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某县牛价值链调查及疫病防控分析

胡喜春 ,  谢琦 ,  蒋芬芳 ,  于新强 ,  袁智 ,  奉佳 ,  陈向红 ,  彭嘉安

养殖与饲料 ›› 2025, Vol. 24 ›› Issue (04) : 57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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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与饲料 ›› 2025, Vol. 24 ›› Issue (04) : 57 -64. DOI: 10.13300/j.cnki.cn42-1648/s.2025.04.016
疾病防控

长沙市某县牛价值链调查及疫病防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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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cattle value chain and advic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in a county of Changsh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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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长沙市某县牛价值链各环节总体状况,分析链条中疫病传播风险点,助力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稳步推进。[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与座谈交流等方式,对长沙市某县12个乡镇(街道)的128家养殖场(户)、19名贩运经纪人、2个交易市场、21个交易摊户、8个屠宰摊户和1个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调查。[结果]全县养殖环节规模化程度低,饲养模式以自繁自养为主;调运环节来源广泛,存在布鲁氏菌病高风险区域活牛进入养殖环节的情况;贩运经纪人行为复杂,体现在销售对象多样、兼营其他相关业务等;集中屠宰率低,屠宰人员防护意识较差;牛价值链各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动物疫病风险。[结论]建议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防护意识、提高养殖场(户)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加大检疫监督力度、加强监测排查等,不断提升综合防控水平。

关键词

/ 价值链 / 动物疫病防控 / 县域 / 防护意识 / 活牛来源

Key words

cattle / value chain /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 county /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 source of live c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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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喜春,谢琦,蒋芬芳,于新强,袁智,奉佳,陈向红,彭嘉安. 长沙市某县牛价值链调查及疫病防控分析[J]. 养殖与饲料, 2025, 24(04): 57-64 DOI:10.13300/j.cnki.cn42-1648/s.2025.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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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分析是一种通过描述畜禽及其产品在生产、交易等流通过程中各种活动和行为,协助评估疫病在其中传入、循环、扩散风险的方法[1]。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事关畜牧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康湖南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长沙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行积极防御、系统治理,有效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提高抗病能力,健全完善动物疫病防治体制机制,提升风险防范和综合防治能力。本研究通过价值链调查,描述长沙市某县牛价值链中各环节基本特征,找到动物疫病传播风险节点,旨在为动物疫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和方法

2023年6‒8月,通过便利抽样,对长沙市某县12个乡镇(街道)内养殖场(户)、贩运经纪人、交易市场摊户、屠宰点以及无害化处理等相关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县域内活牛交易市场,对市场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了解牛价值链各环节基本信息及疫病防控有关行为等。

1.2 数据收集及分析

从《长沙统计年鉴2023》[2]中收集长沙市某县牛存栏量等数据。从湖南省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平台查询2023年1‒12月进入县域活牛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类型(动物A证:跨省境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动物B证:省内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时间和数量等调运数据。回收有效问卷178份,其中养殖场(户)128份(年出栏量≤10头67份、年出栏量11~100头59份、年出栏量≥101头2份),贩运经纪人19份,交易市场摊户21份,屠宰摊户8份,无害化处理中心2份。使用Microsoft Excel和Graphpad Prism 8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养殖环节

1)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被调查养殖场(户)人员中,年龄均大于40岁;男性居多,占比达96.09%;初中学历最多,占比86.72%,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13.28%(表1)。表明某县牛养殖人员呈现以男性为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特点。

