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感知驱动柑橘种植户绿色生产的作用机制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driving green production among citrus growers: A mediating effect of ecological concern and health awareness

摘要

为揭示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及群体差异，基于四川省1 254份柑橘种植户调查数据与前景理论研究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运用Oprobit、中介与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条件混合估计进行内生性处理。结果表明：1）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对其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其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发挥作用，亲环境技术操作能力和绿色生产健康认知分别正向调节了2条路径；2）环境风险感知与经济效益感知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二者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3）年轻农户对于绿色生产的效益认知、技术能力和行为程度更强，环境风险感知对老一代农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户无显著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强化环境风险与绿色生产效益宣传教育、多渠道提升农户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水平、差异化培育农户技术操作和认知能力等建议，以期可持续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Abstract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risk percep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differences of risk percep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based on 1 254 survey data of citrus grower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prospect theory. The Oprobit，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effect models were employed for the empirical test， and the endogeneity was corrected through conditional mixed esti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rmers’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mainly through enhancing their ecological concern and health awareness. Pro-environmental techn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green production health cognition positively regulated the two pathways， respectively. 2） An interaction exist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 perception， and the two have a significant complementary effect. 3） Young farmers have a strong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nefits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ical ability and behavior level.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arm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green production benefits， enhancing the level of farmers’ ecological concern and health awarenes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differentially cultivating farmers’ technical opera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to sustainably promote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环境风险感知 / 绿色生产行为 / 机制分析 / 互补效应 / 异质性分析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 mechanism analysis / complementary effect /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农户生产意愿和方式的绿色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破解面源污染、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1］。目前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围绕年龄、教育与文化素养等个体资源禀赋^［2］；二是个体行为认知、价值期望、效益感知等心理层面的主观影响^［3］；三是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市场引导、社会化服务等外界环境的辐射带动^［4］；四是政府行政命令、通报批评、生产要素奖惩等规制^［5］；五是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等产业组织的嵌入和带动，通过集体行动克服机会主义行为^［6］。现有研究从多维度解析了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逻辑，但多聚焦于单一因素的影响效应，针对环境风险感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的传导路径、交互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待深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化肥、农药等农资的过量施用引发的土壤板结、水体污染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农业污染引发的环境风险与信任危机在社会各界日趋蔓延，近年来学界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关注度持续升温^［7］，风险感知作为关键的心理感知变量，与经济效益感知、绿色认知等变量相比，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环境风险感知是个体在面对环境信息或事物影响时，对客观环境风险所形成的判断与看法，是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关键心理因素^［8］，其作为连接环境客观事实与个体主观行为的重要桥梁，在环境行为决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个体环境风险感知是影响其环境行为的重要致因，如姜梦等^［9］研究发现，公众对环境的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其采纳化肥减量技术行为的意愿越强。在农业生产领域，范文杰等^［10］针对牧户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环境风险感知可能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当农户意识到潜在风险来临，可能会更倾向于采纳保护行为以降低对环境的持续性破坏。现有研究初步证实了风险感知在影响人们环境行为中的作用^［11］，但针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不明晰，彭莎等^［12］研究认为，环境风险感知促使人们逐渐关注生态问题，自然联结水平的不断提升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进而产生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范文杰等^［10］研究也具有同样结论。同时，Liu等^［13］研究认为，风险冲击导致了公众健康意识上升，进而改变健康行为决策。然而，上述研究中大众环境风险感知均为自身对直接健康威胁的风险认知，缺乏对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多维度损失进行评判考量，且现有研究多以普通农户或单一作物种植户为研究对象，未结合具体作物种植的产业特性展开针对性分析。此外，已有机制研究仍不足以揭示环境风险感知对柑橘种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理。

