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man病是一种少见的淋巴组织慢性炎症性疾病,2018年入选国家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根据淋巴结受累的区域,Castleman病分为两型
[1-2]。单中心型:仅有同一淋巴结区域内一个或多个淋巴结受累,多无伴随症状,少数伴有淋巴结压迫症状、全身症状或合并副肿瘤天疱疮等疾病。多中心型:≥2个淋巴结区域受累(淋巴结短径≥1 cm),除淋巴结肿大外,还伴有发热、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贫血、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全身水肿、多浆膜腔积液等全身表现。多中心型Castleman病根据人类疱疹病毒8型(human herpes virus, HHV‑8)是否阳性分为HHV‑8阳性和阴性多中心型。HHV‑8阴性的多中心型Castleman病若只有淋巴结肿大而无全身炎症表现为无症状多中心型,伴随全身症状和/或脏器损伤表现则为特发性多中心型
[2]。本研究回顾性分析4例Castleman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文献,探讨该病的临床诊治要点,以提高儿科医师对该病(尤其是合并消化道溃疡病例)的认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2024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4例Castleman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中国Castleman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1年版)》,淋巴结病理检查是诊断Castleman病的金标准
[3]。本研究的4例均经病理确诊。根据病理特点分为透明血管型、浆细胞型及混合型Castleman病。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分重型和非重型,符合下列5条标准中≥2条则考虑为重型
[4]:(1)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2分;(2)估算肾小球滤过率<30 mL/min;(3)重度水肿和/或浆膜腔积液;(4)血红蛋白≤80 g/L;(5)肺部受累或伴气促的间质性肺炎。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25]第051B00号。资料收集和标本送检均获患儿家长知情同意。
1.2 临床资料收集
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特点、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内镜结果、治疗过程及转归。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及临床表现
例1,女,6岁9个月,因间断发热伴颜面苍白9 d,全身浮肿5 d入院,伴乏力,无咳嗽、腹泻、呕吐等症状,体格检查示急性病容,贫血貌,颈部及腋窝淋巴结肿大,腹膨隆,全身浮肿。
例2,女,12岁,因腹痛1个月入院,体重下降约5 kg,无发热、口腔溃疡、皮疹等表现。体格检查示腹软、平坦,脐周压痛,无反跳痛,肠鸣音正常,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
例3,男,10岁11个月,因间断发热25 d,咳嗽2 d入院,无体重下降或贫血等表现。
例4,女,9岁11个月,因胆总管囊肿术后复查腹部核磁共振发现纵隔肿物,无发热、咳嗽、胸闷等不适。4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见
表1。
2.2 检验检查资料
例1 血常规示WBC计数3.5×10
9/L,血红蛋白78 g/L,血小板计数16×10
9/L。经颈部淋巴结活检病理证实为透明血管型Castleman病。例2腹腔镜探查见末段回肠充血、肠壁水肿增厚,切除回盲部大小为3.0 cm×2.0 cm×1.0 cm的淋巴结,病理证实为混合型Castleman病(
图2A)。例3胸腔镜下切除纵隔淋巴结并活检,病理证实为透明血管型Castleman病和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例4 纵隔肿物经切除并活检,病理确诊为透明血管型Castleman病。4例的检验检查资料见
表2。
2.3 诊治经过及预后
例1确诊为重型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采用R‑CHOP方案化疗(第1、2、3、4周利妥昔单抗,第2周联合环磷酰胺、吡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复查血常规+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血生化、红细胞沉降率正常,病情缓解后出院。
例2确诊单中心型Castleman病。结肠镜检查示回盲部环形溃疡灶,回盲瓣变形(
图1B),内径为1.08 cm的内镜无法通过,回盲部黏膜病理呈轻度慢性炎(
图2B),结合病理未能明确诊断,腹腔镜检查并切除腹腔肿大淋巴结后腹痛无缓解,出院1周再住院。小肠镜示回盲部环壁3/4周弧形溃疡,回盲瓣狭窄(
图1C),内径为1.08 cm的内镜无法通过。回肠末端黏膜病理符合炎性肉芽组织及坏死物表现(
图2C),疑诊克罗恩病,给予高能量密度配方奶(1 kcal/mL)全肠内营养。4个月后仍间断腹痛,复查结肠镜示回盲瓣环壁2/3周弧形溃疡,边界较清楚,回盲瓣狭窄(
图1D),内径为1.08 cm的内镜无法通过,回盲部黏膜病理呈轻度慢性炎症(
