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对学龄前儿童社会技能的影响：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的跨时间链式中介作用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reschoolers' social skills: the cross-tim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摘要

目的 探讨亲子关系对学龄前儿童社会技能的影响，以及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在该关系中的跨时间链式中介作用。 方法 根据分层随机取样的原则抽取南京市518名3~5岁的学龄前儿童并进行为期1年的追踪，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儿童的亲子关系质量、执行功能、情绪调节和社会技能。 结果 亲子关系（调查阶段一，T1）、执行功能（T1）、情绪调节（调查阶段二，T2）和社会技能（T1/T2）各变量之间两两相关（P<0.001），亲子关系（T1）可通过情绪调节（T2）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学龄前儿童的社会技能（T2），此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56.25%，也可通过执行功能（T1）和情绪调节（T2）的跨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学龄前儿童的社会技能（T2），此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31.25%。 结论 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在亲子关系预测学龄前儿童社会技能的过程中发挥了跨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qualit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preschoolers' social skills and the cross-time chain mediating role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518 preschoolers aged 3-5 years in Nanjing were followed for one year in a two-wave longitudinal design.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ecutive func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skills. Results Pairwis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qualit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ime 1, T1), executive function (T1), emotion regulation (Time 2, T2), and social skills (at T1 and T2) were all significant (P<0.001). The qualit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1) predicted preschoolers' social skills (T2)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T2), which accounted for 56.25% of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and through the cross-tim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T1) and emotion regulation (T2), which accounted for 31.25% of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Conclusion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play a cross-time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link betwee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reschoolers' social skill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亲子关系 / 社会技能 / 执行功能 / 情绪调节 / 跨时间链式中介模型 / 学龄前儿童

Key word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 Social skill / Executive function / Emotion regulation / Cross-time chain mediating model / Preschooler

社会技能是指被社会认可的习得性行为，是社会性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个体有效地与他人开展互动，进而提升社会适应性和接受度^［1］。儿童早期的社会技能可以预测个体成年后的社会情绪、认知和心理健康状况。社会技能水平较高的儿童在未来能够建立更积极的人际关系，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和更高的学业成就，且出现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的概率较低^［2］。相反，社会技能水平较低的儿童容易出现社会退缩或攻击性行为，个体在未来发展中更容易表现出情绪不稳、自我控制失调、人格问题及犯罪风险^［3］。

依恋理论认为，亲子关系质量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表明，亲密、信任等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可降低童年期的社会适应问题，也可正向预测成年后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4］；反之，亲子冲突和纠纷等低质量亲子关系则与儿童的社会合作、交往和独立性等社会适应能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5］。此外，执行功能作为调节和控制个体目标导向性行为的高级认知过程^［6］，被认为与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密切相关，例如研究发现，执行功能行为问题较多的儿童在社会感知、社会认知、社会动机、社会交流等社会技能方面的表现也较差^［7］。但是，一项系统性研究综述显示，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儿童积极的社会参与等高社会适应能力相关，且儿童早期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还能够预测其青春期的社会适应能力^［8］。

综上，亲子关系、执行功能、情绪调节可单独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技能，但它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共同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技能尚不明确。基于认知-情绪相互作用理论^［9-10］，研究者认为执行功能是情绪调节的重要认知机制，执行功能行为问题较多的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技能也较差^［11］。本研究拟借助一个1年追踪的调查研究探讨这4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基于认知-情绪相互作用理论，探讨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是否在亲子关系预测学龄前儿童社会技能的过程中发挥跨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照江苏省南京市各区2020年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将其划分为上、中和下3类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再从各类区域中随机抽取两所公办幼儿园招募调查对象。以自愿参与原则为前提，调查阶段一（2021年5-6月，T1）回收有效问卷645份，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77岁（SD=0.55）。1年后，对这645名儿童及家长进行追踪（调查阶段二，T2），回收有效问卷518份。追踪过程中，因转学、父母不愿继续参与调查、回收问卷的信息不完整或无效问卷剔除研究对象127名，被试流失率为19.69%。因此，最终样本群体在入组调查时（T1）的平均年龄为4.71岁（SD=0.53）。见表1。卡方检验和t检验的结果显示，最终样本和初始招募样本的有效参与者在性别［{\chi }^{\mathrm{2}}（1）=0.023，P=0.880］、年龄（t=1.887，P=0.061）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参与者不存在结构化流失。本研究已通过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核（2020KY⁃058），所有家长在每次填写问卷前均签署了线上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亲子关系调查问卷

