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缅甸侧中部镇域武装冲突强度分异研究

Study on the Intensity Differenti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in the Towns of the Central Region in Myanmar Side of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摘要

针对中缅边境缅甸侧武装冲突持续加剧问题，引入核密度与格网分析等方法构建武装冲突强度指数模型，从微观尺度对地处其中部的7个镇域2011—2024年间武装冲突分异态势进行研究。发现：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和烈度均较高且整体上升，高与较高值区呈“钳状”围绕中国德宏州布局；随时间演进，武装冲突强度先升后降整体显著提升，镇域尺度上，武装冲突强度重心向西北偏移，格网尺度上，以低武装冲突强度单元为主但占比下降，主要分布区由掸、克钦二邦交界处向北部和东部蔓延；不同研究时段间武装冲突强度差异显著，“民盟阶段”较平缓而“政变阶段”最剧烈；研究区武装冲突的发生和变动给与其接壤的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带来安全、发展和治安等多重影响。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ntinuous escal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on the Myanmar side of China-Myanmar border,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and grid analysis are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an armed conflicts intensity index model.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in seven town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from 2011 to 2024 is analyzed at the micro scale. It is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armed conflicts are both high and overall increasing, with high and higher value areas forming a“pincer”pattern around Dehong Prefecture in China.With time going on, the intensity of armed conflicts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township scale,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armed conflicts intensity shifts northwestward. On the grid scale, low armed conflicts intensity units are the main ones but their proportion decreases.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 spreads from the border of Shan and Kachin states to the north and east.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sity of arme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periods, with the“Democratic League”stage being relatively gentle and the“Coup”stage being the most intense.The occurrence and changes of armed conflicts in the research area have brought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public order i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of China adjacent to i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武装冲突 / 频数 / 烈度 / 强度 / 中缅边境缅甸侧

Key words

armed conflicts / frequency / severity / intensity / Myanmar side of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武装冲突是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暴力互动，旨在通过使用各种武器对对方造成伤害，以实现其议程、理念和政治目的的统一组织，可对区域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态本底产生直接且显著影响^[1-2]。当前，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仍面临着大量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突发事件，地区恐怖主义、资源争端、气候变化及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依旧持续蔓延，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持续加剧^[3]。

作为政治学与地理学传统研究热点，学者已围绕武装冲突展开广泛研究，主要议题包括测度武装冲突演变趋势、甄别武装冲突外部影响及剖析武装冲突发生机制等。在武装冲突演变态势方面，学者将“尺度”与“演变”相结合，基于时序描述分析法和空间可视化技术对全球^[4]、大洲^[5]、国家与地区^[6-7]等不同空间尺度上武装冲突的演变态势进行分析；在武装冲突外部影响方面，学者借助实地调研、问卷访谈、影像解译及统计测度等手段分析武装冲突对南苏丹、也门及乌克兰东部等国家和地区安全态势^[8]、教育水平^[9]、社会经济发展^[10]、能源结构^[11]及居民健康^[12]的直接与潜在影响；在武装冲突发生机制方面，学者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武装冲突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作了探讨，发现自然本底与气候变化、民族矛盾和文化差异、社会秩序混乱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外政治的非对称结构及国际贸易机制等对武装冲突的发生演变有重要影响^[13-17]。已有研究为本文分析提供了视角、理论与算法等方面指导，但侧重对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变化研究，对其烈度演变及强度分异关注不足；计量统计模型和空间分析软件已被应用到武装冲突研究之中，对将二者相结合的复合研究方法需求提升；尽管学者已尝试对格网尺度上的武装冲突态势进行探究，但仍以宏观尺度（大洲、国家、地区等）分析为主，在微观层面上的分析不足且缺乏对热点、敏感地区的专题研究。

中缅边境缅甸侧地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交汇处，中缅油气管道、中缅国际铁路及“中—缅—印”陆上通道均贯穿其中，是典型的“敏感区”、“问题区”和“关键区”，治权破碎特征突出。长期以来，学者对该区的讨论与定位以“多国边缘地带”为主，研究聚焦于地缘环境和地缘战略、民族族源和族群关系、中国在缅投资和缅甸排华思潮及非传统安全问题^[18-22]，近年来，随缅甸政局持续动荡与“民地武”活动日趋频繁，学者对其武装冲突态势关注提升，但缺乏对自2021年2月缅甸发生政变以来的持续追踪^[23-24]。结合已有研究可知，中缅边境缅甸侧已成为缅甸武装冲突发生的重灾区之一，实地调研发现，作为缅甸基础行政单元，镇域已成为武装冲突发生的前沿地带。鉴于此，本文从微观尺度选取代表性镇域，构建武装冲突强度指数模型并运用核密度及格网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区武装冲突强度分异态势及对中国毗邻地域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西南边境安全防控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模型选取

