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承载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激发国民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情感的现实锚定物。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农耕文明底色，文化遗产正是中华农耕文明最直观、最集中的物化载体与精神体现，系统留存了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生产智慧、生活范式与文化基因。全球化高速发展以来，在西方文化主流叙事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非西方族裔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主体性的强化与重构已成为不同文明，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与回应的重大时代命题
［1］。在此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既契合了现代人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追寻精神根脉、锚定情感归属的深层心理需求
［2］；同时也为大众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实现个体生命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关键途径。
在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旅游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各参与方进行文化“母体”深度对话与重拾生命情感链接的重要手段。在文化遗产构建的历史与审美空间系统中，旅游者能够真切感知到自身与遗产地历史文化的亲近与联结，强化了自身的生命归属感和文化认同，这不仅能从经济意义上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绩效，更能推动遗产地文化的有效传播与活态传承
［3］。在农文旅融合持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的综合价值愈发突出。其一，作为前工业时代农耕文明的重要遗存，文化遗产在重拾农耕文明、维系民众地方依恋、构建游客与在地居民双重身份认同、汇聚社会向心力等层面蕴藏着多重价值；其二，乡村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载体，公众可借助遗产游览和农事体验等系列活动，领略从田园日常、农业劳作到自然感知、精神体悟的农耕文明完整机理。可以说，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以文化遗产旅游为手段，激发公众认同情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农文旅融合视角出发，对文化遗产旅游激发各参与主体认同情感的内在逻辑与作用强度展开讨论。
研究将以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大省山西为研究对象，以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与在地居民的自述文本为语料库，系统考察农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两类核心参与主体的认同情感建构逻辑，重点厘清遗产本体特质体验与农文旅融合体验对认同情感的差异化驱动作用。同时，本研究尝试解析主客认同的互动机制与内在作用路径，以期为我国乡村文化遗产的旅游化活化开发等创新性发展模式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点在于，首先，以往研究更侧重乡村文旅的经济效益讨论，对社会效益的关注偏少。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来支撑我国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吸引物，尚缺乏充分的学术关注。本研究以农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的认同情感效应及其触发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就农文旅融合的贡献情况展开讨论。其次，以往的文旅现象讨论和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分析主要以质性方法为主，本研究以典型社交媒体的自述文本为基础，尝试在语法学与文本分析原理基础上构建可量化公式，对游客与居民认同情感背后的触发因素及各自的贡献比重进行定量测算。第三，研究将农文旅融合体验因素拆解为“农文”“农旅”“文旅”融合体验三大维度，讨论各维度对文化遗产旅游认同情感的贡献水平。另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文化遗产与游客认同、文化遗产与在地居民认同之间的单线互动关系，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文化遗产、居民、游客三者之间的交叉、循环互动可能。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1 文化、认同及不同认同情感间的相互关联
认同（Identity）在西方语境中兼有身份之意，是关于“我是谁”的非外部强制的、情感自觉的自我概念
［4］，体现了在个体自我身份确认中与他者的差异
［5］。文化具有精神属性，是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要中介与交叠内容，是民众提升国家认同和形成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纽带
