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提升路径：基于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的双维驱动

Pathways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youth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es: A dual-dimensional drive based on digit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apital

摘要

为进一步优化返乡青年创业表现，助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全国12省（自治区）490份农村创业融资问卷调研数据，研究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对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均会对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的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缓解融资约束与提升正规金融可得性在该影响效应中起到了关键的路径作用。2）根据不同创业组织的经营结构与发展阶段，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对绩效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在纯生产类与萎缩或维持型组织中二者均有效，非生产类组织中仅社会资本作用显著，而综合类与扩张型组织中两者均未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一方的效能发挥以另一方的较高水平为条件，二者互为支撑，彼此促进。基于此，建议实施数字赋能与社会链接并重的精准扶持政策、拓宽基于数字信用与社区信任的复合融资渠道，同时对创业组织推行因类施策的成长支持体系。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young peopl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and promot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490 rural entrepreneurship financ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12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returning youth. The results show that：1）Both digit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apital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youth group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es， with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ormal financial services as a key medi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2）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stage of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s， the impact of digit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apital on performance is heterogeneous： both are effective in pure production and shrinking or maintaining organizations， while only social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non-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while neither comprehensive nor expanding organizations show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performance.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mplementary effect between digit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apital， that is， the performance effect of one is conditional on the high level of the other， and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mutually promot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precise support policies that emphasize both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social connectivity， broaden composite financing channels based on digital credit systems and community trust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growth support systems for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different strategies.

关键词

返乡创业 / 数字能力 / 社会资本 / 经营绩效

Key words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 digital competence / social capital / business performance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迈向以数字化转型为关键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广大农村作为内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场域，其发展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创业活动的赋能。然而，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数字鸿沟”与“人才赤字”的双重挑战，为激活其内生发展动力，亟需一支既熟悉乡情土韵、又具备现代知识技能的新生力量。与主要出于生存压力而选择返乡的老一辈农民工不同，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返乡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数字经济时代催生的数字原住民，其创业行为往往具有机会导向特征，更倾向于借助新技术与新业态对乡村资源价值进行深度挖掘。因此，聚焦于青年这一特定群体，探寻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提升路径，对于精准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破解农村创业高失败率困境，具有区别于一般返乡创业研究的特殊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返乡青年创业者作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创新、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更有助于实现“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增收”的良性循环，为激活农村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关键支撑^［1-2］。202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创业支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意见》，提出培育发展更多创业主体，提升全过程创业能力。国家层面连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大幅提升了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但实践表明，创业成功的关键更依赖于创业者自身的核心资本^［3-4］。现有文献为理解创业绩效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一定可拓展的空间：首先，既有研究大多将返乡创业者视为同质群体，忽视了青年创业者因数字技术的深度浸润而形成的独特禀赋。其次，现有研究高度关注基于地缘、亲缘的社会资本所产生的作用^［5-6］，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创业者利用数字技术识别机会、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能力，也即数字能力，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关键新型资本^［7］。然而，当前研究对这两种资本如何共同作用于青年群体的创业表现，尚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构建一个融合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从新兴的、基于数字技术与网络连接的数字能力，与传统的、基于地缘亲缘的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出发，探究二者对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及机理，以期为破解农村创业资源约束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数字金融下沉与本地化社会资本培育等政策设计提供实践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数字能力对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数字能力已被识别为数字时代下创业者所必备的核心要素，体现为创业者运用数字技术获取、整合并转化信息资源的能力^［7］。相较于一般返乡创业群体，青年群体普遍具备较高的数字技术接受度与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更快地适应并运用数字工具识别市场机遇、整合资源，从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形成差异化竞争力^［8］。而诸多研究指出，创业者作为组织中最高密度的人力资本，其个人的知识与技能直接构成了创业组织早期的核心能力储备，是组织绩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9-10］。首先，数字能力提升了信息识别与市场响应效率。青年返乡创业者利用各类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快速识别市场需求与行业趋势，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精准定位客户并优化营销，从而直接提升销售收入。其次，数字能力有助于推进组织创新与商业模式迭代。创业者利用数字工具进行知识整合与跨界学习，将新技术融入产品开发与服务流程，以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优化产品性能，拓展服务边界，甚至重构价值创造模式^［10］，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最后，数字能力可以促进跨组织资源协同。在疫情等特殊情境下，数字渠道是众多农村小微企业维持运营的关键^［11］，数字工具成为创业组织突破物理隔离、维持供应链运转和开拓市场的关键载体，助力其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12］。由此提出假说H1：

