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

Impact of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摘要

为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的关系，基于2012—202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门槛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呈现明显的区域非均衡特征；第二，农业新质生产力会对农旅融合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经内生性与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当农业产业集聚度跨越0.869的临界值后赋能效应大幅上升，而当农村人口老龄化率高于0.209时赋能效应小幅下降；第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平原丘陵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等区域表现尤为突出；第五，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促进本地农旅融合发展的同时，也会通过空间虹吸效应吸引要素向中心区域集聚，对邻近地区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形成“集聚阴影”。因此，应通过推行分类靶向发展政策、强化技术场景落地转化、顺应门槛演化规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和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全面推动农旅产业深度融合。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4.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both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show an upward trend， accompanied by an obvious regional imbalance. Second，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exert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endogeneity treatment and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Third， the promotional effect of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on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presents nonlinear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The enabling effect rises substantially whe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exceeds the critical value of 0.869， while the enabling effect decreases slightly when the rural population aging rate is higher than 0.209. Fourth， the boosting effect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hich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areas ea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as well as in plain and hilly regions，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ifth， while facilitating local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attract production factors to concentrate in central regions through the spatial siphon effect， generating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s on adjacent areas an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n “agglomeration shadow”. Therefore，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by implementing categorized and targe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adva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complying with the evolutionary rules of threshold effects， introducing targeted measur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ing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农业新质生产力 / 农旅融合发展 / 门槛效应 / 空间杜宾模型 / 虹吸效应

Key words

new quality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 threshold effect / spatial Durbin model / siphon effect

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渗透与乡村旅游消费持续升级的交汇点上，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既是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现实需求的回应，也是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着重强调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并将其纳入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战略部署，标志着农旅融合已成为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但当前农旅融合发展仍深陷“低水平均衡陷阱”，突出表现为融合层次浅表化、要素配置低效化与技术应用形式化。追根溯源，融合进程长期依赖初级资源投入，缺乏内生性升级动力，导致精细化、智能化、场景化的发展诉求因支撑要素不足而难以落地。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驱动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培育乡村农旅深度融合新业态，为破局指明了方向。以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和生物技术为核心驱动的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对散落资源进行编码匹配与价值重估，借助智能技术与低空经济重构农耕体验的沉浸式交互，并通过数字平台重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接机制，为农旅融合发展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提供了系统性可能。然而，这种赋能效应的释放并非空间均质，若忽视先发区域对后发区域的要素虹吸效应，极易造成农旅融合发展分化态势。因此，在释放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旅融合发展红利的同时，识别其空间再配置逻辑，已成为推动农旅深度融合中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

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具体映射，自2024年该概念提出以来迅速成为学术前沿议题，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内涵、水平测度与影响效应3个维度展开。一是理论内涵。学界已形成从生产力质态跃迁到要素组合重构的递进式理解^［1］，聚焦于阐释新质生产力的“新”与“质”^［2］，将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度锚定，强调数字技术和绿色理念的深度融合^［3］。二是水平测度。既有研究多采用熵值法、CRITIC法等客观赋权技术进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普遍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三要素理论，沿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4］，部分学者拓展至技术质变、要素革新与农业价值重构等维度^［5］。三是影响效应。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要素配置优化等多重路径，在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6］、驱动农业强省建设^［7］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贯通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消费的综合性产业形态，农旅融合的内涵界定、水平测度与驱动机制已形成清晰且系统的研究脉络。在内涵界定层面，早期研究多将其视为农业资源向旅游功能的单向延伸^［8］，当前研究则更强调产业边界的消解与要素的深度交融^［9］。在水平测度层面，主要形成3种路径：其一，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作为代理变量^［10］；其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农业与旅游业两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时序特征^［11］；其三，综合指标体系构建逐步成为主流，或围绕融合条件、融合水平与融合效益三维框架^［14］，或引入新发展理念构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维评价体系^［13］，在方法上多采用熵值法、因子分析与灰色关联度模型等^［14］。在驱动机制方面，已有实证研究检验了数字经济^［15］、和美乡村建设^［16］等因素对农旅融合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

然而，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这一交叉议题，当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有待深化。现有研究一方面从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7］、促进乡村产业振兴^［18］等视角展开，另一方面尝试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旅融合的内在机理^［19］，指出其主要依托科技创新、要素优化、绿色发展及人才支撑等路径。亦有学者聚焦“新农人”这一微观主体，探讨其在乡村旅游创业现实场景中，作为新型劳动要素在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整合乡村特色资源、衔接农业生产与旅游消费市场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中介作用^［20］。