柑橘作为我国第一大水果，其种植产业兼具劳动密集型与生态敏感性特征，与粮食作物相比，柑橘种植周期长、果园生态系统相对脆弱，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不仅会直接导致柑橘果品农残超标、品质下降，还会对果园土壤、周边水体造成持续性破坏，进而影响柑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柑橘种植户长期在果园田间作业，与果园生态环境接触紧密，农业面源污染带来的环境风险对其身体健康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这使得环境风险感知对柑橘种植户的生产行为决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驱动力。现有类似研究以粮食作物为主，因此，柑橘种植户的环境风险感知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作用研究价值更加凸显。在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面对环境风险可能会由于资源匮乏而加重心理恐惧，致使其在风险危机中的健康意识更强，而柑橘种植户多以家庭经营为主，生计来源高度依赖柑橘产业，面对农业环境风险时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风险冲击之下，其更加可能选择采纳绿色环保型技术等行为，以健康资本对冲环境失衡的潜在威胁^［14］。综上，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可能在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扮演中介角色。

据此，本研究从环境风险感知这一视角分析和探讨柑橘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与机制，并探究与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关系，同时厘清其中的代际异质性问题，以期为靶向性引导柑橘种植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提供实证支撑和决策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风险感知是人们对客观事件风险的心理感受和主观判断，其本质上是一种人们的认知建构^［15］，环境风险感知由此衍生，是指公众在相关信息背景下对客观或潜在环境风险时的直接感受和危机判断。它适用于调查问卷法和心理测量标度的方式进行量化，从而阐明个人面对环境风险威胁时的心理反应^［9］。根据保护动机理论提出的环境行为变化缘由，其由信息源、认知过程和结果应对组成，农户采取绿色生产的动机来自他们对威胁性污染事实的评价、自我认知的原因以及所造成结果的看法。因此，借鉴Zhou等^［16］分类方法，本研究将环境风险感知划分为环境风险事实感知、原因感知和损失感知，利用因子分析方法量化多维构成的个体风险感知总体强度。

前景理论突破了传统理性人假设，聚焦个体在风险情境下的决策逻辑，其核心在于个体行为决策并非基于客观效用最大化，而是以自身的参照点为基准，对风险带来的损失与收益进行主观价值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17］，其“风险感知-价值判断-行为决策”的核心分析链条，为农户在风险冲击下的行为决策提供了高度契合的逻辑范式^［18］。风险决策情境下的环境风险感知，是农户基于自身生产经验与环境信息，对农业面源污染带来的客观环境风险形成的主观判断与感知，涵盖土壤、水资源等环境破坏的客观事实感知、农药超量施用等污染现象的原因感知、环境破坏对自身健康与生产带来负面预期的损失感知。当种植户感知到农业环境风险的客观事实、明晰污染成因，并对环境风险可能带来的健康损害、柑橘品质下降甚至减产等损失形成强烈预期时，会将环境风险视为“损失型前景”，基于前景理论的损失规避效应，其会产生强烈的风险规避动机，进而主动调整生产行为，通过采纳有机肥施用、农药减量、物理防虫等绿色生产技术，降低化肥农药对环境的持续破坏，对冲环境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1：环境风险感知正向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根据农户行为理论，柑橘种植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决策，既受经济收益的驱动，也受生态关注、健康意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19］。环境风险感知带来的损失规避动机，会进一步触发种植户的生态关注与健康意识：对果园土壤、水资源等生态环境破坏的事实感知与原因感知，会促使种植户关注生态环境失衡问题，形成生态理性的价值判断^［20］；对环境风险损害自身健康的损失感知，会推动种植户强化健康意识，将绿色生产行为视为保障自身健康的重要手段。而生态关注与健康意识的提升，又会进一步强化种植户的损失规避动机，推动其将风险规避的主观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最终形成“环境风险感知-损失规避动机-生态关注-绿色生产行为”完整作用链条。但不可否认的是，施用有机肥等亲环境技术行为存在一定的技术操作门槛，具备较高操作能力的农户更可能将生态关注转化为实际行动，个体的低水平操作能力则难以支撑其实现生态理念落地。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2：生态关注在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扮演中介角色；假说3：技术操作能力正向调节生态关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同时，环境风险可被视为一种潜在健康冲击，可导致公众选择为了应对健康冲击提升健康意识、改变健康行为的决策^［21］。健康冲击可以迅速提升深陷其中之人的健康意识，而健康意识和预防性健康行为之间又具有相关关系，即个体在健康冲击之下更加愿意改变预防性行为。健康意识是公众对于健康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意识和态度，强烈的风险感知致使农民看待健康的态度骤变，促使农民的健康意识不断强化，进而实施远离污染制品等预防性健康行为^［22］。理论上，个体感知到外部环境所构成的风险和威胁，自身对于机体健康的意识和认知发生改变，进而驱动个体行为转变、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来提高抵御健康威胁的能力。因此，在农户健康意识觉醒的场景中，其对于某项行为的健康有益性认知越强，就越可能有效实施预防行为。在环保有益认知的调节和催化下，个体关于健康与经济行为的资源配置的均衡点发生深刻改变，要素平衡的天平毋庸置疑向生命健康倒去，因此更可能萌发绿色生产意愿。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4：健康意识在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扮演中介角色；假说5：绿色生产健康认知正向调节健康意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从行为驱动的协同机制来看，当农户同时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益感知与环境风险感知时，经济效益感知会为环境风险感知转化为实际行为提供经济保障，消除农户因担心成本增加而产生的顾虑^［9］，而环境风险感知则会强化农户对绿色生产长期可持续性的认知，避免因短期经济波动而放弃绿色生产，二者共同提升行为的稳定性；反之，若仅有较高的环境风险感知而缺乏经济效益支撑，农户可能因“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持续采纳绿色生产；若仅有经济效益感知而环境风险感知薄弱，农户则可能在面临市场价格波动时轻易转向传统生产模式，导致行为缺乏韧性^［10］。因此，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通过交互作用形成行为强化，通过互补效应实现功能协同，共同支撑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初始采纳与长期可持续。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6：经济效益感知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之间具有互补效应。