H1：青年返乡创业者的数字能力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2　社会资本对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创业者通过家族、邻里或本地商会等线下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是创业组织一种至关重要的隐性资产。相较于从未外出生活过的农民，青年返乡创业者通常具备更多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在社会网络的维系中也更具比较优势，因此更有可能在拓展新业态和激活就业市场中发挥引领作用^［4］。首先，社会资本能够提供持续的资源助力：融资方面，返乡青年的初始创业资金往往依赖于本地的强关系网络，家族网络可以为其提供无抵押借款，降低创业启动门槛^［13］；关键资源获取方面，本地商会或合作伙伴会通过赊销赊购、设备共享等方式帮助创业者减少固定成本^［14］；人才积累方面，较高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内推方式引荐质量更高的行业人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提升企业韧性的关键。其次，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返乡创业者实现本地市场嵌入与组织合法获取。通过参与村集体事务、行业协会等线下社会场域，创业者能够给村干部、行业带头人等释放其“自己人”信号，改善创业者在资源竞争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度和交易保障，使其在获取政府专项补贴、政府采购订单等稀缺资源时占居优势地位。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不仅是青年返乡创业者克服新进入者劣势融入本地经济市场的敲门砖，更是其获取差异化资源、构筑创业壁垒的关键战略资产。由此提出假说H2：

H2：青年返乡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3　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影响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青年返乡创业实践中的核心瓶颈在于融资约束，而数字能力所带来的信息赋能与信贷增信效应，为破解该难题提供了关键路径。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能力较强的创业者能够利用各类数字工具进行交易留痕与信用积累，使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创业组织的电商平台经营数据、支付宝信用数据等多维数字足迹进行追溯和验证，既提升了信贷风险的评估效率^［15］，又缩短了审批流程，有助于实现融资需求的快速匹配^［16］；另一方面，数字能力使创业者能够绕过传统信贷模式中抵押担保不足、信用信息缺失等门槛限制^［17］，通过互联网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等新型融资方式筹得所需资金。融资约束若得以缓解，创业组织就能够及时把握市场机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技术创新应用，最终提升创业绩效水平，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社会资本是支持青年返乡创业者的关键非正式制度力量，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搜寻与核实成本，对正规金融可得性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种隐形担保，金融机构在评估贷款申请时，会参考由本地社会网络背书的创业者声誉及人品等软信息^［18］，提升贷款成功率；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取政策信息与联保资源，如通过参与政府培训建立官员联系，或加入联保小组满足银行风控要求，从而获得低息贷款与创业基金支持^［19］。正规金融的稳定与低成本特性，为创业组织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本支持，同时也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了积极信号，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对返乡青年创业者赢得竞争优势和实现稳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数字能力侧重于重塑信息获取和融资模式，社会资本则侧重于强化资源整合与信用背书，二者分别依托技术和关系赋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提升正规金融可得性共同促进青年返乡创业绩效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说H3和H4：

H3：数字能力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青年返乡创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H4：社会资本通过提升正规金融可得性对青年返乡创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OLS模型探究数字能力及社会资本对返乡青年创业绩效的影响，且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模型如下：

\mathrm{P}\mathrm{r}\mathrm{o}{\mathrm{f}}_i={\alpha }_{\mathrm{0}}+{\alpha }_{\mathrm{1}}\mathrm{C}\mathrm{a}{\mathrm{p}}_i+{\alpha }_{\mathrm{2}}\mathrm{C}\mathrm{o}\mathrm{n}\mathrm{t}\mathrm{r}\mathrm{o}{\mathrm{l}}_i+{\epsilon }_i（1）