2)养殖及销售方式。2022年末全县年出售和自宰肉用牛6 500头、存栏8 500头,存栏量全市占比7.55%。2023年全县牛养殖场(户)591家,其中存栏量≥101头有3家,存栏量11~100头有128家,存栏量≤10头有460家(表2)。从养殖品种看,奶牛养殖场饲养荷斯坦牛,种公牛站饲养西门塔尔牛、利木赞牛、安格斯牛及水牛等,其余养殖场(户)为肉牛养殖。调查发现,养殖场(户)圈舍面积集中分布在100~300 m2图1)。从动物来源看,86.72%的养殖场(户)为自繁自养场,自繁自养场中68.47%拥有独立产犊场所。从配种方式来看,55.91%采用人工授精,29.13%为本场自然交配,11.81%为外场自然交配,其余采用2种及以上的配种方式。从饲养方式来看,49.61%为舍饲,46.46%为半放牧半舍饲,3.94%为放牧。7.03%的被调查养殖场(户)存在同群饲养其他动物的情况,其中50%同群饲养猪,37.50%饲养羊,12.50%饲养犬。

被调查对象年均销售肉牛2~100头,多数年销售量为4~10头。从销售方式来看,61.11%为自宰自销,11.11%为市场销售,5.56%由收购方上门收购,其余则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销售。种公牛站精液销售范围以省内为主,省外可销至辽宁、贵州、广西及江西等地。除奶牛养殖场和种公牛站外,其余肉牛养殖场皆在长沙市域范围内开展销售,73.1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会开展产地检疫(图2)。

2.2 调运环节

1)调入情况。2023年,全县调入活牛44 420头。其中,省外调入占比32.12%,省内调入占比67.88%。省外调入来源涉及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个来源省份为布鲁氏菌病高风险地区[3-4],调入量占比24.64%,以河北省和河南省调入为主,分别占省外总调入量的7.92%和4.43%;8个来源省份为布鲁氏菌病低风险地区,调入量占比75.36%,以四川省调入为主,占省外总调入量的72.59%(图3)。

省内调入来源涉及8个市(州)19个区县(市),以怀化市和长沙市调入量最多,分别占省内调入数量的48.57%和43.91%(图4)。

对调入活牛流向分析发现,以JB镇(61.56%)、XL街道(31.57%)及HX镇(5.22%)调入数量最多。从调入用途看,以屠宰用途为主,占调入总数的62.03%;其次为饲养,占比14.12%,其中来源高风险地区的占8.86%(图5)。

2)调出情况。2023年,全县调出活牛25 297头。全县调出量最多的乡镇(街道)为JB镇,占比达99.86%。县内调出活牛83.23%流向长沙市,其中59.51%用于其他用途,40.07%用于屠宰,0.41%用于饲养。

3)时间分布。从2023年全年调运数据来看,9月为全年调运高峰期(图6图7)。调入活牛进入养殖环节的时间集中在2‒4月,调入量占全年的36.07%;调入活牛进入屠宰环节则以9月最多。

4)经纪人行为。被调查的经纪人年均经手活牛中位数为35头(最少10头,最多2 100头),52.63%的经纪人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图8)。50%经纪人经营活动范围在长沙市某县域内进行,50%经纪人在2个或以上县(市、区)域内活动。从进货来源看,累计68.97%的经纪人从养殖场(户)进牛,17.24%从其他经纪人处购入,13.79%从市场购入。调查得知,各经纪人日均到访2~5家养殖场(户)(图9),每次贩运量在3~15头。从进牛方式看,经纪人会上门收购活牛,55.56%的经纪人会进入生产区挑选活牛(图10)。虽然被调查对象表示对不同批次购入的活牛不会进行混群饲养,但20%以上的被调查对象仍告知同批收购活牛会来自不同场(户),因此混群情况依然存在。

从销售去向看,31.58%的经纪人销售对象多样,含养殖场(户)、屠宰场及其他经纪人等多种类型,累积89.47%的经纪人销售去向涉及各规模养殖场(户),36.84%的经纪人会与其他经纪人进行交易。从销售方式看,63.16%由客户上门收购活牛,36.84%的经纪人会经交易市场售出活牛,21.06%由经纪人送货上门(图11)。