［1］，因此，在中国的一般认同情感语境中，身份认同往往等同于文化认同。由于文化可体现于地域和族群等不同侧面，认同情感指向往往既具有多面性，又具有彼此关联的多层次性；既可表现为地方文化认同，也可表现为族群文化认同，还可表现为兼具地域与民族认同情感的国家认同。在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联系中，由于爱国与爱乡的情感具有内在一体性
［6］，地方概念在多元一体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常被超越式构建起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概念
［7］。这种情感在我国近代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地域文化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调适和建构中，直接参与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认同
［8］。
在中国的“一体多元”文化语境中，地方认同具有开放性与延展性特征。认同情感的指向不再局限于在地居民对出生地作为“精神原乡”的归属感确认，对于同一文化熏陶下的外来旅行者而言，同样会因为同构文化背景而产生超越地域的地方认同感受。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跨域共识不仅是中国文化“一体多元”属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内在原理。在相互转化过程中，相同的文化背景充当了情感通道，基于遗产文化特质的情绪共鸣则充当了情感介质。这种基于情绪共鸣的认同建构，在实现乡土文化与地方认同强化的同时，也达成了情感资源服务区域经济与国家叙事的统一
［9］。
1.2 文化遗产旅游的多层次身份认同效应
Hobsbawm等
［10］认为，身份认同并非天然发生，而是通过遗产实践被“建构”并传播。在认同情感建构过程中，文化遗产是塑造与维护国家认同的关键
［11］。文化认同源于集体记忆共鸣，而文化遗产能够将一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构建成一个延绵不断的统一体，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动提供历史文化坐标系
［12］。正因如此，以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旅游实践，能够激发“文化共同体”下各方参与者的情感共鸣，进而强化其身份认同。
文化遗产旅游场域是由文化遗产、游客与在地居民共同构建起的动态互动系统。在特定的遗产空间中，旅游者的文化接触行为与体验实践，驱动着游客与居民对遗产地文化认同的同步建构
［13］。首先，作为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内容和意义源头，文化遗产所承载的集体记忆能够正向激发游客的文化认同
［14］；其次，在地居民亦可在与游客的互动过程中，重新审视并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从而实现文化认同情感的激发、重塑与强化
［15］。正是在这种基于集体记忆的历史回响与审美期待的共享互动中，游客与居民共同构筑起了民族文化认同。该过程对于从文化遗产旅游的多维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16］，特别是在现代化冲击与外来文化剧烈碰撞的现代语境中，文化遗产的身份认同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
［17］。
1.3 文化遗产旅游的认同效应影响因素
文化遗产旅游的认同效应可以体现在对游客与在地居民的影响2个方面，其影响效果可分为对遗产所在地的地方认同与基于文化连接而形成的自我身份认同2个层面。而在决定这些认同情感的因素中，游客对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期待成为西方学界的关注热点。MacCannell
［15］认为，游客对原始性、未被现代性侵蚀的“本真遗产”的期待与社区对传统技艺的现代改良的遗产实践可能存在冲突，进而影响身份认同的稳定性。Cohen
［18］进一步尝试对“本真性”进行拆分解读，提出文化遗产的客观本真、建构本真和主观本真三重维度，并强调遗产本真性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被政府、企业和游客多方建构的动态过程，并最终影响和服务于游客的身份认同。
从文化遗产旅游对在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影响效应来看，一方面，社区参与深度是影响认同情感的重要因素。例如，Karkut
［19］研究发现，若社区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和经营等方面深度参与，则能通过“实践赋权”而强化其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到，外部力量的过度干预会对在地居民的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Graham等
［20］研究发现，当政府、旅游运营机构等外部力量垄断了遗产解释权与实践权后，文化遗产会沦为仅供观赏的打卡符号或是可供售卖的消费载体，社区内部的文化归属感也会随之割裂，导致身份认同的碎片化。Mowforth等
［21］指出，旅游商业化程度直接影响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经济功能”的平衡。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可能导致社区文化被简化为“商品”；若以“文化传承”为核心，则更可能强化居民的身份认同。我国研究同样发现，文化遗产旅游的过度商业化开发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因社区搬迁等原因造成文化割裂，削弱当地民众的在地文化认同感