式中：Prof _i 为第i个返乡创业者的经营绩效；Cap _i 为第i个返乡创业者的资本情况，包括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Control _i 为控制变量；ε _i 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创业绩效（Prof），用创业组织近3年的平均净利润来衡量。为了预防伪回归，提升数据平稳性，本研究对年均净利润做对数处理，用于实证检验的变量赋值。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能力（Dig）和社会资本（Soc）。问卷中有涉及创业者数字能力的主观问题“您可以运用手机和网络搜索农业及农产品相关政策、市场状况等信息”，将创业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数字能力的衡量依据，对“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符合” “非常符合”分别赋值为1~5，为定序变量。社会资本则用“家庭中是否有人为县乡政府公务员、村干部、个体工商户、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或在企业长期就业”来衡量，若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取创业者特征、创业组织特征及地区经济特征3个层面的变量，来尽可能解决遗漏变量偏误。其中，返乡创业者特征选取性别（Sex）和年龄（Age）2个变量。创业组织特征选取生产经营规模（Size），用创业组织经营的土地亩数取对数处理；创业类型（Type），对农业种植业、农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农村生产服务业、农村生活服务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信息产业及其他分别赋值为1~8来表示；资产负债率（Asli），用创业组织当年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组织员工数量（Emp）以及是否受到政府支持（Gov）5个变量。地区经济特征变量包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用创业者所在省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地区金融发展程度（Fin），用创业者所在省市金融业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源自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于2023年9—10月组织实施的“农村创业融资情况专项调查”。该调查旨在系统考察截至2022年底返乡创业者的融资环境、信贷可及性与资本结构特征，为研究提供一手实证基础。根据相关文献对返乡创业的界定^［20-21］，本研究将返乡创业者定义为曾有跨县域外出就业或创业经历（持续时间不少于６个月），之后回流至原户籍所在地并在工商注册或农业部门认定的经济组织中开展创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其中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等组织形式。由于本研究聚焦于青年返乡创业者，因此重点筛选年龄为18~45岁的访问对象。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与数据质量，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依据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分别随机抽取3~5个省份，再按各省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分层，最终选取东部地区的浙江、福建、山东与河北，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山西、黑龙江与安徽，以及西部地区的甘肃、四川、宁夏共12个省（区）作为调研范围。在每个样本省随机抽取2~3个地级市，依托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协助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之后课题组经过数据清洗、剔除无效及异常样本，最终获得490个有效观测值。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模型1~4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3为比较基础，体现了解释变量分别只有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Dig与Soc的影响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会优化返乡青年的创业表现。模型2和4是增加了所有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Dig和Soc的回归系数仍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均会促进返乡青年创业绩效增长，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H1和H2。结合前述分析，数字能力通过电商平台、大数据分析等工具帮助返乡青年精准对接市场、优化经营决策，社会资本凭借本地信任网络和资源整合，为返乡青年提供关键的资金、信息与合作伙伴支持，二者均能有效增强创业的可持续性和成功率，从而显著提升返乡青年的创业绩效水平。

3.2　路径检验

为进一步厘清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影响返乡青年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本研究引入融资约束（Fc）与正规金融可得性（Avail）2个变量进行回归检验。融资约束用创业者期望获得的融资金额与实际获得的融资金额之间的差值来衡量，为减少异方差性，将其做对数处理。对于正规金融可得性，若创业者对正规融资有需求，且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得到了贷款，则赋值为1；若创业者对正规融资有需求，但因“不知如何申请”、“担心还不上”或“申请利率过高”等原因并未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申请贷款后并未得到贷款，则赋值为0。表2模型5为数字能力对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Dig的影响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数字能力越强，创业者通过各种正规金融或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金的能力越强，融资缺口越小，融资约束的缓解则有利于创业组织绩效提升，前文假说H3得以验证。模型6为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可得性的回归结果，Soc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强社会资本可以依托资源优势弥补经济资本的不足，创业者社会网络越丰富，越易于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正规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为创业组织绩效增长提供了关键支撑，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H4。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变换计量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本研究变更计量模型，采用Tob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表3模型1和2汇报了变换计量模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ig与Soc的影响系数仍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对比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证明前述结论稳健。

3.3.2　更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模型中，前述主要关注了用创业组织年均净利润来衡量的经济绩效。然而，对青年返乡创业者来说，创业活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上。一个稳健的结论应能在不同维度的绩效衡量指标上均保持成立。鉴于此，本研究将原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以创业社会效益体现的创业绩效（Esp），用创业组织带动农户就业人数作为衡量指标。表3中模型3和4汇报了更换被解释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仍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本研究的核心结论并不依赖于特定绩效指标的选取，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3.3　内生性问题

