薛皓玥等35指出,村干部领导力显著促进农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为通过基层组织促进小农户参与提供了现实依据。

仿真结果进一步显示,单一策略的调节效果有限且见效缓慢,难以持续提升小农户参与度。而“提高激励与降低参与成本”相结合的策略组合在促进小农户参与和提升系统协同水平方面表现更优。这一结论与张志新等36研究发现多举措结合更能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增产效应的结论相一致。此外,持续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多方协同,若协同流于形式,则会导致高标准农田效益低下21。这与刘昊璇等12提出的观点一致,即农户及其他社会群体参与监管可弥补政府与市场监管的不足,同时印证了崔宁波等学者所提出的公众监督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治理中的重要性17。此外,谢元贵等37发现,通过优化资金配置并提升公众参与度,可以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协同提升。

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3个方面:1)将小农户纳入政府、施工方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探索三方主体的博弈关系与行为逻辑,更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际场景,弥补了现有研究对小农户主体关注不足的短板;2)结合多地区实际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科学量化处理,有效规避了单纯依赖经验假设的局限,显著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说服力与解释力;3)构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多主体协同运行机制,明确了机制运行的关键要素及其内在衔接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多方有效协同的具体运行路径,为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提升、实现建设工作可持续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参考。后续研究将结合实地调查与大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进一步验证和优化研究结果。

5 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路径构建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与数值仿真结果,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可提出以“政策激励—动态监管—多主体协同治理”为核心的优化路径。其中,政策激励构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顺利推进的前提,通过收益调节为施工方与小农户提供持续参与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动态监管作为重要保障手段,对建设过程中的行为偏差进行约束与纠正,推动激励措施有效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在前述基础上发挥强化与延伸作用,通过促进信息共享与信任形成,在降低监管成本的同时提升整体运行效率。3个维度相互衔接,在运行过程中形成“激励—约束—协同”的联动机制,共同支撑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的持续提升。

5.1 政策激励维度

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注重多层次资金分配与激励引导,精准引导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中央政府可提高投资标准、完善补贴和奖励机制,并设立与绩效挂钩的专项资金。在制度设计中考虑对农户的信息奖励,并围绕收益成本的组合调节进行定量设计。结合仿真结果,建议将奖励标准控制在每亩8~10元以激活持续监督,同时避免奖励标准过低而失效或过高带来的财政压力。此外,建议同步提高配合建设补贴并压降参与成本。在将农户补贴提高至每亩14元的同时将参与成本降低至每亩22元,以此引导农户与施工方由低参与状态转向稳定协同。地方政府可在上述参数区间内,根据建设难度、土地类型等区域条件进行差异化设定,并设立财政风险资金,应对施工返工及农户参与成本波动的不确定性。

5.2 动态监管维度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监管机制应突破单一处罚或抽查模式,构建覆盖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的立体化约束体系。在实际监管中,可将返工与修复成本纳入处罚范围,以提高违规行为的约束力。建议将低质量施工的综合处罚强度设定在每亩85元及以上,并根据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动态调整,促使施工方策略偏向高质量施工。同时,在信息奖励达到有效区间的前提下,将农户监督结果纳入监管依据,以提高违规行为被识别的概率及减少对单一行政监管投入的依赖。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应完善工程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将施工违规行为与后续投标资格挂钩,将一次性处罚转化为持续性约束,并通过整合施工单位自检、农户监督和地方监管数据,建立实时反馈机制,提升监管效率。

5.3 多主体协同治理维度

以小农户全过程嵌入为抓手推进多主体协同治理。具体而言,一是强化施工信息公开,制度化引导小农户参与建设监督与后期管护,形成常态化约束机制;二是在激励与成本双重约束下优化参与条件,将小农户务工报酬稳定在每亩24元左右,并通过技术与组织方式将监督成本控制在每亩16元及以下,在不额外增加补贴的情况下维持较高参与度;三是通过培训与学习,提升小农户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及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知36,促进其由被动受益者向协同治理者转变。在此基础上,施工方需健全质量责任制度和技术管理流程,在信息约束下规范施工行为,降低违规风险并增强工程可信度;政府主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使政府监管、施工自检与小农户监督能够有效衔接,从而提升工程运行稳定性与政策执行的延续性。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如图8所示。

6 结 论

为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三方主体的策略互动机制及演化规律,本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不同因素对三方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强化对施工方的约束是提升建设质量的关键,提高处罚强度并落实返工与修复责任,有助于引导其向高质量施工策略演化;2)小农户参与具有显著的内生治理效应,其参与意愿对成本收益结构高度敏感。适度提高补贴与信息激励可有效增强其参与积极性,但激励水平过高可能削弱制度效率;3)单一政策工具对系统均衡性的改善作用有限,而多主体之间多个因素的协同作用能够显著加快策略收敛,从而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长期稳定运行;4)构建政策激励、动态监管与多主体协同的优化路径,可促进政府、施工方与小农户之间的稳定互动与利益协同,从而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与政策执行效果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模型参数虽基于多地真实数据,但未考虑东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差异,其普适性有待验证;二是仅纳入政府、施工方、小农户三方主体,未涉及村集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后续研究将进一步考虑其他参与方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三是主体策略假设为积极或消极二元选择,未来可引入部分参与或部分合规等中间状态,更真实地反映实际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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