2.3 交易和屠宰环节

1)交易市场基本情况。全县活牛交易市场2个,分别是S交易市场和H肉牛交易市场,仅S交易市场内设有活牛屠宰区,此外暂无授权牛羊屠宰点。

S交易市场设有活牛屠宰销售专区,现有38个摊户,各摊位宰杀与销售分开经营;其中,6个摊户仅提供代宰场点,屠宰后牛肉产品不在市场内销售。市场内活牛主要来源于H肉牛交易市场和宁乡市D农贸市场。S交易市场牛肉产品销售淡旺季明显,上半年为销售淡季,日均宰杀70~80头;下半年为销售旺季,日均宰杀130~140头;全年屠宰量4万~5万头。市场内设有代宰暂存区,各摊户进牛后待宰时间在1~5 d,屠宰后牛肉产品销售范围主要覆盖长株潭地区。现场调查发现,屠宰摊户个人防护意识较薄弱,多数人员在屠宰时仅穿戴胶鞋,未着工作服、未佩戴口罩及手套等防护措施。

H肉牛交易市场现有交易摊户18个。调运活牛主要来源于贵州省、四川省、江西省、云南省及山东省等地,各摊户每天进货1~3车,每车5~20头牛,当天未售出活牛暂存于交易市场内,暂存时间为1~7 d。除现场交易外,市场内摊户还使用线上联系的方式,与交易客户确定交易数量,再经由调运货车司机运输活牛的交易方式。H肉牛交易市场年均交易1万~2万头。销售范围以省内为主,多销往长株潭地区及周围城市。

市场管理方面,2个市场皆在市场入口处设有车辆消毒池,设有运输车辆指定清洗区,查验进场活牛检疫证,定期对市场内从业人员开展布鲁氏菌病防控知识宣传等。每日由市场方对公共区域进行清洗、消毒,各摊户自行负责暂存栏或代宰圈内卫生。

2)活牛交易与销售方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交易市场内95%的摊户进牛方式为对方送牛上门,5%为上门收购;仅9.52%的摊户有专属运输车辆(图12)。90.48%的摊户进牛来源为各规模养殖场(户)(图13)。由于S交易市场活牛交易摊户兼营屠宰业务,其产品主要销向居民、餐饮机构等零售环节;而H肉牛交易市场仅开展活牛交易,因此其销售去向75%为屠宰场。

2.4 无害化处理环节

全县有1个无害化处理中心,启用于2014年,县域内设有5处无害化收集点,其业务范围覆盖长沙市2个区县(市)。对无害化处理中心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到,2023年共处理病死猪18 197头、鸡1 210羽、牛20头、羊23只。处理工艺为干法化制和高温法。

2.5 牛价值链特征

长沙市某县牛养殖量较少,以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场为主,且多数采用自繁自养模式。养殖场(户)动物疫病风险防范意识较好,但产地检疫报备率较低。全县活牛调运来源广泛,数量较大,近1/4省外调入活牛来源于布鲁氏菌病高风险地区。调运经纪人活动复杂,交易过程存在混群现象,动物疫病风险防控意识和行为实施情况较差。屠宰、交易市场人员流动频繁,生物安全意识较薄弱。县内具备专业齐全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3 讨论

长沙市某县牛以肉牛养殖为主,养殖量全市占比不足10%,总体规模化程度低,饲养模式以自繁自养为主,表明养殖场(户)风险防范意识较好。虽然调查显示养殖场(户)对动物疫病防控知识了解率较高,但多数养殖场(户)存在自宰自销行为,且相关人员在屠宰过程中对个人防护行为的实施程度不一,因此存在养殖从业人员经接触染疫动物进而感染相关人畜共患病的风险。该县养殖从业人员呈现年龄偏高、文化程度偏低的特点。唐紫璇等[5]研究发现,湖南地区人间布鲁氏菌病发病人群以男性为主,且以50~59岁人群报告病例数最多。有研究显示[6-7],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影响养殖人员对动物疫病防控知识了解程度和措施实施频率的因素,且随着年龄增加和受教育水平降低,防控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实施频率皆下降。因此,在布鲁氏菌病防控过程中,应重点关注高年龄低文化人群,加强对重点人群的行为干预,进而减少发病。

