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保护、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福祉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off-farm employment and rural household well-being

摘要

基于江西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94 份调研数据，构建农村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及中介效应模型，剖析自然资源保护影响农村居民福祉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保护能为自然保护区内的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带来3.20%的额外提升，这一额外提升主要来源于“选择与行动自由”、“生态环境”两个维度的重要贡献；2）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保护通过促进保护区周边居民参与非农就业这一关键路径，进而提升了其福祉水平；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提升作用在福祉水平处于Q₂₅分位点、地处江西南部地区及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群体中更明显。基于此，应推动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区域的良性共建共管，实行分类施策，拓宽林下产业和非农就业空间。

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using survey data of 494 households from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analysis employs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contributes an additional 3.20% to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within nature reserves， with this increase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freedom of choi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2）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facilitates off-farm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among residents living near protected areas， which in turn enhances their well-being.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on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those at the 25th percentile （Q₂₅） of well-being， those in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ose with relatively high income level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propose promoting the sound co-construc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areas， implementing targeted and categorized assistance programs， vigorously developing under-forest industries， and expanding off-far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资源保护 / 自然保护区 / 农村居民福祉 / 非农就业 / 中介效应

Key words

resource protection / nature reserves / residents’ well-being / off-farm employment / mediation effect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提升居民福祉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热切，推动绿色发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提升民生福祉的关键途径。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生态环境也会因此遭受到一定的负向影响^［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矛盾凸显，为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国家持续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地1.18万处，其中自然保护区2 750个，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4.8%^［3］，已成为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关键区域^［4］，承担着供给生态福祉的重要作用^［5］。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保护区多位于偏远山区，与部分欠发达地区地理空间重叠，当地农村居民对自然资源依赖度高，易引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统筹自然资源保护和居民福祉提升，实现二者协同共进，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4］。

学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福祉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等维度。从内涵层面，福祉通常分为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2个维度^［6］，前者涉及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主观认知与评判^［7］，后者关注物质条件与社会属性等客观基础^［8］。在测度方面，福祉通常借助包括安全、健康、基本物质条件、社会关系以及选择与行动自由等在内的多维指标衡量^［9-10］。其中，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提出的人类福祉框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被视为典型多维客观福祉评价体系^［11］，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表明，微观层面的个人特征、家庭结构，中观层面的社会关系，以及宏观层面的经济状况与生态环境质量等均对居民福祉产生显著影响^［12-14］。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具有多重性，通常体现为因保护措施引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系统性调整^［15］。一方面，自然资源保护在短期内限制农村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传统开发利用，迫使其改变原有生计方式，加剧了生计脆弱性并限制了家庭收入增长^［16-17］。另一方面，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国家在自然保护区推行生态补偿、就业培训与产业引导等扶持政策，通过推动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促进居民收入与福祉的提升。现有研究多从生计、收入等具体利益角度探讨自然资源保护的社会经济影响，为理解其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在自然保护区这一特定空间情境下，关于自然资源保护对居民多维福祉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尚显不足，尤其缺乏对“非农就业”作为关键中介路径的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识别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净影响，并检验“非农就业”的中介传导路径。结合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福祉框架，运用熵权法测算农村居民的多维福祉水平，并构建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系统分析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机制。该研究有利于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政策，特别是为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目标提供实证依据，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直接影响

为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保护，自然保护区通过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限制区内生态资源的直接开发与利用，以推动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恢复。“两山”理论强调将优质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中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元对立，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共生的新发展路径。

基于以上理论意涵可知，自然资源保护不仅构建了以“碳库” “粮库” “水库” “钱库”为表征的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体系^［18］，还显著促进了保护区内的文化景观建设，进而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同时，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多维福祉。

具体而言，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农村居民福祉的促进作用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更优质的生态公共服务，周边农村居民通过游憩、自然审美等体验，有助于缓解身心压力、改善精神状态，从而提升其非物质层面的福祉感知。其二，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有利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形成结构多元、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19］，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收入，降低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进而克服生计转型的结构性障碍，实现经济增收与福祉提升的良性循环^［20-21］。其三，国家实施的生态补偿、财政扶持及惠益共享政策，可缓解保护措施带来的负外部性冲击，提升农村居民生计韧性的同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制度层面系统提升居民福祉水平^［22］。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自然资源保护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福祉。

