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水平测度、时序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Horizontal measurement, time series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feed enterprises

摘要

为明确当前我国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现状和发展规律，深入挖掘制约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A股上市和新三板饲料企业的经验数据，综合采用Critic-Topsis法、核密度估计以及面板回归模型展开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饲料企业整体绿色转型水平波动上升，但仍处相对低位，且各层级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发展不均衡，分化特征明显；2）饲料企业整体绿色转型水平相对差距持续收窄，向中等水平集聚；3）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管环保经历嵌入和适应能力对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权制衡度、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有抑制作用；4）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和股权制衡对大规模饲料企业的影响更显著，高管环保经历嵌入、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两类规制工具对小规模饲料企业的影响更显著，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对中部饲料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环境规制对东部饲料企业的影响更显著，适应能力对西部饲料企业的影响更显著。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status and patterns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eed enterprises， and deeply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conducts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and NEEQ （National Equities Exchange and Quotations） feed enterprises. The Critic-Topsis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are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feed enterprises fluctuated upward but remained relatively low.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levels among different tiers was uneven， showing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2） The relative gap in the overall green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feed enterprises continued to narrow， converging toward a medium level. 3） The proportion of high-skilled labor， integration of executives’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and adaptability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feed enterprises， whereas the degree of equity checks and balances， public attention-oriented， and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hibite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4） The proportion of high-skilled labor and equity checks and balances displaye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large-scale enterprises， executives’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integration as well as public attention-oriented and market-oriented regulatory tools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mall-scale enterprises； the proportion of high-skilled labor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entral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astern enterprises， and adaptability ha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western enterpris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饲料企业 / 绿色转型 / 水平测度 / 时序演变 / 影响因素

Key words

feed enterprise / green transformation / horizontal measurement / temporal evolution / influencing factors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中将“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普遍树立，构建形成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和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作为农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指示。2023年《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年行动方案》明确“饲料产业要以构建低蛋白日粮技术体系为核心，依托精准配方与绿色工艺革新，推进豆粕减量替代与蛋白资源多元化开发，以‘开源节流’‘增质提效’作为转型目标”。从产业链视角，饲料企业作为联结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中轴环节，其绿色转型对上下游产业协同，推动农业绿色转型至关重要^［1］。然而，饲料企业绿色转型仍面临传统经营理念束缚、自主研发能力低^［2］、专业人才培养滞后、金融工具利用率低等诸多挑战。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内涵阐释、转型测度和转型机制三个方面。首先，企业绿色转型是兼具行为“过程”和“结果”属性的动态演变过程^［3］，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4］、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动力的全过程绿色化生产过程，最终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共赢^［5］。其次，现有研究主要通过综合评价法测度企业绿色转型^［6］，普遍选取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治理和风险控制四个维度构建农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7-8］，选取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情况、污染排放强度、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9-10］量化企业绿色转型成效。在影响机制方面，外部因素如政府补贴^［7］、清洁生产政策^［11］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10］对企业绿色转型存在不同程度影响；企业内部因素如高管环保经历嵌入^［6］有利于企业绿色转型。

综上所述，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但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研究有待深入。本研究将以A股上市和新三板饲料企业为对象，从三方面丰富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定量研究。第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Topsis法测算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分析其总体转型趋势和个体间的结构特征；第二，借助核密度估计法分析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第三，运用回归分析法剖析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

1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阐释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概念及内涵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战略导向，利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治理的双重驱动机制，系统推进管理、生产、技术和要素全方位变革，旨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速绿色饲料加工生产技术成果转化、满足绿色饲料产品市场需求、削减污染物排放程度和延伸饲料产业链减排责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协同。

饲料企业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价值取向，提高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绿色发展意识，有助于从理论到实践层面深入推行企业绿色发展战略，确保顶层设计到生产经营全链条“绿化”，抑制管理层短视主义，驱动企业“脱实向虚”。依靠融合数智技术构建智能生产系统，实现全流程能耗监控与排放溯源。基于绿色饲料生产体系，开发低碳饲料配方和废弃物资源化等技术，变“生态包袱”为“绿色财富”。增加绿色专用资产投资强度，拓宽细胞、酵母和昆虫等新型劳动对象边界，缓解传统资源依赖，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释放环境效能、经济效能和社会责任效能。