如图1所示，本研究构建了环境风险背景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1.2　数据来源及概况

柑橘生长结果喜有机肥、适配物理防虫技术，绿色柑橘通常品相更优、味道更佳，绿色生产可以大幅提升柑橘产业经济和环境效益；同时，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对果园土壤、水资源破坏具有不可逆性，柑橘种植户对环境风险的事实与损失感知驱动其生产决策转变的影响更加直接。作为我国最大产区，四川省具备柑橘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巩固生态优势的现实需求。因此，本研究选取柑橘种植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于2023年2月在四川省蒲江、丹棱等5个柑橘主产县区开展首轮调研，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8份；2023年7月在四川省苍溪、金堂等4个柑橘主产县区开展第2轮调研，发放问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596份。经筛查与统计，2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 35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254份，问卷有效率为92.89%。首先，在每个样本县区内随机抽取4~5个乡镇，然后在每个样本乡镇内随机抽取2~3个村，在每个样本村内随机抽取10~20个柑橘种植农户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环境风险感知、生态关注、健康意识、绿色生产行为以及个体资源禀赋等。

1.3　研究方法

1.3.1　Oprobit模型

由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可量化的有序变量，宜采用Oprobit模型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行参数估计。因此，设定以下实证模型：

\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_i={\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a}\mathrm{w}\mathrm{a}\mathrm{r}\mathrm{e}\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alpha }_{\mathrm{2}}{X}_i+{\mu }_i（1）

式中：i为农户；\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_i为农户i的绿色生产行为；\mathrm{a}\mathrm{w}\mathrm{a}\mathrm{r}\mathrm{e}\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为农户i的环境风险感知；X_i为控制变量；{\mu }_i为随机干扰项；{\alpha }_{\mathrm{0}}为常数项；{\alpha }_{\mathrm{1}}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alpha }_{\mathrm{2}}为控制变量组X_i的系数。假设μ~N（0，1）分布，有序Probit模型设为：

