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国动物防疫人员人均需承担9万多头（只）畜禽的强制免疫工作、近10万头（只）畜禽的产地检疫和近4万头（只）畜禽的屠宰检疫工作；全国30%的市级和30%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中的兽医专业人员平均不足2人，工作任务繁重与工作人员力量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1]。动物防疫人员与畜禽饲养量比例失衡，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会直接降低动物疫病监测、预警、诊断和控制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基于此，本文从动物疫病防控队伍现状出发进行分析，以期为提升贵州省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保障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国内外动物防疫体系及防控机制
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50%以上的国家动物防疫体系较为健全，参与部门庞大，分工明确，覆盖动物卫生工作的各个范畴
[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动物防疫体系由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和公共机构共同构建而成，建立了有效的工作交流机制，一旦发现潜在的人畜共患病，能够及时进行人员整合，迅速找出病因，防止疫情发生
[3]。
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鸡肉产量占全球60%以上，鸭肉产量占全球80%以上，牛的饲养量与美国相当，猪和羊的饲养量则明显高于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我国是全球生猪、肉羊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在我国，动物防疫工作涉及农业农村、林业、公安、城管等多个管理部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对相关部门职责的界定过于笼统，不利于跨部门分工协作。如家养动物、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的防疫管理尚未形成统一体系，没有形成完善的动物卫生监测系统；疾控中心和动物疫控中心没有构建出有效的联防联控机制，“同一健康”的理念没有得到较好的践行；与此同时，规范防疫缺少公办的宠物诊疗机构，城镇动物疫病防控的监管力度也相对薄弱。
2 省内外省级防疫人员与畜禽饲养量对比
据2024年各地统计局官方公布的地方年鉴数据（
表1），2023年贵州省各类畜禽的饲养量高于海南省的几倍，但贵州省（32人）省级防疫人员编制数却比海南省（50人）少18人；同期重庆市畜禽饲养量与贵州省相当，但重庆市省级防疫人员编制数达60人，比贵州省多28人。笔者统计了2025年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设置情况，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设置数排名前三的是新疆200人、黑龙江104人、上海100人，位列末三位的是湖北省24人、安徽省25人、江苏省25人，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32人省级防疫人员数量位于全国中下游，存在配备的省级防疫人员力量与畜禽疫病防控工作量极不相符的现状。有研究结果显示，“人、财、物”资源配置好的地区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能力较强，其中“人”具备了关键的引领作用
[4]。目前河北省、陕西省、四川省等部分省份正逐步增加编制数扩大防疫队伍，上海市省级编制数已由原先的90人增加至100人。
3 贵州省动物防疫体系现存问题
从贵州省各级疫控机构人员编制数设定情况来看，2024年贵州省级32人、市级155人、县级974人，共计1 161人。近年来，因各种工作任务要求，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被抽调至其他部门或驻村挂职，实际人数远低于上述统计数。
3.1 各级防疫队伍专业人才流失
近年来，因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求，地方政府对动物防疫紧迫性的重视程度相应下降，有关部门数据显示，2020年贵州省仅市、县两级就有330名防疫人员被抽调至其他部门或驻村挂职，近三分之一的防疫人员被调离动物疫病防控专业岗位。脱贫攻坚工作结束后，各级疫控中心人员仍有不少被抽调至其他岗位。以贵州省某县为例，该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设定编制数13，在编人员12人。2023年不在岗人数达7人，仅5人在岗，2025年实际有4人长期不在疫病防控岗位。尽管如此，与其他县区疫控部门相比，该中心在岗人力仍属相对充足。在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取缔后，其大部分工作任务移交至县级疫控中心，与此同时，还需要向屠宰场等场所派驻官方兽医，工作量增加，而工作人员不增反减，导致县级疫控中心人手极度紧张。更有甚者，部分县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仅1名工作人员承担所有工作，其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质量自然难以保障。此外，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编不在岗人员偏多，且被抽调人员多为工作经验丰富的青年，严重削弱了防控力量，也对防控队伍人才培养工作造成阻碍，影响队伍稳定性。
3.2 基层防疫工作弱化
基层防疫工作开展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机构改革后原本的乡镇兽医站划归农业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管理，稀释了原有的相对独立的兽医服务功能，由于负责兽医工作的人员多非兽医专业出身，专业能力不匹配，工作内容增加，基层兽医工作正常开展受到明显影响，其独立性和专业性逐步弱化。基层兽医站“一人一站”“两人一站”的配置模式普遍存在，加之人员老龄化、学历偏低，人员配备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动物防疫工作需要，对未来防疫工作的持续性和防疫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3.3 村级防疫员老龄化严重，动物防疫经费保障困难