［22］。
1.4 问题提出
以往研究主要从文化遗产旅游参与主体视角出发，围绕游客和在地居民2类主要参与者的认同影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可能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研究关注人和遗产之间的“关系”时更侧重于对遗产之外社会要素的分析，对文化遗产本身的内在特质关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遗产自身属性可能带来的认同效应差异与多元表现可能。其二，对于人与遗产的关系讨论往往是单线的，即仅关注文化遗产与游客、文化遗产与在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文化遗产、居民和游客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交叉、循环互动关系缺乏足够探讨。现实已经证明，在地居民与文化遗产以及游客与文化遗产之间的两重“人地”互动并非孤立；同时由于文化遗产与不同参与者主体间的连接动力、互动频次、熟悉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与居民的认同层次、认同表现也可能呈现异质性。其三，在农文旅不断融合与乡村文化遗产旅游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学界对于农文旅融合进程中农耕文化、涉农产业如何与文化遗产旅游形成良性互动，其内在机制如何，在何种水平下发挥作用，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回应。而这一议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语境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山西省文化遗产资源与文化遗产旅游特点
2.1 山西省文化遗产资源及地域分布概况
山西是我国的文化遗产资源大省，现存不可移动文物超5万处，其中古建筑28 027处，占全国的10%；元代以前早期木结构古建筑500余处，占全国的80%以上1，享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之美誉。截至2025年末，全省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531处，数量居全国首位，其中位于县域乡村的有384处，占比高达72.3%2；山西省文化遗产主要以木构建筑、泥塑造像和丹青壁画等空间艺术遗产为主，高审美和高等级文化遗产遍布城市乡野，是我国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最密集且时间序列最完整的优质文化资源富集区。
目前，山西省已开发的旅游资源亦以人文历史景观为主。以全省198处A级及以上景区为例，具有显著人文属性的景区占比高达71.2%3。此外，基于文化遗产资源基础与地方发展需要，山西省在历史文化名城与名镇的建设方面也位居全国前列：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省共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地级城市的拥有率为45.5%）、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5个（地级城市拥有率为72.7%），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 山西省文旅及县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概况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空前重视。特别是自2005年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后，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以山西省为代表的遗产旅游目的地热度逐渐升温。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相关数据绘制山西省各城市接待国内游客显示（
图1）
4，2001年以来，山西省文旅接待人次经历了由缓慢增长到指数级增长的总体态势。其中2001—2010年，11个地级市的旅游接待人数缓慢增长；从2010年起，各城市旅游接待人次迅速增长，这一态势一直持续至2019年；随后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城市游客接待人次大幅回落。疫情结束后，除朔州和阳泉等个别城市外，2023年多数城市游客数量快速回升，其中太原全市游客接待量已超疫情前峰值。
2024年以来，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持续推进，加之文旅深度融合进程不断加快，山西省迎来了新一轮的文化遗产旅游热潮，其中又以县域文旅的蓬勃崛起为主要特点。2024年8月，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上市；2025年8月，动画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上线。作为2部文艺作品的重要取景与素材来源地，山西省县域旅游先后2次迎来文化遗产旅游高峰，高平、隰县、泽州、陵川、长子、洪洞、新绛和浑源等县域旅游接待人次屡创历史新高。与之相伴的是，由于年轻一代是游戏、影视与自媒体的主要用户，山西省县域旅游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Z世代来到山西，将山西视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农耕文化发展脉络的目的地。这一客流特征既保证了山西县域文旅经济的未来可持续性，更在以可触可感的具象化方式持续塑造着年轻一代的文化身份认同。