长沙市某县内活牛调运来源广泛,24.64%的省外调运活牛来源为布鲁氏菌病防控高风险地区,且进入饲养环节的高风险地区来源活牛占比8.86%;48.57%省内调运来自怀化市,监测发现怀化市近年畜间布鲁氏菌病监测阳性数居全省前列[8]。因存在对来源高风险地区的活牛进行二次饲养、省内调运来源地的布鲁氏菌病发病率较高,以及养殖场(户)对产地检疫报备率偏低等情况,所以该县存在由活牛调入传入布鲁氏菌病的风险。调查分析,9月作为全年调运高峰,可能与居民中秋前后喜食牛肉的消费习惯有关,进而带动活牛交易和屠宰量大幅增加。屠宰环节因缺少授权屠宰点,集中屠宰率低,而分散屠宰不利于规范开展宰前检疫、阻断病牛及染疫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同时难以规范管理、销售产品并溯源。调运经纪人行为相对复杂,其活动涉及价值链多环节。52.63%的经纪人兼营屠宰、养殖等其他业务,27.78%的经纪人拥有专属运输车辆,55.56%的经纪人在交易过程中进入生产区挑选活牛,并对来源不同场的活牛混群销售。虽然被调查经纪人主要在县域范围内活动,但因部分经纪人存在二次转手交易、线上交易等活动,这些不可见的跨区交易行为增大了动物疫病潜在传播范围,不利于牛群疫病防控。

动物疫病防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需要明确重点区域、聚焦重点环节、落实重点措施,织密筑牢防控动物疫病的第一道防线,从源头前端阻断动物疫病的传播路径,切实降低流行率,有效防范传播风险。通过价值链调查分析,长沙市某县在实施“检疫(检测)‒扑杀(补偿)‒监测‒净化”等综合防控措施时,还需进一步细化落实各项要求: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升重点职业人群人畜共患病及其防治知识知晓率,持续普及动物检疫知识,广泛宣传动物产地检疫法律法规及规程,提高养殖场(户)检疫申报意识。二是持续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和无疫建设,提高辖区内牛羊规模化养殖程度,提升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三是强化调运监管,加强活牛跨区域调运及继续饲养动物落地监管检查,加大调运执法监督力度,尤其在调运高峰时期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降低输入性疫情发生风险。四是做好监测排查,对调入调出量大的乡镇(街道)要加大监测力度,及时掌握疫病动态,对监测阳性病畜严格按照相关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处置,对扑杀动物及销毁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落实强制扑杀补助。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仅分析合法途径进入全县活牛数据,未研究非法调入情况。调查方式上对不同规模养殖场(户)使用相同调查问卷,而不同规模养殖场(户)在生物安全防护措施的投入及实施上存在一定差异,后续可针对不同调查对象分类设计调查内容,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动物疫病防控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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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高璐,李吉达,价值链调查分析技术及在疫病防控中的应用[J].中国动物检疫,2021,38(3):74-79.

[2]

长沙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长沙调查队.长沙统计年鉴202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3]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布鲁氏菌病免疫县和免疫奶牛场名单的通知[R/OL].(2023-02-22)[2024-11-06].

[4]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年)》的通知[R/OL].(2022-03-28)[2024-11-06].

[5]

唐紫璇,杨浩,罗垲炜,2017—2021年湖南省人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2023,30(5):573-575.

[6]

范仲鑫,谢怡灵,唐小明,湖南省羊养殖户布鲁氏菌病知信行调查[J].中国动物检疫,2023,40(6):1-5.

[7]

张力国,李佳瑞,宋满满,辽宁省牛羊养殖场户布鲁氏菌病“知信行”调查[J].中国动物检疫,2024,41(1):1-6, 45.

[8]

范仲鑫,谢怡灵,唐小明,2014—2022年湖南省家畜布鲁氏菌病监测结果统计分析[J].中国动物检疫,2023,4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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