综上，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两大领域均已积累较为丰厚的学术成果，但仍存在以下拓展空间：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多聚焦于要素组合重塑的供给端效率表现，对要素如何在消费场景中实现价值跃迁缺乏回应；二是农旅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多将农业降维为旅游开发的资源背景，未能正视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质态变革如何构成融合业态重构的内生动力源问题；三是鲜少研究系统解析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旅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仍有待厘清。因此，本研究将农业新质生产力纳入农旅融合发展分析框架，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非线性传导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优化农旅融合发展路径、推动涉农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直接影响

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通过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实现系统性质态跃升，从降低信息成本、突破时空约束、重构价值闭环3个维度赋能农旅融合发展。在劳动者维度，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体力型劳动者转型为具备数字素养与跨界运营能力的复合型新农人^［21］，这类群体可将乡村散落的农耕文化、生态景观等非标化隐性资源转化为可存储、可传输、可匹配的数字化信息产品，有效降低供需双方的信息搜寻与质量评估成本，让小众边缘的农业资源对接市场，进一步扩充农旅融合的资源基础与产品类型。在劳动资料维度，以物联网、数字孪生、VR/AR沉浸式交互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农业劳动资料，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的物理时空限制^［13］，能够对农业生产全流程进行数字化映射与可视化呈现，将封闭专业的农事生产过程转化为开放可互动的旅游体验场景，促成农业生产空间与旅游消费空间的有机融合^［22］，劳动资料从机械体力替代到智能感知赋能的质态升级，推动农旅融合业态从传统初级观光模式，升级为沉浸体验、研学康养等高端发展形态。在劳动对象维度，新质生产力促使农业劳动对象摆脱传统土地、农作物的二元结构，延伸出文化符号、数字资产、沉浸式场景等多元形态^［19］，推动农旅融合价值链由单向短促的产品销售模式，升级为涵盖内容生产、社群运营、品牌增值的长效产业生态，数字平台赋能游客从产品消费者转变为发展价值共创者，其真实体验反馈可反向助推农旅产品持续迭代优化，形成体验升级、价值增值、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重塑了农旅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2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

1.2.1　农业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

农业产业集聚可通过规模经济与创新网络双渠道，调节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赋能效果。在产业集聚初期，农业生产呈现显著空间碎片化格局，经营主体布局分散、产业配套松散，数字监测、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难以连片共建共享，导致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数字技术、智能装备无法形成规模化应用场景。同时，零散化的产业形态阻断了主体间的技术交流与知识外溢，要素传导枢纽尚未形成，致使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通道受阻，对农旅业态升级、场景创新与价值延伸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23］。随着产业集聚持续发育，连片化集群态势逐步形成，规模红利与创新红利渐次释放。一方面，上下游主体集中布局有效降低了数字基建落地与智能技术迭代的边际成本，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减少产业融合交易摩擦，使新质生产力的产业重塑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另一方面，集聚区内企业立足特色农业根基、主动适配旅游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进农、文、旅多业态跨界融合，集群内部常态化知识共享与跨行业跨界知识创造形成双向耦合机制，有效突破传统乡村资源禀赋约束，实现产业创新层级跃升，技术扩散效率稳步提升，农旅融合发展进程随之提速^［24］。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a：农业产业集聚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1.2.2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门槛效应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并非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较高，其良好的数字素养与技术接纳意愿能够有效适配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新质生产要素，推动智慧农事体验、数字文旅导览、精准农业观光等业态广泛应用，充分释放科技、数字与绿色生产力的赋能潜力，促进农旅融合提质升级^［25］。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赋能效应逐步递减。深度老龄化从供给端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对科技、数字、绿色这3类核心生产力构成负向冲击。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收缩与人力资本下滑造成项目运营和技术落地的人力缺口，老年群体在技术接纳与学习实操能力上的系统性衰减推高了智能装备与数字技术的推广成本，降低了新质生产力在农旅场景中的渗透效率^［26］；另一方面，劳动力老化阻碍先进技术与创新业态的扩散落地，打破要素与产业的适配平衡，并倒逼农旅业态由依托青年群体的科技化、创意化体验，转向适配老年群体的康养旅居、适老化农事等形式，压缩新质生产力的应用空间，重塑其赋能逻辑。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b：农村人口老龄化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1.3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本质是技术正向扩散与要素负向极化动态博弈的结果。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非均衡发展会形成梯度发展势差，优势核心区域产生显著的要素虹吸效应，不断集聚周边劳动力、资本、创新等优质生产要素，重塑邻近地区农旅产业要素结构。现有研究证实，农业新质生产力对邻近区域乡村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抑制效应，在东、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凸显了核心区对周边区域的要素挤占与发展挤压特征^［27］。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虽可跨区域扩散，但溢出效应存在地理边界与距离衰减特征，其产业融合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550 km省际范围，整体呈现随距离递增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特征^［28］。外围区域受数字化基础薄弱、产业承接能力不足等条件限制，无法有效承接核心区技术与产业溢出红利，正向扩散效应难以抵消要素流失带来的发展劣势，最终形成“核心集聚、外围滞后”的非均衡空间格局。要素极化引发的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传导至农旅消费市场，加剧业态同质化竞争与空间替代挤压，强化负向溢出效应。核心区依托新质生产力打造智慧农业景观、数字孪生农旅、AI定制化体验等新型业态，显著提升农旅产品非价格竞争力；结合农旅产品不可仓储、生产与消费时空同步的固有属性，以及游客出行半径与消费预算的约束条件^［29］，核心区高品质业态持续挤压周边低层次、同质化传统农旅产品的市场空间，制约了邻近区域客源引流与产业升级。此外，地方保护、要素流动壁垒、信息传递滞后等制度障碍，进一步加剧了空间效应的非对称性，导致核心区技术创新、数字业态等高端资源的正向跨区域辐射受阻，而资本、劳动力等流动性要素持续向核心区集聚，形成“正向溢出受阻、负向流失加剧”的极化格局，最终固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2.1.1　基准回归模型