1.2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概念和内涵，本研究从绿色管理转型、绿色创新转型、绿色生产转型和绿色排放转型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3　数据说明

本研究样本数据为2015—2023年饲料行业A股上市和新三板企业（以下简称饲料企业）年报数据，剔除缺失值和数据异常样本后得到369个样本数据。各饲料企业年报通过巨潮资讯网¹获得。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定性指标依据国泰安数据库数据人工整理，定量指标通过饲料企业年报数据计算。环保经历嵌入依据国泰安数据库数据人工整理，其余指标通过饲料企业年报数据计算；地级市“雾霾”“环境污染”的年均搜索指数通过专门网站获得²，排污费缴纳入库金额来于Wind数据库³，2018—202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财税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⁴，地级市行政规章数和地方环境处罚事件数量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⁵。

2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测度与时序演变特征

2.1　Critic-Topsis法

Critic-Topsis法将Critic赋权法与Topsis法进行结合，用于多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既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人为因素缺点，又结合Topsis法通过比较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接近程度进行量化排序的优点^［12］。因此，本研究采用Critic-Topsis法系统测度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

第一步：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因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为消除不同计量单位的影响，采用如下标准化公式：

x_{ij}^{\text{'}}=\frac{x_{ij}-x_{(j)\mathrm{m}\mathrm{i}\mathrm{n}}}{x_{(j)\mathrm{m}\mathrm{a}\mathrm{x}}-x_{(j)\mathrm{m}\mathrm{i}\mathrm{n}}}(1)

式中：x_{ij}为第i个饲料企业第j项指标的指标值；x_{ij}^{\text{'}}为归一化后的指标值；x_{(j)\mathrm{m}\mathrm{i}\mathrm{n}}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x_{(j)\mathrm{m}\mathrm{a}\mathrm{x}}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

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的信息量（C）。

C_j=S_j{\sum }_{s=\mathrm{1}}^m(\mathrm{1}-\left|r_{sj}\right|)(2)

式中：S_j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sum }_{s=\mathrm{1}}^m(\mathrm{1}-\left|r_{sj}\right|)为第j项指标的相关系数；r_{sj}为指标s与指标j的相关系数。因指标关联性只与其绝对值相对大小有关，故对相关系数取绝对值。

第三步：计算各个指标的客观权重（W）。

W_j=\frac{C_j}{{\sum }_{j=\mathrm{1}}^m{C}_j}(3)

第二阶段采用Topsis法评估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接近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将指标权重系数w_j乘以标准化矩阵中相应的第j列，得到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为\mathit{Y}={\left[y_{ij}\right]}_{n\times m}，其中y_{ij}=w_j\times x_{ij}^{\text{'}}。

第二步：确定正、负理想解。分别以V^{+}、V^{-}表示正、负理想解。

V^{+}=（v_{\mathrm{1}}^{+},v_{\mathrm{2}}^{+},...,v_m^{+}）(4)

V^{-}=（v_{\mathrm{1}}^{-},v_{\mathrm{2}}^{-},...,v_m^{-}）(5)

第三步：计算各评价对象到正、负理想解的垂面距离。设各评价对象指标数据为X_i，则评价对象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垂面距离计算公式分别为式（6）和（7）：

P_i^{+}=\frac{\left|\left(V^{+}-V^{-}\right)\left(V^{+}-x_i\right)\right|}{‖V^{+}-V^{-}‖}(6)

P_i^{-}=\frac{\left|\left(V^{+}-V^{-}\right)\left(x_i-V^{-}\right)\right|}{‖V^{+}-V^{-}‖}(7)

