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uvenile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JMML)是好发于婴幼儿期的罕见克隆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表现为外周血单核细胞明显增高,骨髓和肝脾异常粒单核细胞浸润
[1]。绝大多数JMML患儿存在RAS/MAPK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变异
[2]。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是目前JMML的唯一治愈性方法,但由于移植后复发率高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高,其长期生存率仅为50%
[3]。JMML是由于RAS/MAPK通路信号转导异常和/或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M-CSF)所引起,导致血液系统恶性克隆对GM-CSF敏感性增加
[4]。根据目前发表的最大的3个JMML临床队列,在408例JMML患儿(欧洲175例、日本135例、北美98例)中,380例(93%)的JMML患儿携带RAS/MAPK信号通路基因突变,包括
PTPN11、
NF1、
CBL、
NRAS、
KRAS基因的胚系或体细胞突变。
NRAS突变和
KRAS突变都是典型的肿瘤相关
RAS突变,
NRAS突变通常发生于G12、G13或G61位点,
KRAS突变通常发生于G12和G13位点
[5-6]。
RAS突变导致RAS蛋白及下游通路异常激活,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7],这两种突变是JMML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突变基因类型,但临床特征及疾病进展、转归具有一定异质性,目前研究尚有限。故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具有
RAS突变JMML患儿的遗传学特点与临床特征,旨在探索
RAS突变JMML的基因组学特征与预后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2022年1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诊治的具有
RAS突变JMML患儿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符合2016版世界卫生组织的JMML诊断标准
[8]的初诊患者;(2)年龄0~14岁;(3)携带
NRAS和/或
KRAS基因突变。排除标准:(1)排除其他克隆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急性髓系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2)排除其他引起外周血单核细胞增高的疾病,如单核细胞增多症;(3)排除其他肿瘤,如淋巴瘤、消化系统肿瘤等;(4)排除JMML转化为其他髓系肿瘤的患者。本研究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号:IIT2021-EC-1),且所有患儿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基因检测方法
纳入的患儿均完成JMML突变基因检测,其中18例完成JMML经典基因热点突变检测,16例进行血液肿瘤基因组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检测。热点突变检测方法:取患儿骨髓4 mL,乙二胺四乙酸抗凝,根据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基因组DNA,并将DNA标本进行PCR扩增。选取目的基因为JMML 5个经典基因,包括PTPN11(外显子2、3、4、7、8、12、13、14)、NRAS(外显子2、3、8、9)、KRAS(外显子2)、NF1(外显子35)和CBL基因。构建针对JMML 5个经典基因文库。NGS方法:提取患儿骨髓标本中基因组DNA,采用NGS方法检测血液肿瘤相关的112个基因编码区的点突变和插入/缺失突变,平均测序深度为2 000×。对携带JMML经典基因突变的患儿使用一代测序法检测口腔黏膜DNA进行验证,以确定是胚系或体细胞突变。
1.2.2 核型检测方法
采用G显带法进行骨髓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荧光原位杂交对部分异常染色体核型进行验证。
1.2.3 甲基化测序方法