P(\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mathrm{0}|x)=P(\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mathrm{*}}\le r_{\mathrm{0}}\left|x\right|=\phi (r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_i-{\alpha }_{\mathrm{2}}{X}_i)

……

P(\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mathrm{4}|x)=P(r_{\mathrm{3}}\le \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mathrm{*}}\left|x\right|=\mathrm{1}-\phi \left(r_{\mathrm{3}}-{\alpha }_{\mathrm{1}}\mathrm{a}\mathrm{w}\mathrm{a}\mathrm{r}\mathrm{e}\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alpha }_{\mathrm{2}}{X}_i\right)（2）

式中：P为概率；x为自变量的取值范围；\phi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r_{\mathrm{0}}、r_{\mathrm{1}}、r_{\mathrm{2}}和r_{\mathrm{3}}均为待估参数，r_{\mathrm{0}}<r_{\mathrm{1}}<r_{\mathrm{2}}<r_{\mathrm{3}}。构造调查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似然函数，通过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参数。

1.3.2　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是否在环境风险感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设定以下模型：

\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_i=c_{\mathrm{0}}+c_{\mathrm{1}}\mathrm{a}\mathrm{w}\mathrm{a}\mathrm{r}\mathrm{e}\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c_{\mathrm{2}}{X}_i+{ϵ}_i（3）

\begin{array}{l}\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s}\mathrm{c}\mathrm{i}\mathrm{o}\mathrm{u}\mathrm{s}\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mathrm{a}\mathrm{w}\mathrm{a}\mathrm{r}\mathrm{e}\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 {\beta }_{\mathrm{2}}{X}_i+{\beta }_{\mathrm{3}}{\delta }_i+{\mu }_i\end{array}（4）

\mathrm{b}\mathrm{e}\mathrm{h}\mathrm{a}\mathrm{v}\mathrm{i}\mathrm{o}{\mathrm{r}}_i={\gamma }_{\mathrm{0}}+{\gamma }_{\mathrm{1}}\mathrm{a}\mathrm{w}\mathrm{a}\mathrm{r}\mathrm{e}\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gamma }_{\mathrm{2}}\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s}\mathrm{c}\mathrm{i}\mathrm{o}\mathrm{u}\mathrm{s}\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alpha }_{\mathrm{2}}{X}_i+{\phi }_i（5）

式中：\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s}\mathrm{c}\mathrm{i}\mathrm{o}\mathrm{u}\mathrm{s}\mathrm{n}\mathrm{e}\mathrm{s}{\mathrm{s}}_i为生态关注或健康意识；c_{\mathrm{0}}为常数项；c_{\mathrm{1}}为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总效应；c_{\mathrm{2}}为控制变量组的系数；{\beta }_{\mathrm{0}}为常数项；{\beta }_{\mathrm{1}}为环境风险感知对生态关注/健康意识的影响；{\beta }_{\mathrm{2}}为控制变量组的系数；{\beta }_{\mathrm{3}}为调节变量对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delta }_i为农户i的技术操作能力/绿色生产健康认知；{\gamma }_{\mathrm{0}}为常数项；{\gamma }_{\mathrm{1}}和{\gamma }_{\mathrm{2}}分别为环境风险感知和中介变量对第i个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直接效应；{ϵ}_i和{\phi }_i均为随机干扰项。式（4）和（5）合并后可以得出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beta }_{\mathrm{1}}{\gamma }_{\mathrm{2}}，即环境风险感知通过中介变量生态关注或健康意识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最后计算衡量中介效应的相对大小，即{\beta }_{\mathrm{1}}{\gamma }_{\mathrm{2}}/c_{\mathrm{1}}。

1.4　变量选取

本研究相关变量的含义与赋值见表1。

1.4.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问卷设计为“您是否使用有机肥” “是否减量使用农药”“是否对柑橘进行套袋”“是否使用防虫粘板”，将农户是和否分别赋值为1和0，参考陈吉平等^［3］研究，以4项子行为赋值之和表征农户总体绿色生产行为。结果显示，84.3%的样本农户使用有机肥，75.2%减量使用农药，愿意对柑橘进行套袋和使用防虫粘板的样本相对较少，这与其技术高成本性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值为2.68，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1.4.2　解释变量

