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是治疗儿童血液系统各种良恶性疾病的重要手段。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感染在儿童中普遍存在,其在免疫功能正常的儿童中表现为潜伏感染,然而allo‑HSCT预处理化疗及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预防会显著抑制患者的免疫功能,导致EBV再活化并上调病毒抗原表达
[1-2]。这些EBV编码的抗原具有诱导淋巴细胞异常增殖和致肿瘤效应,可导致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PTLD)
[3]。PTLD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临床表现多样,病情进展迅速,总体病死率高,其确诊依赖有创的组织病理学检查,但部分患者因无法获取活检标本导致诊治延误进而影响预后
[4]。血浆EBV‑DNA监测作为一种几乎无创性的检测手段,在PTLD的诊断中显示出潜在价值,有研究证实PTLD的发生与外周血中EBV‑DNA载量升高有关,且病毒载量越高,发生PTLD的风险越大
[5-6],但此类研究在儿童群体中较少。因此,本研究回顾分析allo‑HSCT后合并血浆EBV‑DNA阳性患儿的临床资料,为PTLD患儿的早期诊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2016年1月—2023年12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行allo‑HSCT同时合并移植后血浆EBV‑DNA阳性的429例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诊断明确,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移植前检测血浆EBV‑DNA阳性,经规律治疗后未能转阴;(2)出院后未按规定时间随访;(3)放弃治疗出院。本研究通过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2021102),并获得患儿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1.2 临床资料收集
根据疾病类型选择预处理方案,根据移植供者类型及干细胞来源选择GVHD的预防方案。根据患儿是否有PTLD分为PTLD组和非PTLD组。(1)收集移植相关资料:患儿年龄、性别、移植原发病、移植前脾切除、移植前半年内是否使用利妥昔单抗、干细胞来源、移植供者类型、是否使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 ATG)、ATG剂量、是否使用后置环磷酰胺、三系植入时间、移植后并发症如植入失败、急性GVHD及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CMV)感染情况。(2)收集PTLD相关资料:血浆EBV‑DNA峰值载量、血浆EBV‑DNA阳性持续时间、PTLD患儿的临床症状及出现症状的时间、PTLD明确诊断时间、诊断方法(临床诊断或病理诊断)、PTLD病理结果、PTLD患儿开始接受治疗的时间、PTLD治疗方案、患儿预后情况。
1.3 移植后血浆EBV‑DNA的监测和处理
本研究应用LightCycier480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仪器检测血浆EBV‑DNA载量,血浆EBV‑DNA>4.00×102 拷贝/mL为阳性。Allo‑HSCT后3个月内每周检测1次,3个月后每2周检测1次,至移植后6个月。若监测到血浆EBV‑DNA阳性,则增加监测频率为每周2~3次,直至血浆EBV‑DNA转阴。对于移植后血浆EBV‑DNA阳性且无临床症状者,根据患儿移植后状态予以减低剂量的免疫抑制剂、丙种球蛋白及临床观察。对于血浆EBV‑DNA载量逐渐升高且出现临床症状者,应积极进行利妥昔单抗治疗。
1.4 PTLD的诊断与治疗
PTLD的诊断参考《造血干细胞移植后EB病毒相关淋巴增殖性疾病中国专家共识(2022年版)》
[7],其诊断分为临床诊断及病理诊断。临床诊断标准:具有发热、肝大、脾大、淋巴结肿大或其他脏器病变等临床表现和外周血中EBV‑DNA阳性,但不能获得病理结果,且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相关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存在上述临床表现且组织活检结果提示原有组织细胞结构被增生的淋巴组织破坏,并检测到EBV编码的核酸或蛋白或组织细胞结构具有PTLD特征。PTLD病理学分型包括非破坏性PTLD、多形性PTLD、单形性PTLD及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PTLD
[7-8]。对于PTLD患儿,根据患儿病情予减低剂量的免疫抑制剂、利妥昔单抗、EBV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 cell, CTL)、手术、化疗等治疗。
1.5 随访及相关定义
采用电话、医院登记系统等方式对患儿进行随访。随访至2024年12月31日。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析评估血浆EBV‑DNA载量及EBV血症持续时间对PTLD的诊断效能,并寻找其诊断PTLD的最佳临界点。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率并绘制生存曲线。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临床资料
2016年1月—2023年12月我院进行allo‑HSCT治疗的患儿1 236例,其中移植后血浆EBV‑DNA阳性的429例患儿(34.7%)纳入研究。纳入的患儿中,男性272例(63.4%),女性157例(36.6%),中位年龄6.8岁(范围0.4~17.9岁)。进一步将患儿分为PTLD组(53例,12.4%)和非PTLD组(376例,87.6%)。两组在年龄、性别、移植原发病、是否脾切除、移植前半年利妥昔单抗使用情况、干细胞来源、移植供者类型、ATG使用情况、后置环磷酰胺使用情况、三系植入时间、是否植入失败、发生急性GVHD情况、移植后是否合并CMV感染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2.2 PTLD患儿的临床及病理特征