第四步：计算各评价对象的相对贴近度（P）。贴近度取值在0~1，愈接近1表示其越接近最优水平。

P=P_i^{-}/\left(P_i^{-}+P_i^{+}\right)(8)

2.2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能把随机变量转化为连续密度曲线进行测度的非参数估计方法，结果具有一定稳定性，能够反映出数据的位置分布、形态分布、波峰形态和分布延展性，更适用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动态演进刻画。本研究将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动态演进。计算公式如下：

f(x)=\frac{\mathrm{1}}{nh}{\sum }_{i-\mathrm{1}}^{n}k\left(\frac{x_i-\overline{x}}{h}\right)(9)

式中：f(x)为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核密度估计值；n为饲料企业数量，本研究取值41；h为带宽；i为各个饲料企业；x_i为独立分布的观测值；\overline{x}为观测值的平均值；k为核函数。

2.3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综合测度结果分析

本研究利用Critic-Topsis法计算了2015—2023年饲料企业的绿色转型水平，并根据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13］，将41家饲料企业划分为3个层级⁶，划分区间依次为［0.377，∞）、［0.222，0.377）和［0.000，0.222）。不同层级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年度均值和整体年均值，见图1。

整体来看，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由2015年的0.202波动上升至2023年的0.326，增幅为61.37%。从阶段特征看，2015—2019年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大幅提升，原因可能在于：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将企业绿色转型从“软约束”变为“硬门槛”，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和国际贸易壁垒要求饲料企业加快绿色技术研发；但后期受政策推动力衰减、市场波动挤压利润空间、技术创新迈入深水期和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饲料企业在谋求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间迂回，总体转型节奏放缓。2020和2022年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出现倒挂。分析发现，2020年部分饲料企业在疫情冲击下为保障生存性支出不得不削减绿色投入；而2022年的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特别是豆粕价格持续高位运行，饲料企业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再叠加对冲机制尚未完善和绿色饲料生产技术产业化周期长等因素，饲料企业绿色转型进程再次受阻。

进一步对比不同层级的饲料企业可知，样本企业的绿色发展不平衡，分化特征明显。第一层级饲料企业总体绿色转型水平领先于整体年均值，分析发现，该层级饲料企业普遍具备强绿色文化渗透性和战略执行力，绿色创新持续性高，产出丰富，污染物治理成效显著；且该层级饲料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互补性强，部分规模优势和适应能力兼具，具备较强的组织韧性和发展环境洞察力，更能精准识别市场需求，把握原材料行情变化，从而降低绿色转型风险。第二层级饲料企业整体绿色转型水平与整体年均值最为贴近，该层级饲料企业绿色文化内化不足、管理层短视和“战略漂移”现象普遍存在，尤其对非常规技能劳动力专用性资本投资不足，再叠加经济效益增长不稳定甚至负增长的催化，致使该层级饲料企业陷于“转型陷阱”，难以向上突破。第三层级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远低于整体年均值，该层级饲料企业关于绿色转型和环保层面的内容披露少甚至不披露，且经济效益不佳，负增长居多，研发投入占比低，绿色创新持续性水平很低。

2.4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本研究采用核密度估计三维图呈现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总体动态演变趋势（图2）。

从分布位置看，曲线整体呈现重心随时间右移态势，但波动幅度较小，相对右移幅度较小，表明研究时段内样本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整体上升，与前文结论相符。从峰值特征来看，研究时段内曲线宽度逐年由宽峰变为尖峰，表明饲料企业绿色水平值分布离散程度逐年下降，反映出样本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相对差距在持续缩小。从极化特征看，2015—2021年呈现单峰到双峰的形态转变，主峰仍集聚在中低水平，但侧峰说明“先行者”群体初现，极化现象初现；2022—2023年，主峰和侧峰分布趋紧，表明该时期极化趋势较弱。从分布形态看，研究时段内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拖尾现象从早期的右拖尾，即低值集聚，少量高水平企业，逐渐演变为后期的轻微右拖尾，即向中等水平集中，存在极少量更先进企业。

