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作为我国居民最重要的肉类消费品之一，在国民饮食结构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1]。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国，生猪产业在保障“菜篮子”供应、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农村部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猪肉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猪肉占我国居民肉类消费总量的60%，生猪产值规模在农业中仅次于粮食作物，可见生猪产业在农业中分量极重。
生猪育种作为生猪产业的核心环节，对于提高生猪生产性能、保障猪肉品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当前我国生猪育种面临着诸多挑战。尽管我国拥有丰富的地方猪种资源，但在瘦肉型种猪培育方面，与欧美等养猪强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核心种猪长期依赖进口，不仅使我国生猪产业面临“卡脖子”的风险，还增加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疫病传入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生猪育种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我国生猪育种现状的全面剖析，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提供依据。同时，对于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探讨有助于把握行业的发展方向，促进生猪育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猪育种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有效提升我国生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现阶段生猪育种成果
1.1 品种资源积累丰富
我国现有89个地方猪品种收录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4年版）》，占全球地方猪品种总数的1/3以上。其中藏猪、滇南小耳猪具有独特的抗病性和适应性，太湖猪以高产仔数闻名（平均产仔15头以上），是全球繁殖力最高的猪种之一。
截至2024年8月，我国建成了63个国家级猪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制作遗传材料36.5万份，实现了对42个国家级猪保护品种的所有活体保护和遗传材料长期保存的全覆盖
[2]。
1.2 品种改良工作稳步推进
截至2024年12月，全国共有103家国家核心育种场。历年《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年度遗传评估报告》显示，我国核心场大白、长白和杜洛克的平均100 kg校正日龄、背膘厚度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大白和长白平均总产仔数表现突出，分别为13.43头和13.21头，总产仔数对比10年前分别增加了2.39头和2.1头
[3]。随着养殖技术及育种行业的不断进步，生猪养殖行业的养殖效率显著提升。2024年全国商品群生猪的生长周期从2020年的6个月左右缩短至5个月左右，料肉比从3.0降低至2.8左右，2024年规模化猪场日增重达771 g，对比2020年行业平均日增重增加了100 g左右。
2 生猪育种面临的挑战
2.1 引种依赖程度较高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我国2015－2024年10年间从国外引进种猪共计99 375头。其中从法国引进32 138头，位列第一；从美国引进32 130头，位列第二；其后依次为丹麦、加拿大、英国，分别为24 600头、7 877头、2 630头。约90%曾祖代种猪需从欧美国家引进，每头成本高达2万~3万元。由此可见，中国养活并滋润了欧美国家的育种产业，但我国养猪业从未享受到他们的核心基因。
2.2 育种资金投入不足
经统计，23家上市猪企的2024年年报显示，我国头部生猪养殖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占其营业收入比例不足1%。国际种猪企业（如PIC、丹育等）的研发投入占比普遍在3%~5%。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投入约15亿美元用于种猪基因研究，企业配套资金占比超50%。欧盟通过“地平线计划”每年定向支持生猪育种项目资金超过3亿欧元。
2.3 育种人才投入不足
1）项目带头科研人员不足。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生猪育种领域全职科研人员不足2 000人，其中具备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前沿技术背景的专家占比不足10%。
2）地方猪种保护人才不足。我国89个地方猪品种中，仅有宁乡猪、金华猪等少数品种建立了专业研究团队，部分濒危品种（如兰溪花猪）仅依靠少数个体户和基层技术人员维持种群。
3）高校育种人才培养不足。统计2025年头部院校毕业生规模，动物遗传育种专业毕业生年均不足500人。央视网2021年报道明确指出，畜牧生产一线因环境封闭、待遇偏低导致农科毕业生就业留存率仅为60%~70%。
育种人才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业吸引力不足，培养机制不完善。育种成果周期长（通常需要10年以上），企业短期业绩压力大，导致人才难以获取及时成就感，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人才成长平台。同时育种岗位需要长期驻守封闭式猪场，工作环境艰苦，薪资水平缺乏竞争力。
2.4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在我国生猪育种领域，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关键技术虽有发展，但仍面临诸多瓶颈，阻碍了育种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与应用。我国生猪育种产学研合作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作为前沿育种技术，在生猪育种中具有巨大潜力，但均存在种种不足，导致在实际育种工作中难以推广并达到预期效果。
2.5 疫病防控压力较大
自引入外来品种以来，多种疾病（如蓝耳病、圆环病毒、腹泻病毒等）也随之进入我国，同时国内本土疾病也较为复杂。各地出于生物安全考虑，对种猪调运控制严格，极大地阻碍了引种和种猪交流，难以充分利用良种基因资源，降低了遗传多样性，影响了种猪的遗传改良。另外，种猪企业在种猪培育和经营生产过程中稍有不慎，一场重大疫病都可能导致前期的育种成果毁于一旦。
3 全国生猪遗传育种改良计划的实施
我国在2009年8月6日发布第一轮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在2021年4月26日印发新一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致力于生猪种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良种供给能力的增强，支撑我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3.1 第一阶段（2009－2020年）
自2009年《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实施至2020年年底，遴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89家（组建了15万头的核心群），组织开展了规范的种猪性能测定（有效性能测定数据700万条），建立了健全的种猪系谱档案，全面推广普及了人工授精技术，组建了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建成了相对完善的生猪育种体系。种群生产性能水平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地方遗传资源和引进品种为素材，培育了15个新品种、新品系及配套系。建立了基因组选择平台，建成了国家级保护猪品种DNA特征库。区域性联合育种实体企业相继成立，在开展实质性联合育种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4]。