1.2　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间接影响

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促进，而是一个涉及生计资本重构与生计策略转型的复杂过程。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推拉理论，可构建“冲击-响应-重塑”的理论路径，系统阐明自然资源保护如何通过推动非农就业间接提升农村居民福祉。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农户生计依赖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五类资本。自然资源保护限制了农户对土地及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可能^［23］，削弱了农户的自然资本，短期内易引发“失地化”问题^［24］。同时，野生动植物种群增加可能侵害农作物和家养牲畜，导致农户物质和金融资本的双重损失^［25］。根据推拉理论，这类复合冲击势必动摇农村居民传统农业的生计基础^［15］，带来农业收入的缩减与生产风险的显著上升^［26］，从而催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力”。在“推力”作用下，农户囿于生计必须考虑生计策略转型。当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低于非农部门时，理性小农将重新配置家庭劳动力，将富余劳动力转向非农工作以弥补生计损失^［27］。自然资源保护倒逼农户打破以往依赖农业的单一生计模式，重构其生计策略^［28］。非农就业不仅提升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更有助于其打破“靠天吃饭”的生存逻辑，提供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同时，还增强了居民的生活掌控感，在心理与社会层面促进其多维福祉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自然资源保护通过推动非农就业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福祉。

1.3　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异质性影响

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在区域和群体层面呈现异质性特征。为厘清其作用机理，本研究基于资本禀赋理论和公共政策执行差异的双重视角，构建相应的解释逻辑。

首先，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受区域自然资本存量和政府政策响应能力的综合作用。一方面，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及居民对资源的生计依赖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导致保护政策对生计自由的限制程度及多维福祉的提升效果不尽相同^［25］。另一方面，根据“压力-状态-响应”分析框架，自然资源保护区域大多初始发展水平较低、生产生活条件滞后，农村居民福祉水平整体偏低^［15］。为此，地方政府通常扶持政策力度较大，以期通过就业技能培训与生态补偿措施弥补居民的生态保护损失，进而能够表现出显著的边际福祉提升效应。相比之下，初始福祉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其生产生活基础条件较好，自然资源保护的冲击及政府支持均相对温和，其福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难免有限。因此，提出假设：

H3a：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其次，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因农户收入及其资本禀赋差异而呈现分化，进而影响其应对政策冲击与实现生计转型的能力。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福祉的提升取决于个人将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生活的实质自由。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在社会认知、学习能力及风险态度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异质性。在传统农业生计受到冲击时，高收入农户通常具备更丰富的人力、金融以及社会资本，能够灵活调动个人资源，转向回报较高的非农就业或生态旅游等新兴业态，将外部约束转化为转型动力，实现福祉水平较快提升。相比之下，低收入农户高度依赖自然资本^［29］，自然资源保护政策限制其获取关键生产资料，加之其在各类资本禀赋上整体匮乏，导致转型能力不足、生计重构面临困境。因此，低资本禀赋农户的福祉提升依赖于外部政策的精准干预，而政策执行的滞后性以及补偿标准偏低等问题，往往延缓其福祉改善进程^［30］。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b：自然资源保护对处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具有更强的福祉提升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自然资源保护与农村居民福祉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江西省生态资源丰富，生态质量指数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江西省积极推动自然保护区建设，截至2024年初，共建成自然保护区190处，其中市县级自然保护区136处，省级自然保护区39处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处，总占地面积约109.98万hm²，形成了以武夷山、南岭、罗霄山、九岭、鄱阳湖湿地等为核心区域的生态保护网格。

鉴于此，课题组于2023年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式进行实地调研。

首先，在江西省1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随机抽取4个，所选区域涵盖赣南、赣中、赣西北与赣东北。

其次，在每个样本保护区内分别选取2类行政村：第一类为完全在自然保护区内的行政村（在保护实验区边缘10 km以内）；第二类为完全位于自然保护区外（在保护实验区外围边缘10 km以外）。此次调研共确定样本村24个，其中包括区内自然村8个和区外自然村16个。

