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证据表明青少年抑郁与自杀的流行率持续上升,全球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率从前10年的24%上升至近10年的37%
[1]。调查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率为43.7%
[2],疫情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超过20%的青少年存在抑郁症状
[3],该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群体
[4]。抑郁症状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诱因之一,且与自杀率及自杀意念的增加密切相关
[3,5]。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调查发现,全球青少年自杀意念的流行率为14.0%
[6],而在中国具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高达15.4%
[7]。可见青少年抑郁症状与自杀意念均是亟待关注的重要社会心理问题。
多种风险因素都能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与自杀意念,包括人格与情绪特质、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及消极生活事件等
[8]。其中,来自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可能通过母亲的情绪发挥重要作用。既往研究表明,母亲抑郁症状水平与青少年抑郁症状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9-10]。一项为期4年的纵向研究发现,母亲的抑郁症状会逐渐导致青少年形成适应不良的应激反应,从而增加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风险
[11]。跨文化研究数据显示,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母亲抑郁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比西方的更显著
[12]。此外,母亲的抑郁症状水平还与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困难程度相关,后者也可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13]。
对于青少年来说,童年的创伤经历是影响其抑郁症状水平的重要因素。童年创伤(childhood trauma)是指在童年时期经历暴力的、令人害怕的或危及生命的事件
[14]。前人研究中探讨的童年创伤主要包含5个维度:躯体虐待(physical abuse)、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躯体忽视(physical neglect)、情感忽视(emotional neglect)和性虐待(sexual abuse)
[14]。值得注意的是,母亲的抑郁症状通过家庭功能失调的传导路径,增加儿童期虐待的发生风险
[15]。不良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16],并增加其产生自杀意念的可能性
[17-18]。此外,抑郁症状严重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上更倾向于采用高批评性回应
[19]。这种适应不良的亲子互动模式易使青少年形成创伤后认知图式,从而将童年期虐待经历转化为自杀意念甚至自杀尝试的远期风险因素
[20-22]。在此背景下,童年创伤可能是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核心中介变量。
此外,童年创伤会促进并延续青少年的消极自我认知
[23]。例如,童年创伤会导致自我效能感的降低,阻碍青少年构建积极的自我信念
[24]。在诸多自我信念中,无效感(ineffectiveness)反映了青少年对自身在学校中应对能力所持有的悲观态度,较高的无效感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显著相关,尤其是增加了青少年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
[25-26]。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还会增加其自杀意念、自伤行为甚至自杀尝试的风险
[20,27]。相比之下,高自我效能感可能是青少年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
[28-30]。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状而言,分别是重要的社会因素与个体因素。现有研究多单独探讨家庭环境或认知因素的中介作用,而二者在母亲情绪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尤其是自杀意念)间的链式中介机制尚未明确。
综上,本研究将母亲抑郁症状作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重要诱因,旨在填补现有研究空白:一方面,多数研究聚焦母亲抑郁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直接影响,忽视创伤与认知因素的序列中介机制;另一方面,西方样本主导的研究可能低估了中国文化中代际情感传递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系统探讨母亲抑郁症状、童年创伤、无效感、青少年抑郁症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1)青少年抑郁症状水平与母亲抑郁症状水平、童年创伤水平及无效感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2)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起中介作用;(3)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间起中介作用;(4)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开展于2021年9—12月,为横断面设计,进行整群抽样。为平衡家庭经济情况,研究对象为来自中国上海市7所中学(6~9年级)以及河南省1所中学(10~12年级)的青少年及其母亲。各学校的心理教师通过在线平台分别向青少年及其母亲发放调查问卷。秉持自愿参与的原则,将提交知情同意书的青少年及其母亲纳入研究。回收问卷包含上海4 663份母亲问卷和4 888份青少年问卷,以及河南1 553份母亲问卷和2 487份青少年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1 120份,最终的有效样本包括5 681名母亲(有效回收率为91.39%)和6 790名青少年(有效回收率为92.07%)。通过匹配学生姓名与母亲联系方式,共获得4 157对有效且成对的母亲与青少年问卷。学生姓名、母亲联系方式及所在学校等个人信息均被匿名化处理。每对母亲与青少年被分配一个唯一的序列号,同时每所学校被分配一个数字代码,以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得到保护。本研究已获得中国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批准号:2021-11)。