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为验证农文旅融合视角下文化遗产旅游的文化认同效应及其发生规律，本研究利用小红书平台采集的山西省文化遗产旅游相关者（含游客和在地居民）的旅游评价语料库作为研究素材，同时采用Anaconda 14.0集成环境内置的Spider编译器（Python 3.12）进行相关数据处理与分析。采集得到的文本数据时间跨度为2024年1—11月，经过筛选、去重与清洗，最终获得涵盖山西省11个地市的有效旅游评论文本共计1 692条。每条文本数据包含评价标题、正文以及作者本人基本信息等内容。
3.1 研究设计
为提炼文化遗产旅游情境下各相关参与方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发生特征，并进一步解析驱动该效应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共现分析方法，对文化遗产体验所衍生的地方认同及自我身份认同规律展开讨论。
共现分析是通过分析目标文本中不同词汇、概念同时出现的频率和结构，揭示其内在逻辑关联的研究方法
［23］。共现分析最初被广泛应用于情报学和文献学领域
［24］，近年来随着该方法的普及应用，已扩展到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相关分析中。在以个人为分析对象的微观经济学领域，相较于计量经济学等以客观观测变量的相关性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由于主观自述性文本中的因果关系更加直接明确，文本分析能够更真实地还原个体的决策动机，这成为文本分析相较于计量经济学因果论证的天然优势。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一方面以“骄傲”“自豪”等核心词作为表征认同情感的关键词，通过观察与之共现的词汇内容的类型、频率和文本距离，来分析游客和居民所表达认同情感的内容指向层次，同时观察引发认同情感的主要激发因素类型；另一方面，构建游客和居民认同情感的共现归因模型，在对引发认同情感的因素归类的基础上，对各类因素的文化认同影响强度与贡献比重进行统计测算。
为更好反映文化遗产旅游中不同体验因素对不同参与者认同情感的影响，研究依托语言学原理，在对自述文本中词汇共现频次考察的基础上，考虑了空间邻近与语义亲疏关系的影响，构建融合“共现词频”与“共现距离”考量的因果强度测度公式，用来量化包含农文旅融合体验在内文化遗产旅游过程中不同体验维度对于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等认同情感的实际贡献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因果强度=共现次数×（1/共现平均距离）
依托该公式，本研究将锚定游客和居民自述文本中“骄傲”“自豪”等认同情感核心词，溯源其背后的触发因素与相应贡献水平，揭示认同情感形成的微观机理。
基于本研究目的，将文化遗产旅游中可能激发认同情感的不同因素归纳为两大维度和5个细分维度。两大类体验维度为农文旅融合体验和文化遗产景观特质体验。为了详细考察农文旅融合的实际贡献，将农文旅融合体验进一步拆解为3个子维度，分别为“农文融合”“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体验维度。其中“农文融合”体验指的是遗产旅游过程中游客与居民对当地农耕文明厚度的感知情况，“农旅融合”体验代表旅游各参与方对当地饮食、农副特产等农业及上下游产品的体验感受，“文旅融合”体验则代表不同参与者对遗产旅游地的生活便利度体验感知情况。文化遗产景观特质体验细分为2个维度，分别为审美共鸣体验与社会比较体验。其中审美共鸣体验反映文化遗产带给文旅参与者的审美感染力，社会比较体验用来反映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所带给游客与居民的积极体验。各维度的具体归类情况及相应目标关键词见
表1。
3.2 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农文旅融合与认同情感表达描述分析
3.2.1 遗产旅游中的农文旅融合描述分析
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居民表达与农耕文明厚度相关的诸如“乡村”“乡土”“农耕”“根脉”“土地”“悠久”“古老”等词汇合计523次，在文本中的出现频率为30.91%，这意味着山西文化遗产旅游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深厚而悠久的乡土文化特点是山西遗产旅游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旅游体验文本中表达“美食”“采摘”“农家饭”“非遗美食”等与农业、美食相关的词汇合计出现434次，出现频率高达25.65%，这表明与饮食相关的农产品及延伸产品服务在文化遗产旅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山西地方特产与美食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旅游体验便利度是游客出行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是“文旅融合”的重要发力点，在自述文本中，对旅游服务便利度评价的关键词合计出现了934次，出现频次在文本中占比高达55.2%，说明除核心吸引物之外的文旅综合体验是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撑。
3.2.2 文化遗产旅游中的认同情感表达
文本统计显示，无论对于游客还是在地居民而言，文化遗产旅游对于激发大众文化自觉，构筑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方面具有显著效能。以山西省文化遗产旅游体验文本为例，文化遗产成功引发了遗产旅游各参与方的深层文化共鸣。具体来看，文本中表达“中华”“华夏”“民族”等族群内横向生命情感连接的文本占比达到9.71%，表达“祖先”“古人”“先人”等纵向生命关联的文本占比为4.05%，至少表达生命横、纵向连接二者之一的身份认同表述比例则高达12.90%。