使用Illumina Infinium methylation EPIC Beadchip平台(Illumina)对DNA甲基化进行定量。所有JMML样本中可变CpG位点分为3个等级,分别为低甲基化、中甲基化和高甲基化。
1.2.4 随访
通过查阅患儿电子病历(住院病历和门诊病历)及电话随访,随访截止日期为2023年1月30日或患儿死亡。随访主要内容包括患儿性别、年龄、实验室检查、基因检测、治疗情况、生存情况和复发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类变量以百分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范围)表示,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将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中P<0.10的所有变量纳入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JMML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P<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34例患儿,中位发病年龄14个月(范围:3~60个月),男女性别比为3.86∶1。
RAS突变的JMML患儿均存在脾大,中位脾脏大小为肋下5 cm(范围:2~16 cm)。与
NRAS单纯突变的患儿比较,
NRAS复合突变的患儿发病年龄更大、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 PLT)更低、胎儿血红蛋白(fetal hemoglobin, HbF)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见
表1。1例
NRAS合并
KRAS复合突变的患儿发病年龄为31个月,女性,初诊时脾脏大小肋下3 cm,肝脏大小肋下1 cm,WBC计数42.5×10
9/L,血红蛋白(hemoglobin, Hb)69 g/L,PLT 73×10
9/L,HbF 2%。
11例患儿(32%)行HSCT治疗,均为半相合HSCT,其中NRAS单纯突变者3例,NRAS复合突变2例,KRAS单纯突变者3例,KRAS复合突变3例。23例患儿(68%)未行HSCT治疗。
2.2 遗传及分子学特征
纳入的34例患儿中,携带NRAS单纯突变17例(50%),KRAS单纯突变9例(27%),NRAS合并PTPN11突变3例(9%),KRAS合并PTPN11突变2例(6%),NRAS合并KRAS突变1例(3%),KRAS、PTPN11和NF1复合突变1例(3%),NRAS、PTPN11和NF1复合突变1例(3%)。继发突变有EP300(2例),以及FAT1、TET2、FAN46C、JAK3、TRAF3、NOTCH1、IL7R、IKZF1和ARID1A(各1例)。
共28例患儿完成染色体核型检测,其中19例为NRAS突变,8例为KRAS突变,1例为NRAS合并KRAS突变。19例NRAS突变患儿中有2例为单体7核型,1例为其他异常核型,16例无核型异常。8例KRAS突变患儿中有1例为其他异常核型,7例无核型异常。1例NRAS合并KRAS突变患儿为其他异常核型。
共11例患儿完成DNA甲基化水平检测(8例为NRAS突变患儿,2例为KRAS突变患儿,1例为NRAS合并KRAS复合突变患儿)。8例NRAS突变患儿中,4例为中甲基化水平,4例为高甲基化水平。2例KRAS突变患儿中,1例为中甲基化水平,1例为高甲基化水平。1例NRAS合并KRAS复合突变患儿为高甲基化水平。
18例
NRAS突变患儿完成突变位点检测,其中G12D位点突变4例(22%),G13D、G12S、G13A位点突变各3例(17%),Q61H、Q61R、G12A、Q61K、G13D合并Q61H位点突变各1例(6%)。10例
KRAS突变患儿完成突变位点检测,其中G13D位点突变5例(50%),G12A、G12V、G60V、G21D、A59T合并T56I位点突变各1例(10%)。见
图1。
2.3 生存分析
2.3.1 总体生存情况及生存分析
34例具有RAS突变的JMML患儿2年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率为43%±11%,NRAS突变组2年OS率为33%±14%,KRAS突变组2年OS率为46%±18%。中位生存期为11.5个月(范围:1~10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3个月(范围:1~102个月)。纳入患儿共死亡15例,其中13例未行HSCT治疗,均死于疾病进展;2例行HSCT治疗后死亡,1例于HSCT后8个月死于肺部感染,1例死于HSCT后排异反应。
行HSCT治疗的患者OS率显著优于未行HSCT治疗的患者(82%±10% vs 44%±12%,
P=0.037)。
NRAS HSCT组的患儿OS率高于
NRAS非HSCT组(80%±8% vs 47%±13%,
P=0.031),
KRAS HSCT组的患儿OS率高于