3.2 第二阶段（2021－2035年）
尽管第一阶段改良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育种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解决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我国在2021年开展了新一轮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总体目标：到2035年，建成完善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瘦肉型品种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保障更高水平的良种供给；以地方猪遗传资源为素材培育的特色品种能充分满足多元化的市场消费需求；种源生物安全水平显著提高；形成“华系”种猪品牌，培育3~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猪企业
[4]。
4 发展育种新质生产力
良种是提升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加快发展以种猪育种技术创新为核心、以生猪产业为载体的中国生猪种业新质生产力，是破局关键所在
[5]。
发展育种新质生产力的目的是显著缩短育种周期，大幅提高遗传进展的速度和准确性，培育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突破性新品种（系），实现产业效率和效益的根本性提升；其特点是创新、高效、高质量，核心在于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跃迁，旨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方面的“新”与“质”的双重提升。
4.1 劳动者
生猪育种领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素质专业人才。只有拥有一批掌握前沿育种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推动基因编辑、基因组选择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具备专业育种技能的人才能够准确运用、优化先进的育种技术，进行科学的选种选配和遗传评估，进而提高种猪的质量和生产性能，促进生猪育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加强人才培养的关键。高校育种人才的培育、在职育种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以及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是发展育种人才的重点。政策支持，企业担当，人才沉淀，才能够有力保障生猪育种对劳动者的需求。
4.2 劳动资料
技术革新驱动生产力提升，加大对生猪育种的科研投入是发展生猪育种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实现生猪育种从依赖传统经验和资源投入，向依靠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尖端科技的转变。
数智化技术（AI视觉估重系统、胴体性状无损检测、大数据分析）、全基因组芯片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智能化设备的发展与应用（如环境精准调控系统、智能饲喂管理、健康监测与疫病预警等）助力生猪育种行业快速发展。AI智能助手DeepSeek及Manus人工智能体的横空出世，掀起了国内智能化浪潮，也给生猪育种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华中农业大学赵书红教授团队通过“底层工具（EXPERT/Gs12酶）－算法平台（天权）－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突破基因编辑效率、计算瓶颈与种源“卡脖子”问题。其成果兼具学术前沿性（多篇Nature子刊）与产业落地性（龙头企业覆盖），为生猪种业振兴提供核心驱动力。未来团队将深化基因编辑与智能育种的融合，加速实现种源自给率95%的国家目标。
4.3 劳动对象
健康好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求，种质资源创新迫在眉睫。健康好种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加强生猪疫病监测和预警，是保障生猪育种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防线。在技术手段上，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全面、高效的疫病监测网络，对重大疫病进行定期监测和排查。在管理机制方面，建立健全的区域联防联控疫病预警机制。同时强化生物安全措施，在生物安全设施建设、规范养殖管理及员工生物安全培训等方面发力，防止疫病的传播，保障种猪健康
[6]。
2）持续改良瘦肉型猪。以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等为基础，创制育种素材，综合考虑不同目标性状之间的关系，优化综合选择指数，应用表型智能化精准测定技术和全基因组选择等育种新技术，实现种猪性能的持续改良
[7]。
3）培育配套系新品种。以地方品种与引进品种为育种素材，培育优质、高效的新品种和配套系，满足市场对优质猪肉的需求
[3]。
4）培育地方猪新品种。对肉质好、抗逆性强等特色优势明显的地方猪品种，通过本品种选育培育专门化新品系
[3]。
5）培育绿色环保型猪种。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培育环保型猪种对减少养殖污染具有重要意义。低蛋白日粮的资源节约型育种对降低养殖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生猪育种的重要方向之一。
5 结语与展望
我国生猪育种历经传统育种阶段的经验积累，到现代育种技术引入后的快速发展，再到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后的体系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通过大力发展生猪育种新质生产力，未来我国生猪育种将呈现出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可持续、联合育种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基因编辑技术、智能化育种技术、绿色可持续育种理念、联合育种模式是未来生猪育种的重点发展方向。育种与养殖、加工、销售的融合将拓展产业价值链，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为促进我国生猪育种发展，我国加强了政策支持与引导，加大了资金投入，完善了政策法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强化育种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疫病防控体系与生物安全管理，加强疫病监测与预警。
通过这些措施，把中国种猪优质基因选育出来，把中国育种人才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让丹、美、加、法、英系成为历史，真正实现优质种猪国产化，推动我国生猪产业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发展。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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