表2展示了几则县域乡村地区的文化遗产旅游体验文本，从中不难发现，“自豪”“骄傲”等认同情感表达背后，一方面与游客和当地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肯定与推崇有关，另一方面与游客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认同情绪互动有关。
3.2.3 游客认同情感表达的描述分析
图2以共现网络的形式呈现了游客认同表达的词频关联情况。以词汇节点的圆形面积大小代表共现频率，以各词汇节点与中心点的距离代表各词汇与“骄傲”或“自豪”词汇的字段间平均距离。
图2显示，在游客的文化遗产旅游叙事文本中，“骄傲”“自豪”等认同情感主要发生在“晋城”“长治”等市域地理名词周围，比之距离更远的是“山西”“华北平原”等更广域的地理名词。这表明对于游客而言，更倾向于以地级市为单位对在地文化的认同情感进行标签式归集。与之相比，县域及以下行政单位在游客自述文本中同时出现，往往与特定地域与文化景观的深度宣传绑定有关，典型表达如“应县木塔”“壶口瀑布”“平遥古城”等。
若进一步剖析自述文本，不难发现，那些兼具景观独特性、悠久历史与高审美价值的文化遗产，能够触发游客对城市与县域文化认同的同时，往往可以突破景观的地域限制，将情感投射到与自身身份有着直接关联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来。例如，
表2中，一位来自河南的游客在游览应县木塔后赞叹道“这座塔，不仅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
因此，文化遗产旅游不仅以文化遗产为纽带激发了游客的地方认同，更能触发游客对民族文化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情感。这种从地方依恋到国家情感的升华，是一个从遗产客体价值到自我身份肯定的价值确认与内化过程。
3.2.4 居民认同情感表达及认同互动
相较于游客视角，在地居民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认同情感更多直接折射到自身的国家和族群身份的认同层面（
图3）。例如，从共现词频统计结果来看，“中国”“中华民族”等代表国家和族群层面身份的名词出现频次最高，之后才是“山西人”“忻州市”“木芝村”等地域层面的身份标识词汇。这意味着，遗产旅游不仅强化了游客的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也为在地居民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周遭文化，进而激发对自身文化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的重要契机。
吉登斯
［25］的现代性理论认为，自我认同源于对具有连贯性生命历程的自我反思。而自我想象与认识往往需要在他人的镜鉴下产生
［26］。对于当地居民，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不仅是一次对遗产价值的再认识，更是一场从文化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生命历程反思。而源于游客的“他者凝视”无疑是引发居民自我反思与文化自觉的催化剂。例如，一则来自运城稷山县的日记生动反映了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对身边文化遗产已产生“景观钝感”的当地居民，作者起初在面对旅游发展带来的关注时，表现出一种受宠若惊的错愕，将日常的“走红”形容为“一个不受待见的孩子，突然有人夸你长得好看，人还能干乖巧”，当事人的第一反应是发出“‘啊？这真是我吗’的蒙圈”惊叹。随后，在游客他者镜像的映照下，作者开始了对生命历程的观照：“生活节奏慢，人闲散宽松，没事去古建景点消遣，这是我们的日常”，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对地方文化的深层反思：“表面上是建筑人文的故事，实际上有古人观察世界，阅读世界，思考世界的哲思”。
这则自述文本生动勾勒出在地居民自我认同情感的生成路径：游客的地方认同表现作为一种外部刺激，首先触发了当地居民对身边文化遗产、饮食习惯等“日用而不觉”日常事物的留意，随着居民试图以一种他者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自己的日常后，其对于在地文化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感随之产生并强化。该过程印证了库利
［26］口中“镜中之我”的自我认识理论预设，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文化遗产旅游在唤醒地方特别是县域、乡村文化自信，铸牢全民文化共同体意识方面有着独特价值。
然而，游客与居民间的认同互动并未止步于此。当居民重建起对地方文化的深层认同时，这种情感联结会被游客感知，并反过来强化游客的认同情感，从而开启游客与居民围绕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良性互动循环（
图4）。这一点在双方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在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能够被游客敏锐捕捉。一位海南游客在目睹高平市保安大哥“自信地讲出二十四诸天”后感慨：“能看出保安大哥身为高平人，拥有如此国保的自豪”。同样，一位河南游客在长治市长子县文旅志愿者身上感受到了当地人的文化自信：“从他们身上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对长治的热爱以及对这座城市的骄傲”。当居民的文化认同感被游客觉察，这种人文感染力便与遗产景观发生关联，共同构筑出一道“新老交融、人地互动”的文化共生景观。正如这位游客所言：“他们和长治的古建一样珍贵”。这种由“人”及“地”的情感迁移，最终引发了游客对地方的深层依恋：“长治，下次还来哈”。由此可见，在地居民与文化遗产之间形成的良性“人地互动”，对于构建游客的地方情感依恋具有不可忽视的赋能作用。