53例PTLD患儿出现临床症状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74.0(44.0,136.5)d。PTLD患儿的临床症状包括全身症状及局部症状,其中45例出现淋巴结肿大,多数为颈部、锁骨上、腋窝等浅表淋巴结肿大;29例出现经广谱抗感染治疗无效的发热;21例出现咽痛、扁桃体肿大;14例出现鼻塞、打鼾等腺样体增生表现;3例出现腹痛;1例出现食管溃疡并狭窄;1例出现肺部肿块。
图1展示的是食管PTLD及肺部PTLD的相关检查。
PTLD诊断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85.0(58.5,150.0)d,其中33例(62%)为病理诊断,病理诊断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74.0(51.5,145.3)d;20例(38%)为临床诊断,临床诊断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91(61,150)d。33例病理诊断的PTLD中,14例为非破坏性PTLD,14例为多形性PTLD,5例为单形性PTLD。免疫组化结果显示,30例PTLD患儿CD20阳性,3例PTLD患儿CD20阴性。病理组织均使用EBER原位杂交技术检测,除2例非破坏性PTLD患儿EBER阴性外,其余均为阳性。
2.3 血浆EBV‑DNA负荷与PTLD发生的关系
PTLD组患儿的中位血浆EBV‑DNA峰值载量为5 510(2 440,13 250)拷贝/mL,EBV血症中位持续时间为21.0(17.0,36.5)d。非PTLD组患儿的中位血浆EBV‑DNA峰值载量为1 140(558,2 985)拷贝/mL,EBV血症中位持续时间为7.0(5.0,12.0)d。非参数分析显示,两组间血浆EBV‑DNA峰值载量及EBV血症持续时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进一步对不同血浆EBV‑DNA载量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随着血浆EBV‑DNA载量的升高,PTLD发生率逐渐增加(
P<0.001)(
表2)。
构建ROC曲线评估血浆EBV‑DNA载量及EBV血症持续时间对PTLD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AUC分别为0.792、0.910(
P<0.001)。通过计算约登指数寻找最佳诊断阈值,当血浆EBV‑DNA载量为2 250 拷贝/mL、EBV血症持续12.5 d时,约登指数最大。见
表3、
图2。
2.4 PTLD的治疗与预后
PTLD患儿的治疗包括减低剂量免疫抑制剂、利妥昔单抗、EBV‑CTL、化疗及手术治疗。53例患儿根据移植后状态接受不同程度的减低剂量免疫抑制剂,32例仅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2例仅接受EBV‑CTL治疗,2例仅接受化疗,4例接受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6例接受利妥昔单抗联合EBV‑CTL治疗,6例接受利妥昔单抗、EBV‑CTL联合化疗,1例接受利妥昔单抗、EBV‑CTL、化疗联合手术治疗。所有患儿中有34例(64%)接受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其余19例(36%)在确诊后给予治疗。全部PTLD患儿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3个月(范围:18~49个月),其中共有3例患儿死亡,2年OS率为94.3%。接受抢先治疗的患儿中有1例死于严重感染,2年OS率为97.1%;确诊后治疗的患儿中有2例死于严重感染,2年OS率为89.5%。但抢先治疗与确诊后治疗的患儿间的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4)。存活的50例患儿中均无PTLD复发。
3 讨论
PTLD是一组异质性淋巴系统增殖性疾病,是导致allo‑HSCT失败的重要原因。据报道,allo‑HSCT后合并EBV血症的患者中PTLD的发生率为10%~34.6%
[6,9-10]。本中心429例患儿共有53例(12.4%)发展为PTLD,与上述结果
[6,9-10]相近。PTLD患儿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典型表现为发热和局灶性或全身性淋巴结肿大,亦可出现相对少见的胃肠道、肺部、肝脏、中枢神经系统等结外器官受累表现
[11-12]。本研究PTLD患儿中相对少见的临床表现有食管溃疡及肺部病变,经病理活检后均证实为PTLD,经积极治疗后预后良好,均长期存活。对于临床表现典型但经治疗未见明显好转的病例,需与结核、继发性肿瘤等疾病进一步鉴别
[13]。
本研究53例PTLD患儿中33例为病理诊断,20例为临床诊断,病理诊断比例为62%,高于其他研究报道
[9,14-15],但仍有38%的患儿因获取活检组织标本困难,而有延误诊治的风险。外周血EBV‑DNA检测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测手段,在PTLD的诊断中显示出重要价值。既往研究证实移植后EBV活化是PTLD发生的高危因素,且随着EBV‑DNA载量的升高,PTLD发生率逐渐升高,动态监测EBV‑DNA载量持续升高可预测PTLD的发生
[6,16]。有研究提出将高EBV‑DNA载量作为诊断PTLD的标志物
[17],但目前尚无公认的EBV‑DNA阈值。牛燕燕等
[18]研究发现,全血EBV‑DNA载量达到1.19×10
6 拷贝/mL时对PTLD有诊断意义,AUC为0.77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00和0.768。Zhou等
[5]研究发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EBV‑DNA载量为7.3×10
4 拷贝/10
6个细胞时对PTLD有诊断意义,AUC为0.840,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50和0.712。目前,临床实践中常被用于检测EBV‑DNA载量的标本类型包括血浆、全血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研究发现,在监测PTLD患者的EBV‑DNA载量变化及追踪疗效反应方面,采用血浆样本比其他样本更为准确