KRAS未HSCT组(83%±9% vs 33%±10%,
P=0.044),见
图2B。
NRAS单纯突变、
NRAS复合突变、
KRAS单纯突变和
KRAS复合突变患儿生存曲线见
图2C。
2.3.2 影响RAS突变的JMML患儿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在纳入的
RAS突变患儿当中,单因素Cox分析显示,行HSCT治疗是影响
RAS突变的JMML患儿生存率的因素(
P=0.035)。多因素Cox分析显示,行HSCT治疗(
P=0.009)和肝大(≥肋下2 cm,
P=0.018)是影响
RAS突变的JMML患儿生存率的因素。见
表2。
在未行HSCT治疗的
RAS突变患儿当中,单因素Cox分析显示,肝大、初诊PLT<40×10
9/L是影响未行HSCT的
RAS突变的JMML患儿生存率的因素(
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肝大是影响未行HSCT的
RAS突变的JMML患儿生存率的因素(
P<0.05)。见
表2。
3 讨论
JMML是一种婴幼儿罕见的造血干细胞克隆性疾病,以粒系及单核系细胞异常增殖为特征,并常伴红系与巨核系发育异常
[9]。JMML临床表现异质性较大,通常表现为发热、乏力、脾大和血小板减少
[10]。本研究中携带
RAS突变的JMML患儿主要以肝脾大为最常见临床症状和体征。本研究发现
NRAS复合突变的患儿发病年龄显著大于
NRAS单纯突变患儿,并且外周血PLT和HbF等情况较
NRAS单纯突变患儿差。根据既往研究报道的预后因素,提示本研究中的
NRAS复合突变的患儿携带较多预后不良因素,其预后应该差于
NRAS单纯突变患儿。但本研究中发现两组患儿之间的预后并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本研究纳入的患儿时间跨度大,早期并没有规范成熟的治疗方案有关
[4]。
近年来,JMML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基因突变的发现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预测患儿临床预后,并给予最佳治疗策略
[11]。JMML的发病机制与RAS/MAPK通路基因突变相关。根据目前的研究,90%以上的JMML患儿可检测出JMML经典基因突变,包括
PTPN11、
NF1、
CBL、
NRAS、
KRAS基因突变
[12]。既往研究发现,JMML中
NRAS突变和
KRAS突变患儿数大致相当
[13],但本研究中
NRAS患儿占比相较于既往报道偏高,可能与早期患儿采取一代测序,遗漏部分突变位点有关。
由于JMML恶性程度高,进展迅速,如果不及时治疗,多数患儿死于疾病进展或继发感染。并且JMML患儿对化疗反应差,目前尚未发现有效的化疗药物
[14]。本研究中
RAS突变的JMML患儿2年OS率为43%±11%,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疾病进展和继发感染。有研究发现某些
NRAS突变的JMML患者可自发缓解并且在未行HSCT治疗的情况下长期存活
[15]。但对于大部分携带
NRAS突变以及所有携带
KRAS突变的JMML患儿建议诊断明确后应立即行HSCT治疗
[16]。
既往研究提示JMML患者初诊年龄≥24个月,PLT计数<40×10
9/L、HbF增高为预后不良因素
[17]。在本研究中发现肝脏≥肋下2 cm是影响
RAS突变的JMML预后的因素,这可能由于肝脏大小能反映JMML肿瘤负荷,肝脏越大代表肿瘤负荷越高,从而导致患儿预后不良。但本研究并未发现脾脏大小和
RAS突变的JMML患儿预后之间存在关联,这可能是由于患儿初诊时年龄跨度大,不同年龄的儿童脾脏正常大小不同,并且同一年龄的正常儿童脾脏大小也可能不同
[18]。因此,对于不同的JMML患儿,脾脏肋缘下大小可能不能准确反映患儿的真实肿瘤负荷。
既往研究报道
RAS突变的JMML患儿预后还可能与DNA甲基化水平相关
[12,19]。本研究中完成甲基化水平检测的患儿共11例,由于完成DNA甲基化水平检测的患儿太少,尚无法提供有力的甲基化水平影响JMML患儿生存的证据。本研究发现
NRAS突变和
KRAS突变的位点占比最高的为G12和G13位点的突变,与既往研究
[5]报道一致。既往研究报道
KRAS突变的JMML通常存在单体7核型
[20],但本研究中完成核型检测的
KRAS突变患儿中并未发现单体7核型,这可能与样本量太小有关。
本研究病例资料是单中心数据,时间跨度大,且数量有限,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早期病例中,由于对疾病认识不足,一些患者无法得到及时诊断,相关检查也并不完善。目前,JMML的诊断标准逐渐明确,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对JMML的认识也在不断突破,JMML的诊断和治疗将更加准确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