1.2 调查工具
1.2.1 母亲抑郁症状评估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评估母亲的抑郁症状,共20个条目
[31]。每个条目采用4点评分,范围从0分到3分。该量表的中文版已在中国城市人群的不同年龄组中验证了其有效性
[32]。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得分达到16分及以上则表示存在抑郁症状
[3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1.2.2 童年创伤评估
采用简版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评估青少年在童年期的创伤经历
[14,33],共28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点评分,范围从1分到5分。将每道题的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明童年期经历的创伤事件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9。
1.2.3 青少年抑郁症状、无效感及自杀意念评估
采用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评估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34]。该量表包含27个条目,用于测量7~17岁未成年人的抑郁症状。青少年需根据每个条目在3点量表上进行评分。每个选项的得分范围从0分到2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得分达到19分及以上则表示存在抑郁症状。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无效感子量表由第3、15、23和24题组成,该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2。自杀意念通过第9题进行评估,选择“我没有自杀想法”得0分,选择“我想过自杀但我不会去做”得1分,选择“我可能会自杀”得2分,得分为1分或2分表明存在自杀意念。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5.0和Amos 23.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检验母亲抑郁症状得分、童年创伤得分、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及自杀意念得分之间的关联。使用SPSS的插件Process 3.3进行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先以童年创伤为中介变量,分别以青少年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然后进一步探索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间的链式中介效应。P<0.05(双尾检验)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4 157组配对有效问卷中,青少年性别比例均衡(男孩占50.01%,女孩占49.99%)。大多数母亲的年龄在45岁以下(83.50%)。青少年的年龄范围为9~17岁。超过半数(52.66%)的家庭月收入在10 000元以上。人口统计学信息的具体分布如
表1所示。
2.2 母亲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及青少年自杀意念的调查结果
在4 157对母亲与青少年中,存在抑郁症状的母亲占17.68%(735例),存在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占15.49%(644例)。有28.19%(1 172/4 157)的青少年存在自杀意念。母亲抑郁症状、童年创伤及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量表评估得分如
表2所示。
2.3 母亲抑郁症状、童年创伤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母亲抑郁症状得分、童年创伤得分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
P<0.01)。此外,母亲抑郁症状得分、童年创伤得分及无效感得分均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P<0.01),见
表3。
2.4 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
使用Process 3.3中的模型4,将青少年的性别和年龄作为协变量,检验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童年创伤的中介效应显著(95%
CI:0.046 9~0.077 2),如
图1及
表4所示。进而检验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
CI:0.002 2~0.003 7),如
图2及
表4所示。
进而使用Process 3.3中的模型6,探索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95%
CI:0.000 7~0.001 3),中介效应值为0.001,效应量为16.67%,即母亲抑郁症状可以通过童年创伤及无效感,来影响青少年自杀意念,见
图3和
表4。
3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母亲抑郁症状和童年创伤是青少年抑郁症状及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因子。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同时在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中也起中介作用。特别是,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抑郁症状和童年创伤水平越高,青少年抑郁症状越严重,这与既往研究
[13,35-36]一致。不仅是遗传易感性,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也是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重要预测因素
[37]。这可能是因为母亲的抑郁症状更容易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38-39]。根据Bowen家庭系统理论,家庭单元中的所有成员都与其他成员相互作用,并最终在家庭的稳定性以及不健康的个人和家庭过程的爆发中发挥关键作用
[40]。在家庭中,父母常常会不自觉地将其心理状态投射到青少年身上,尤其是母亲的情绪和行为。此外,既往研究发现低教育水平的抚养者会通过内部因素(如努力控制)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41],加剧代际情绪传递,可见抚养人的受教育状况也是未来研究中值得纳入分析的变量之一。这些来自父母的因素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
[42-43]。青少年倾向于内化母亲的抑郁症状,从而增加了其自身出现抑郁症状的易感性。
本研究还显示,童年创伤在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与既往研究一致,童年创伤作为负性生活经历之一,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相关