3.3 文化遗产旅游激发认同情感的归因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文化遗产旅游中认同效应的驱动机制，本研究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可能引发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及其贡献水平，特别是观察了乡村文化遗产旅游热过程中，农文旅融合所发挥的时代角色与作用机制。该部分旨在厘清文化遗产社会效益的内在生成逻辑，为挖掘和提升文化遗产旅游的综合社会效益提供实证依据。
3.3.1 游客认同情感的归因分析
图5左侧饼状图展示了基于因果强度公式测算的游客认同情感归因模型结果。结果显示，文化遗产的社会比较体验对游客认同情感的解释力高达52.7%，构成触发在地文化认同的主导因素，表明遗产资源的独特性与差异化优势是引发游客认同情感的主要原因。农文旅融合对于游客认同情感的合计贡献占比为25.9%，高于审美共鸣21.4%的贡献占比。在农文旅融合体验贡献中，“农文融合”体验的贡献最高，达到12.3%；“文旅融合”次之，贡献占比10.8%；“农旅融合”贡献最低，仅为2.8%。这表明，在文化遗产旅游中，农业农村要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增益层面，文化遗产所体现的农耕文明厚度对于引发游客的地方认同乃至自我身份认同有着深远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尽管游客认同主要根植于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但农文旅融合体验在激发游客情感认同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据此，地方在强化遗产本体内涵与美学价值挖掘以提升核心吸引力的同时，应进一步深耕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农耕文明底蕴，加大宣传阐释力度，并同步完善县域交通等文旅配套设施，系统性增强游客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体验丰富度与舒适感。
3.3.2 居民认同情感的归因分析与比较
图5右侧饼状图展示了触发在地居民认同情感的归因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农文融合”与“农旅融合”体验对于在地居民的认同情感合计贡献达到49.8%，占触发认同情感的近一半。进一步拆解显示，“农文融合”的贡献比重高达35.9%，其因果触发强度与社会比较因素相当。这说明对于深处农耕文明腹地的山西省而言，其在地居民的自我身份构建与归属感来源除了文化景观独特性外，主要来自其个体关于“我从哪里来”的农耕文明历史纵深感体认。与游客相同，社会比较也是激发居民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基于横纵向对比的文化遗产特色是加速在地居民完成自我身份确认的催化剂，地方文化的比较优势与独特性可以帮助个体在相同文化背景下迅速找到自身的文化长处与独特性，并在游客他者“镜鉴”下认识到在地文化在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中的突出价值。
此外，“农旅融合”的身份认同贡献占比达到13.9%，远高于其对游客认同2.8%的贡献水平。表明农副产品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内容，在与旅游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游客体验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身“日用而不知”饮食习惯的重新审视，让其参与到居民的主体性确立与自我认同构建过程中。“审美共鸣”的认同情感贡献比重为14.3%，与“农旅融合”贡献相当，但远低于游客分析时21.4%的因果强度。表明相对而言，审美共鸣对在地居民的认同贡献并不突出。这可能归因于个体对日常景观产生情感钝化后的“熟悉度效应”（Familiarity effect）。因文化遗产早已内化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期接触导致了审美感知“钝化”，从而削弱了审美体验对居民认同感的边际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旅融合”贡献度为0，表明尽管在地居民可能在当地旅游配套设施完善中获益，但在自我身份确认与认同情感形成等精神层面，硬件方面的便利度改善并无显著贡献。
综合以上结果，对于在地居民而言，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农文融合”与“社会比较”构成了触发认同情感的“双重基石”。究其原因，一方面，“农文融合”的主导作用源于在地居民的农耕文明“根植性”——其身份认同深植于对本土文化与生活方式历史延续性的关切。“我从哪里来”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往往需要通过悠久的历史脉络来界定，而古老的文化遗产恰为其提供了恒常的时空坐标与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社会比较”同样发挥着关键的“镜鉴”作用，文化的独特性是居民在“他者”视野中剥离自我、确立主体身份的重要依托，独特的遗产景观正是承载这一功能的物质载体。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语法学原理与共现分析方法，在县域文化遗产旅游热与农文旅融合大背景下，试图通过对山西省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与在地居民的自述文本进行深度挖掘，揭示文化遗产旅游在构建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中的复杂机制，最终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游客与居民呈现出异质化的认同生成路径。游客的认同遵循“地方依恋→身份认同”的递进逻辑，其情感触发首先依赖于游客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比较体验，其次为农文旅融合与审美共鸣体验。表明游客倾向于在文化遗产独特性与旅游综合体验中确认地方文化价值，进而在文化共同体层面产生自我身份关联。在地居民的认同则直接指向更广泛的族群与国家身份认同层面，其中“农文融合”与社会比较体验是其核心驱动力。作为世代栖居于文化遗产地的当地居民，在地居民主要通过文化遗产的农耕文明承载感与历史连续性来获取生命归属感，并借由文化遗产的比较优势与独特性在现代语境中确立文化身份的主体地位。