本研究将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分为风险事实、风险原因和风险损失3个感知维度，每个维度分别以2个题项进行测度，赋值详见表1。使用SPSS26.0软件分析发现，6个指标的Cronbach’s Alpha为0.724，KMO检验值为0.719，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693.426（sig=0.000），表明因子分析适用于所选数据。在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后，得到特征根>1的公因子3个，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6.231%。

1.4.3　中介变量

本研究以农户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为中介变量。问卷题项分别设计为“您对生态环境失衡问题的关注程度” “您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赋值详见表1。可见样本农户生态关注均值达3.235 8，健康意识均值为3.614 1，表明在当前环境问题加剧的背景下，农户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普遍提升，且在健康风险冲击之下更为重视自身健康，健康意识逐步加深。

1.4.4　调节变量

问卷分别以“掌握亲环境生产技术的难易程度”“环保行为有益身体健康的认知”表征技术操作能力和绿色生产健康认知，赋值详见表1。可见样本农户技术操作能力均值为3.211 0，绿色生产健康认知水平更高，均值为3.647 9，这与绿色生产行为的健康效益认知普及与操作门槛性客观存在密切相关，符合当前农业生产实际。

1.4.5　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研究^［9-11］，本研究对农户经济效益感知等14个变量进行控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2.1.1　主效应回归

由表2 Oprobit模型可知，在控制资源禀赋等变量的基础上，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在1%的置信水平上有显著正向作用，这表明农户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越可能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在面临环境恶化危机时，农户更加可能对自身的环境行为和生态理念进行重新审视，更能认同生态保护事关未来、刻不容缓，反思过去对待环境不友好的生活方式，与上述理论推导的结论相符。随着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农户越可能担心持续加剧的环境问题带来的健康危机，更可能在农业生产中做出更环保的技术选择。

2.1.2　内生性检验

由于环境风险感知和农户行为均可能因为个体理解思维能力和遗漏变量造成显著影响，为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条件混合估计（CMP）方法和IV-Oprobit模型修正估计结果，最终获取一致无偏估计。由于信息扩散效应，样本周边的同村居民的风险感知水平可能会对观测对象造成干扰，因此，选取除本人外同村其他农户环境风险感知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该均值与农户个人的风险感知有关，但与被观测对象的绿色生产行为无直接影响。使用2个O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对柑橘种植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不显著，而对其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并且通过了相关系数检验，因此，该工具变量设定合理。表2中IV-Oprobit模型显示了控制内生性后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结果，模型通过了似然比检验，atanhrho_12值与lnsig_2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的二阶段估计显著，工具变量选取和使用有效，使用IV-Oprobit模型相比于Oprobit模型估计更加准确。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其绿色生产行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上述的积极影响。此外，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环境风险感知对低水平绿色生产行为的边际效应为负，对高水平绿色生产行为的边际效应为正，且每提高一个单位环境风险感知，个体采纳全部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增加13.9%。综上，假说1得到验证。

2.1.3　稳健性检验

由表3可知，将主效应模型替换为OLS模型和2SLS模型进行估计，环境风险感知驱动农户绿色生产的正向效应均在1%水平上显著，印证了模型的稳健性。此外，将采纳0、1和2项的农户划分为低水平行为组，将采纳3和4项的农户划分为高水平行为组，通过把有序变量重置处理，得到虚拟的二分类变量，随即使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进行验证，回归结果与上述一致，表明估计模型稳健。