1.1 研究区域

在缅甸与中国长达2 185 km的国界线上，分布着掸与克钦两邦并与中国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相邻。参照缅甸行政区划等级与特点，本文的中缅边境缅甸侧地域主要指掸与克钦两邦与中国直接接壤的19个镇级行政单元，面积为6.01万km²，地形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分布着掸族、克钦族、缅族、佤族等近20个民族，如图1所示。

该区内部政治局势动荡、武装冲突横行，缅甸政府军、民盟保卫军及多支“民地武”在此相互博弈，是非法移民、电信诈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滋生区”。同时，地缘区位独特，与中国陆路相通，口岸与通道众多，对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显著影响。

作为本文研究区，中缅边境缅甸侧中部镇域指地处掸与克钦两邦交界处的韦茂、莫茂、曼西、南坎、木姐、贡江及滚弄7镇，呈“C”状围绕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且紧邻中国猴桥、章凤、瑞丽、畹町、南伞及孟定清水河等口岸（图1）。统计发现，2011—2024年，7镇武装冲突发生次数与致死人数分别占缅甸与中国直接接壤镇域内相关次数与致死人数的75.8%和84.4%，武装冲突分异与演变对中国毗邻地域有直接且深刻作用。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各事件类型定义参考文献[25]。基于武装冲突概念与各开源数据库相关定义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武装冲突事件包括军事冲突、政府收复领土、非国家行为体占领领土、空袭、远程/遥控爆炸、火炮/导弹/手雷袭击等6类。

首先，基于Python编程与筛选分析对武装冲突属性信息（如参与对象Actor、经纬度坐标Coordinate、报道来源Source等）进行查重处理和数据清洗；其次，将筛选后的有效数据通过谷歌地图接口转换为标准WGS 1984坐标并完成数据点状空间定位；再次，参照缅甸行政区划图并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模块进行裁剪和年度划分，获取研究区2011—2024年武装冲突分析数据集；最后，重点提取冲突发生次数（频数指标）与致死人数（烈度指标），并将其作为反映武装冲突强度的基础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可对研究对象的分布概率作出直观表达，是一种基于研究对象本身分布特征的空间分析法，其值的高低可体现研究对象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26]。参照相关研究，本文以发生次数为基本统计单元，引入核密度分析，对研究全区武装冲突频数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可视化表达。计算公式如下：

F_n(x)=\frac{\mathrm{1}}{nh}{\displaystyle \sum _{i=\mathrm{1}}^n}k(\frac{x-x_i}{h})（1）

式中：F_n(x)为核密度值；h为核密度测算带宽，本文取15 km；n为带宽范围内的研究点数；k为核密度函数；（x-x_i）表示估计点x到样本点x_i的距离。

1.3.2 武装冲突强度指数

不同类型武装冲突的强度有所差异，部分学者与机构研究认为武装冲突强度可通过事件数量、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等指标衡量^[27]。基于武装冲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可测度性，本文选取武装冲突发生次数（频数）和致死人数（烈度），定量测度研究区武装冲突强度的分异态势。计算公式为

D_i=\frac{\partial N_i}{A_i}+\frac{\beta F_i}{A_i}（2）

式中：D_i为武装冲突强度指数；N_i表示武装冲突发生次数；F_i表示武装冲突致死人数；A_i表示研究区行政面积。考虑武装冲突发生次数和致死人数的互动性特征，本研究认为二者对武装冲突的作用价值相同，将上述指标按照均等权重处理，将\partial、\beta均赋值0.5。

1.3.3 格网分析

格网是微观尺度下量化武装冲突强度分异的有效评估单元，作为表达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基于格网尺度对武装冲突强度开展研究，有助于定量并精细化表达武装冲突强度的时空与尺度异质性^[28]。结合研究区地形特征和面积大小等因素，本文构建了1 km×1 km、5 km×5 km、10 km×10 km格网作为预选评价单元，并借助ArcGIS 10.7软件Fishnet等工具进行尺度效应检测，最终确定5 km×5 km为最佳研究尺度。

2 结果分析

2.1 武装冲突频数分异研究

统计发现，2011—2024年，研究区武装冲突发生总数达3 730次，年均发生266.4次，发生频数较高（图2）。基于对武装冲突频数年际分布测度发现，随时间演进，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呈波动变化，总体呈现显著上升态势，受缅甸政变影响和缅军、“民地武”及民盟军间相互博弈驱动，2023年达到峰值，为950次；不同年份间武装冲突发生频数标准差为244.09，年际差异显著。