3　 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样本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和进程存在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14］。

3.1　理论分析及变量说明

3.1.1　内部影响因素

1）高素质劳动力占比。高素质的新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可促进劳动者向新质“生态人”转变^［15］，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高素质劳动力更易内化绿色发展理念，有利于企业绿色转型战略的实施。其利用自身较强的知识吸收和执行力，正向促进全链条绿色生产^［16］，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股权制衡。企业绿色转型实质是股东利益博弈下的资源再配置决策。股权制衡是指企业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相互牵制的程度，其通过影响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方向，进而影响企业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17］。研究认为，当股权制衡度较高时，中小股东可修正大股东的决策倾向。但其短期收益偏好和决策博弈会削弱环保投入^［18］，使企业面临过高的监督成本，不利于绿色转型。

3）环保经历嵌入。环保经历嵌入指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中从事过与环保相关工作的人员。环保经历嵌入会塑造企业环保价值取向^［6］，改善管理层短视问题。董监高成员依据自身环保知识经验，察觉环境问题引发的经营风险，积极响应政策需求以获取财政支持^［19］，有效缩短企业绿色转型周期。

4）适应能力。适应能力是组织协调配置自身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强适应能力表现为组织决策的连续预见性、战略调整和资源配置的灵活性^［20］，使企业快速识别政策要求、捕捉市场需求、培育核心竞争力，动态调整绿色创新过程和方向，实现从资源获取到配置，再到生产链条和产品供给等方面均契合环保要求^［21］的目标。

3.1.2　外部影响因素

饲料企业单靠内部的资源和能力难以规避转型痛点，仍需政府这一主体通过约束、激励和监督机制引导企业生产绿色化演变^［22-23］，按照特定机制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将从公众关注型、市场型和命令控制型3类环境规制工具切入。

1）公众关注型环境规制是通过宣传、社会舆论推动公众参与环境规制，进而引导个人或企业节能减排，制定实施示范工程或试点工程和产品技术推广目录等^［24］。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传递的环境诉求会增加企业的声誉成本，触发其绿色转型意识，且公众舆论的“群体效应”会使政府动态调整规制工具，倒逼企业将社会责任转化为绿色投资^［25］。但公众舆论造成的短期压力，加之部分区域政府研发和税收支持不到位、诉求响应滞后等因素，会使企业环保成本居高不下，挤压转型空间，甚至迫使企业迁址至监管宽松区域，形成“伪绿色”现象。

2）市场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补贴或处罚的方式对生产生活及逆行经济方面的激励或惩罚，以达到减少排污的目的^［24］。其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性，且在利润最大化的引导下，企业绿色转型决策会得到激励，由被动合规转为主动转型。但费用型环境规制相当于企业购买污染排放权，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缩减盈利空间^［26］，叠加绿色创新活动投资成本高、周期长、预期收益低的特点^［27］，绿色治理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抑制决策者的绿色转型意愿。

3）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指政府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来确定环境规制的目标和标准，并以行政命令要求企业遵守，对于违反相应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24］。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绿色化，发挥“创新补偿”效应。但政策制定与实际执行间的时间差，再叠加一定的规制水平，会挤压企业环保投入空间；且企业与政府博弈以及规制工具的刚性特征会使企业被动合规，难以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和产业发展需要。此外，环保监督机构难以将所有被规制企业纳入监管范围内实行长期追踪^［28］，规制效果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的影响因素包括：高素质劳动力占比，以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占总员工数量的比重来衡量。股权制衡，以第二大到第五大股东总持股量与第一大股东持股量的比值来衡量。环保经历嵌入，以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中是否有从事过与环境保护活动相关工作的人员来衡量。适应能力，以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环境规制包括公众关注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分别以饲料企业所在地级市“雾霾” “环境污染”的年均搜索指数取对数后的值、饲料企业所在地级市排污费缴纳入库金额、基于熵值法计算的饲料企业所在地级市环境行政规制强度（行政规章数）和环境污染规制强度（环境处罚事件数量）的综合指数来衡量。