2.2　影响机制检验

2.2.1　生态关注的中介作用和技术操作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借鉴温忠麟等^［23］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显示，环境风险感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进农户生态关注。模型（2）表明，生态关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在模型中加入自变量风险感知和中介变量生态关注，模型（4）结果显示，环境风险感知和生态关注二者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生态关注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说2得到验证。模型（3）结果表明，在农户生态关注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加入生态关注和技术操作能力的交互项，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验证技术操作能力在其中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说3得到验证，表明农户技术操作能力越强，越可能支撑其实现生态理念落地。农户与果园生态环境接触紧密，土壤板结、水源污染等环境风险对柑橘品质和其产品品质、田间作业健康具有消极影响，当风险强度提升，感知水平的升级更可能促使其关注焦点更聚于自家果园的微生态保护，进而驱动绿色生产行为的生成。

2.2.2　健康意识的中介作用及绿色生产健康认知的调节作用检验

进一步验证健康意识在主效应中的中介作用，由表5所示的模型（5）和（6）结果可知，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对其健康意识、健康意识对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模型（8）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环境风险感知和健康意识二者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健康意识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说4得到验证。模型（7）结果表明，健康意识和绿色生产健康认知的交互项在农户健康意识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中正向显著，验证了绿色生产健康认知在其中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说5得到验证。农户对亲环境技术有益身体健康的认知程度越高，越可能激发其自觉进行生态行动。柑橘种植过程中，农户身体暴露于生产环境之中，环境风险对其田间作业健康、产品食用健康的负向影响比其他产业更强，在健康意识的认知赋能下，风险感知更能够促使农户关注焦点，聚于生产过程、产品食用的健康性，进而促使其行为采纳。

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稳健与比率，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Bootstrap法对生态关注、健康意识的中介效应进行精准检验，通过重复抽样5 000次构建95%置信区间，依据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判断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生态关注在环境风险感知与柑橘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50，95%置信区间为［0.023，0.086］，区间内未包含0；健康意识的中介效应值为0.068，95%置信区间为［0.035，0.099］，区间内同样未包含0。这表明在控制双向因果、未观测混淆变量等潜在偏误后，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的部分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4.2%、18.8%，充分印证了本研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最后，通过对比2个SPSS宏程序调节效应图发现，在高操作能力和高健康认知水平之下，生态关注、健康意识与农户行为的回归斜率更大，表明此时的影响效应更强，假说3和5得到进一步验证。

2.3　环境风险感知与经济效益感知的交互效应

由表6所示的模型（9）和（10）计算结果可知，在主效应中加入环境风险感知×经济效益感知交互项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二者在主效应影响中存在正向交互作用，即环境风险感知与经济效益感知在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存在互补效应，假说6得到验证。从互补效应维度来看，经济效益感知主要解决农户绿色生产的动力问题，通过即时经济回报降低行为门槛，吸引农户初始采纳；环境风险感知则主要解决持续性问题，通过长期环境危害的认知，约束农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的短期行为，保障绿色生产的长效性。在绿色生产的即时性决策阶段，农户更关注投入是否划算，此时经济效益感知发挥主导作用，环境风险感知作为辅助，增强农户对行为价值的全面认知；在生产稳定期，随着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熟悉，经济收益逐渐稳定，环境风险感知的重要性会上升，帮助农户抵御传统生产模式的短期利益诱惑，实现从被动采纳到主动坚持的转变。

2.4　异质性分析：不同代际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2.4.1　组间对照分析

在我国城镇化浪潮中，农户观念代际差异较大，而不同价值观又与个体对于事物的判断与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参考已有做法^［3，24］，以50岁作为分界，分别对2代农户进行对照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知：在环境风险感知方面，新生代农户环境风险的原因感知和损失感知均强于老一代，这与年轻农户对环境污染信息的搜寻和认知理解能力更强有关，高水平的教育经历赋予年轻农户理解化肥农药理化成分的知识基础，使其更加明白农资超量施用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破坏。在经验年限上，老一代农户的平均柑橘种植年限远高于年轻一代，柑橘种植兼具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型特征，老年农户深耕柑橘种植多年，对土壤、水资源环境破坏的认知更高，对果园环境变化的感知更敏锐。在健康信念方面，新生代农户整体信念水平略高，这可能由于年轻农户的资源条件更好，具有更发达的社会网络和物资交换体系，更重视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对其自身带来的影响。在绿色生产行为方面，老一代农户整体行为水平低于新生代，这与老龄农户人力资本薄弱、认知能力差、技术操作性不强等原因密切相关。

