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3(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3, FGFR3)是一类跨膜受体酪氨酸激酶,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 FGFs)作用下激活下游信号,参与胚胎生成、血管生成、损伤修复等多种生理过程,在骨骼分化和稳态维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3]。其异常表达常导致不同类型的骨骼发育异常。既往研究表明,
FGFR3基因变异相关疾病表型差异较大,涵盖从相对轻型的软骨发育不良(hypochondroplasia, HCH),较为严重的软骨发育不全(achondroplasia, ACH),到致死性侏儒症(thanatophoric dysplasia, TD)、严重软骨发育不全伴发育迟缓和黑棘皮病(severe achondroplasia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and acanthosis nigricans, SADDAN)等,但不同基因型与所致疾病和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
[4-7]。此外,
FGFR3基因的体细胞变异也与部分癌症相关,如多发性骨髓瘤、泌尿系肿瘤等,提示
FGFR3基因与癌症存在潜在关联
[8-9]。
然而,目前针对FGFR3基因变异患儿的队列研究较少,临床数据有限。本研究纳入我中心确诊的95例FGFR3基因变异患儿,分析其基因型-表型特点,并与既往报道病例进行对比,以增加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纳入2012年1月—2023年12月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诊,并经全外显子组测序证实存在FGFR3基因变异的95例0~18岁患儿(含产前诊断)。其中,有完整临床随访数据的ACH患儿22例和HCH患儿10例被纳入后续临床表型的统计分析(随访时间1~10年)。
纳入标准:基因确诊为FGFR3基因变异者。排除标准:(1)临床表现疑似ACH或HCH等骨骼发育异常疾病,且经基因检测排除FGFR3基因变异者;(2)临床资料不全者。
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SCMCIRB-K2020060-1),并获得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
1.2 诊断标准
ACH诊断标准参考2021年《软骨发育不全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
[10],包括:(1)临床表现:非匀称性矮小及四肢短小(身高<-3
SD,臂展/身高<0.96);四肢近端缩短;大头畸形伴前额突出(头围>1
SD);面中部发育不良,鼻梁扁平、鼻棘短小及鼻前倾;手指短小和三叉戟手。(2)影像学检查:骨盆和股骨的单次前后位X线片提示方形髂翼;扁平、水平移位的髋臼;坐骨切迹明显变窄;股骨近端透亮度增加,腰椎椎弓根间距变窄。(3)基因检测:
FGFR3基因存在c.1138G>A或c.1138G>C变异。
HCH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与基因检测,表型类似ACH但程度较轻,表现为身材矮小、四肢缩短,无ACH典型的三叉戟手和特征性面容。常见FGFR3基因变异包括c.1620C>A和c.1620C>G,亦可见其他位点变异。
1.3 临床数据收集
通过门诊病历、随访等方式收集22例ACH和10例HCH患儿的临床数据,包括:(1)性别、身高、体重、出生日期、诊断日期等基本信息;(2)患儿表型和并发症;(3)基因检测结果;(4)患儿及其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肿瘤史。
1.4 遗传学检测
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明确患儿变异基因。采集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2 mL,置于乙二胺四乙酸管中保存并用于检测。利用Illumina测序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采用Agilent Sureselect方法捕获外显子,所测序数据经NextGENe®软件进行匹配分析,再经Ingenuity在线软件系统进行变异的过滤及解释,最后用Sanger测序验证候选变异基因。
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ACMG)指南
[11]对检测到的变异分为:良性(benign)、可能良性(likely benign)、意义不明确(variant of uncertain significance)、可能致病(likely pathogenic)、致病(pathogenic)。针对新的变异位点利用Alamut等蛋白功能软件进行功能预测。
1.5 文献回顾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PubMed数据库,以“软骨发育不全”“软骨发育不良”“achondroplasia”“hypochondroplasia”为关键词,检索建库以来至2023年12月发表的相关文献,最终选取2000年1月—2023年10月国内外报道的ACH患者308例及HCH患者95例,与本中心患儿进行对比分析。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R 4.5.0软件分析相关研究数据。计数资料采用Barnard精确检验进行分析,以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FGFR3基因变异谱
2012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至我院完善基因检测的患儿中,共有95例(含产前诊断)患儿存在
FGFR3基因变异。95例患儿中,52例(55%)为ACH,24例(25%)为HCH,9例(9%)为TD,2例(2%)为SADDAN,3例(3%)为综合征型骨骼异常,5例(5%)因临床表型与基因变异所致疾病不符而未能明确诊断。见
表1。
52例ACH患儿均存在FGFR3基因c.1138G>A杂合变异,其中2例为母系遗传,其余为新发变异。24例HCH患儿中,12例(50%)存在c.1620C>G杂合变异,7例(29%)存在c.1620C>A杂合变异;其余5例分别存在c.791C>T、c.833A>G、c.1127T>A、c.1612A>G和c.1619A>G杂合变异。9例TD患儿中,c.742C>T为最常见的变异(6例,67%)。有1例患儿存在c.1663G>T杂合变异,既往未见报道,根据ACMG指南评级为可能致病变异。然而,该变异为母系遗传,且患儿及其母亲仅表现为身材矮小,未见其他表型,因此其致病性仍待进一步验证。