3.1.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影响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财务特征指标^［29-30］，本研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

1）企业成长性。以（当年营业收入额-上年营业收入额）与上年营业收入额的比值衡量，控制饲料企业未来发展机会对绿色转型的影响。

2）现金流量比率。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控制饲料企业长期运营效率和盈利质量对绿色转型的影响。

3）两职合一。以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衡量，兼任赋值为1，否则为0。

4）股权集中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控制饲料企业治理结构对绿色转型战略决策实施效率的影响。

5）企业年龄。以饲料企业上市年龄年份+1后的数取对数所得的值衡量，控制饲料企业成熟度、资源禀赋和组织惯性对绿色转型的影响。

3.2　实证分析

3.2.1　模型设计

多重共线性检验VIF值为1.48<10，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F检验、LM检验、豪斯曼检验和过度识别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除F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外，其余检验的P值均>0.1，接受原假设。故本研究选取随机效应模型（RE）进行估计：

Y_{it}={\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X}_{it}+{\alpha }_{\mathrm{2}}\mathrm{C}\mathrm{o}{\mathrm{n}}_{it}+{\epsilon }_{it}（10）

式中：Y_{it}为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程度；X_{it}为上述7个影响因素；\mathrm{C}\mathrm{o}{\mathrm{n}}_{it}为控制变量；{\epsilon }_{it}为误差项，i为各饲料企业，t为年份。

3.2.2　实证结果和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变量、各影响因素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2）基准回归。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环保经历嵌入和适应能力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间显著正相关，表明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高、董监高成员有环保经历嵌入、适应能力越强，越有利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高，饲料企业对低蛋白日粮技术和外来清洁生产设备等新劳动资料及微生物等新劳动对象的学习吸收能力越强，越能推进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融合以及智能设备的引进操作，实现全流程生产能耗监控，提高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推动全生产链绿色转型。董监高成员可凭借自身环保知识经验，将外部压力内化为绿色转型动力，精准识别绿色转型滞点，将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升级，通过优化调整饲料配方、开发动物蛋白等替代性原料、运用生物发酵工艺、应用智能设备等途径深层推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饲料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盈利韧性越强，饲料企业更能释放充裕现金流，有利于弱化短期盈利压力，弥补绿色技术创新的试错成本，推动饲料企业绿色生产投资。

而股权制衡、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间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股权制衡度越高、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地方排污费征纳越多越不利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分析原因：一是饲料企业绿色转型需长期投入专用性资产，薄利属性放大了中小股东的风险规避倾向；同时，多方博弈导致饲料企业绿色转型决策效率低，错失转型窗口期。二是公众和政府更聚焦于废气和废水等显性污染治理，这会放大饲料企业短期合规成本，扭曲资源配置方向，挤占绿色资源。

3）稳健性检验。本研究选择更换模型、缩尾和添加聚类稳健标准误3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4所示。各变量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改变，模型整体显著，研究结论稳健。

4）异质性分析。企业规模会影响管理层对绿色转型战略决策的判断^［31］，且不同区域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政策执行效率和公众环保意识也有所不同^［32］，本研究异质性检验从企业规模和所属区域2个维度展开。

由表5可知，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股权制衡、环保经历嵌入、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规模分组结果显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提高对大规模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高股权制衡度对其抑制作用更显著。原因在于：相较于小规模饲料企业，大规模饲料企业更易吸纳高技能劳动力，可借助研发平台和薪资溢价激发高技能劳动力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生产力变革的驱动效能；但其治理结构复杂，多方博弈引发的决策碎片化会降低绿色转型战略的实施效率。相较于大规模饲料企业，高管环保经历嵌入对小规模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而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程度越强对其抑制作用更显著。原因在于：小规模饲料企业治理结构较扁平，决策效率高，可更有效发挥高管隐性环保知识的引导效能，缩短转型周期，降低转型风险；但其财务柔性、盈利能力和韧性相对大规模饲料企业较差，叠加外部压力会更大程度上抑制其转型意愿。