本研究采用省份和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rray}{l}\mathrm{A}\mathrm{G}\mathrm{R}{\mathrm{T}}_{it}={\alpha }_{\mathrm{1}}+{\beta }_{\mathrm{1}}\mathrm{H}\mathrm{Q}\mathrm{D}{\mathrm{A}}_{it}+\\ {\gamma }_{\mathrm{1}}{\mathit{X}}_{i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t}\end{array}（1）

式中：\mathrm{A}\mathrm{G}\mathrm{R}\mathrm{T}为农旅融合发展水平；\mathrm{H}\mathrm{Q}\mathrm{D}\mathrm{A}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数；\mathit{X}为控制变量合集；\alpha为常数项；\beta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gamma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mu表示个体固定效应；\lambda为时间固定效应；\epsilon为随机误差项。

2.1.2　门槛效应模型

为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分别以农业产业集聚和农村人口老龄化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begin{array}{l}\mathrm{A}\mathrm{G}\mathrm{R}{\mathrm{T}}_{it}={\alpha }_{\mathrm{2}}+{\beta }_{\mathrm{2}}\mathrm{H}\mathrm{Q}\mathrm{D}{\mathrm{A}}_{it}·I\left(T_{it}\le r\right)+{\beta }_{\mathrm{2}\text{'}}\mathrm{H}\mathrm{Q}\mathrm{D}{\mathrm{A}}_{it}·I(T_{it}>r)+\\ {\gamma }_{\mathrm{2}}{\mathit{X}}_{i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t}\end{array}（2）

式中：T为门槛变量；r为门槛值；I(\cdot )为示性函数，当门槛变量满足不等式条件时I=\mathrm{1}，否则为0；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2.1.3　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并非局限于本地行政边界，还可能通过要素跨区流动与市场竞争形成对邻近地区的空间外溢，这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不可忽略。为全面捕捉上述外部性，本研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M），其相较于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能够同时纳入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从而更完整地揭示传导路径。本研究将结合空间自相关检验、LM检验及Wald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SDM选取的合理性。据此，构建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begin{array}{l}\mathrm{A}\mathrm{G}\mathrm{R}{\mathrm{T}}_{it}={\alpha }_{\mathrm{3}}+{\beta }_{\mathrm{3}}\mathrm{H}\mathrm{Q}\mathrm{D}{\mathrm{A}}_{it}+{\gamma }_{\mathrm{3}}{\mathit{X}}_{it}+\rho W_{ij}\mathrm{A}\mathrm{G}\mathrm{R}{\mathrm{T}}_{it}+\delta W_{ij}\mathrm{H}\mathrm{Q}\mathrm{D}{\mathrm{A}}_{it}+\\ \nu W_{ij}{\mathit{X}}_{it}+{\mu }_i+{\lambda }_t+{\epsilon }_{it}\end{array}（3）