引入核密度分析，对研究区2011—2024年间武装冲突发生频数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图3）。发现：1）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呈多核式分布格局，其中，南部掸邦段冲突密度高值区紧临中缅边境呈块状分布，聚集在南坎镇和木姐镇北侧；北部克钦邦段冲突密度高值区分布在莫茂镇与韦茂及曼西两镇交界处，自韦茂镇西部向曼西镇西北部呈串珠分布；此外，在东部滚弄镇，受南伞口岸和果敢特区影响，形成“单点型”武装冲突密度高值区。2）武装冲突密度最高区为掸邦段南坎、木姐两镇与中国接壤地域，以瑞丽、畹町两口岸周边区域为核心；冲突密度次高区为克钦邦段曼西镇西北至韦茂镇南部一线区域且自南向北密度降低，二者呈“钳状”围绕中国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分布。

2.2 武装冲突烈度分异研究

参照学者对武装冲突相关研究，选取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为衡量指标，定义武装冲突烈度值并开展分析^[2]。发现：2011—2024年，研究区武装冲突造成死亡人数达4 583人，年均327.4人，次均1.23人，武装冲突发生烈度较高。由图2武装冲突烈度年际分布测度可知，武装冲突发生烈度与频数变动的同步性较强，不同年份间武装冲突发生烈度标准差达361.68，年际差异显著且高于频数。

基于ArcGIS软件对研究区武装冲突烈度的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分析（图4）。发现：1）武装冲突烈度空间分布与频数的一致性较高；南部掸邦段武装冲突烈度高值区集中在距中缅国界线5 km范围内，而北部克钦邦段高值区与中缅国界线间距离普遍在10 km以上。2）武装冲突烈度空间分布体系化特征鲜明，形成了以高、较高发生区为核心，中等发生区为节点，低、较低发生区围绕并填充的分布态势，单点型的高烈度发生区不多见。

2.3 武装冲突强度分异研究

在频数和烈度研究基础上，基于式（2）进一步测度研究区各年份武装冲突强度指数。发现：随时间演进，武装冲突强度呈先升后降整体显著提升的态势，阶段性变动特征鲜明（图5）。可分为3个差异明显的分析阶段:2011—2015年，武装冲突强度呈先降后升整体提升的态势，于2015年达到峰值；2016—2020年，武装冲突强度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峰值年份出现在2016年；2021—2024年，武装冲突强度呈升降交替的变动态势，于2023年达到峰值。

基于武装冲突强度的阶段性变动特征并结合缅甸政治格局，将2011—2024年重分为3个阶段，即“巩发党阶段”（2011—2015年）、“民盟阶段”（2016—2020年）及“政变阶段”（2021—2024年）。各阶段武装冲突分析数据采用阶段内多年求和方式处理。

2.3.1 镇域尺度武装冲突强度分异

参照缅甸行政区划等级与武装冲突阶段性变动特征，测度研究区镇域尺度上武装冲突强度分异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图6）。发现:2011—2024年，镇域武装冲突强度空间分异显著，高与较高强度镇域主要分布在南部掸邦段，而低强度镇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克钦邦段。

自“巩发党阶段”至“民盟阶段”，镇域武装冲突强度整体下降，以掸邦段贡江镇降幅最为显著；自“民盟阶段”至“政变阶段”，镇域武装冲突强度显著提升，以克钦邦段莫茂镇增幅最大；随时间的演进，镇域尺度武装冲突强度呈现先降后升整体显著提升态势，基于重心测度模型计算可知，武装冲突强度重心向西北偏移。3个阶段武装冲突强度指数均值与重心坐标分别为0.101 2、0.026 3、0.187 3和（98.337 7°E，23.864 3°N）、（98.011 7°E，23.969 7°N）、（98.024 6°E，24.077 2°N）。

2.3.2 格网尺度武装冲突强度分异

镇域尺度武装冲突分析侧重从整体上体现其强度分异，然而，武装冲突对地域空间尺度有较强敏感性，即在大尺度上可能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但在小尺度上常表现出“非均衡”或“瞬变性”特征。故进一步对研究范围进行格网化处理，把格网作为武装冲突研究的最小样本单元，并以此为基础对武装冲突强度的局部分异开展研究。采用5 km×5 km的正方形格网进行采样，共采集评价单元695个，基于式（2）依次计算每一评价单元样区的武装冲突强度指数，以作为样地中心点的武装冲突强度值。发现：随时间演进，发生武装冲突或造成人口死亡的格网单元数量增加，武装冲突强度整体提升。其中，“巩发党阶段”研究区有54个格网单元发生武装冲突或造成人口死亡，“民盟阶段”有40个格网单元发生武装冲突或造成人口死亡，“政变阶段”有147个格网单元发生武装冲突或造成人口死亡（图7）。

