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对全球养猪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摘要

非洲猪瘟已对全球养猪业造成颠覆性冲击，对养殖经济的冲击呈现显著的层级传导特征，已从急性冲击转向长期成本压力，推动行业规模化转型与成本结构重构，使养殖行业逐步向“高成本、低波动”的模式转型。本文采用数据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构建“疫情冲击－产业响应－政策调控”的分析框架，系统地研究了非洲猪瘟对养殖业的多维影响，并提出了“技术（抗病毒小分子+生物安全）与政策（产能调控+金融保险）协同发力”的应对策略。我国生猪产能虽已回归常态，但鉴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持续，防控工作亟待由应急化向常态化转型。

关键词

非洲猪瘟 / 经济影响 / 防控技术进展 / 政策调控 / 金融保险 / 产能调控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作为一种致死率高达100%的烈性传染病，自2018年8月在我国辽宁沈阳首次暴发以来，已对全球养猪业造成颠覆性冲击。2025年国际疫情进一步恶化，2025年1－12月全球累计报告疫情近万起，扑杀及病死生猪超47万头。回顾疫情反弹节点，罗马尼亚、波兰等传统疫区在2025年9月新增疫情达661起，感染猪只10 292头，凸显跨境输入风险的严峻性^[1]。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生猪产业在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病毒已通过跨境传播在我国定殖，很多省份均检测出阳性样本，且屠宰、运输等环节持续发现病毒污染，疫情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生猪出栏量在疫情暴发后2年内锐减31 587万头，直接经济损失超千亿元，而全球累计损失已达数百亿美元^[2]。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2025年流行毒株（基因Ⅰ/Ⅱ型重组毒株）的变异特征入手，采用数据分析法（整合农业农村部、FAO等权威统计数据）与案例研究法（选取典型养殖企业与区域防控实践），量化疫情导致的生猪资产减值、生物安全成本增加及市场价格波动，旨在为养殖户提供生物安全优化方案（如空怀母猪周检测制度），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产能调控与跨境防控的协同策略。

1 非洲猪瘟的病毒特性与疫情概况

非洲猪瘟病毒（ASFV）是已知唯一由昆虫媒介传播的巨型双链DNA病毒，仅感染猪科动物，强毒株感染死亡率可达90%~100%，死亡时间为2~10 d；一些非经典毒株感染幼年动物的死亡率为70%~80%^[3]。病毒通过编码I7L蛋白抑制STAT1磷酸化、抑制靶细胞凋亡等机制增强致病性，其复制与组装主要发生于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内的病毒工厂，脾脏为体内病毒载量最高的器官。

该病毒具有极强的环境抵抗力，在环境中可存活30 d，冷冻肉中存活数年，半熟肉制品中存活半年。传播途径包括直接接触、运输和屠宰环节污染、污染饲料及兽医设备。野猪与Ornithodoros属蜱虫参与自然循环，德国和爱沙尼亚的疫情通报显示，野猪疫情呈现跨区域传播特征。德国北威州在2025年9月15日报告45起野猪疫情，爱沙尼亚塔图区等3地在2025年9月19日同期报告6起，表明病毒在野猪种群中存在自然循环传播^[4]。

2025年流行毒株呈现多样性，基因Ⅰ型与Ⅱ型重组毒株为主要流行株，同时出现基因缺失株、自然弱毒株等变异类型，新毒株毒力减弱但潜伏期延长，导致短期发现困难，农业农村部指出此特性显著增加防控难度。病毒基因型已鉴定出22种，其中基因Ⅰ型与Ⅱ型在全球范围流行最广，不同毒株致病性差异显著^[5]。研究表明，该病毒具有以下核心特性：高致死性（强毒株感染死亡率达100%，2~10 d内致死）、环境稳定性（低温环境存活数年，常规消毒难以彻底灭活）、基因多样性（22种基因型共存，重组与变异株持续出现）、传播复杂性（接触传播、媒介传播与污染物传播等多途径叠加）。

2 非洲猪瘟对养殖经济的多维影响

非洲猪瘟对养殖经济的冲击呈现显著的层级传导特征，可通过“直接－间接－产业链”3层框架系统解析其影响路径与规模。

直接损失层面，疫情导致部分生猪养殖企业资产价值瞬间骤降，典型案例如2023年河南某养殖场120头空怀母猪感染后整群扑杀，按2024年Q2市场行情4 000~5 000元/头计算，直接经济损失达48万~60万元^[6]。从宏观尺度来看，2018年8－12月国内累计扑杀生猪63.1万头，而2025年9月单月全球扑杀量已达13 849头，其中罗马尼亚单国扑杀8 221头，韩国单场扑杀847头^[7]，显示疫情仍在持续对规模化养殖构成威胁。纵向对比可见，2018年疫情初期全国生猪存栏量从4.3亿头骤降至3.1亿头，产能损失达28%，而2025年虽单场产能损失规模缩小，但行业整体仍面临自繁自养模式、每头亏损50元的困境，反映出疫情影响从急性冲击转向慢性压力^[8]。