虽然基准回归中已经纳入创业者、创业组织以及地区经济3个层面的控制变量来尽可能捕捉会同时影响返乡青年创业者资本与创业绩效的潜在因素，但仍可能存在其他无法观测或量化的变量未在模型中予以控制，从而造成估计偏误。此外，创业组织经营绩效越突出，创业者对数字技能的认知水平与掌握程度往往越高，其数字能力也相应更强，这种由绩效反馈所引致的数字能力提升，可能引发模型中的反向因果问题。为了进一步减弱潜在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前文结论的有效性。借鉴袁蓉丽等^［22］的做法，采用同一创业状态下其他青年创业者数字能力的均值（m_Dig）作为工具变量。

表3中模型5和6汇报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其中，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如模型5所示，所选工具变量m_Dig与核心解释变量Dig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同一创业状态下其他青年创业者的数字能力水平对该创业者的数字能力有正向影响，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性较强。此外，F统计值>10，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模型6显示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可见，核心解释变量Dig的影响系数为1.764，数字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在5%的水平下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说明在尽可能纾解模型潜在内生性的情况下，数字能力的增强依然能够显著促进创业组织绩效提升，实证结果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可见回归结果稳健。

3.4　异质性分析

3.4.1　经营结构异质性

不同产业因其内在属性与外部环境的异质性，塑造了高度分化的融资需求与运营逻辑，这使得创业资本对各领域绩效的影响亦呈现显著差异。基于此，本研究借鉴李梦琪等^［21］的研究，将返乡青年创业组织按照经营结构的不同分为三类：一类是家庭农场、种养殖合作社等直接从事农林牧渔等初级农产品生产的纯生产类创业组织；一类是农家乐、乡村旅游等主要从事农村第三产业服务的非生产类创业组织；还有一类是类似于综合庄园式的同时横跨第一和第三产业的综合类创业组织。为深入分析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对不同经营结构创业组织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将本研究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可以发现，对于纯生产类的创业组织来说，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均能有效提升经营绩效；对于非生产类的创业组织而言，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创业绩效增长，数字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虽为正但并不显著；综合类的创业组织无法通过创业者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的提升而获得绩效增长。

具体来看，对于纯生产类的创业组织来说，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亲缘、地缘关系低成本获取土地、劳动力及初创资金等关键资源，数字能力则能够有效赋能生产环节，通过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等方式优化生产，降本提质^［23］，二者均能显著提升创业绩效。对于非生产类的创业组织来说，民宿、农家乐等创业形式依赖于本地市场和现场体验，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持续引流，而数字技术主要用于营销推广，受制于同质化竞争，极易被模仿，很难形成持续竞争优势，因此数字能力带来的绩效提升边际效应较低，统计上无法显著。对于综合类创业组织来说，数字能力用于线上营销，社会资本用于本地生产资源获取，但因业务类型多样、管理精力分散^［24］，致使线上线下两类业务无法有效打通形成闭环，协同效应不足，因此对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3.4.2　创业阶段异质性

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创业组织所面临的主要约束与关键任务呈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其核心资本的有效性也可能存在明确边界。为验证上述猜想，本研究根据不同组织的创业阶段进行分样本回归，按照问卷中“您的创业组织目前处于何种状态”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对调研对象进行分类，实证结果如表5。从结果来看，对于有萎缩趋势或基本能够维持现状的创业组织来说，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均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分析，这类创业组织通常规模较小、资源匮乏且抗风险能力较弱，其核心任务是生存与稳定。一方面，创业者通过本地线下信任网络能够更快捷地赊购农资或赊欠劳务费用，缓解现金流压力，帮助融资，保障创业组织的存量基本盘；另一方面，数字技能可以辅助创业者通过直播带货、开设网店等方式低成本拓展市场^［10］，为维持现状甚至扭转萎缩提供增量可能性。二者能够有效协同，一个对外拓宽收入来源，一个对内稳定运营根基，对绩效增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而对于有扩张潜力或正在快速扩张的创业组织来说，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无法对创业绩效产生显著作用。可能存在的原因是，这类组织已经度过了维稳生存阶段，其核心任务转向了模式创新和规模化增长，其面临的主要痛点问题也由资源约束变成了管理能力与组织现代化程度的不足，过多的社会资本可能导致管理不规范^［25］，而数字能力也普遍存在停留在工具层面、无法支撑战略需求等问题，因此二者虽增强了组织的基础资源禀赋，但无法直接解决规模扩张带来的复杂挑战，故而未能对绩效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4　进一步分析