基于ArcGIS自然断点分级法（Jenks）将各格网单元武装冲突强度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5类，并统计不同时段各类格网单元数量占比（图7）。发现，2011—2024年间研究区以低与较低武装冲突强度格网单元为主但占比下降；高与较高武装冲突强度格网单元数量增加；无冲突格网单元数量占比大幅下降，主要转为低、较低和中等武装冲突强度型且多在高武装冲突强度格网间填充，高武装冲突强度格网单元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开始凸显。

通过对武装冲突强度的空间分布进行剖析发现，不同武装冲突强度格网单元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与时段分异。“巩发党阶段”，高与较高武装冲突强度格网呈点状分布在研究全区；低与较低武装冲突强度格网主要分布在掸与克钦二邦交界处的曼西、南坎两镇及克钦邦北部韦茂镇。“民盟阶段”，高与较高武装冲突强度格网显著减少且仅零散分布在掸邦段南坎、木姐两镇北部；低与较低武装冲突强度格网仍以掸与克钦二邦交界处的曼西、南坎两镇为主要分布区。“政变阶段”，高与较高武装冲突强度格网大幅增加且在掸邦段南坎、木姐两镇北部边境及克钦邦段韦茂镇南部至曼西镇西部地域形成了两条线状分布带；低与较低武装冲突强度格网扩展至研究全区且围绕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向北部和东部延伸。

2.3.3 格网尺度武装冲突强度变化

在对武装冲突强度分异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不同时段间各格网单元武装冲突强度的增减动态变化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如图8所示。有如下发现。

1）自“巩发党阶段”至“民盟阶段”，武装冲突强度变动格网为69个，且以下降型为主（68.1%），冲突态势趋于缓和。该时段武装冲突强度变动呈明显区域分异，其中小幅变动型占比最大，主要分布在中南部曼西、南坎、木姐3镇；大幅变动型次之，主要集聚在北部韦茂镇；中幅变动型占比最小，以北部韦茂镇和中部曼西镇为主要分布区。

2）自“民盟阶段”至“政变阶段”，武装冲突强度变动格网达157个，且以上升型为主（90.4%），冲突态势趋于加剧。该时段小幅变动型仍占主导，但分布区向北部和东部延伸；自北向南，中幅与大幅变动型形成了克钦邦段韦茂镇中部、莫茂镇中南部、掸邦段木姐、南坎两镇交界处和滚弄镇中北部4个分布区，这与前文武装冲突频数和烈度变动结果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2.4 武装冲突影响分析

受空间毗邻、地缘相近、发展相关驱动，中缅边境缅甸侧武装冲突强度变化及分异给与其接壤的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带来了安全（如误伤误炸事件）、商贸（如边境贸易往来）和治安（如战争难民管理）等方面的隐患和影响^[29-30]。

2.4.1 冲突辐射影响

由前文分析可知，研究区武装冲突呈现向中缅边境地区集聚态势，直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实地调研基础上，考虑缅甸政府军和民地武军事团体使用的主要制式武器射程，以中缅国界线为基准，以15 km为半径，引入缓冲分析划定武装冲突辐射影响区^[29]，见图9。

研究发现，云南省保山市、临沧市及德宏州的瑞丽、芒市、腾冲、耿马、陇川、镇康、龙陵及盈江等8县（市、区）25乡镇处于研究区武装冲突直接辐射范围。通过与图7叠加发现，2011—2015年，高、较高武装冲突强度区临近中国南伞口岸，并对耿马、镇康两县产生辐射影响；2016—2020年，高、较高武装冲突强度区向西北偏移，临近中国瑞丽口岸，并对瑞丽市产生辐射影响；2021—2024年，高、较高武装冲突强度区显著扩展，冲突核心临近中国瑞丽、畹町口岸并对瑞丽市、芒市等地产生辐射影响，原因既在于2021年2月缅甸政变产生的溢出效应，又在于2020—2023年缅甸“新冠”疫情爆发和国内矛盾加剧带来的叠加效应。

