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呈快速上升趋势
[1]。超重/肥胖不仅与高血压、糖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等早期代谢异常密切相关,还可能对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质量及学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
生活质量是评估儿童身心与社会功能健康结局的重要客观指标。研究表明,超重/肥胖与儿童生活质量存在复杂的双向关联:一方面,超重/肥胖可通过体形压力、同伴排斥及活动受限等途径降低生活质量
[3];另一方面,儿童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感知也可能反向影响其健康行为与学业投入
[4]。个体的体形认知能力在青春期前已开始发展,并与自尊、情绪和行为适应能力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超重/肥胖儿童往往面临更高的身体不满和体形焦虑的风险,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可能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
[5],并在同伴交往中产生社交焦虑症状
[6]。关于学业成绩的研究表明,超重/肥胖可能通过身体活动受限、体能下降、社会污名化以及自我形象满意度降低等多种机制,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投入及学业成绩
[7]。
近年来,中介效应分析已广泛应用于探讨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
[8]。纵向研究发现,幼儿肥胖会通过教师对其非认知能力的负面评估,间接影响幼儿后续的学业成绩
[9],亦有研究发现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会通过损害抑制控制进而影响学业成绩,且社会支持能有效缓解这一负向效应
[10]。Bell等
[11]利用中介分析表明,久坐行为、含糖饮料摄入以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共同介导了学校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系。尽管国内已有不少关于儿童超重/肥胖的研究,但多局限于其与心理认知的关系或对非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小学三至五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收集体格指标、体测成绩、学业成绩、主观的生活质量评价与体形满意度数据,旨在探讨超重/肥胖对学龄期儿童生活质量、体形满意度及学业成绩的具体影响,并分析BMI影响学业成绩的作用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24年9月—2025年1月进行。选取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某小学三至五年级在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在校就读,且知情同意参与研究;身心状况稳定,能够完成各项测试和问卷。排除标准:存在严重疾病或残疾,无法安全完成体能测试;问卷填写不完整、逻辑混乱或不符合有效性要求。共纳入小学生428名,其中三年级学生160名,四年级学生120名,五年级学生148名。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剔除填写完整度低于80%或存在明显作答模式偏差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80份。本研究经山东省妇幼保健院科研伦理委员会批准(2025-072)。
1.2 生活质量评价
2025年1月采用通用舒适状况量表(General Comfort Questionnaire)
[12]进行评估。儿童首先完成25项关于其自我感知形象的问题。随后,以“最希望成为的儿童”为参照,对相同条目进行第2轮作答。每项问题的评分范围为1~5分。生活质量通过计算每项问题在2轮作答中的得分差值进行评估。累计所有项目的得分差值,最终总分越接近于0,表示生活质量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人群中的Cronbach's
α为0.90,经Spearman‑Brown校正的折半信度为0.92,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3 体形满意度
2025年1月采用Ma体形图
[13]进行体形满意度评估。该图包含分性别的7类标准体形。为避免儿童在选择时的倾向性,调查时将编码的顺序随机打乱。每个体形对应一个编码,并从1~7依次赋予体形分值,其中1代表最瘦体形,7代表最胖体形,以此评估儿童的自我体形认知、期望体形。体形不满程度是通过计算自我体形认知与期望体形的得分之差得出。该差值范围为-6~+6。差值为0表示体形满意,正值代表期望变胖,负值代表期望变瘦。其绝对值越大,反映个体对自身体形的不满程度越高。
1.4 学业成绩与体测成绩
收集学生2025年1月期末考试的文化课成绩作为学业成绩指标。文化课共11科,各科成绩A、B、C、D分别赋分4、3、2、1分,总分为44分。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
[14]中的具体规定,学生的体测成绩由100分的标准分和最高20分的附加分构成。其中,标准分根据各项指标的得分及其权重综合计算得出。三、四年级学生体测成绩项目及权重分别为:BMI权重15%、肺活量权重15%、50 m跑权重20%、坐位体前屈权重20%、1 min跳绳权重20%、1 min仰卧起坐权重10%。五年级学生体测成绩项目及权重分别为:BMI权重15%、肺活量权重15%、50 m跑权重20%、坐位体前屈权重10%、1 min跳绳权重10%、1 min仰卧起坐权重20%、50 m×8往返跑权重10%。最高20分的附加分主要依据学生的1 min跳绳实测成绩来确定。各项指标的具体得分将严格按照健康标准
[14]中附表所列的评分标准进行折算。为消除BMI得分对体测总分的干扰,本研究剔除了体测中BMI对应的分数,并按剩余项目的权重重新折算总分,将其作为最终体测成绩。
1.5 体格测量与BMI分组
2024年9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采用已校准的机械式身高测量仪(BYHJ02机械型身高尺,中国贝雅电子有限公司)、电子体重秤(KF‑1638‑2体重秤,中国凯丰集团有限公司)测量身高、体重。计算BMI[BMI=体重(kg)/身高(m)²],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
[14]中的BMI单项评分表,结合不同性别和年级对应的单项指标评分表(详见标准
[14]附表)中学生BMI所处的范围区间,将受试学生分为消瘦组、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R 4.5.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P25,P75)]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调整的Dunn's检验,并采用Hodges‑Lehmann估计法计算中位数偏差值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以定量评估各组较正常组的偏差程度。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等级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非参数自助抽样法进行中介分析,通过1 000次重复抽样,分析体测成绩与生活质量在BMI影响学业成绩中的中介机制。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儿童基本情况
共纳入有效样本380名,其中男性184名(48.4%),女性196名(51.6%)。共检出超重、肥胖儿童133名(35.0%)。消瘦组、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在性别、身高、体重、BMI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