区域分组结果显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提高对中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公众关注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东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原因或有两方面：一是中部饲料企业处于专业复合型人才流动“低位势”，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提高可满足中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专业性需求，内生推动其生产力变革；二是东部区域环境规制程度相较中西部区域强，公众环保意识更为强烈，东部区域饲料企业面临的外部转型压力更大，再叠加东部区域土地、人力成本和合规成本高，饲料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空间被压缩，加剧其对绿色转型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顾虑。

然而部分影响因素存在2组或3组同时显著，难以辨别异质性，本研究进一步对所属区域两两分组，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以上因素的系数差异。

表6结果显示：一是股权制衡未通过三组别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说明该因素对三区域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抑制作用不存在异质性。二是高管环保经历嵌入更易促进东部和中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但未通过东部和中部组别的系数差异检验，表明该因素对东部和中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存在异质性。第三，适应能力更易促进东部和西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且通过东部和西部组别的系数差异检验，说明其对西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主要原因在于：西部相较东部面临较差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更需饲料企业提高适应能力来提高自身生产经营稳定性以突破绿色转型限制。同理，市场型环境规制更易抑制东部和西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且通过东部和西部组别的系数差异检验，说明该因素对东部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东部饲料企业相较西部饲料企业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和经营成本、更强的监管约束及更大的转型压力，以征收排污费为代表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同样会使其研发投入被进一步压缩，降低其绿色转型效率。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及贡献

基于2015—2023年41家A股上市和新三板饲料企业的经验数据，本研究运用Critic-Topsis法测算了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梳理了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最后利用回归模型探究了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饲料企业整体绿色转型水平波动上升，但仍维持在较低水平，且阶段性特征明显；各层级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发展不均衡，分化特征明显。2）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多数向中等水平集聚，存在少数“落后者”和“先行者”；各饲料企业的绿色转型水平和进程存在一定差异。3）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高、董监高成员有环保经历嵌入、适应能力越强，越有利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但股权制衡度越高，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两类规制工具的规制程度越高，越不利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则与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提升不相关。4）相较于小规模饲料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和股权制衡两因素对大规模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高管环保经历嵌入、公众关注型和市场型两类规制工具对小规模饲料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提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对中部饲料企业的影响效应更显著，环境规制对东部饲料企业的影响效应更显著。适应能力对西部饲料企业的影响效应更显著。股权制衡和环保经历嵌入不存在异质性。

4.2　管理启示

作为政策制定者，政府应构建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的动态评价与长效监督机制，并依据饲料企业所属区域分类施策。针对东部地区，应逐步将命令控制型转向市场激励型，强化绿色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协同，引导其进行自发式绿色技术创新；针对中部地区，可适当提高环境标准，有效发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制作用，并构建饲料专业化人才培育体系，弥补绿色转型中的人力资源短板；针对西部地区，应持续完善市场机制，实施柔性环境治理，为饲料企业绿色转型预留缓冲空间。

作为转型执行者，饲料企业应践行绿色发展战略，加强内部培训和规章制度建设，自主选择适配的转型路径。大规模饲料企业应利用资源优势，优化调整高技能劳动力的占比结构，充分发挥其知识溢出效应，同时避免“多股同大”引发的决策碎片化。小规模饲料企业可利用决策链短的优势，优先引进和聘任具有环保经历或管理经验的人才进入决策层，将隐形知识最大程度显性化；同时优先聚焦某个环节进行绿色转型，或主动寻求联盟合作与政策支持，实现技术交流与经验共享，获取政策支持来缓解资源约束，降低转型风险。

作为社会监督者，公众应高效利用新媒体平台了解饲料企业的不良表现，切实发挥监督作用，有效配合当地政府倒逼饲料企业绿色转型；积极传递绿色生活理念，“刺激”饲料企业加快绿色饲料产品研发，推动饲料产业链的绿色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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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CGL029)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SDARS-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