采用Zhang等^［12］本土化的亲子关系量表（Piana编制）评估儿童T1时的亲子关系。由于依赖性维度的信度较低，故选用了亲密度和冲突性2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不能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计算总分时对冲突性维度进行反向计分，最后得分越高表明亲子关系质量越好。本研究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1.2.2　执行功能评定量表

采用执行功能评定量表（Isquith和Gioia编制）的中文版评估儿童T1时的执行功能^［13］。经不一致性和负评价这两个效度量表筛选后保留有效回收量表，选用抑制、转移、工作记忆3个分量表共35个条目的总分代表执行功能。该量表为3级评定，“从不”“有时”“经常”分别记作1、2、3分。该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执行功能行为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该量表的使用获得了美国心理评估资源公司（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Inc.）的授权。

1.2.3　情绪调节检核表

采用情绪调节检核表（Shields和Cicchetti编制）中文版评估儿童T2时的情绪调节水平^［14］。量表共包含24个条目，分为情绪失调/负性情绪和情绪调节两个维度，其中1个条目不在任一维度，故最终分析23个条目。量表为4级评定，“从不”“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记作1、2、3、4分。经反向计分后，该量表的总分越高代表情绪失调越严重。量表信效度较好，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1.2.4　社会技能评估系统

采用社会技能评估系统（家长版）评估儿童T1和T2时的社会技能^［15］，包含合作、主张、责任感、自我控制4个维度，共39个项目。该量表分为3级评定，“从不”“有时”“经常”分别记作0、1、2分，量表总分越高表明社会技能越好。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T1）、0.95（T2）。

1.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所有调查问卷及背景信息由儿童的父母在问卷星上进行填写。使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并基于Process 4.0插件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了验证。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本研究通过采取匿名测量、反向描述、测谎题等措施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有37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第1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1.78%，低于40%的临界标准^［16］，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级这两项人口学变量与结果变量社会技能（T2）的相关性均不显著（P>0.05），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不予控制。亲子关系、执行功能、情绪调节、社会技能4个变量的得分两两相关，由于执行功能评定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执行功能行为问题越严重、情绪调节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情绪失调越严重，故相关系数（-0.54~0.47）（P<0.001）支持后续假设进一步的检验。见表2。

2.3　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的跨时间链式中介作用

使用Process Model 6进行链式中介作用检验，控制了初始社会技能得分（T1）后，以亲子关系得分（T1）为自变量，执行功能得分（T1）和情绪调节得分（T2）为中介变量，社会技能得分（T2）为因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并进行分析。参数估计采用Bootstrap方法，设置抽取的样本量为5000，95%的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不包含0代表参数显著。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3）表明，模型1中亲子关系得分（T1）正向预测社会技能得分（T2）（β=0.12，P<0.01）；模型2中亲子关系得分（T1）负向预测执行功能得分（T2）（β=-0.40，P<0.001）；模型3中亲子关系得分（T1）负向预测情绪调节得分（T2）（β=-0.20，P<0.001），执行功能得分（T1）正向预测情绪调节得分（T2）（β=0.24，P<0.001）；模型4中，亲子关系得分（T1）对社会技能得分（T2）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05，P>0.05），说明亲子关系得分对社会技能得分的直接作用消失；执行功能得分（T1）对社会技能得分（T2）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3，P>0.05），情绪调节得分（T2）负向预测社会技能得分（T2）（β=-0.39，P<0.01）。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及各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

通过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表4），结果显示，通过执行功能得分（T1）、情绪调节得分（T2）的链式中介路径（路径3）95%CI为0.02~0.07，不包含0，表明亲子关系得分（T1）在社会技能得分（T2）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跨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路径3的效应值为0.05，占总间接效应的31.25%。另外，通过执行功能得分的路径1的95%CI为-0.02~0.06，包含0，表明路径1（通过执行功能得分的单独中介效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通过情绪调节得分的路径2的95%CI为0.03~0.12，不包含0，表明通过情绪调节得分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路径2的效应值为0.09，占总间接效应的56.25%。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质量越高，儿童的社会技能越好。亲子关系是个体出生后需要建立的第一种人际关系，其质量与个体未来的师幼关系^［17］、同伴关系^［18］、婚恋关系^［19］及工作关系^［20］等均密切相关。高质量的亲子关系是个体安全依恋形成的基础^［1］。在此关系中，母亲对孩子可能是温暖关爱、敏感响应的，孩子对父母的情感是亲密依赖、真诚坦率的。根据情绪社会化理论，父母的理解表达和沟通响应能够让孩子学习到更多的言语表达和社交技巧^［21］，孩子在和父母有效沟通，增进亲子关系的同时，提高了社会技能。反之，低质量的亲子关系可能会给个体带来逆反心理^［22］、网络成瘾^［23］等问题，也可能表现出不同严重程度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24-25］。根据依恋理论可知，在低质量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孩子可能是漠视、暴力、不公正的，孩子对父母的情感可能是排斥、有敌意、不愿分享和讨论的，因此孩子可能会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也可能出现社会退缩和适应问题，展示出较低的社会技能。