间接成本的刚性增长重构了养殖经济的成本结构。生物安全升级成为硬性支出，包括2%戊二醛（3次/周）和800 ℃火焰消毒等措施，使单位养殖面积成本增加15元/m²。生产停滞带来的隐性损失更为显著，按《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要求，疫点需空栏42 d，导致配种计划延迟约40 d，相当于2个发情周期的产能损失^[9]。头部企业数据显示，温氏股份因疫情导致母猪补充成本增加85元/头，而行业整体生物安全防控投入较疫情前上升5%~8%^[10]。

产业链传导效应引发系统性市场波动，种猪市场首当其冲，牧原股份2024年3月，50 kg后备母猪报价2 300元/头，同比上涨20%，反映出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带来的种源稀缺。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趋近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上限，但市场调节存在滞后性，2025年10月上旬，全国生猪均价从12.5元/kg跌至11元/kg，跌幅达16%，山东、河南等地价格跌破10.5元/kg^[11]。这种价格剧烈波动源于疫情打破的供需平衡：一方面，2018年疫情导致能繁母猪存栏锐减46%，仔猪供应不足，拉长生产周期；另一方面，2025年新生仔猪数量和中大猪存栏量处于高位，叠加头部企业周度出栏量激增12%，形成阶段性供过于求。屠宰端数据显示，行业开工率已降至55%，白条肉走货量下降8%，产业链各环节呈现连锁反应。

关键影响对比：2018年疫情以急性冲击为主，表现为全国性存栏量骤降（-28%）和猪价飙升（从10元/kg涨至40元/kg）；2025年则呈现慢性压力特征，表现为单场损失规模缩小，但行业亏损面扩大（自繁自养头均亏损50元），价格波动频率增加（10月单月跌幅16%）^[12]。这种转变反映出非洲猪瘟已从突发性危机演变为常态化风险因素，推动养殖行业向“高成本、低波动”模式转型。

疫情还加剧了行业结构性分化。中小养殖户因资金链紧张面临银行抽贷风险，2025年四季度退出比例预计达15%~20%。反观头部企业，牧原、温氏等通过“全自养+智能化”模式扩张，行业集中度从2018年的30%提升至2025年的60%。这种分化不仅改变市场竞争格局，更导致养殖成本结构性上升，空气过滤系统等生物安全投入使行业平均养殖成本从12元/kg增至16元/kg，长期将推高猪肉消费的基准价格^[13-14]。

3 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进展与应用

非洲猪瘟防控技术体系已形成以抗病毒小分子应用为核心、生物安全为基础、监测预警为保障的立体化架构。抗病毒小分子技术正从单一抑制向“预防－治疗－环境净化”全链条防控演进。饲料端防控方面：甘油单月桂酸酯（GML）通过物理性破坏ASFV脂质膜及膜相关蛋白，30 min内即可使饲料中病毒感染力下降99.8%，且在低浓度下仍保持活性；目前，GML已实现产业化应用，每吨饲料添加0.5%~1.0%，可有效阻断病毒经饲料传播，与传统甲醛消毒相比，其优势在于无残留、对饲料营养破坏小。宿主免疫力提升方面：中药复方制剂通过发酵工艺将松蓝甙、绿原酸等活性成分转化为小分子，使肠道吸收率提升至85%，试验显示可使猪群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增加25%，与生物安全措施协同使用时感染率下降62%^[15]。应急处置方案：在疑似感染场点，采用“千金藤碱饮水+GML饲料拌料”联合方案，可使病毒载量在72 h内降低3个数量级，为生物安全响应争取关键时间窗口。研究^[16]表明，在感染前或感染早期添加环西多福韦，可以抑制非洲猪瘟的复制，但在感染后期添加则无效。口服环西多福韦可以延迟临床症状的出现，并显著降低血液及组织中的病毒滴度。环西多福韦在无细胞毒性的浓度下，对非洲猪瘟病毒的多种基因型表现出抗病毒活性。建议养殖场根据自身规模选择差异化方案：规模化猪场可优先部署GML饲料添加系统，中小养殖户可采用中药复方制剂，降低成本。