每年春秋季集中防疫期间，基层防疫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村级动物防疫员在免疫接种、检疫等关键环节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其待遇保障却与其工作价值、劳动强度严重不匹配，报酬偏低的问题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直是所有村级动物防疫员关心的问题。与村级管水员、护林员等其他公益性岗位人员每月800元的报酬相比，防疫员每月500元的报酬，在当今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已难以为继，加之动物防疫工作直接接触畜禽及疫病样本，感染人畜共患病、发生操作受伤的风险较高，低报酬与高风险的矛盾尤为突出。由于部分市、县财政紧张，动物防疫经费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和提高，由于防疫员低收入和多付出的现状，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积极性不高，防疫队伍不稳定，管理困难，更难以吸纳到有一定专业基础知识的中青年加入基层防疫队伍，队伍老龄化非常严重，有的地区不少防疫员年龄超过60岁，却找不到合适的青年人接替其工作，不少年龄超过60岁的防疫员仍工作在防控岗位。如贵州某县有123名村级防疫员，2024年该县51~59岁的村级防疫员人数为56人，占比46%；60岁以上的村级防疫员人数为35人，占比29%，35岁及以下的村级防疫员仅有5人，占比4%，高中及以上学历32人，占比26%
[5]。
4 关于完善贵州省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对策
4.1 合理调配人员
着力改变动物防疫体系“缺人”的现实困境，按照贵州省畜牧业发展的特点，深入推进机构改革，根据实际工作量科学配备各部门人员，让专业的人回归专业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规范人员抽调管理制度，应在保证防控工作能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进行人员抽调，减少在编不在岗的情况发生。保障待遇，打通晋升渠道，提升动物疫病防控岗位对人才的吸引力，让该岗位招得进人，留得住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和专业技能比赛，提高防疫人员专业能力和工作效率，增强全省动物疫病防控力量，助力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益，推动贵州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6]。
4.2 保障动物防疫经费，提高防疫人员补贴标准
动物疫病的防控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各级在保障动物防疫专项经费的同时，提高全省乡村防疫人员工作补助标准，确保基层动物防疫员获得足够劳动报酬，切实提高防疫人员收入水平，依法解决防疫人员的生活困难，真正做到“有钱办事，有人干事，留得住人，养得活人”。同时可以吸引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加入村级防疫队伍，从源头上巩固全省动物防疫体系的建设成效。
4.3 探索新型防控模式
当前，贵州省村级防疫员普遍实行全职模式，但月薪大多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导致防疫队伍难以吸引新生力量。为改变这一现状，省内多地积极创新，组建动物疫病防疫合作社，由政府购买服务
[7]。近年来，全省各地纷纷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的政策，养殖场（户）可自主采购疫苗并自行开展免疫工作，经核验免疫合格后，即可申请相关财政补助
[8]。此外，还可推动动物疫病防控与村务事务管理有机融合，利用村委会现有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发布通知、开展动员，提高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和防疫配合度。
4.4 推广科学养殖，增加养殖收益
更换抗病力强和生产性能高的优良品种，推进规模化养殖建设，结合自身实际开辟非粮新饲料源，延伸养殖产业链条等举措，既能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养殖收益，又能打造区域动物产品特色品牌，丰富动物产品供给种类，增强养殖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而养殖效益的提升，会增强养殖户加大防疫投入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地区整体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9]。
5 结 语
动物疫病的发生，不仅会给畜牧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会严重降低饲料饲草资源的利用率，制约产业提质增效。贵州省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关岭黄牛、紫云花猪、平坝灰鹅等特色畜禽品种，对疫病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唯有多措并举，通过合理调配人员、足额保障防疫经费、提高防疫人员补贴标准、探索创新防疫模式、推广科学养殖技术等方式，才能切实提升动物疫病防控效能，最大限度降低疫病损失，为贵州省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减少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促进贵州省畜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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