式中：\rho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邻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对本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delta为空间解释变量系数，衡量邻近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对本地区农旅融合发展的跨区域影响。W代表空间权重矩阵，本研究设置了3种空间权重矩阵以增强空间效应的稳健性：一是基于省份相邻关系的空间邻接矩阵，有共同边界或顶点则赋值为1，否则为0；二是空间地理距离矩阵，以各省行政中心球面距离平方的倒数构建；三是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将各省人均GDP均值差值绝对值的倒数作为经济距离权重，与地理距离矩阵对应元素相乘，形成兼顾地理邻近性与经济异质性的复合空间权重。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农旅融合发展

农旅融合是农业与旅游业依托资源共享、要素重组及功能互补，打破传统产业边界而形成的复合型产业发展形态。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与产业融合理论为基础，借鉴王晶晶等^［14］、吴志才等^［30］的研究，从融合支撑、融合业态与融合效益三大维度构建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框架如表1所示。其中，融合支撑衡量资本、生态、劳动力等外部要素对产业融合的配套保障水平；融合业态体现农业与旅游产业跨界融合形成的实体业态成果；融合效益则直观反映农旅融合的市场运营成效与惠农实效。在测算方法上，为规避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同时依托指标数据的客观离散特征精准捕捉区域发展差异，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各地区的农旅融合发展水平。

2.2.2　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传统农业生产体系迭代升级的全新发展形态，集中表现为农业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高质量模式的整体性跃升与系统性变革。本研究参考崔新蕾等^［31］的指标构建逻辑，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农业劳动资料3个层面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同时，参照农旅融合发展的测算方式，同样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各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开展测度，保证变量测算口径一致、结果客观可比。

2.2.3　门槛变量：农业产业集聚和农村人口老龄化

本研究设置两类门槛变量。其一为农业产业集聚，参照杨秀玉等^［32］的研究，采用区位熵方法进行测度，以地区农林总产值占本省生产总值比重与全国农林总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的相对比值表征，反映区域农业产业的集聚程度。其二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农村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农村常住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客观反映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2.2.4　控制变量

农旅融合作为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复合系统，其发展水平易受区域经济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的干扰。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参考钟漪萍等^［12］的研究，纳入以下6项控制变量：1）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反映外向型经济活力及外部需求拉动效应；2）财政支农：以地方政府农林水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表征，刻画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干预和支持强度；3）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并取自然对数以缓解异方差问题，表征区域消费能力与市场成熟度；4）农业受灾率：以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测算，用以控制自然风险对农业产出及景观质量的短期冲击；5）产业结构服务化：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6）产业结构农业化：即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反映农业资源禀赋。

2.3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时效性，本研究选取2012—2024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3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3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5］《中国旅游统计年鉴》^［36］《中国经营管理统计年报》^［37］等权威统计资料，同时补充各省份地方统计年鉴与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旅融合发展及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本研究参照国家统计局官方区域划分标准，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研究区域，分区域测算2012—2024年农旅融合发展与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年度平均值，以系统对比不同地区两大变量的发展现状与变化规律，并据此绘制区域时间演变趋势图，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a）可知，全国农旅融合发展整体呈现“扩张—收缩—复苏”的阶段性演化特征，区域空间格局发生动态分化。分阶段来看，2012—2019年，在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等顶层政策驱动下，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同步提升，东部地区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与庞大消费市场稳居发展首位，中西部地区立足本土特色实现渐进式追赶；2020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全国农旅融合发展整体受阻，东部地区因高度依赖跨区域文旅消费，降幅尤为显著，而中部地区依托内需韧性，农旅融合水平首次反超东部；2021—2024年，伴随文旅市场稳步复苏及乡村微度假、数字技术赋能等新动能释放，全国农旅融合发展持续回暖，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加速显现，区域联动协作加强，整体迈向协同均衡发展新阶段。