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在亲子关系预测儿童1年后社会技能的过程中发挥独立中介作用，这与情绪社会化理论^［21］假设一致。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可以为儿童构建更安全的心理环境，当儿童被父母接纳时，其自身的情绪表达（如喜悦、焦虑或愤怒）也更易被父母理解与接纳，这种双向的情感互动可以使儿童保持稳定积极的情绪状态，习得较好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技能，故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自我控制和责任感等。反之，当亲子关系质量较低时，儿童的情绪就越容易失调、越不稳定，在社会交往中更容易出现失控、愤怒、攻击性或破坏性行为，缺少社会交往、合作等适应性技能的发展基础，故社会技能水平可能较低。

与以往研究^［26］不一致的是，执行功能在该模型中并未发挥单独的中介作用，在与情绪调节同时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技能时，大部分预测作用通过情绪调节得分以链式中介效应的形式作用于儿童的社会技能得分，表明在加入情绪调节变量后，执行功能这一变量的角色发生转变，揭示了更复杂的认知-情绪共同作用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机制。跨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表明，亲子关系质量越高，儿童表现出的执行功能行为问题越少（即执行功能得分越低），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较低质量亲子关系与儿童较差的短时记忆/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延迟满足或执行功能整体结构相关^［27］结论一致。亲子关系质量越差，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程度或要求可能过高，可能会忽视孩子在发展中的主动性，丧失了“儿童本位”的立场，对于儿童表现出的“试错”呈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影响了儿童自信心的建立和主动探究的意愿，这些均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执行功能行为问题。其次，跨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支持执行功能行为问题和情绪失调的关联，执行功能行为问题越明显，孩子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越差，不利于儿童在出现情绪问题时及时控制情绪、重新评估情绪情境、合理分心等策略的运用，进而导致其应对各种社会事件的技能更弱^［28］。一旦儿童在计划、执行和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问题，他将会表现出情绪失控、脾气暴躁、自控能力较弱等情绪失调问题，甚至是抑郁、焦虑等情绪表现，进而导致其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自信、害怕陌生情境、不能合理运用人际交往的规则等较差的社会适应能力^［21］，这类儿童的内心处于矛盾和冲突中，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容易受阻受挫，更容易做出冲动行为和攻击性行为^［29］。相反，执行功能较好的儿童可能更能够积极应对消极事件，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应对策略，可能拥有更好的延迟满足能力，能够减少负面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在社会交往中的适应情况更好^［30］。亲子关系质量较高的儿童容易产生安全依恋，更乐于接受周围的世界，意志控制表现得越好^［9］，他们更擅长灵活进行思维转换，更好地抑制不当的行为^［31］，因此他们能够采用合适的情绪调节策略，能够迅速融入并积极地适应群体交往环境。

本研究采取匿名测量、反向描述、测谎题等措施控制预防共同方法偏差，虽然Harman单因子法未发现严重偏差，但未来可在研究中采用加入方法因子等更严谨的统计控制方法进行检验。从研究模型的路径来看，亲子关系质量可以直接影响社会技能，但当加入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两个中介变量后，这一直接效应消失，表明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是影响社会技能的重要变量。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冲突、缺少交流、教养不当的家庭可能会导致个体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经验，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能力较弱，进而导致社会性发展受阻。因此，可以尝试通过改善亲子关系来提升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技能，进而实现改善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Gresham FM, Elliott SN. The social skills rating system[DB]. Circle Pines, MN: American Guidance Service, 1990.

[2] 王美芳, 董振华. 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49(5): 123-126. DOI: 10.3969/j.issn.1001-5973.2004.05.028 .

[3] Kingery JN, Erdley CA, Scarpulla E. Developing Social Skills[M]//Nangle DW, Erdley CA, Schwartz-Mette RA. Social Skills Across the Life Span: Theory,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London: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2020: 25-45.

[4] Pianta RC, Harbers KL. Observing mother and child behavior in a problem-solving situation at school entry: relations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J]. J Sch Psychol, 1996, 34(3): 307-322. DOI: 10.1016/0022-4405(96)00017-9 .

[5] Luo L, Qiu 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a latent class analysis[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24, 163: 107716. DOI: 10.1016/j.childyouth.2024.107716 .

[6] Friedman NP, Miyake A. Unity and diversity of executive function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s a window on cognitive structure[J]. Cortex, 2017, 86: 186-204. PMCID: PMC5104682. DOI: 10.1016/j.cortex.2016.04.023 .