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25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居民个人、家庭及自然资源保护实施情况等。回收统计后发现，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经严格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异常值后，得到有效问卷494份。

2.2　变量设置

2.2.1　被解释变量

1）农村居民福祉。本研究参考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所提的人类福祉框架，构建农村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5，31-32］}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了涵盖基本生活与服务、安全与健康、社会保障状况、社会关系、选择与行动自由、生态环境等6个维度的具体指标。为降低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并有效处理多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问题，本研究采用熵权法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进行测算^［33-34］。

表1结果显示，样本总体的农村居民福祉值为0.368，各维度福祉水平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基本生活与服务（0.095）、社会保障状况（0.073）、选择与行动自由（0.065）、生态环境（0.056）、安全与健康（0.050）、社会关系（0.029）。

表2结果显示，自然保护区内外农村居民的福祉水平存在差异。保护区内居民的福祉水平（0.388）显著高于保护区外（0.351），该差异主要体现于“选择与行动自由”及“社会保障状况”2个维度，分别相差0.019和0.009。

2）生活满意度。本研究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将农村居民福祉水平替换为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稳健性检验^［35］。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自然资源保护。研究以自然保护区作为自然资源保护的代理变量，其依据在于，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保护^［36］。在操作层面，本研究依据自然保护区的外溢边界，设定10 km的缓冲区。位于该缓冲区内的区域被界定为受自然资源保护政策覆盖（变量赋值为1），而缓冲区外的区域则被视为未覆盖区（变量赋值为0）。

2.2.3　机制变量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本研究选取非农就业作为机制变量，采用农村家庭户主是否从事非农工作衡量，进一步分析非农就业在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影响的传导作用。

2.2.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37-38］，本研究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区位特征3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

2.3　模型构建

2.3.1　基准回归模型

鉴于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福祉为连续变量，本研究选择最小二乘线性模型（OLS）拟合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设立模型如下：

W_i={\beta }_{\mathrm{0}}+{\beta }_{\mathrm{1}}{T}_i+{\beta }_{\mathrm{2}}{X}_i+{\mu }_i（1）

式中：W_i 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福祉；T_i 为解释变量，即是否位于自然保护区内；X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涵个体、家庭、区位特征3个层面；β₀ 为常数项，β₁、β₂ 为待估系数，μ_i 为随机误差项。

2.3.2　机制分析模型

为验证非农就业在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影响中的机制作用，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39］的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及影响机制，构建模型如下：

W_i={\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T}_i+{\alpha }_{\mathrm{2}}{X}_i+{\epsilon }_i（2）

M_i={\eta }_{\mathrm{0}}+{\eta }_{\mathrm{1}}{T}_i+{\eta }_{\mathrm{2}}{X}_i+e_i（3）

W_i={\gamma }_{\mathrm{0}}+{\gamma }_{\mathrm{1}}{T}_i+{\gamma }_{\mathrm{2}}{M}_i+{\gamma }_{\mathrm{3}}{X}_i+{\omega }_i（4）

式中：M_i 为非农就业；α₀、η₀ 和γ₀ 为常数项，α₁、α₂、η₁、η₂、γ₁、γ₂ 和γ₃ 为待估系数，ε_i、e_i 和ω_i 为随机误差项。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OLS模型，运用Stata16.0计量软件分析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3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分维度回归结果来看，“选择与行动自由”、“生态环境”以及“社会保障状况”3个维度的福祉水平分别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而其余3个维度未呈现统计显著性。进一步分析发现，“选择与行动自由”维度的影响系数为0.017，在各维度中系数值与显著性均为最高。验证了研究假说H1，表明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可能的解释是，自然资源保护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提供文化景观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区域扶持政策带动了农村居民生计方式多元化，从而助力其福祉提升。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借鉴邹玉友等^［35］的研究，将农村居民福祉水平替换为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由表5可知，自然资源保护能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前述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值为8.115，说明研究区域的农村居民对于其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较高，从侧面印证了自然资源保护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福祉。

3.2.2　替换估计模型

鉴于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取值范围为0~1，采用Tobit模型进行验证，并汇报其边际效应，表5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进一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3　内生性讨论