由图1（b）可知：全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整体呈现阶梯式稳步跃升态势，区域梯度化空间格局特征显著；东部地区依托优质要素集聚与前沿技术创新优势，长期保持领先主导地位。其中：2012—2019年，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与现代农业技术广泛推广应用的双重支撑下，全国三大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平稳发展，实现渐进式提质扩容；2020年，受突发外部冲击影响，东部地区发展节奏短暂放缓，反观中西部地区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禀赋与政策倾斜扶持，仍保持稳定且强劲的增长动力；2021—2024年，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持续深化，各区域同步迈入提质增效的加速发展阶段，区域差距逐步缩小、收敛性特征愈发明显，农业领域区域联动互补、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正加快成型。

3.2　基准回归结果

为有效规避伪回归问题、降低模型估计偏误，本研究在回归分析前实施多项设定检验以完成事前诊断。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1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F检验与Hausman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据此确定最优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

表4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3）为未纳入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模型（2）和（4）为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对应模型结果。结果显示，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数值与方向高度一致，表明核心正向关系并不因估计方法的差异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模型（3）仅含核心变量到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由0.525微调至0.435，方向与显著性均保持稳定，说明控制变量有效吸收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外部经济结构因素的影响，且未改变核心作用关系。综合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充分证实其对农旅融合发展具有持续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印证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从供给端拓展农业复合功能、降低交易成本、驱动价值升级，从需求端精准适配居民文旅消费升级需求，多维赋能农旅深度融合发展。由此，前文的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3.3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3.3.1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两大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由此易引发模型内生性偏误。具体而言，农业智能化、数字化等先进生产要素可借助技术溢出与要素结构升级，直接赋能农旅融合发展提质扩容；反之，农旅融合发展催生的多元新业态与多元化市场需求，亦会倒逼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其规模效益与价值溢价还可反哺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助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这种双向互动可能干扰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故本研究采用IV-2SLS估计方法开展内生性检验，以修正潜在估计偏差。参照史常亮^［38］的思路，选取各省份1998年农村人均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光缆长度的交互项，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工具变量，该指标能够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从相关性来看，历史时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深刻影响区域技术扩散效率与数字技术渗透程度，与现代农业转型及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密切关联；从外生性来看，1998年国内信息化发展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农旅融合相关规划与扶持政策尚未全面落地，该历史交互指标仅作用于区域长期发展基础，不会直接影响现阶段农旅融合发展水平。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问题，经由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稳定，进一步佐证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

3.3.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旅融合发展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4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核心解释变量滞后。鉴于农旅融合属长期性、渐进式产业演化过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与要素优化效应传导至融合层面往往存在时滞，当期效应难以完全释放，故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模型（1）；二是缩尾处理。为规避极端观测值对参数估计的干扰，本研究对所有变量进行前后1%水平的缩尾处理，估计结果见表6模型（2）；三是增加疫情虚拟变量。2020—2022年新冠疫情对文旅产业及乡村消费造成强烈外生冲击，可能导致样本期内数据异常波动，本研究增加疫情虚拟变量，将2020—2022年赋值为1，其余年份赋值为0，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控制，估计结果见表6模型（3）；四是控制变量滞后。考虑到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同期双向因果关系，本研究将全部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后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的模型（4）。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4　异质性分析

3.4.1　自然禀赋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人口与资源禀赋维度的异质性，本研究参照杨佳琪等^［39］的研究思路，以胡焕庸线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分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两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由表7可知，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显著存在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该结论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与资源禀赋差异高度吻合。东部地区凭借优良自然条件、人口集聚优势与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能够有效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转化空间与农旅融合消费市场边界；而西北半壁受限于生态承载能力薄弱、本地市场体量不足与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等现实短板，其促进效应仍处于较低水平。

3.4.2　地形地貌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依据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线进行地貌分区，该界线为我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天然分界，界线以东以平原丘陵地貌为主，以西以高原山地为主。表7结果显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赋能效应显著集中于地形条件更为优越的平原丘陵地区。此类区域地势平缓开阔、耕地集中连片，适宜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与现代化机械作业，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嵌入、业态创新奠定基础；同时交通网络完善、人口集聚度高，有利于培育农旅融合发展所需的消费市场与产业配套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成果转化为农旅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与之相反，高原山地地区受复杂地形约束，农业生产布局分散，基础设施短板明显，既限制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落地推广，也制约了农旅多元业态培育与市场联通，致使赋能效应难以有效释放。