2.4.2 商贸流通影响

随“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不断推进，中缅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并在2013年突破百亿大关。然而，受缅甸北部武装冲突持续爆发影响，中国对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主要边贸通道和边境口岸长期处于关闭/半关闭状态^[29]。基于前文分析可知，研究区相当部分武装冲突集中在中缅贸易通道/口岸周边，对中缅贸易流通产生影响。

基于《中国口岸年鉴》（2012—2024年）等资料提取中国与研究区直接接壤的猴桥、章凤、瑞丽、畹町、南伞及孟定清水河6大口岸客、货运输量，如图10所示。

研究发现，2011—2019年，客、货运输规模呈波动上升态势；而2019—2023年，呈现出断崖式下降。其中，客运规模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后，而货运规模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缅甸政变前后。受缅甸国内政局动荡和“新冠”疫情叠加影响，中缅主要客货运输通道或长期关闭或遭到破坏，导致客、货运输规模降幅显著，进而对中缅双边贸易产生影响。进一步对比发现，瑞丽口岸降幅最为显著，这与其紧邻并被武装冲突强度高值区包围密切相关。

2.4.3 难民问题影响

武装冲突的爆发会产生大量战争难民。调研发现，研究区73%以上由“民地武”军事团体掌控，且与中国间缺乏地理阻隔，加之口岸与通道众多，民间社会网络关系多样，难民规模庞大且组成复杂，显著增加了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难民留滞。难民因武装冲突频发而长期滞留中国，并因国籍差异而引起的生计、教育及社保等问题。2）难民管控。难民因收入来源缺失而产生的违规行为，同时难民中夹杂着大量贩毒、电诈及“民地武”成员，给边境维稳和缉毒工作带来挑战。3）疾病防疫。研究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且经济滞后，医疗卫生水平低下，传染疾病滋生，加之与武装冲突双重叠合，使得大量避战难民涌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这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3 研究结论

依托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ACLED），从微观尺度筛选代表性镇域，对自2011年缅甸“三波民主改革”以来中缅边境缅甸侧武装冲突的强度分异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中缅边境缅甸侧镇域武装冲突发生频数较高，随时间演进呈波动变化总体显著上升态势并于2023年达到峰值，不同年份间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差异显著。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在空间上呈“多核式”分布，高与较高值区呈“钳状”围绕中国云南省德宏州布局。

2）中缅边境缅甸侧镇域武装冲突发生烈度较强，时空分布变化与频数的一致性较高，形成了以高、较高发生区为核心，中等发生区为节点，低、较低发生区围绕并填充的分布体系，单点型的高烈度发生区不多见。

3）中缅边境缅甸侧镇域武装冲突发生强度的阶段性变动特征鲜明，可分为“巩发党阶段”（2011—2015年）、“民盟阶段”（2016—2020年）及“政变阶段”（2021—2024年）3个阶段。镇域尺度上，武装冲突强度空间分异显著，随时间演进，武装冲突强度重心向西北偏移。格网尺度上，以低武装冲突强度型单元为主但占比下降，主要分布区由掸、克钦二邦段交界处向北部和东部蔓延，高和较高武装冲突强度型单元占比增加，且由点状随机分布变为线状串珠分布。不同研究阶段间武装冲突强度变动差异显著，自“巩发党阶段”至“民盟阶段”，武装冲突态势趋于缓和，而自“民盟阶段”至“政变阶段”，武装冲突态势又趋于加剧。

4）受空间毗邻、地缘相近、发展相关等共同驱动，中缅边境缅甸侧代表性镇域武装冲突发生与变动给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带来了安全、商贸和治安等多重影响，通过辐射影响范围变迁、商贸流通规模减小和难民管控问题等加以体现。

4 结束语

本文在对武装冲突发生频数和烈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构建武装冲突强度指数，通过筛选代表性镇域，从微观尺度剖析了中缅边境缅甸侧武装冲突的强度分异及对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对不同时空节点下研究区武装冲突态势的直观与可视化表达，并为维护中国西南与缅甸毗邻地域的地缘安全提供针对性参考。

受研究空间可进入性与数据获取可行性等制约，关于武装冲突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未作深层次探讨，对武装冲突内部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待加强且尚未构建体系化的治理路径。在缅甸北部武装冲突态势持续强化背景下，基于量化分析结果并兼顾其治权破碎特征突出等问题，综合考虑多元主体间的博弈关系与影响，引入博弈论与冲量过程分析等模型，并借鉴已有边疆安全问题治理案例，对武装冲突形成与驱动机制做进一步测度并构建切实有效的治理和应对体系，是研究后续聚焦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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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4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YJCGJW008)

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YSX202410)

云南省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SHZK202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