生物安全实践形成分级管控体系，新希望六和推行的“待配区－妊娠区物理隔离”模式与FAO亚太区域办事处的社区干预方案具有代表性。前者通过划分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并实施人员、物资、车辆单向流动制度，结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821号要求的终末消毒标准，构建生产闭环；后者在菲律宾试点中，通过农民参与式设计推广围栏、脚浴和洗手站等低成本措施，使疫情高发区出现无ASF村庄，验证了社区化防控的可行性^[17]。

监测预警技术呈现“精准检测+制度保障”的协同特征。荧光PCR检测技术可覆盖基因Ⅰ/Ⅱ型及重组病毒，以Ct值≤35为阳性判定标准，配合“周检测+哨兵猪”制度实现养殖场常态化监测。农业农村部通过新版《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强化疫情直采直报，要求重点区域采样检测与形势分析联动，并推进无疫区创建和调运环节闭环监管。此外，FAO推广的GIS技术为宏观防控提供决策支持，其风险可视化与传播Mapping功能已在75个国家的300余名专业人员中应用^[18]。

4 政策应对与产业调控措施

面对非洲猪瘟疫情冲击，我国构建了以产能调控、金融支持、技术规范为核心的政策工具体系，并通过动态评估与优化持续提升防控效能。产能调控方面，农业农村部实施能繁母猪存栏量绿色区域管理，2021年《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设定4 100万头（±5%）正常保有量基准，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产能合理波动。2023年能繁母猪存栏量波动幅度已收窄至±5%，较此前周期±20%的波幅显著改善，猪价波动率从100%降至40%，市场周期性波动得到有效平抑^[19]。2025年12月数据显示，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回调至3 961万头，基本回归正常保有量区间（为正常保有量的101.6%），生猪产能调控初见成效。头部企业，如牧原已启动产能调整，2025年底已将能繁母猪从年中的高点降至323.2万头，体现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协同作用^[20]。

金融支持体系中，政策性非洲猪瘟保险发挥关键风险对冲作用。以人保财险条款为例，保额最高可达养殖成本的80%，通过“保费补贴+损失赔付”机制，有效降低养殖户疫病损失风险。2025年下半年，养殖行业实现扭亏为盈，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降低，政策工具的市场稳定效应逐步显现^[21]。技术规范层面，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第六版）》明确ASF阳性场6个月内禁止引种，从源头阻断病毒传播链^[22]；农业农村部第821号公告则强化屠宰环节防控，要求生猪屠宰厂（场）每月开展运输车辆消毒效果检测，每周对血槽、内脏处理区等高风险区域进行病原学检测，自2024年10月1日起实施后，替代原第119号公告成为屠宰环节防控新标准^[23]。

政策实施效果呈现“疫情可控、生产回升”的积极态势。2025年疫情总体保持平稳，应急响应体系持续优化，《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第五版）》将疫情响应分为四级，明确“早、快、严、小”处置原则，要求确诊疫情逐级上报至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发布信息，避免恐慌性市场波动。冻猪肉收储政策灵活调节市场供给，2025年8－9月累计收储2.5万t冻猪肉，10月广东省启动一级预警收储带动全国3.5万t规模，通过“托市收购”稳定市场价格预期^[24]。

现存挑战集中于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梗阻。基层防疫体系存在“欠账多”问题，尽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地方政府负总责，但检疫制度落实仍面临阻力，驻场官方兽医检疫职责调整后，部分地区出现监管真空。政策博弈方面，产能调控与养殖户利益平衡难度凸显，部分中小养殖户存在“惜售能繁母猪”心理，与规模化企业的产能调整节奏形成差异。此外，屠宰环节清洗消毒设施配备不均衡，烘干设备等生物安全硬件在中小型屠宰场覆盖率不足，影响消毒效果稳定性^[13]。未来需通过强化基层防疫体系建设、完善“监测－预警－处置”闭环机制、优化财政补贴精准度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效能。