2.4.2　异质性分析

由表8可知，在2代农民群体中，环境风险感知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新生代农户中的影响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年轻农户农业兼业化现象突出，虽然接触环境污染信息更多，但其农业生产所占经济份额比例持续减小，较少的农村生产生活时间导致其不再强烈关注农业面源污染危害，因此不必采取绿色生产行为。此外，当年轻农户感知环境风险来临时，还可以通过购买医疗保健品与健康食品等其他健康措施应对风险。而老一代农户受传统家园意识影响较深，当感知到环境风险事实显现、原因交错、损失惨重，他们更可能反思和重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密切关系。加之老一代农户生计条件较差，更可能基于成本投入与身体健康的考量和权衡而选择采纳绿色生产。

3　讨 论

3.1　研究理论解读及机制阐释

本研究证实了环境风险感知对柑橘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与已有研究结论形成呼应，如环境风险感知可以促进人类生态反思^［25］，促使人们关注环境问题^［11］、行使亲环境行为^［8］、更倾向于绿色环保生活方式^［20］等。但本研究结合柑橘产业特性与前景理论，将环境风险感知划分为事实感知、原因感知和损失感知3个维度，发现了其系统性驱动效应，深刻揭示了柑橘种植户的生产决策具有鲜明的“事实基础、污染成因、损失规避”导向。农户不仅具有对环境破坏事实的认知、对污染成因的判断，还有对自身健康、生产收益潜在损失的感知，均能触发其风险规避动机，这与前景理论中个体决策以损失规避为核心参照点的观点高度契合，丰富了前景理论在农业环境中的应用场景，也弥补了现有研究对风险感知多维异质性影响关注不足的缺口。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了生态关注与健康意识在环境风险感知与绿色生产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突破了现有研究单一中介路径的分析局限，揭示了其中的双心理传导路径。从理论层面来看，这2条路径本质上是农户对环境风险生态损失与健康损失的双重主观回应，印证了农户行为理论中“生产行为兼具生态理性与健康理性”的核心观点。其中，生态关注路径体现了农户的生态理性，环境风险感知促使农户意识到果园生态失衡的危害，进而产生生态保护的主观意愿，并转化为绿色生产行为；健康意识路径则体现了农户的健康理性，风险感知触发了农户对自身健康的担忧，将绿色生产行为视为规避健康风险的重要手段，该双重路径机制，完善了环境风险感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的心理传导逻辑，也为理解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动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调节效应检验进一步细化了心理感知与行为转化的边界条件，技术操作能力解决了“生态关注如何落地为实际行为”，而技术操作能力是实践保障。这一发现深化了认知—能力—行为的理论框架，也解释了为何部分农户具有较强的生态保护意愿，却难以践行绿色生产的现实困境，为理解农户健康理性的行为转化逻辑提供了新的支撑。

3.2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不同于已有研究的单一影响路径框架^［7］，本研究验证了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2个关键中介变量，构建了2条影响作用路径，实证检验了环境风险感知可以有效刺激农户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水平，促使其理解减量用药等绿色生产行为可以优化生态平衡、提高身体免疫力，在亲环境技术操作能力和绿色生产健康认知的正向调节下，农户更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第二，现有研究多将环境风险感知视为普通的心理变量，而本研究将其与柑橘产业的生态敏感性、农户的生计特征相结合，揭示了环境风险感知对柑橘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独特驱动逻辑，弥补了现有研究未结合具体作物产业特性展开针对性研究的不足。第三，将农户环境行为视作一种增加健康存量、应对冲击策略的行为，充分考虑农户健康生计策略的局限，由此提出风险感知可以有效驱动农户绿色生产，这一逻辑探索具有一定创新性。第四，通过组间对照分析，发现新一代农户亲环境技术操作能力、绿色生产健康认知和绿色生产行为水平更高，且主效应具有显著的代际差异，环境风险感知对老一代农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新生代农户中无影响。由此提出，老一代农户本身健康孱弱，更加重视自身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对其带来的健康影响，当感知到环境持续加剧风险，更可能反思和重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密切关系，进而以绿色可持续型生产生活方式抵御健康危害风险。