图2D)。肠内营养效果欠佳,结合溃疡特点,疑诊白塞结肠炎,活动指数70分(中度活动),建议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家长拒绝后改用沙利度胺[1.5 mg/(kg·d)]治疗。3周后腹痛缓解,CRP正常。7个月后复查结肠镜示回盲瓣充血、狭窄(
图1E),未见糜烂、溃疡,回盲部黏膜病理呈轻度慢性炎症(
图2E),CRP、红细胞沉降率、IL-6均正常。
例3确诊单中心型Castleman病合并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手术切除纵隔淋巴结后按霍奇金淋巴瘤方案化疗6个月,复查胸部CT未见纵隔占位灶。
例4确诊为单中心型Castleman病。手术切除纵隔肿物后复查胸部CT,未见纵隔占位。
4例患儿随访6~30个月(
表1),其中1例后因联系不上而失访。随访期间,4例患儿病情均完全缓解,无复发。
3 讨论
Castleman病于1954年由Castleman等首次描述并命名,被确认为一种淋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疾病
[4]。儿童Castleman病中,淋巴结肿大最常见于颈部,其次为腹部、腋下和纵隔
[5]。本研究的4例中位于纵隔2例,颈部及腋下、腹膜后各1例,与文献报道
[5]相符。该病局部淋巴结肿大常无症状或仅引起咳嗽、呼吸困难、胸背痛等非特异性压迫症状
[6],本研究的4例临床表现各异,提示其具有高度异质性。
Castleman病常见伴发症有副肿瘤性天疱疮、非霍奇金淋巴瘤等
[7-8],但合并消化道表现病例较少,尤其合并消化道溃疡者罕见。1998年Burak等
[9]报道一例21岁男性患者,反复右下腹痛2年,结肠镜示末端回肠和回盲部溃疡,初诊克罗恩病,经泼尼松和5‑氨基水杨酸治疗后腹痛复发,复查结肠镜示回盲部溃疡,剖腹探查发现腹膜后淋巴结肿块,切除活检确诊浆细胞型-单中心型Castleman病,术后腹痛缓解。本研究病例2临床表现与之类似,初诊亦考虑克罗恩病,但切除腹腔肿大淋巴结后腹痛未缓解,复查肠镜仍见回盲部溃疡及回盲瓣狭窄,结合溃疡特点疑诊白塞结肠炎
[10],因家长拒绝生物制剂治疗,改用沙利度胺,治疗后腹痛缓解、溃疡愈合。2020年Aljubran等
[11]报道1例12岁男童确诊白塞氏病后经秋水仙碱和皮质类固醇治疗无效,出现严重腹痛,腹部CT示右肾上方肿块,结肠镜示结肠炎,切除肿块活检确诊单中心型Castleman病,术后仍有腹痛和生殖器溃疡,改用甲泼尼龙和硫唑嘌呤后症状改善。上述研究提示Castleman病合并肠道溃疡或炎症时,若药物治疗效果欠佳,切除腹部肿大淋巴结后症状缓解,溃疡可能是该病罕见表现,推测与Castleman病本身或伴随的免疫反应相关。若切除后症状未缓解,则可能合并其他疾病,故病例2考虑Castleman病合并白塞结肠炎。
Castleman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与病毒感染、细胞因子异常、血管内皮增生及细胞克隆性增殖等相关。IL‑6是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发病的核心细胞因子,阻断其信号级联反应可缓解部分患者的全身性炎症症状
[12]。部分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增高,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进淋巴细胞增殖,推动疾病进展
[13]。IL‑1、IL‑10、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CXCL13等异常表达也参与Castleman病的进展
[12-14]。本研究有2例IL‑6升高,其中病例2使用沙利度胺后回盲部溃疡愈合,推测促炎因子过度分泌可能加剧消化道黏膜屏障破损形成溃疡,但需进一步临床研究验证。
Castleman病的治疗需全面评估病情,排除恶性肿瘤和风湿免疫性疾病。可完整切除病灶的单中心型Castleman病患者,无论是否伴有高炎症状态或全身症状,首选外科手术。本研究2例单中心型患者术后随访7~30个月无复发,疗效与文献
[15]一致,预后良好。重型特发性多中心型的治疗暂无标准方案
[3]。指南推荐利妥昔单抗作为HIV阴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的一线疗法
[4]。单抗应用前,多采用激素或联合其他细胞毒药物方案,病变较广泛或伴明显全身症状时采用CHOP(环磷酰胺+吡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等恶性淋巴瘤方案,约半数患者获持久缓解
[15-16]。本研究病例1使用利妥昔单抗耗竭浆细胞联合CHOP方案化疗,1个月后病情完全缓解,随访6个月无复发。研究表明,多中心型Castleman病整体预后良好
[15],5年生存率达70.2%
[17],部分达100%
[5],但需大样本数据验证,尤其是重症特发性多中心型的疗效。沙利度胺抗炎作用明确,单中心型患者合并高炎症状态,可用TCP方案(沙利度胺、环磷酰胺、泼尼松)或司妥昔单抗联合激素治疗
[15]。本研究病例2为单中心型,合并血清IL‑6增高及回盲部孤立性大溃疡而疑诊白塞结肠炎,家长拒绝生物制剂,单用沙利度胺治疗7个月后病情缓解。单中心型Castlemen病合并消化道溃疡病例罕有报道,治疗方案需更多数据做参考。
Castleman病症状多样且无特异性,儿童合并消化道溃疡易因腹痛被误诊为克罗恩病或其他免疫性疾病,淋巴结肿大诊断不明者需活检,根据切除腹部肿大淋巴结后症状是否缓解区分消化道溃疡的性质。Castleman病整体预后良好,目前多为个案报告,本研究仅纳入4例患儿,存在局限性。Castleman病的发病机制、合并消化道溃疡的诊治,以及重型特发性多中心型的最佳治疗方案仍需多中心、大规模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