[19]。本研究选取血浆样本进行EBV‑DNA监测。当血浆EBV‑DNA载量为2 250 拷贝/mL时,预测PTLD的约登指数越大(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11、0.699)。同时本研究证实EBV血症持续时间对PTLD同样具有诊断意义,当截断值为12.5 d时,约登指数越大(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68、0.870)。同时满足EBV‑DNA载量阈值和EBV血症持续时间或仅满足二者之一均对PTLD有诊断意义,该结果与陈静等
[9]在成人PTLD中的研究结果相近。
在目前PTLD的治疗中,仍以抢先治疗及确诊后治疗为主。抢先治疗是指对存在PTLD高危因素的患者,在移植后出现EBV‑DNA血症但无明显临床表现时给予治疗。既往研究显示,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可提高PTLD患者的OS率
[20]。但有研究指出,利妥昔单抗可能增加allo‑HSCT后致死性感染的风险及总病死率
[21]。本中心接受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的PTLD患儿2年OS率高于未接受抢先治疗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临床中并未观察到与利妥昔单抗治疗明确相关的致死性感染的发生。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未显著改善PTLD患儿的OS率可能与样本量较小及随访时间较短有关,后续将继续对PTLD患儿进行随访,并设计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探究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对PTLD患儿OS率的影响。
尽管既往研究已证实移植后EBV活化是PTLD发生的高危因素
[16],但只有部分移植后EBV血症患者会发展为PTLD,且不同研究间EBV‑DNA检测标本、检测方法间存在差异,故尚无统一的给予抢先治疗的EBV‑DNA推荐阈值
[7]。有研究推荐将血浆EBV‑DNA载量4×10
3 拷贝/mL、全血EBV‑DNA载量4×10
4 拷贝/mL、1×10
3 拷贝/10
6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作为给予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的阈值
[9,22-23]。本研究中血浆EBV‑DNA载量在1×10
3~5×10
3 拷贝/mL时PTLD的发生率为12.3%,与12.4%的整体PTLD发生率基本一致,高于此水平时PTLD发生率明显升高,结合ROC分析结果,可考虑将血浆EBV‑DNA载量为2×10
3~5×10
3 拷贝/mL作为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的阈值。
PTLD的发生与移植后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及EBV的致瘤效应密切相关,其病情通常进展迅速,总体病死率高。Marjańska等
[24]报道的以血液系统恶性疾病为主的276例allo‑HSCT患儿中共有24例发生PTLD,其中病理诊断5例,1例为多形性、3例为单形性PTLD、1例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型PTLD。24例PTLD患儿中死亡16例,其中7例死于PTLD本身,9例死于其他移植并发症及原发病进展,2年OS为33.3%。Jia等
[25]报道的以良性疾病为主的309例allo‑HSCT患儿中,共有12例发生PTLD,其中1例为病理诊断,其余均为临床诊断。12例PTLD患儿中有1例接受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共有4例患儿死亡,2年OS率为66.7%。既往研究提示病理类型为早期病变,如非破坏性、多形性PTLD的患儿,其OS率明显优于单形性及霍奇金淋巴瘤样PTLD
[26]。本中心对移植后出现血浆EBV‑DNA阳性的患儿采取增加监测频率的措施,并根据患儿病情予以减低剂量的免疫抑制剂。如减量免疫抑制剂后血浆EBV‑DNA载量仍持续升高,则启动利妥昔单抗治疗,同时送检EBV感染淋巴细胞亚群,并评估患儿是否具备淋巴结活检条件。对适宜的患儿积极行淋巴结活检,并根据病理结果及EBV感染淋巴细胞亚群相应地予以利妥昔单抗、EBV‑CTL、化疗、手术等治疗。本中心53例PTLD患儿中有34例(64%)接受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33例病理诊断的PTLD中有28例(85%)为早期病变(非破坏性、多形性PTLD),全部53例PTLD患儿2年OS率为94.3%,高于既往文献
[25-26]报道,这可能与本中心抢先治疗比例高、病例类型以早期病变为主有关,同时也可能与不同中心间移植原发病存在差异有关。
综上所述,PTLD严重影响患儿预后,动态监测移植后EBV‑DNA载量及EBV血症持续时间对预测PTLD的发生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尽早开展抢先治疗。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存在选择偏倚,且采用特定仪器及试剂检测EBV‑DNA载量,其他单位可结合检测EBV‑DNA载量的具体情况谨慎参考本研究结果。未来仍需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验证血浆EBV‑DNA载量及EBV血症持续时间对PTLD的预测价值,同时PTLD抢先治疗的血浆EBV‑DNA阈值也需进一步验证。
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SZSM20221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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