3.3　未来方向

未来研究可以根据农业和农户群体属性，进一步细分不同经营规模、经营模式、销售模式的农户群体，探究环境风险感知对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在上述群体中的差异化表现：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生产规模大、品牌意识强，其环境风险感知的驱动效应是否更显著；订单农业种植户因受收购端的绿色标准约束，是否会强化环境风险感知与绿色生产行为的关联等。通过多维度的异质性分析，更全面地揭示环境风险感知驱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群体差异规律，为制定更具精准性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更丰富的实证支撑。同时，可进一步探索亲环境技术能力、绿色生产健康认知等变量跨路径的交互调节作用，更深层次厘清该调节效应系统。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四川省1 254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Oprobit、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对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其绿色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条件混合估计进行内生性处理，并揭示其中的代际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对其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每提高一个单位，其采纳全部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增加13.9%；2）风险感知能够通过提高其生态关注和健康意识促进其采纳绿色生产行为，二者传导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4.2%和18.8%，亲环境技术操作能力和绿色生产健康认知分别正向调节了2条路径；3）环境风险感知与经济效益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4）上述影响具有显著的代际差异，年轻农户对于环保的效益认知、技术能力和行为程度更强，环境风险感知对老一代农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新生代农户中没有影响。

4.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1）靶向化结合开展环境风险与绿色生产效益宣传。依托村社宣传栏、种植技术微信群、田间地头宣讲会等渠道，借助数字手段直观展示片区果园土壤、水源污染的环境风险事实，以及有机肥施用提升果品糖度、套袋+粘板物理防虫保障果品价格溢价的实际效益。结合柑橘市场的优质优价机制，邀请种植大户分享绿色生产优质优价的实际案例，将环境风险感知与经济效益感知深度结合，让种植户清晰感知绿色生产对柑橘产业提质增效的实际价值，从认知层面推动其主动采纳绿色生产。

2）围绕柑橘绿色生产技术适配性构建分层式培训指导体系。针对有机肥施用、粘板物理防虫等核心技术的适配要求，组建农技人员+种植示范帮扶队，深入果园开展一对一现场指导，针对老一代柑橘种植户技术操作能力薄弱的问题，手把手教学有机肥堆沤、粘板悬挂等实操技巧，同时发放品种专属技术操作手册，将抽象的技术要求转化为易懂、易操作的步骤指引。

3）立足柑橘种植代际差异实施分类绿色生产激励策略。针对老一代农户环境风险感知对绿色生产行为驱动作用显著的特征，重点开展“环境风险-健康保障-绿色生产”关联式培育，引导其感知果园生态环境变化对自身田间作业健康及柑橘长期产量的影响，同时将绿色生产技术培训与健康知识宣讲相结合，强化其健康意识向绿色生产行为的转化，重点向其倾斜绿色农资和设备价格补贴；针对新生代柑橘种植户技术操作能力强、效益认知高的特征，搭建柑橘绿色生产创业创新平台，鼓励其探索绿色生产与电商直播、采摘体验等新业态的结合模式，给予创业补贴支持，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此外，建立柑橘绿色生产星级评定机制，对持续采纳有机肥施用、物理防虫等绿色生产技术且果品达到绿色标准的种植户，给予荣誉表彰与收购溢价对接支持，形成正向激励-主动践行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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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JY095)

嘉陵江流域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JLJLY2026A01)

成都市党校系统调研课题(CDDXZ2026010)

成都市哲社研究基地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CCRC20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