3.4.3　区域战略异质性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关键的东西向发展主轴，具备突出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根基与持续性政策扶持。因此，本研究依托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地理划分，将样本分为长江经济带与非长江经济带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表7结果显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正向推动效应在长江经济带区域更为突出。长江经济带依托完备的交通体系、优越的资源禀赋与密集的城市群布局，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转化、农业升级与农旅业态创新提供了良好支撑。作为全国核心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域农业现代化基础扎实，可为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兴要素落地赋能，筑牢农业转型根基；同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与立体交通网络有效降低要素流通成本，推动城乡与跨区域协同发展，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市场与消费场景。相比之下，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受产业协同不足、基础设施滞后及专项政策赋能有限等因素制约，要素整合能力偏弱，难以充分释放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辐射带动作用。

3.5　门槛效应分析

本研究以农业产业集聚与农村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分别构建门槛模型，并采用Bootstrap自助法开展500次重复抽样检验。根据表8的结果，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作用关系，在农业产业集聚、农村人口老龄化两大维度下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门槛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赋能过程存在显著的差异化非线性影响。在农业产业集聚方面，其是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效能释放与迭代升级的关键边界条件。当集聚度低于门槛值0.869时，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356，赋能效能相对有限；当产业集聚度突破0.869的临界水平后，影响系数大幅攀升至0.985。这表明随着集聚规模扩大，农业新质生产力嵌入农旅融合发展产业链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增，形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良性正反馈机制，验证了假设H2a。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方面，门槛效应呈现明显的衰减特征。当农村人口老龄化率低于门槛值0.209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系数为0.591；当农村人口老龄化率突破0.209的临界值后，影响系数回落至0.408。这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通过阻碍技术推广、降低信息效率、弱化市场风险承担等路径，制约农旅产业链延伸与服务增值的深度融合。但整体来看，其正向促进作用始终显著，意味着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具备良好的人口结构韧性，能够有效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假设H2b得以验证。

3.6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考察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前，需先检验核心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以确保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与结果可靠性。限于篇幅，本研究以空间地理距离矩阵为例，依托全局Moran’s I指数对二者空间关联特征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2012—2024年样本观测期内，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历年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省域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农旅融合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特征，二者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与空间集聚态势。这为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奠定了基础，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LM检验、Wald检验与LR检验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逐层筛选。表11的结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SDM）既无法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LM），也不能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且时空双向固定效应通过严格的统计检验。综合判断，本研究最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以精准识别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传导特征。

为进一步精准解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层面影响农旅融合发展的具体传导路径与作用强度，本研究采用偏微分法将空间效应系统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结果如表12所示。从直接效应来看，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对本地农旅融合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介于0.239~0.398，且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依托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与产业边界重构等内生机制，有效激活本地农业资源与生态文旅禀赋，推动农业与旅游业实现深度耦合与协同增值，研究假设H1再次得到验证。从间接效应来看，估计结果呈现出典型的非对称空间格局：本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对邻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其中地理距离矩阵下间接效应系数为-0.666，邻接矩阵下间接效应系数为-0.636，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下间接效应系数为-0.444，假设H3得到验证。其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领先地区会借助技术势能、要素集聚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对周边地区形成劳动力、资本与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并在旅游市场上产生空间挤压与替代效应，使邻近区域面临要素流失、业态低端锁定的“集聚阴影”困境。从总效应来看，地理距离矩阵下总效应为-0.397，地理经济嵌套矩阵下为-0.046，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邻接矩阵下总效应为-0.398，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空间联系更紧密的直接邻接区域内，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负向溢出效应强度更高，足以覆盖并超越本地正向驱动效应，最终在区域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净挤出特征。

4　结论与建议

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农旅融合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阐释了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农旅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2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的影响效应、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非均衡特征突出，呈现“东部领跑、中部跟进、西部追赶”的梯度发展格局；二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内生性处理与多项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三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当农业产业集聚突破0.869的阈值后赋能效应显著增强，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率超越0.209的门槛值后赋能效应下降，但仍保持正向驱动作用；四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旅融合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平原丘陵区域与长江经济带范围内表现更为突出，差异主要来自资源禀赋、地形条件与区域政策支持的结构性分化；五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显著提升本地农旅融合水平的同时，会通过要素虹吸效应引发创新资源与发展要素向核心区域极化集聚，对空间邻接地区形成显著的负向溢出。尤其在空间邻接关系中，该负向效应强度超越本地正向拉动，形成“内正外负、净挤出”的空间格局。