95例患儿中,94例(99%)为错义变异,且绝大多数变异位于9号外显子(56例,59%),其次是12号外显子(10例,11%)和7号外显子(9例,9%)。见
图1。
2.2 ACH临床表型特征
22例ACH患儿均表现为典型非匀称性矮小伴肢体发育不良(22例,100%),常见表型包括大头畸形(16例,73%)、鼻梁凹陷(15例,68%)、弓形腿(12例,55%)、前额突出(11例,50%)、中面部发育异常(9例,41%)和三叉戟手(9例,41%),智力发育均正常。17例(77%)患儿合并并发症,包括脑积水9例(5例行手术)、肘关节伸展受限9例、脊椎异常(胸腰椎后突、椎管狭窄等)8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6例、黑棘皮病6例、中耳功能障碍/听力异常3例、关节活动过度3例。
本队列中肘关节伸展受限、婴儿肌张力低下、黑棘皮病和肥胖的发生率高于已报道病例(
P<0.05);而前额突出、三叉戟手和胸廓发育不全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P<0.05)。见
表2。此外,文献中尚有ACH患者合并肿瘤、眼部病变、牙齿发育异常、胆道闭锁等相关报道,但在本队列中均未观察到。
2.3 HCH临床表型特征
10例HCH患儿均表现为非匀称性矮小,常见表现包括肢体发育不良(8例,80%)、鼻梁凹陷(8例,80%)、大头畸形(6例,60%)、短指(5例,50%)、前额突出(5例,50%)和黑棘皮病(5例,50%)。1例因黑色素瘤行手术治疗,1例因脑积水行外科干预,另有1例因再生障碍性贫血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本队列中鼻梁凹陷、肢体发育不良、短指和前额突出较已报道病例更常见(
P<0.05),未见智力障碍。见
表3。
2.4 家族肿瘤史
22例ACH患儿均无肿瘤表型,1例患儿的外祖父患甲状腺癌,1例患儿的祖父有肠道肿瘤。10例HCH患儿中,有1例黑色素瘤,1例再生障碍性贫血;在亲属中,黑色素瘤患儿的外祖父罹患膀胱癌,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的外祖母同时患有直肠癌、乳腺癌及肺癌。
3 讨论
FGFR3基因位于4号染色体短臂(4p16.3),编码的FGFR3蛋白包含1个胞外配体结合结构域(含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IgⅠ~Ⅲ)、1个疏水跨膜结构域和1个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含2个亚结构域)。在硫酸化糖胺聚糖的存在下,FGF配体与受体相互作用,促使胞内激酶结构域中的酪氨酸残基二聚化和自身磷酸化,激活下游信号通路
[12-14]。
FGFR3蛋白主要表达于骨细胞,在骨骼生长及软骨内骨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生理状态下可抑制骨骼过度生长,对骨骼发育及细胞增殖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其功能获得性胚系变异可通过配体非依赖性受体激活途径,增强FGFR3对软骨内骨化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骨骼发育异常
[4,6,15]。在本研究中,95例
FGFR3基因变异的患儿均以骨骼发育异常为主,疾病类型多样,以ACH和HCH为主,亦包括TD、SADDAN、Muenke综合征、Crouzon综合征和泪-耳-牙-指(趾)综合征。本研究发现,ACH及HCH患儿和已报道患者队列间的部分表型存在差异,除人种和地区外,年龄结构亦是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纳入18岁以下患儿,而文献中患者年龄范围更广,部分表型可能随年龄增长逐渐显现,从而影响统计结果。此外,国内产前筛查普及,存在
FGFR3基因变异的胎儿多被终止妊娠,也可能影响表型分布。本队列无明确家族史,部分文献为家系研究,提示亦应考虑遗传背景。
FGFR3基因变异多为错义变异
[16],以9号外显子最常见(59%),其次为12号(11%)和7号(9%)。部分错义变异可导致未配对的半胱氨酸残基的产生,这些变异位于胞外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IgⅡ和IgⅢ之间的连接区中(如Arg248Cys和Ser249Cys),或胞外和跨膜结构域的交界处(如Gly370Cys)
[17-18],促使受体同源二聚化和酪氨酸磷酸化,导致配体非依赖性组成型受体的活化
[19-20]。其他错义变异会影响跨膜结构域或胞内激酶结构域,如Gly380Arg(ACH)变异促使受体间形成氢键,导致组成性受体激活
[21];Ala391Glu(Crouzon综合征)变异导致二聚体稳定化
[22];Lys650Glu(TD)或Asn540Lys(HCH)等变异通过激活受体酪氨酸激酶活性和下游ERK 1/2途径,或延迟受体的下调和内吞作用,使受体积聚无法被降解
[7,23-25],从而增强FGFR3活性。受体活化程度与表型的严重程度相关,与ACH、HCH等疾病相比,TD中受体活化更强烈,表型更重
[19]。
图1显示,跨膜结构域和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1附近的变异多致ACH和HCH;而胞外结构域和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2附近的变异多见于TD,亦可见于HCH和SADDAN,符合文献报道
[6]。因此我们认为,248、373、650、807位氨基酸的变异易致严重表型,而134、264、278、376、379、380、538、540、555、669位氨基酸的变异所致骨骼异常更轻。
此外,亦有研究指出FGFR3基因变异和肿瘤性疾病的潜在关联,如多发性骨髓瘤、尿路上皮癌、宫颈癌和结直肠癌。在本研究中,1例HCH患儿患黑色素瘤(母系来源),其外祖父患膀胱癌;另1例HCH患儿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其外祖母曾罹患多种癌症,提示家族肿瘤史或为潜在危险因素。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研究样本量较少,部分病例因失访导致资料不全;第二,队列内随访时间不一致,可能影响表型评估,产生偏倚。
综上,ACH是最常见的疾病类型,错义变异是其主要变异形式。受体活化程度的强弱与骨骼发育异常临床表型的严重程度有关。未来需扩大样本量,开展多中心、长期随访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因型-表型数据,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
儿童罕见病诊断关键技术与治疗靶点发现及转化医学研究(2023YFC2706305)
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10000015Z1550800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