表1。肥胖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8.60,
P=0.003),正常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6.59,
P=0.010);消瘦组和超重组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2 不同组别儿童生活质量、学业成绩及体测成绩比较
消瘦组、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儿童在生活质量、学业成绩、体测成绩、体形满意度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1。以正常组为参照,超重组、肥胖组生活质量得分中位数偏差显著为正(偏差分别为3.17、4.00,
P=0.006、0.005),提示超重组、肥胖组儿童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仅肥胖组学业成绩中位数偏差显著为负(偏差为-2.00,
P<0.001);超重组和肥胖组体测成绩中位数偏差显著为负(偏差分别为-4.23、-10.83,
P=0.045、
P<0.001),其中肥胖组的负向偏差程度最大,且其95%
CI(-13.71~-7.89)与超重组95%
CI(-7.17~-1.30)无重叠,提示肥胖儿童的体能受损程度最为严重。见
图1。
2.3 不同组别儿童的体形满意度特征
正常组女性的得分更偏向负值(
P<0.05);超重和肥胖组女性的体形不满意度也高于男性(
P<0.05),见
表2。男性和女性对自身体形的满意度与体重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分别
rs =-0.656、-0.628,
P<0.001),见
图2。
2.4 超重/肥胖影响学业成绩的路径与中介机制验证
采用非参数自助抽样法进行BMI影响学业成绩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
图3。BMI对学业成绩的总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β=-0.103,
P=0.020),表明BMI升高与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由于体测成绩、生活质量也与BMI显著相关,故本研究将二者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分析BMI影响学业成绩的路径。结果显示,以体测成绩为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
β=-0.098,
P<0.001),而排除体测成绩的影响后BMI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β=-0.004,
P=0.972)。间接效应显著,且控制中介变量后BMI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体测成绩在BMI与学业成绩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95.7%,提示BMI升高对学业成绩的负向作用,95.7%通过降低体能水平的生理路径实现。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BMI通过生活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
β=0.008,
P=0.388),排除生活质量的影响后BMI对学业成绩的效应仍保持在显著水平(
β=-0.111,
P=0.012),表明生活质量在BMI与学业成绩之间并未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超重/肥胖对学龄期儿童生活质量、体形认知及学业成绩的影响,并揭示超重/肥胖对学业成绩影响的中介机制。本研究中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达35.0%,与近年来我国儿童肥胖率持续上升的趋势
[15]一致,且在肥胖组中男生占比显著高于女生,提示男生是该年龄段肥胖防控的重点人群。肥胖组中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男生更偏好高脂高钠饮食与含糖饮料
[16],日常静态屏幕时长更长、中高强度运动不足
[17];同时社会对男生肥胖包容度更高,家庭与学校早期体重干预主动性不足。
本研究显示,儿童体重一旦超过正常范围,其生活质量即显著下降。这表明“超重”标签本身即可引发负面自我评价与社交障碍,校园体重污名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在体重突破正常范围时尤为突出。在学业方面,正常体重儿童的学业表现优于肥胖儿童。肥胖对学业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肥胖儿童常伴有睡眠问题,影响课堂注意力
[18];过量脂肪组织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损伤脑功能,降低工作记忆和信息处理速度
[19];此外,超重/肥胖引发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削弱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体形满意度随着BMI增加呈下降趋势,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女生的减重意愿较男生更为强烈,且在正常组中表现出明显的“女求纤细、男求强壮”的审美分化。这种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偏好的影响,即社会的审美偏好往往使女生以瘦为美、对体形更为敏感,而男生则更偏好强壮的体态
[20]。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
[21],而这一差异也提示我们,超重和肥胖不仅关乎学生的身体发育,还可能让他们面临更多的心理健康风险与社会交往问题
[22]。因此,在进行健康教育时应采取差异化策略。
本研究证实,体测成绩在BMI与学业成绩间起重要的中介作用,是肥胖影响学业的关键机制。有研究表明,肥胖可通过降低心肺功能,间接导致海马、前额叶皮质等与记忆和执行功能相关的脑结构发育欠佳,使儿童在学习效率上处于劣势
[23];同时,肥胖儿童奖赏相关脑区过度激活而决策脑区激活不足的“失衡”状态不利于自我调节
[24]。此外,体能不足引发的挫败感会降低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
[25]。鉴于运动能有效促进儿童的智力与认知灵活性
[26],教育实践应重视为超重/肥胖学生设计个体化的体能提升计划。相较之下,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并未达到显著水平,可能是因为学龄期儿童的学业成绩仍更直接地取决于课堂学习投入、家庭辅导、认知能力等主导因素
[27],生活质量下降带来的负面情绪尚未严重波及学业。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无法直接推断变量间的因果时序关系。第二,研究样本聚焦于济南市部分小学生,虽能有效反映该地区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的流行特征及作用机制,但在地域、家庭背景等维度上存在代表性局限。第三,本研究未能收集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等可能影响儿童生活质量和学业成绩的潜在混杂因素,这可能对结果的解释带来一定限制。
综上所述,超重/肥胖不仅影响学龄期儿童的体形认知与生活质量,还通过损害体能表现间接影响其学业成绩。未来研究可优化研究设计,纳入平时成绩、学习投入等多元化的学业表现指标,补充家庭、社会层面混杂变量,为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提供更具针对性、更严谨的实证依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500156)
国家卫生健康委慢病管理课题(GWJJMB202510024124)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中心妇幼健康研究项目(2025FYH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