为缓解因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自然资源保护与农村居民福祉之间的关系进行再估计。研究中分别运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进行检验（表6）。3种匹配方法下，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估计结果高度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再次确认了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促进作用。

为验证匹配效果的有效性，参考罗明忠等^［32］的研究，对上述3种匹配方法分别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所有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均<10%，且经t检验证实各协变量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均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满足平衡性假设要求。因此，匹配后的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平衡性，PSM估计结果可靠。

3.4　机制分析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本研究以非农就业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在自然资源保护与农村居民福祉关系中的作用机制。表7结果显示，自然资源保护对居民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090；同时，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在5%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表明，自然资源保护通过促进居民非农就业，进而提升了其福祉水平。其内在逻辑在于，自然资源保护约束了农村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传统依附与利用，推动其转向非农就业以优化家庭生计结构、拓宽收入来源，最终实现福祉提升。研究假说H2由此得到验证。

3.5　异质性分析

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在地理区位分布、自然资源禀赋和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从地理区位分布、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等3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3.5.1　地理区位分布异质性

为检验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研究将研究区域划分为赣南、赣中、赣北3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提升效果表现为赣南地区大于赣北和赣中地区。可能的解释是：赣南多山区丘陵，农户生计对山林依赖程度高，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计自由限制力度较大，因而福祉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假说H3a得以验证。

3.5.2　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异质性

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处于Q₂₅、Q₅₀和Q₇₅分位点上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处于Q₂₅、Q₅₀分位点上的农村居民的影响更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实施自然资源保护之后，当地政府开展的就业培训和生态补偿等措施为福祉水平较低的居民创造了更多的收入空间和就业选择，有效提升了其福祉水平。

3.5.3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

本研究为考察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水平影响在收入水平维度的异质性，根据农户对问卷中“您认为您家庭的收入水平如何”问题的五类回答，将样本农户划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5个组别，分组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发现自然资源保护对中等、较高及高水平收入组的居民福祉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在自然资源保护实施后，政府对农村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等适应性扶持策略，其中的高收入群体资源调动利用能力更强，能够将外部冲击转化为生计改善的机会，从而实现福祉增长。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假说H3b得以验证。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江西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的494份农村居民调研数据，结合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人类福祉框架构建了农村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二乘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检验了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自然资源保护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福祉水平，这一提升效应在“选择与行动自由”、“生态环境”2个维度尤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可靠；2）机制分析发现，自然资源保护显著促进了区域内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参与，进而对其福祉产生正向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然资源保护对福祉水平的提升作用在25%分位点的福祉水平、江西南部地区以及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群体更为显著。

4.2　启示

自然保护区作为我国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区域，应在提升农村居民福祉、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现就促进自然资源保护、提升居民福祉，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科学规划与协同治理，促进生态保护与福祉提升良性互动。鉴于自然资源保护对农村居民福祉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建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科学评估区域生态本底，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尊重和吸纳当地居民的民生发展意见。具体而言，相关决策部门应加强系统规划，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时，应健全公共基础设施，优化安全管理和生活环境，在生态保护的同时兼顾居民生活便利，通过共建共管的实现机制提升农村居民福祉。

第二，因地制宜与精准施策，增强政策干预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鉴于自然资源保护对居民福祉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收入水平与福祉基础等多维异质性，政府有关部门应分类施政、定向帮扶。建议综合考虑居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禀赋及区位条件，为其匹配适宜的生计替代策略，并分梯度加大生态补偿力度，通过资金扶持、政策补贴等方式对保护区内居民实施积极干预。此外，应充分激发居民绿色转型的主体性，鼓励开展林下种养、特色林业、有机农业等多元化经营，激活福祉提升的内生动力。

第三，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拓展非农就业以激活福祉提升路径。机制检验表明，自然资源保护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居民福祉。建议依托自然保护区生态优势，积极培育绿色产业，发展森林康养、湿地旅游、生态研学等新业态，加快建设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景区，推动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搭配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居民旅游服务经营能力，并增设生态管护类公益性岗位，多途径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增收。还应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居民共享自然资源保护的经济红利，实现农村居民福祉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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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63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573074)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YJ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