5 国际疫情动态与跨境传播风险

5.1 全球疫情分布态势

2025年8－9月，非洲猪瘟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欧洲仍是重灾区^[25]。波兰2025年8月通报4 465头家猪感染，罗马尼亚同期累计通报174头家猪感染，9月疫情进一步扩散至9 354头家猪感染并扑杀8 221头。韩国9月京畿道养殖场出现2个月内第二起疫情，1 000头存栏猪中8头感染，847头被扑杀，显示亚洲疫情的反复性^[26]。波兰在2025年12月下旬暴发了135起野猪疫情，230头野猪感染死亡；罗马尼亚疫情规模尤为惊人，仅2025年12月就通报了数十起疫情，其中2025年12月19日单日在色拉日县等地3万头家猪感染，扑杀量高达3.3万头。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疫情反复不断，韩国在2025年11月25日通报忠清南道唐津市1家养猪场确诊了2025年第6起病例，促使韩国政府紧急将全国疫情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级“严重”，并下达全国畜牧设施禁运令^[27]。

5.2 跨境传播风险因素

我国陆地边境线长，面临多重输入压力：一是野猪迁徙传播，波兰2025年3月单月报告218起野猪疫情，369头死亡，表明野生动物疫源地持续存在，构成自然传播风险；二是非法走私渠道，农业农村部指出境外疫情传入风险长期存在，尤其越南2025年初已蔓延28省，扑杀超3万头，凸显边境走私防控压力；三是病毒变异挑战，FAO于2025年2月预警新型变异体可能加剧传播风险^[8]，病毒变异增加防控难度。

5.3 国际防控模式对比与协作建议

欧盟采用“被动监测”机制，依赖养殖场报告异常死亡率，而我国实施“主动监测”周检测制度，二者在预警时效性上存在显著差异^[28]。鉴于非洲猪瘟研究力量呈现“多核型”国际合作网络，建议从三方面强化联防联控：建立跨境数据共享平台，实时互通波兰、罗马尼亚等重点疫区的病毒基因序列；推行边境检疫协作，借鉴法国在比利牛斯山脉设立电网屏障的经验；开展联合监测演习，针对野猪迁徙路径实施季节性防控^[29]。

风险提示：2025年全球17国报告661起疫情，病毒通过运输工具污染物、泔水喂食等途径扩散的风险持续增高。我国需重点防范与蒙古、越南等边境地区的走私活动，同步加强进口玉米、豆粕的病毒检测^[15]。

6 典型案例分析

6.1 企业层面：成本传导与策略分化

非洲猪瘟对养殖企业财务表现产生显著差异化影响。温氏股份因疫情导致母猪补充成本增加85元/头，直接推高养殖成本，反映出疫病对种猪供应链的冲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牧原股份采取的“高价后备母猪”策略，2024年3月50 kg后备母猪报价达2 300元/头，同比上涨20%，通过主动补栏锁定优质产能，为后续市场竞争奠定基础^[7]。这种策略分化加剧了市场供需失衡，凸显了大型养殖企业在行业调控中的话语权，同时也说明主动产能管理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关键作用^[16]。

6.2 区域调控：政策干预下的市场响应

农业农村部推行的“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试点，通过动态调节能繁母猪存栏量实现市场价格平抑。以广东省为例，2025年10月15日启动一级预警收储，带动全国3.5万t收储规模，短期内有效遏制猪价过快下跌趋势。这种“预警－收储－反馈”的闭环机制，既避免了产能过剩导致的行业性亏损，又防止价格剧烈波动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冲击，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调控范式^[29]。

6.3 国际经验：疫情处置的协同路径

欧洲疫情案例展现了不同防控模式的实践效果^[14]。波兰在2025年8月暴发的4 465头家猪感染疫情中，采取扑杀与免疫结合的处置措施，2025年9月累计报告125起疫情，其中野猪与家猪疫情并存，反映出跨物种传播的复杂性。罗马尼亚则因77起疫情导致9 354头猪感染、8 221头猪被扑杀，成为同期全球疫情最严重国家，其推行的野猪与家猪疫情同步防控机制，虽未能完全遏制疫情扩散，但为跨境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提供了警示案例^[30]。

案例启示：企业需建立生物安全投入与成本控制的动态平衡，区域调控应强化能繁母猪存栏量与价格指数的联动机制，国际合作中需重点关注野猪疫情监测与跨境传播阻断技术。

上述案例共同揭示：非洲猪瘟防控已从单一养殖环节升级为涉及生物安全、市场调控、生态防疫等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不同主体需根据资源禀赋选择差异化应对策略^[10]。

7 结 语

非洲猪瘟对养殖经济的影响已从急性冲击转向长期成本压力，推动行业规模化转型与成本结构重构，防控需技术（抗病毒小分子+生物安全）与政策（产能调控+金融保险）协同发力。我国生猪产能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境外传入风险长期存在，需从应急响应转向持续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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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城发生态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猪病防控技术校企研发中心”(XM2024-017-14)