[44-46]。具有抑郁症状的母亲在沟通中难以表达对子女的关心
[47]。母亲当前抑郁症状的存在也意味着其过去更有可能虐待或忽视子女
[48]。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些创伤经历会显著增加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从而扩展了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与既往研究
[49]类似,本研究结果还表明,青少年的童年创伤介导了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童年创伤与左脑岛和边缘系统-前额叶回路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相关
[50],该回路的功能连接增强意味着情绪调节能力变差
[51-52]。童年创伤经历可能导致情绪波动,使其在暴露于类似或相同的创伤事件时产生更极端或消极的情绪
[53]。因此,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及自杀意念的预测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本研究显示了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母亲的抑郁症状会通过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自我认知产生影响
[47,54-55]。具有抑郁症状的母亲容易情绪化且难以控制情绪,从而更可能在困境中苛待子女。不仅如此,母亲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本身也与青少年童年期遭受虐待的可能性增加相关
[54]。这些童年创伤作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进一步影响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知。例如,童年情感虐待被认为通过形成早期消极自我认知和适应不良图式导致青少年抑郁症状
[56-57];童年情感忽视可能影响青少年同伴关系的质量,从而增加其抑郁症状的风险
[58-59]。从心理动力学的防御机制角度来看
[60],童年创伤经历容易使个体形成不成熟防御机制(如回避和退行)
[61]。消极的防御风格解释了童年创伤导致的心理痛苦水平
[62]。因此,具有童年创伤的青少年更可能采用回避和退行的防御机制来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这表现为无效感。他们可能害怕前进,也害怕面对失败和冲突
[63]。母亲抑郁症状和童年创伤导致的无效感与青少年的低自我效能感和奖励积极性相关
[64],这使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内化到其认知中。在低自我效能感的情况下,青少年的社交和学习功能进一步下降
[65],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无效感和低自我效能感可能引发自杀意念
[66]。以童年创伤为代表的环境因素和以无效感为代表的个人因素均逐渐受到母亲抑郁症状的影响,这对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具有显著作用。
本研究的关键优势在于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从母亲抑郁症状到青少年抑郁症状及自杀意念的发展过程。母亲对子女的影响不仅限于简单的直接沟通或情绪传递,还包括对整个家庭环境的影响。消极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的个体发展具有危害性,而青少年的消极自我认知是其产生结束生命的念头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帮助我们通过家庭系统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父母情绪对子女情绪的可传递性具有重要作用。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和自我效能感容易受到家庭环境和童年经历的影响,而这些与自杀意念的形成密切相关。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特定类型的童年创伤对自我认知不同方面的影响,并为预防青少年自杀以及青少年、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的沟通提供更多见解。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限制了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推断能力。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童年创伤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仅能通过中介模型间接推断。采用纵向或追踪研究设计将能提供更有力的证据。(2)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仅来自上海和河南的参与者,限制了其对更广泛地区的推广。为了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应考虑纳入来自更多不同地区的参与者,以获得更具代表性的样本。(3)为拓宽研究结果在各年龄段青少年中的普适性,本研究样本中来自上海的青少年为初中生(12~14岁为主),来自河南的青少年为高中生(15~17岁为主),但地域上的异质性与样本年龄差异可能形成潜在交互作用,我们在后续研究中争取将不同地域的青少年样本数据进行年龄阶段匹配与跨文化一致性检验,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控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4)本研究未考虑遗传因素、家庭经济水平及学校环境因素。遗传易感性可能显著影响母亲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代际传递。较低的经济水平可能增加家庭成员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青少年的学习状况、教师态度及同学关系等学校因素也可能对青少年抑郁症状有额外的预测作用。未来研究应纳入这些因素,以期全面理解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心理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童年创伤与无效感在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母亲抑郁症状水平越高,青少年在童年期遭受虐待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无效感并增加其产生自杀意念的风险。这些发现呼吁父母重视家庭系统运作及其对青少年人格和自杀意念形成的影响。对于既存的童年创伤,帮助青少年发展积极的防御机制(如内化)非常重要,这可以使潜意识的想法上升到意识层面。教育者和临床医生应引导青少年理解,应对困境有多种方式,而自杀并非唯一的解决方案。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BSH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