前述系统地分析了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如何各自独立影响返乡青年的创业绩效。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对二者的协同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应继续验证，数字能力是仅仅提供了信息获取和市场触达的工具，还是能同步推动社会资本的激活？社会资本又能否为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提供信任背书和本地化支持？二者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研究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之间的交互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厘清二者如何协同赋能创业过程，推进数字新动能与传统旧要素互动融合，促进多维资源整合优化，进而提高创业绩效；另一方面有助于揭示数字技能与乡土智慧对于返乡青年创业实践缺一不可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各级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数字能力和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检验结果如表6模型1所示。结果可见，Dig与Soc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其系数绝对值均比单独回归系数小，这说明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在影响返乡青年创业绩效中存在相互作用。为进一步探究线上线下的交互影响，本研究将总样本分别以社会资本和数字能力的中位数为界，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回归验证。表6中模型2和3汇报了社会资本在数字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数字能力的提升对于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青年创业群体来说，能够起到显著的绩效提升作用，而对低社会资本的创业群体并未发挥显著积极影响。模型4和5汇报了数字能力在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作用，结果与前述结论相似，社会资本的增强，仅能对具有强数字能力的创业组织产生正向影响。

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猜想，在返乡青年创业过程中，社会资本负责供给关键资源和建立信任网络，数字能力负责发现机会和高效执行，二者缺一不可，它们的有效融合能产生“1+1>2”的叠加效应，在促进绩效增长时具有互补与增强的作用。一方面，数字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型资本，它擅长发现机会和提升效率，但往往关键的创业资源需要高信任度的线下社会关系来落地。社会资本可将线下信任延伸至线上，降低数字合作中的交易成本；反之，若社会资本薄弱，数字工具所识别的机会可能因资源匮乏而无法落实。另一方面，线下社会网络能够助力创业者获取优质的客户资源，而如何做好客户关系维护、保障合作的持续性和盈利性，则有赖于数字工具的支持。数字能力帮助创业者高效筛选信息，优化客户服务，从而提升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若数字能力不足，则难以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充分转化社会资本的内在价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对返乡青年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及机制路径，并进一步研究了二者在影响绩效过程中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的增强均能对返乡青年的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二，社会资本与数字能力对创业绩效具有差异化的作用路径，数字能力通过缓解创业组织面临的融资约束来提升创业绩效，社会资本则通过提高创业组织的正规金融可得性来促进绩效增长。第三，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对不同经营结构的创业组织具有异质性影响，二者能够对纯生产类创业组织起到显著的绩效促进作用，非生产类创业组织中仅社会资本作用显著，而综合类组织中两者均未表现出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根据创业组织不同的发展态势，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也会呈现异质性，相较于有扩张潜力的创业组织，处于萎缩或维持状态的组织更能从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的增强中获得显著的绩效提升效应。第四，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在提升创业绩效时存在互补效应，仅当一方处于较高水平时，另一方才能对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为促进创业者数字能力与社会资本深度融合，有效提升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经营绩效，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实施数字赋能与社会链接并重的精准扶持政策。地方政府应依据创业者禀赋实施差异化支持：对返乡大学生等缺乏社会资本的青年创业者，要通过导师制、产业对接活动等方式助其构建本地关系网络；对已具备社会资本但数字应用薄弱的青年创业者，则应重点提供数字工具补贴与技能培训，推动其线下资源的线上转化。

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拓宽依托数字信用与社区信任的复合融资渠道。针对青年创业者资产规模小、抵质押物缺乏的困境，应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双向发力：一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与电商平台、支付服务商合作，开发基于数字足迹的信用评估模型，发展数字信用贷款；另一方面要激活返乡青年社会资本的金融功能，发展基于社区或产业链的关系型借贷与联保互助贷款，并引导政策性担保向高社会资本的风险项目倾斜。

三是依据创业组织形态与青年能力特征，推行因类施策的成长支持体系。对于从事规模化种植养殖等纯生产型创业及组织处于萎缩型或维持型的青年创业者，重点提供数字技能和金融服务的双重支持，助力其接入智慧农业系统并巩固本地产业网络，实现降本增效。对于从事乡村文旅等非生产型创业的青年群体，应支持其深度融入社区，树立市场口碑，稳定客户资源，数字技能培训也应围绕客户关系维护与品牌叙事。对于从事业态复杂的综合型创业及组织有扩张潜力的青年创业者，重点支持方向需聚焦于管理能力建设，通过专业创业辅导协助其优化商业模式，规避资源分散与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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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24EY53)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技术援助项目（TCC6）子项目(20200721111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