第二，游客与居民之间存在主客认同情感的“共振闭环”。二者并非孤立，而是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双向赋能机制。文化遗产旅游不仅是人与物之间的静态凝视，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永续互动。双重互动构成了文化遗产旅游发挥认同效应的微观基础。一方面，游客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情感肯定强化了居民的身份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居民的文化自信及其与文化遗产的真挚互动又强化了游客产生地方认同的情感强度。这一发现为理解我国文化遗产旅游的社会效益发生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产业化发展原则提供了实证背书。
第三，农文旅融合在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其一，“农文融合”有助于强化文化遗产的农耕文明精神底色，通过加强个体的历史纵深与文化延续性感知，培育游客与在地居民的在地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印证了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底色是搭建人与文化遗产之间情感联结、实现精神共振的核心根基。其二，“农旅融合”是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维持当地生活质感与市井烟火等活态体验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在地居民而言，能够借助游客外部视角唤醒生命自觉，推动身份重塑，深化其在本土文化中的归属感。其三，“文旅融合”是提升游客文化遗产旅游综合体验的重要途径，围绕文化遗产资源的配套设施完善可以为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充分释放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撑与服务保障。
4.2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为农文旅融合背景下如何充分释放文化遗产的综合社会效益，特别是为如何推进县域乡村文化遗产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坚持文化遗产旅游“社会效益优先”原则，重塑价值评估体系。针对文化遗产突出的公益特征与保护优先需要，应重塑地方管理与激励制度，特别是要加快调整县域文化遗产管理与绩效“指挥棒”。建议将游客评价、居民互动等软性指标纳入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硬性考核范畴，并赋予核心权重。同时，严防过度商业化、景区圈地化等对文化遗产历史肌理、人遗互动的文化生态侵蚀，严阻过度旅游化割裂遗产与社区居民的情感纽带及互动传统，从根本上扭转部分地区唯门票论、唯经济效益论的短视发展倾向。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策略，匹配主客情感需求。如何激活较低等级乡村文化遗产的综合社会价值成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课题。对于具有较强社会比较优势的文化遗产，应当制定同时面向游客与居民的文化空间开发规划，在文化遗产的价值独特性、农耕文明承载度得到有效挖掘的同时，保障遗产与居民之间互动性的活态延续。对于特色不突出的低等级文化遗产，则更应面向周边居民需求，聚焦农耕文明厚度的接力与传承，在规划中保留承载集体记忆的原真文化空间，建立社区口述史档案与乡土教育体系，助力在地居民在参与保护中强化身份认同，防范过度拆建与商业化改造引发的文化断层。
第三，充分发挥农文旅融合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增益效能，强化情感共振机制。首先，充分挖掘当地农耕文明的历史厚度，以“农文”融合推动文化遗产景观的价值提升。其次，以“农旅”融合增强文化遗产旅游的生活质感与烟火气，推动文化遗产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生活”转型；同时鼓励在地居民转型为农耕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讲解者、演绎者与守护者角色，依托非遗工坊、家庭博物馆等业态载体，让游客在与居民的真实互动中感知传统文化温度。最后，以“文旅”融合推动旅游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空间的融合与改善，通过营造主客共享的情感交流场域，支撑文化遗产旅游综合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10-IAED-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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