基于上述实证结论，为充分释放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效能、破解农旅融合区域失衡难题、破除发展约束、优化空间联动格局，推动农旅产业高质量融合与乡村产业全面振兴，本研究针对性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立足区域梯度格局，推行分类靶向发展政策，缩小农旅融合区域差距。针对我国农旅融合“东中西”梯度失衡的发展现状，摒弃同质化发展模式，依托区域发展基础实施差异化梯度施策。对于东部平原丘陵及长江经济带等优势区域，立足产业基础雄厚、技术资源集聚优势，聚焦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智慧农旅融合发展示范样板，重点推进数字技术应用、特色品牌培育和业态模式创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发展范式。中部依托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东部优质产业资源与技术溢出，夯实农旅产业发展基础，推动传统农旅业态迭代升级。西部欠发达区域优先补齐网络、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短板，降低要素流通成本，深度挖掘原生态生态景观、特色民俗文化等本土资源，打造“一村一品、一域一景”的特色小微农旅目的地，走精致化、特色化、可持续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逐步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

第二，强化技术场景落地转化，激活新质动能优势，稳固农旅融合发展根基。聚焦技术落地难、融合程度浅等现实问题，打通新质技术赋能产业发展的完整链路。一方面，设立农旅场景技术转化专项扶持机制，加大物联网、AI智能监控、区块链溯源等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补贴，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全面嵌入农业生产、农事体验、文旅服务全链条，推动传统农业场景向可视化、互动化、智能化的农旅融合场景转型，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另一方面，盘活智慧农业园区、现代化种养基地等新质农业载体，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研学科普、休闲体验、文旅消费多元功能延伸，联动校企、文旅平台共建研学与乡土体验基地，实现农业资源与文旅消费需求精准匹配，持续放大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赋能价值。

第三，顺应门槛演化规律，培育产业集聚优势，挖掘人口结构发展韧性。依托农业产业集聚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非线性门槛约束特征，靶向发力、扬长避短，最大化释放赋能效能。在产业集聚维度，实施县域农旅产业集群梯度培育工程，对农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的区域，统筹引导涉农企业、经营主体有序集聚，完善共享加工中心、冷链仓储、集散平台等公共配套，破解经营分散、要素流转不畅、产业分工薄弱等瓶颈；对跨越门槛值的区域，依托规模报酬递增优势，扶持链主企业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推进农旅产品标准化、服务模块化、业态创新化，持续放大集聚外部性红利。在人口结构维度，正视人口老龄化的适度约束作用，深度挖掘老年人力资本价值，建立乡旅人才特聘机制，吸纳农村老农技员、老手艺人和乡土能人，经过系统化培训后聘任为农事体验指导、乡土文化讲解专项人才，纳入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完善薪酬与保险保障政策，有效对冲老龄化带来的赋能衰减效应，将人口结构压力转化为农旅特色发展优势。

第四，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提升差异化赋能效果。结合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立足不同区域地形条件、资源禀赋、政策基础的差异化优势，优化区域政策供给体系，实现因地施策、精准赋能。胡焕庸线以东、平原丘陵及长江经济带等优势区域，充分发挥区位优越、要素密集、政策利好的叠加优势，聚焦高端化、品质化、融合化发展，重点布局智慧农旅、康养农业、研学文旅等新业态，打造产业融合标杆示范区。西部山地、非长江经济带等弱势区域，规避资源禀赋不足、地形条件受限的发展短板，不盲目照搬东部发展模式，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与乡土文化资源，深耕小众特色农旅业态，通过专项政策倾斜、基建重点帮扶、特色项目扶持，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农旅融合发展的赋能水平。

第五，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破解空间虹吸困境，优化联动共生发展格局。针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引发的空间极化与负向溢出问题，须打破行政壁垒，扭转“内正外负、净挤出”的非均衡发展格局，构建区域协同共生的发展体系。一方面，建立跨区域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依托核心先发区域的产业发展优势，从农旅产业增值收益中计提专项补偿资金，专项用于邻近滞后区域的数字基建升级、人才培育、特色业态打造，搭建要素回流、红利共享的双向通道，抵消虹吸负向冲击。另一方面，组建跨区域农旅产业协作联合体，统筹省级、流域级产业功能分工，明确核心区域技术研发、业态孵化的策源功能与周边区域场景落地、规模运营的承载功能，建立产值分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区域间由要素竞争转向链式合作、由单向挤出转向双向共生，实现全域农旅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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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72063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72363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473058)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4ZXSKJD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