[7] Wang Q, Jia S, Cai Z, et al.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potential pathways to physical fitness[J]. Sci Rep, 2025, 15(1): 10367. PMCID: PMC11937234. DOI: 10.1038/s41598-025-94334-1 .

[8] Matchett EA, Ripple M, Militar M,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systematic review[J]. Int J Autism Relat Disabil, 2020, 2020(2): IJARD-138. DOI: 10.29011/2642-3227.000038 .

[9] Wolf S, McCoy DC. The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emotional skil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and numeracy during preschool: a cross-lagged longitudinal study[J]. Dev Sci, 2019, 22(4): e12800. DOI: 10.1111/desc.12800 .

[10] Liu Y, Fu Q, Fu X.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gnition and emotio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9, 54(22): 4102-4116. DOI: 10.1007/s11434-009-0632-2 .

[11] Jahromi LB, Stifter CA.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reschoolers' self-regulation and theory of mind[J]. Merrill Palmer Q, 2008, 54(1): 125-150.

[12] Zhang X. Chinese children's relationships with mother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nursery care: chang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later growth in social competence[J]. Infant Ment Health J, 2013, 34(1): 60-71.

[13] Isquith PK, Gioia GA.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preschool version[J]. Child Neuropsychol, 2003, 1(3): 131-134.

[14] Shields A, Cicchetti 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school-age childre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criterion Q-sort scale[J]. Dev Psychol, 1997, 33(6): 906-916. DOI: 10.1037//0012-1649.33.6.906 .

[15] 李燕, 贺婷婷, 俞凯, 等. 父母对孩子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及其与幼儿社会技能关系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10, 33(2): 452-455.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10.02.064 .

[16]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DOI: 10.3969/j.issn.1671-3710.2004.06.018 .

[17] Zhang X. Parent-child an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eschool experienc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competence[J]. Early Child Res Q, 2011, 26(2): 192-204. DOI: 10.1016/j.ecresq.2010.09.001 .

[18] Liu L, He X, Li C, et al. Link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o peer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parent-peer relationship spillover theory: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20, 116: 105200. DOI: 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00 .

[19] 赵金霞. 婚恋依恋、亲子依恋与儿童焦虑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2): 240-243.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3.02.012 .

[20] 张兴旭, 郭海英, 林丹华. 亲子、同伴、师生关系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4): 458-466. DOI: 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9.04.09 .

[21]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Spinrad TL.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J]. Psychol Inq, 1998, 9(4): 241-273. PMCID: PMC1513625. DOI: 10.1207/s15327965pli0904_1 .

[22] 蔡玉玉, 周正升, 张梦研, 等. 寄宿制学校初中生亲子关系与叛逆心理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 2022, 43(2): 229-233.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2.02.016 .

[23] Qi H, Kang Q, Bi C. How does the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ffect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Parents' distinctive influences[J]. Front Psychol, 2022, 13: 886168. PMCID: PMC9209756. DOI: 10.3389/fpsyg.2022.886168 .

[24] Lee SJ, Pace GT, Lee JY,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fathers' parental warmth and parenting stress to child behavior problems[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18, 91: 1-10. PMCID: PMC6818750. DOI: 10.1016/j.childyouth.2018.05.020 .

[25] 黄鹤, 王小英.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流动学前儿童问题行为: 家庭弹性与亲子关系的链式中介[J]. 心理科学, 2022, 45(2): 315-322.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220207 .

[26] 李燕, 朱晶晶, 贺婷婷. 母亲情绪调节与幼儿情绪理解能力: 母亲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6, 39(5): 1130-1136.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160517 .

[27] Diamond A. Executive functions[J]. Annu Rev Psychol, 2013, 64: 135-168. PMCID: PMC4084861. DOI: 10.1146/annurev-psych-113011-143750 .

[28] 谢庆斌, 孙娟娟, 余慧榕, 等. 母亲教养行为在幼儿气质对执行功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J]. 学前教育研究, 2021(8): 61-69. DOI: 10.3969/j.issn.1007-8169.2021.08.008 .

[29] Reyes NM, Factor R, Scarpa A. Emotion regulation, emotionality,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s: a link between social skills, behavior, and emotion problems in children with ASD and their peers[J]. Res Dev Disabil, 2020, 106: 103770. DOI: 10.1016/j.ridd.2020.103770 .

[30] Thompson RA.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J]. Educ Psychol Rev, 1991, 3(4): 269-307. DOI: 10.1007/BF01319934 .

[31]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J].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3): 281-291. DOI: 10.1017/s0048577201393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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